第3章 布衣元帅——徐向前

徐向前是共和国十大元帅中唯一的北方人，寡言少语的他，在当时英才辈出的黄埔一期生里显得默默无闻，连蒋介石都看走了眼，把他视为“无出息”的学生。正是这个“无出息”的学生，在几年之后，跃然变成了威震中国的著名军事将领，成了共产党三大主力红军之一——红四方面军的总指挥，他统率下的红军，在大别山、川陕地区，把国民党军队整军整师几万几万地消灭，令蒋介石后悔不迭。

小档案

姓名字号：徐向前，原名徐象谦，字子敬

籍贯：山西省五台县

生卒年月：1901.11.8—1990.9.21 卒年89岁

毕业院校：黄埔军校

军衔：元帅

最高军职：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

一、普通一兵

在山西的滹沱河岸边，有两个村庄，隔河相望，一个叫河边村，一个叫永安村。就是在这两个村子里，先后出了两个名人：阎锡山和徐向前。

阎锡山生于1883年，比徐向前大18岁。1911年10月29日，在日本留过学的阎锡山（字百川）响应武昌起义，率领所部杀死太原巡抚，掌握了山西的军政大权，并于1919年创办了山西省立国民师范学校。

1919年3月，徐向前考入了山西国民师范第一期速成班学习，可以说这是他一生中“时来运转”的第一步。给他带来这次机遇的是与他一河之隔的“五台老乡”阎锡山，当时正好阎锡山提倡“民智”大办教育，无意中把他网了进来，如此一来，两人也算是有一种名义上的师生之谊。

徐向前在这里不仅接受了较为系统的智力教育，而且学习期间，正值五四运动爆发，徐向前参加了国民师范的学生游行。阎锡山对学生的革命倾向害怕得要命，以残酷的手段镇压学生运动。徐向前因此不禁对阎锡山的做法产生了疑问。

为了自己的理想和追求，徐向前离开了山西老家，考入黄埔军校，并在共产党的影响下，逐步走上一条与阎锡山完全相反的道路。

1924年5月初，徐向前通过考试，成为黄埔军校第一期第一队的一名学生兵。

在这里，每天的操练和勤务都很紧张。天不亮起床，跑步，进课堂，连吃饭都限定时间。操场设在珠江岸边，有时江水淹没了脚脖子，还在照样操练。有些少爷出身的兵，过不惯军校紧张的生活，常常叹气。

徐向前出身农民家庭，从小吃苦多，磨练出了不怕苦的性格，却感到军事生活很愉快。他不肯多语，常常一个人静坐，读书、思考。尽管他学习努力，参战勇敢，可是并没有引起上级的注意。在军校的学生中，他被看成是一个腼腆的青年。

校长蒋介石每月要找十几个学生当面测试和谈话，从学生中发现了不少人才。当蒋介石要找学生谈话时，学生们排好队，站在办公室外面，一个个叫进去，又一个个走出来。

一天，轮到徐向前了，他被叫进去，对话是这样开始和结束的：

蒋介石看看他，问道：“叫什么名字？”

答：“徐象谦。”（徐象谦是徐向前当时的名字。）

问：“是什么地方人？”

答：“山西五台县人。”

问：“在家干过什么？”

答：“当过教员。”

“……”

师生间一问一答，机械无趣。蒋介石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又是校长，俨然像个法官；而绝不肯多吐露半句话的学生，简直像个被告。校长看着学生，学生立正站着，尴尬得无法谈下去。

于是，在蒋介石眼里，徐向前成了一个“无出息”的学生，他对谈话没有兴趣了，蒋介石挥挥手，徐向前就转身走了出来。

黄埔军校曾出了不少人才，后来许多人成了国民党和共产党的高级将领。蒋介石这时怎么也不曾想到，就是这个学生，几年之后，跃然变成了威震中国的著名军事将领，成了共产党三大主力红军之一——红四方面军的总指挥。他统率下的红军，在大别山、川陕地区，把国民党军队几万几万地消灭，后来，成为新中国战功赫赫的元帅！

黄埔军校开学不久，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这是北洋军阀混战时期规模最大的一次战争。段祺瑞联合张作霖，反对直系的曹锟、吴佩孚；孙中山与段祺瑞、张作霖呼应，亲自率兵到韶关，准备北伐。计划先出江西，再取湖南，然后与滇、川、黔各路军阀会师武汉，进军中原，与段祺瑞、张作霖共平曹、吴。

一天，徐向前所在的黄埔军校第一队正在野外训练，突然被召回军营，背起行装，紧急集合，从黄埔岛码头乘船，开往广州城。

傍晚，黄埔军校生第一队，登上了一列特别火车。在车厢里，一位军官这才郑重宣布：这是元帅的专列，孙中山大元帅就在这列车上，第一队从今天起，作为大元帅的卫队，随同北上。

“唔啊！”车厢里几乎齐声欢叫起来。青年军人们谁都认为坐上孙大元帅专列，是一生中的荣幸。徐向前和同学们就这样，做了孙中山大元帅的卫队队员。

第一队作为孙中山的卫队，随他到了韶关，任务是放哨、警卫。这次随孙中山一起到韶关的还有宋庆龄，以及苏联顾问鲍罗廷和他的老婆孩子。

黄埔军校学生兵，跟随孙中山来到韶关，几乎日夜不离大元帅的行营。孙中山和夫人宋庆龄，特别信任和钟爱黄埔学生兵。一天，孙中山听说军校学生当中不少人病倒了，偕夫人亲自到军营中察看。他们爬上山头，钻进士兵们住的帐篷，和一个个躺倒的士兵谈话、握手、问候，还送给士兵们水果。这天徐向前虽然也病着，因为站岗的同志少了，他接连站了半天。孙中山和徐向前说了好几句话，因为紧张、新奇、兴奋，徐向前只记着：“好好注意身体。”宋庆龄那温文大方亲切的问候，更使徐向前和学生们难忘。

