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皇帝梦

袁世凯攫取了中华民国总统之位后，并不甘心，他的目的是要做皇帝。

在居仁堂，袁世凯的茶童照例端着用碧玉制成的杯盏，侍候正在午睡的袁世凯。因为袁世凯每日午睡醒来，定要饮一口香茶。

这个茶杯是用上等碧玉雕刻而成，是朝鲜国王赐给袁世凯的，袁世凯十分心爱。

这时，袁世凯还未醒来，依旧鼾然。茶童捧着香茶呆呆地站在床边，看着大总统。他越看越眼花，越看越模糊。等他定眼仔细一看时，床上睡的哪里是大总统袁世凯，竟是一只大蟾蜍。

这茶童吓得手脚凉，魂飞天外。手中的茶杯不由得“啪”地落到地上，顿时粉碎。幸好熟睡中的袁世凯还没有醒。茶童自知闯下了大祸，心里没有了主意，只好跑去找到了侍奉领班，请教该如何是好。这先生听罢茶童叙述，也不言语，沉吟片刻，才让茶童等袁大总统醒来如此这般地回话。茶童心里有了底，才敢回到袁世凯的卧室。

袁世凯一觉醒来，没有喝上香茶，又看见心爱的茶杯已经粉碎，不由得脸一沉，问茶童怎么回事。

茶童也不慌忙，故意支吾几声，等看到袁世凯脸上的确不高兴了，才怯生生地说：“小人不敢说。”

袁世凯问：“怎么不敢？”

“小子怕大总统怪罪。”

“你说吧！”

“刚才我看见床上睡的不是大总统。”

“胡说，不是我是谁？”

“是…是…是一条五爪大金龙，遍体金麟，闪闪发光，快要腾空而起了。”

袁世凯听罢这话，一屁股坐下，没再言语。顺手从桌上拿起一件值钱的玩意儿，递给茶童，沉着脸说：“这事不要对别人讲。”

茶童立刻退下去，一场灾祸就这