新中国成立后，一次徐向前在北京中南海和宋庆龄等会面，徐向前无意中说道，在黄埔军校时，他就见过孙夫人，说那时他在黄埔军校第一期第一队，曾经担任过孙中山先生的卫队。

宋庆龄连忙拱手，说：“谢谢，谢谢，那时我们不认识呀！”

徐向前笑笑说：“我那时是普通一兵呢。”

二、转战中原

1925年，徐向前告别了黄埔军校，开始了他新的军旅生涯。7月，他来到了驻河南安阳的国民革命军第2军第6混成旅。在这支军队里，他目睹了军阀部队贪污、吃空名额、军纪败坏的情况，感到非常失望。

1926年，徐向前追随着广州国民革命军来到武汉。他从汉口走到武昌，看到标语满目、歌声震天，好一派革命的景象，又重新点燃了他内心革命的火焰。在这里，他担任了学兵团的一名指导员，不久又被任命为武汉军校总队政治大队第一队少校队长。

徐向前常常利用工作之余与活跃分子聚在一起，谈理想，谈志向，谈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区别等。他先后阅读了列宁的《二月革命》、《远方来信》，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还有瞿秋白、鲁迅的文章。徐向前从读书、交谈和争论中，思想发生了飞跃，他终于认识到：三民主义救不了中国，国民党多是一些官僚政客，昏庸无能，只有共产党才是中华民族的希望，共产主义才适合中国的国情。

1927年3月，在国共合作面临分裂的严重关头，徐向前选定了自己的奋斗方向，由樊炳星、杨得魁两同志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经历了大革命的风风雨雨与广州起义失败的磨炼后，徐向前在军事指挥上愈加成熟。1929年6月，徐向前受党中央派遣，到鄂东北任红一军31师副师长。1931年初，红1军与红15军合编组成红4军，徐向前任军参谋长，协助军长旷继勋指挥部队接连挫败国民党军对鄂豫皖苏区进行的第一、第二次“围剿”，7月任红4军军长。接着，徐向前与军政委曾中生率部南下，一个月内连克英山、罗田、浠水、广济四城，歼敌七个多团。

1931年8月，蒋介石在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周围增兵的同时，又策划对鄂豫皖苏区发动新的“围剿”。为了统一指挥，加强红军建设，准备大规模的作战行动，中共中央决定由红1军和红15军组建红四方面军，下辖四个师、12个团，计3万余人。由徐向前担任总指挥兼红4军军长。

面对蒋介石的全力进攻，徐向前毫不畏惧，毅然决定率军西出平汉线。天降大雪，平汉路上的铁轨，被掩埋在深雪里。红军一路夜袭李家集火车站大获全胜。

徐向前和红四军的“神兵”，接着逼近信阳，迫使敌人就范。这时，敌军云集，开始了对红军进行大规模的“围剿”。岳维峻率第34师由孝感经花园沿平汉路东侧向北推进……

敌人的企图，摆在红4军徐向前的地图上，一步步显示出来。

一个新的作战方案，在红四军指挥部形成：吃掉岳维峻和他率领的34师！

说来真是巧合，岳维峻原是徐向前在国民军2军时期的“老上司”。这位岳师长，可谓是资深将领，做过河南省督办，1925年任国民军2军军长。蒋介石不重用他，他总想找个机会立下战功。机会来了，他接到命令“围剿”大别山区的红军，便亲自率领部队出征，行军速度之快，求战之急，是少有的。3月8日孤军冒进到双桥镇。

双桥镇，四面环山，东傍水，是红军和游击队经常活动的地区。岳维峻率34师进入双桥镇为中心的地带，正举棋不定，红军突然发起进攻，夜晚冒着雨开进，将敌人分割包围起来并占领双桥镇东南方向的小葵山和西南的尖鸡岗。岳维峻先是顽抗，要求上边派飞机助战，飞机来了投弹轰炸，也无济于事；岳维峻又亲自指挥两个团向红军反扑，争夺制高点。战斗十分激烈。

鏖战几个小时，双方难分难解。中午，敌人筋疲力尽，徐向前下令预备队出击，对敌猛烈分割穿插，直扑双桥镇内，打瘫了敌人的指挥系统。这一锤子下去，敌人受不住了，很快被分割全歼，战斗结束了。经七个多小时，红军毙敌千人，俘敌5000多人，红军第一次取得全歼敌34师的重大胜利。敌师长岳维峻的马弁骑上他的马逃掉了，岳被红军活捉。

徐向前听说敌师长被活捉，从双桥镇出来，匆匆走到附近一个小山村，去会见他的“老上司”岳维峻。

已是黄昏时分，一间小茅草屋里，点起了油灯。两名红军战士正看管着岳维峻。这位师长当了俘虏，却放不下长官的架子，他虽然在逃跑时化装为士兵，但肥胖的身体和那福相脸，使徐向前一眼就认出了他。一点不错，他正是徐向前五年前的顶头上司。

“我要见最高指挥官！”岳维峻蹲在地上，喃喃地说，“我要见最高指挥官！”

“什么高呀低呀？”徐向前在一条长木凳坐下来，问，“岳师长，你认识我吗？”

岳维峻抬起头看看。坐在他面前的这位红军，瘦高个头，身披灰大衣，佩一支小手枪在皮带上。红军的服装不分长官和士兵，小手枪却是指挥员的一个标志。岳维峻却认不出问话的人是他的老部下。

“请坐吧，坐吧！”徐向前指着对面木凳说，“你真不认识我了？”

岳维峻坐在木凳上，一只手遮着灯光，向徐向前上下打量着，似乎见过，却又认不出是谁，更不知姓名。

“不认识我，我可认识你呀？”徐向前说。

岳维峻呆呆地望着。他知道红军中有不少著名将领，有黄埔军校毕业的，有在北伐军中干过的，有在国民军2军任过职的。曾中生、许继慎、徐向前等，一些名将都是在军事情报中常看见的大名，只是不认识面前这位是何人？

“五年前，你在国民2军当军长，属下有个第6混成旅，是吧？”

“是的。”

“我在第6混成旅当过参谋呢！”徐向前不隐讳地说。

“啊，老同事，老同事……”岳维峻惊喜地说，“对不起，我确实认不得了。请多多关照，多多关照……”

徐向前暗暗发笑，什么老同事，应该说是“老下级”呢。打了大胜仗，使徐向前开心，捉住了他的老军长，让他感到自豪。他想从敌军指挥官口中，检验一下红军作战指挥和战术动作问题，便向岳维峻“请教”说：

“你对我们红军作战，有些什么见解？”

岳维峻忙说：“惭愧，惭愧！战败之人，还说什么哟？”

这时，岳维峻记起来了，五年前在河南安阳，一个广东黄埔军校来的小军官，分在他军中的第6混成旅任参谋。那时，他是威严的军长，一呼百应，一个命令全军动作，他没有机会和必要同旅里的一位小参谋人员交谈。没想到五年后的今天，他败在了这位小参谋的手下。

但是，这位“老上司”军事上没说出什么，只关心他个人的生命安全。他一再要求徐向前不要杀他，如能释放，愿意答应红军提出的一切条件。徐向前站起身，向岳维峻说：“你放心，红军是保证俘虏人身安全的。你要看清楚形势，蒋介石要消灭共产党和红军，那是白日做梦。红军是剿不尽的！”

岳维峻连连点头，说：“是，是的，请……”

他还想多和徐向前谈谈，攀攀旧情，徐向前却一无心思二无时间，上马匆匆离去……

三、“肃反”诀别

1931年夏季，徐向前正率领红军南下作战，听说政治保卫局在后方医院中破获了一个“AB团”反革命组织，他们准备在9月1日“暴动”；接着又在皖西破获了一个“改组派”县委和区委。原来9月下旬，张国焘认定内部“必然有一个反革命极大组织”，于是他在白雀园下令，开始了大“肃整”，在白雀园红军总部驻地抓了很多人。几名“嫌疑犯”被关起来，先是不给饭吃，不给水喝，接下去上“老虎凳”，皮鞭抽打，灌凉水。这种从国民党特务机关那里学来的审讯方法、逼供的手段，迫使有的人难以忍受，只好承认了“反革命行为”。你供我，我供他，越抓“反革命”越多。

一些冤错案，使红区内人心惶惶不安，徐向前也越来越困惑。

一天，他叫警卫员把破了洞的衣服、袜子给妻子程训宣送去，让她帮助缝补一下。往常，衣服、袜子破了，他都是自己动手缝补，自从1929年下半年和程训宣结婚后，缝缝补补的事，妻子都包做了。她还说：“你是指挥打仗的，能自己做妇女的活呀？”

徐向前没想到，警卫员跑去不多久，抱着破衣服和袜子返回来了，神情十分紧张，结结巴巴说不成话。

徐向前问他：“出了什么事？”

警卫员说：“她被保卫局抓走了！”

徐向前忙问：“为什么事？”

警卫员说：“说她是反革命……”

平时很少发火的徐向前，几乎要跳了起来。这真是同小孩说梦话一样可笑。“肃反”怎么会“肃”到这样一位20岁妇女干部头上呢？

程训宣出生在黄安七里坪程伍德村一个贫农家里，1928年就参加了革命活动，很快参加了共产党，她姐弟五人，除了姐姐病死以外，都是共产党员和红军。大哥程启光参加过黄麻起义，1928年就参加了共产党，在31师当特务队长；二哥程启宗，1925年加入共产党，参加黄麻起义失败后，上过木兰山参加游击战，不幸被敌人抓去杀害了；弟弟程启波，在徐向前的司令部当勤务兵，不到入党的年龄，先加入了共青团，后入了共产党，这样一个革命家庭的人，优秀的女共产党员程训宣，怎么会是反革命呢？

徐向前忍住气想：可能是她性情活泼，说话“嘴边没个站岗的”，又乱说话，被人诬告了。

徐向前对革命事业忠心，对个人的事不计较。平时多余的话不讲，只是一心用在领兵作战上。他喜欢程训宣火暴的性格，认为她是“新女性”，敢说敢做，比男子汉还男子汉；只是不大喜欢她话那么多，常说她“嘴边没个站岗的”，“疯话”多。徐向前和她的婚事，不是自由结合，也没经过恋爱，是曹学楷、倪志亮两位老兄从中硬说合而成的。虽是“媒”说的妻子，结婚后徐向前倒认为她挺可爱，只是两个人来去匆匆，分开的时间比在一块儿的多得多。

如今程训宣突然被审查，使徐向前内心画上一个大问号：是不是冲我来的呀？很快，他又自我解脱：不会，不会。很可能是妻子的“疯话”惹了麻烦或者是被人诬告。

徐向前心里又平静了。他那一切相信党和坚决服从上级的军人本能，使他暂时把妻子被关的事放下了。倒是小警卫员放心不下，晚上悄声对徐向前说：

“她会不会有事，还是找保卫局说说去。”

“不必了。”徐向前说。

“还是该去问问。”

“不必了。”徐向前重复说，“你做你的事，管那么多做什么呀？”

小警卫员低头走开了。他不明白总指挥怎么这样无情，连自己妻子都不管了。他却不知道总指挥内心的痛苦、矛盾啊！

徐向前身为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实际上也是被张国焘等人在幕后审查的对象，他除了指挥作战，被规定不得插手“肃反”的案件。他多次暗暗打听妻子程训宣的下落，没有一个准确消息。

徐向前克制地等待着，相信有一天程训宣会突然出现在面前，但是，他怎么也想不到她已不在人世了。是怎么死的，什么时候死的，都没有人通知他。

“到底为什么，把我老婆抓去杀了？”若干年后，徐向前问老友、时任鄂豫皖苏区保卫局负责人周纯全。周纯全对“肃反”的内幕知情最多。

“她没有什么罪。”周纯全说，“当时抓她，就是为了搞你的材料。”

在“肃反”时，程训宣在被捕关押、审讯中始终据理力争，反抗对她的种种诬陷和迫害，她不让人告诉徐向前她关押的地方，怕连累丈夫，怕影响他指挥作战。审讯人要她揭发“同伙”的“反革命行为”，她大声回答：“我的同伙都是好共产党员！”她朴实正直，光明磊落，临死也没乱供什么“材料”。

临死前夜，难友还听见在她被关押的茅屋中，传出阵阵笑语和山歌。她被害时，年仅21岁！

徐向前生性少言、少笑，不近女色，更不善于谈情说爱，他却终生都在怀念着那位大别山女子程训宣。在那恐怖的“肃反”岁月，他力所能及地挽救了一些战友，却没能挽救自己年轻的妻子，为此，他深深内疚。用一位老红军将领的话说：“徐帅当时太老实，相信领导，当时是什么样的领导啊？是宗派主义、教条主义，是野心家、阴谋家！”

许多年后，徐向前回顾这段历史，沉痛地说：“鄂豫皖根据地的‘大肃反’，不是孤立的，那个时候，是教条主义者统治中央的时候。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搅在一起，在全党，在各个根据地，搞‘肃反’，搞扩大化。”“历史的教训，值得注意。我们的子孙后代，一定不要再重演。”

四、太原城上

早在红军时期，阎锡山就从各种渠道得知了永安村徐懋淮的儿子徐象谦就是中共将领徐向前，当时阎锡山在与蒋介石的军阀混战中连连败北，不得不悄然下野，前往大连，过起寓公生活。在此期间，他听说徐向前在鄂豫皖当了红军第四方面军的总指挥，把蒋介石的王牌部队打得落花流水。于是阎锡山开始对这个同乡后生产生了一丝敬佩之意。有一天，他禁不住对同乡将领们说道：“我倒想什么时候，亲眼见见这位徐向前，和他攀谈攀谈。”

1937年，徐向前和阎锡山真的见面了，而且就在山西。

这时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确定联共抗日，红军正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徐向前被任命为八路军第129师副师长（师长刘伯承），而阎锡山也乘蒋介石无力西顾之时在山西重整旗鼓，恢复了其“山西王”的地位。由于徐向前与阎锡山是山西五台山老乡，徐向前又在阎锡山创办的山西省立国民师范读过书，凭着这种乡亲和师生的“特殊”关系，他跟随周恩来，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同阎锡山的谈判活动。

1937年7月，当他们到达太原时，阎锡山正在部署大同会战，周、徐与阎锡山的真正首次会面是在山西岭口。

在阎公馆里，周恩来首先对阎锡山积极抗战大大赞扬了一番，阎锡山则半开玩笑地对周恩来说：“周公来山西也真会选人才呀，把我们五台同乡、又是我的学生徐向前带来与我会见谈判了？……你这次来山西，除了商谈合作，共同抗日，再没有别的用意吧，可不要带徐向前来挖我的墙脚啊。”

说罢，他又向徐向前笑了笑。

周恩来微笑道：“百川先生把话说到哪里去了。我这次和向前一块来，是因为他是山西人，要他给我带路的。同时，向前又是百川先生二战区八路军129师副师长，以后是你的部属了，特来拜会你的。还要请先生多多关照哩！”

阎锡山哈哈大笑：“我阎某人，可不是个不通情理的人！”他又转首对徐向前道：“徐向前，你我老家是乡邻，你回去问问父老，我有没有对不住他们的地方？我可不是蒋介石，他除了派人来你家问长问短，还特别提醒我注意你徐向前的行踪哩！”

这次会面后，徐向前和阎锡山开始在山西合作抗日。

抗战胜利后不久，蒋介石就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发动了全面内战。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徐向前调任晋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不久又任华北军区副司令员。在此期间，他克服刘邓大军挺进中原、晋冀鲁豫军区兵力不足的困难，一面与太岳军区司令员王新亭一道组建新的兵团，一面指挥部队参战，借此训练部队作战能力。

为更好地完成解放山西的任务，徐向前率部先攻破运城，拔除了阎锡山的晋南屏障。二打素有“卧牛城”之称的临汾。临汾战役付出较大的伤亡代价，但取得了宝贵的攻城经验。徐向前当时以“伤亡大、胜利大、锻炼大”之语评价临汾战役。第三仗是晋中决战。在此战中，徐向前成功运用了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创造了以寡敌众、以少胜多的范例，也是运动战的典范之作。

在发动太原战役之前，徐向前因为病重，向刘少奇当面表示自己可能无法胜任指挥太原战役，刘少奇却当即勉励道：“太原乃是天下坚城，易守难攻，你徐向前不挂帅，这山西境内还有什么人能够承担此重任？”

在阎锡山四面被围的情况下，为争取和平解放太原，中央华北局和军区派出工作组，来到太原前线。军区副参谋长王世英想利用自己曾是山西国民师范生，抗战初期又曾在太原八路军办事处机关当处长，与阎锡山等人经常打交道的旧关系，亲自潜入太原，与阎锡山谈判。

徐向前听了王世英的想法，摇了摇头说：“你很大胆，但不能进城去！”

徐向前如此果断，是因为他对阎锡山太了解了。徐向前曾亲自做高树勋的工作，做被俘的阎军高级将领的工作，想通过这些关系争取阎锡山，但毫无成效。徐向前认为，如今虽兵临太原城下，但阎锡山还有可观的实力，是绝不会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

王世英和军区工作组人员也感到徐向前的意见有道理，但又想试探一下，看阎锡山的态度有点什么变化没有。于是，便请来了阎锡山的一位老师，问他愿不愿进城见阎锡山，动员阎和平解放太原。

这位年近八旬的老秀才满口答应：“行！阎锡山是我的学生，你们又曾是阎锡山的学生，我看差不离。”

于是，军区工作组以徐向前的名义，给阎锡山写了封信，大意是：太原已被人民解放军包围，成了一座孤城，劝他认清形势，以太原30万父老兄弟姐妹的性命为重，还是和平谈判解决为上策。

老秀才进城后，当面将徐向前的信交给了阎锡山。表面一向和善的阎锡山这次却大发雷霆，对部下说：“凡是共产党派来说和的，一律杀掉！”

那位老秀才，就此死在阎锡山的屠刀下。

老先生被杀的消息从城里传出，震惊世人。徐向前对王世英说：“你看，阎锡山对上可杀老师，对下是不会放过你这个学生的。你要是进城去，脑袋早已搬家了。”

1949年4月，徐向前见通过和平途径解放太原已经不可能，对太原只能是强攻了。

20日凌晨2时，到达各攻击地点的人民解放军第18、19、20兵团从四面八方向太原突击，22日晚，扫清了城外全部守敌，城垣暴露在进攻的战士面前。

24日清晨5时30分，天还没有放亮，徐向前下令向太原发起总攻，1300门大炮按照预定作战方案，从26个突破口同时开始开炮轰击，一发发炮弹倾泻到城垣上，炸得浓烟滚滚，砖石横飞，人仰马翻。一个多小时的炮击后，城垣被打开了12个大缺口，为步兵攻城开辟了道路。锐不可当的解放军将士在徐向前的命令下破城而入，横扫残敌，很快打入太原绥靖公署，活捉了战犯孙楚、王靖国及师以上的军官43人，此役共消灭敌人13.8万余人，盘踞山西达38年之久的阎锡山地方政权宣告灭亡，北方名城太原终于回到人民手中。

五、布衣元帅

生活中的徐向前心灵手巧、爱好广泛，通摄影、喜戏曲、会乐器、能缝补、善手工、爱读书、好书法。徐向前平常话不多，生活简朴，不讲究吃穿，一生说山西话，爱吃山西饭，丝毫没有官气，给人的印象比较“土气”，人称“布衣元帅”。

就在徐向前指挥太原战役期间，他的两个姐姐徐先月和徐春月结伴从五台山乡下风尘仆仆来到太原，找到徐向前。

她们见到久别的弟弟，老泪纵横。徐向前在家中排行第六，从小就受到姐姐的关爱，如今革命胜利了，姐弟团圆了，也由衷感到高兴。但是，一见面，他得知的是父亲临终时的不幸遭遇。

原来，反动派得知徐向前当了共产党的大官后，扬言要对徐家剿根灭门，永安村姓徐的几乎全部株连，有的为了找条活路，不得不改名换姓，远走他乡。父亲在家里躲不住，就跑到南山的一座庙里，一位好心人偷偷地给他送点吃的东西。不久，他害上了大病，三天两头断粮，最后惨死在破庙里。除了父母之外，这些年，他的姐姐和众乡亲受了他的牵连，吃够了苦。

看到两个姐姐，徐向前心里满是歉意。

抗战开始那年，徐向前回家，两个姐姐又把自己心爱的儿子交给他，参加了八路军。徐向前对两个外甥没有给予一丝一毫的特殊照顾，把他们放到了打仗最多、最激烈的部队。大姐的儿子郭福安和二姐的儿子赵希圣都在与日军作战中中弹身亡，为国捐躯了。

此刻，看到两个年老的姐姐，徐向前心里十分难过。

“这些都过去了，”姐姐说，“过去的不幸都是命中注定的。而今，你做了大官，看在两个外甥的份上，我们也该沾沾光，享点福了。太原城里的东西堆积如山，怎么也弄点给姐姐吧。”

革命成功了，两个牺牲了儿子的姐姐竟然提出这么一点点的要求，从缴获敌人的战利品中拿点东西，这要求不算过分！但是，徐向前还是不同意。他对姐姐说：“我这个司令和老百姓一样，是个穷司令，共产党和国民党不一样。国民党、阎锡山是一人当官，鸡犬升天。我们共产党的干部再大，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是为老百姓办事的，不能为自己徇私情。你们来了，就在太原多住几天吧！我吃什么，你们也跟着吃什么。这样，你们也就知道共产党的官是怎么一回事了。”

两个姐姐果然在太原住下来了。但是，她们住了几天后，发现弟弟还是过去的弟弟，除了带兵打仗，在生活上真和老百姓一样，于是什么东西也没要，空着手回家了。

1955年，徐向前成为了共和国十大元帅之一。在他的住所，挂着他亲笔书写的一幅墨宝：“少吃多步，少肉多菜……少欲多施……”这时，他常说：人的生活好了，更应该多吃些野菜，野菜可以调剂口味，增加营养，挖菜又是一种锻炼，一种游玩，二者得兼，何乐而不为。

一年春天，徐向前望着窗外绽开的桃花在春风中摇曳，突发情致，对警卫员说：“走。”

警卫员不解其意，忙问：“首长，去哪儿？”

徐向前笑而不答，反说：“去拿个挎包。”

警卫员以为首长有要紧的事，赶紧拿了挎包追出来，随徐帅出了门院。

春风拂面，徐向前走走停停，似乎陶冶在春意之中。望着大地冒出的青草，他喃喃自语：“很久没有尽兴地走走了。”

一会儿，徐向前停在一棵树下，只见淡绿的串串花朵挂满树间，像翡翠镶挂在树枝上，徐帅一边动手，一边催警卫员：“小鬼，赶紧摘呀。”

警卫员不解地问：“首长，摘什么？”

“榆钱呀。”

警卫员心中不免起了疑问：“首长，现在那么多的好吃的，给您吃这个，我们要挨骂了。”

徐向前答：“哪个敢骂？我小时候常吃这个，很香。吃菜要讲究搭配，肉吃多了，不利于身体健康，多吃杂粮、野菜，有营养呀。”

接着，他又说：“等到夏天，我再带你来挖马齿苋，这个野菜才香呢！”

转眼到了夏天。一天傍晚，徐向前要出去散步，看见警卫员手中拿着个小铲子，忙问：“你要做什么呀？”

警卫员说：“首长，您不是说夏天要吃马齿苋吧？我顺便挖一些。”

徐帅笑了：“我都忘了，亏你还记得，走吧。”

在地里，徐向前一边挖，一边给警卫员讲解：“这菜可以防病，可以治腹泻，还可以当菜吃。过去穷苦人家每到夏天，都要和粮食掺着吃。长时间不吃，还怪想它咧。”

通红的太阳缓缓隐入了山的背后，徐向前直起腰，望着挎包中的成果，对警卫员说：“行喽，步也散了，景色也观了，菜也挖了，我们也该回家了。”

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散步，赏景，摘榆钱，挖野菜，成了徐向前业余时间的保留节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徐向前住在北京史家胡同。

工作之余，他就想看个戏，看场电影。他这样级别的领导去看戏，警卫人员得紧随其后，看完了戏，还要接见演员，对剧本、对表演还要作“指示”，提意见，徐向前心中不情愿。他说：“看戏是休息，是娱乐，作‘指示’，提意见，太累人。还是看电影省事，不需要接见、提意见。”

徐向前住宅旁边有一个军队大院，警卫参谋就与他们联系，听说徐帅要来和他们一起看电影，官兵高兴极了。

徐向前头一次走进电影场，部队全体起立，热情鼓掌。他赶紧挥手，示意大家快坐下，对团里的干部说：“我是来看电影的，和你们一样，是观众，你们要是拘礼，我今后就不来了。军人嘛，当然要讲礼节，不过要看场合。”

徐向前认为，指挥官在战场上是首长，但看戏、看电影，就是普通观众。

从此，凡是军队大院放电影，徐向前就过去观看，久而久之，如果哪天他不来，大院内的官兵反而像缺了点什么。

徐向前有点事情耽搁，去晚了，看到战士整齐地、默默地坐在那里，等待他来看电影。徐帅到场一看，心中很不是滋味，回来的路上，他对警卫参谋说：“看电影，看戏，本是娱乐，怎么能成为别人的负担？以后，我们到大华电影院买票看吧。”

此后，徐向前还真的再没有去军队大院看过电影。有空闲时间，他就换上便衣，带上一两个警卫员，步行出史家胡同，到大华影院去看电影，一路上，他总爱到商店逛逛，甚至和行人谈上几句。

望着这些普通人的举止，细听他们的言谈笑语，徐向前感到比待在高墙大院里舒心多了。他觉得，这种深入群众的普通生活也是一种乐趣，他喜欢这种鱼水交融的生活。

然而，行人和电影院的观众怎么也不会想到，行走在他们中间的这位普通农民一样的老人，会是共和国的元帅。

六、壮士暮年

1967年1月24日夜，毛家湾的林彪住宅突然闯入了一位不速之客。晚年怕风怕光更不喜欢见客的林彪虽然不高兴，但一看是徐向前，还是表示了欢迎。

徐向前说了军政机关被造反派冲击的事，请作为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和国防部长的林彪来制止这类事。林彪也怕军队太乱没法向毛泽东交代，就和徐向前商量制订“军委八条”，毛泽东阅后做了部分有益的修改后批准下达，制止了造反派的很多过激行为。

同年2月11日至16日，叶剑英、徐向前、谭震林、陈毅和李先念等老帅老将在中南海怀仁堂当面怒斥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乱党乱军的做法。在各位老帅发言后，一向木讷少言的徐向前也开口了，徐帅话不多声不高，却字字振聋发聩，他只质问道：“军队是国家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你们这样乱下去，还要不要这个支柱？”

此次事件后来被“四人帮”污蔑为“大闹怀仁堂”“二月逆流”，徐向前也遭到了这些野心家的疯狂报复，两次被抄家。直到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毛主席说“二月逆流”只是老帅不满林彪发牢骚，并亲自出席了陈毅的追悼会，这才为徐向前等人平反。

徐向前比邓小平大两岁，同属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勋。他们在性格上或许有差异，在工作风格上，却有共同之处。在129师和晋冀鲁豫军区，徐向前曾较长期做过刘伯承、邓小平的助手，他们配合默契，关系十分融洽。徐向前钦佩邓小平的远见卓识、聪颖智慧。邓小平深知徐向前是一位勤于思考、胸中有大主意的人，因而尊重他、信任他，多次委以重任。

1976年底，邓小平患病，此时“四人帮”刚刚被拘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还在继续。徐向前忧心如焚，亲自打电话给主持军委工作的陈锡联，要他马上安排邓小平住院治疗。陈锡联是徐向前的老部下，对他是很尊重的。陈锡联告诉徐向前，叶剑英也来过电话，已经作了安排。徐向前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

邓小平手术后，徐向前又抱病前去探望。两位老战友的心，经过“文化大革命”的风雨，贴得更近了。徐向前极力支持邓小平重新工作，他很赞成叶剑英的话：“邓小平是不授衔的老帅，是老帅的领班。”

粉碎“四人帮”之后，邓小平和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几位中央军委副主席共同挑起了整军建军的重担。1978年，徐向前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成为当时世界上资格最老的国防部长。

徐向前虽已壮士暮年，但一种神圣的责任感，使他壮心不已。他不顾年老、体弱、多病，倾心尽力投入国防现代化的建设。

1980年3月，军委决定召开军委常委扩大会议。邓小平批示会议由徐向前主持。

这次军委常委扩大会议，在徐向前主持下，集中讨论军队精简整编问题，并对军队精简后干部的安置问题，进行了详细讨论。

徐向前在会议结束时的讲话中强调说：“在座的都是老同志，60岁以下的不多，但大家壮心不已，都有一股劲，有信心，都想把军队建设搞上去。所以尽管军队的问题成堆成山，只要有这股劲，我相信是能够把我们军队搞好的。”

对战争形势如何估计，是一个国家制定国防政策的根本出发点。在这个问题上，中共中央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认识过程。

解放战争初期，在“美苏必战”“第三次世界大战必然爆发”的论调甚嚣尘上的时候，毛泽东对战争形势的分析是冷静、正确的。他说：“世界反动力量确在准备第三次世界大战，战争危险是存在着的。但是，世界人民的民主力量超过世界反动力量，并且正在向前发展，必须和必能克服战争危险。”基于这种分析，才敢于以坚决的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战略进攻，“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才敢于在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的时候，断然派出志愿军入朝参战，迫使美帝国主义在板门店停战谈判。

20世纪50年代后期，中共中央对战争形势的分析有了发展，认为世界大战不可避免，战争的危险日益加剧，强调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这方面虽有美帝国主义的反华叫嚣，中苏关系日趋紧张的客观因素，但主要原因是把战争爆发的危险性看过了头。此后，弓弦只张不弛，越绷越紧。“太张必缺”。长期把许多人力、物力、财力投到准备打大仗上去，严重地拖了经济建设的后腿，影响了国防现代化的进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党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迫切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环境，以休养生息。显然，上述对战争形势的分析及其政策，和党的总方针是不相适应的。

1980年，在军委座谈会上，邓小平提出五年打不起来，到了1984年，邓小平又说：“仗打不起来这个话，我们多次讲过，过去讲五年，现在过了几年，还可以说十年。”

经过几年的观察、分析，军委主席邓小平在1985年6月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对战争与和平问题，作了全面、深刻的论述，提出了新的论断：“战争的危险是存在的，但毕竟和平力量的发展，超过了战争力量的发展。根据以上这些分析，我们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的危险很迫近的看法。我们希望能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内，至少在本世纪内，不要发生世界战争。这是可能的，不是空话。”而作为国防部长，徐向前十分赞同邓小平的分析。

中共中央关于外交战略、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转变，是伟大的战略性转变。这一转变决策，集中了包括徐向前在内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智慧。

1987年，徐向前为支持邓小平推动干部年轻化的政策，主动辞去中央军委副主席等职务。

1990年6月27日，因频发心绞痛，徐向前被送入解放军总医院治疗。

6月29日，李先念闻讯后，立刻赶赴医院探望。面对曾生死与共的老战友，徐向前有些激动，他郑重地向李先念说：“我的遗言有三条：一是不搞遗体告别；二是不开追悼会；三是把我的骨灰撒到大别山、大巴山、河西走廊和太行山。”

这是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对自己的最后安排，一个老共产党员向党中央的郑重交代。

李先念听后心情非常难过。在场的子女、工作人员、医护人员无不动情。

1990年9月21日凌晨4时21分，徐向前与世长辞。按照他的遗愿，11月1日至10日，中央办公厅、军委办公厅的工作人员陪同徐向前的亲属，乘专机飞往大别山、大巴山、河西走廊、太行山，追寻着徐向前的战斗足迹，将骨灰伴着朵朵鲜花，撒向徐向前征战过的山山水水、村村寨寨，骨灰盒和遗像最后安放到他的故土——五台县烈士陵园。

七、婚姻之路

关于徐向前和黄杰结婚的情景，一位随徐向前多年的警卫员有这么一段记述：

“那天是个假日，我陪首长走到苏部长家，有四位女同志已先在那里，正和苏部长的爱人说话。后来，他们四人打扑克。苏部长的警卫员小王忽然问我知不知道首长今天来这里有什么事？我说不就是休息来玩玩呗！他哎呀一声：‘你们首长今天是来结婚的呀？那位女同志是保育院的黄院长。’我赶紧给家里的同志打电话，叫他们快作准备。内心直埋怨首长，这么大的事也不言声。当我随着首长他们步行回到家时，见到大伙正在打扫屋子，首长笑着说了声：‘哎！小鬼！’”

这是1946年5月4日，保育院的黄院长叫黄杰，他们都在延安。战争夺去他们的青春年华；战乱，也使他和她失掉了爱情。

徐向前在20岁时，由父母包办，与五台县东冶镇朱门家女子朱香婵结了婚。

朱香婵是一位勤快、懂事理的女人，次年生一女孩，取名松枝。爷爷起这名的意思，想使她在贫寒中能像松树一样苍劲耐寒。哪知道这孩子命苦，刚满周岁妈妈就得了一种不能吃、不能喝的病死了。此时，徐向前已经离家远去，投考了在广东的黄埔军校。从朱香婵死后四年多，徐向前一直奔走在硝烟弥漫的战场，没有心思也没有机会再娶。

1930年，徐向前到鄂豫皖苏区第二年，经人介绍，认识了黄安县七里坪的女共产党员程训宣。他们在第二次反“围剿”胜利后结婚。然而，不到一年，程训宣就在“肃反”中被杀害了。

徐向前非常怀念妻子程训宣。从程训宣牺牲到1939年的八年中，徐向前转战了许多地方，都没想到再结婚。尽管他手下红军中有不少女将和女兵，在川陕苏区还建立了一个“妇女独立团”，爱慕徐向前的女子并不少，徐向前却把心思全部用到作战上。

1940年春，他临离开山东去延安前，经同志劝说与一位姓王的女干部结了婚，两人育有一女，叫徐鲁溪。婚后第三年，两人因感情不和分手了。

离婚后，徐向前没心思再娶。

谁知他从到延安后，不是落马负伤，就是患病，许多战友，特别是一些“老大姐”，左说右劝，四处说合，结果，他和延安保育院院长黄杰认识了。

黄杰，也是一位婚姻不美满、个人经历坎坷的女人。她出生在湖北省江陵县郝穴镇，原名黄书莲。两岁时父亲病故，她和一个智力不全的哥哥，随同母亲靠出租土地和卖油生活。伯父黄仲甫是郝穴镇上有名的地主豪绅、民团团总。他不仅不照顾这一家寡母弱女，反而多方欺凌他们，逼迫黄杰的母亲改嫁，又硬要把黄杰嫁给镇上姓刘的商会会长流氓成性的儿子。

黄杰从小性格倔强，1924年她不满15岁，就逃出黄家去武昌第一女子中学附小读书。第三年又考入湖北省女子师范。在北伐军攻下武昌后，黄杰考进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干部学校女生队。这个女生队共招收了183名学员，后来不少人成了女中豪杰。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黄杰潜回家乡，在白色恐怖中加入共青团，1928年初参加共产党。随后被派往松滋县任中共特别支部书记，领导了九岭冈暴动。九岭冈暴动失败，黄杰则成了松滋县反动政府通缉的“女犯”。

1929年4月，黄杰被地下党组织送往上海。1930年7月，奉中央军委的命令，她随中共南京市委书记曾中生在南京领导秘密工作。同年秋，黄杰随曾中生调回上海党中央机关工作，不久，两人结了婚。

婚后，曾中生被派往鄂豫皖苏区红军中工作。黄杰一直留在上海，在周恩来领导下，先是跑“交通”，而后被派往闸北区任女工部长。不久，闸北区委书记被捕，黄杰被调到沪东区继续做女工部长。1933年“五一”组织沪东区工人游行集会，被巡捕抓住推上了黑车，最后被法院定为“违犯民国紧急治罪法”，判刑五年“减半执行”。黄杰在租界女监，度过了两年半的铁窗生涯，1935年底被释放。她辗转到香港，经过种种曲折，终于找到党组织。抗日战争爆发后，从大后方来到延安。

徐向前和黄杰说起来有缘分。他们在武汉军校时，曾共同学习、战斗过。当时徐向前是军校的队长；黄杰只是刚刚参加革命的女小兵。黄杰真正知道徐向前的大名，是在上海党中央机关工作时。这时，徐向前率领红四方面军，把“围剿”鄂豫皖苏区的国民党军打得落花流水。国民党的报纸上，经常出现徐向前的名字。也正是在这个时期，曾中生和徐向前一起在红四方面军中工作，两个人朝夕相处。徐向前从曾中生口中知道他的妻子黄杰在上海党中央机关跑“交通”。1935年8月，曾中生在川北卓克基被张国焘密谋杀害，年仅35岁。

1946年5月4日，两位历经艰辛的人终于走到了一起。这时徐向前45岁，黄杰36岁。

共同的革命理想，坎坷的个人婚姻，使徐向前和黄杰十分珍惜他们的结合。婚后，徐向前处在养病之中，身旁又有一个不满六岁的孩子，黄杰既要当“护士”，又要当妈妈，更要管理好保育院里的一群孩子。白天黑夜忙，家里家外跑。一次徐向前半开玩笑向黄杰说：“人家结婚找个快活，你找个麻烦呀！”

在漫长的婚姻之路上，徐向前与黄杰相濡以沫，他们共育有一子一女，女儿叫徐小涛；儿子叫徐小岩，是中国最早的一批计算机硕士，也是中国第一代汉字计算机的研制者之一，后来被解放军授予了中将军衔。

历史评说

被称作能在“三个鸡蛋上跳舞”的“山西王”阎锡山，也曾这样说过：“我们山西是个出人才的地方，文有薄一波，武有徐向前，如果这两个人能为我所用，我就可以统治全中国，可惜他们都跑到共产党那里去了。”曾担任“围剿”鄂豫皖苏区的中路军副司令官的刘峙，更是对徐向前谈虎色变。

而在发动太原战役之前，徐向前因为病重，向刘少奇当面表示自己可能无法胜任指挥太原战役，刘少奇却当即勉励道：“太原乃是天下坚城，易守难攻，你徐向前不挂帅，这山西境内还有什么人能够承担此重任？”由此可见，当时国共双方对徐向前的评价之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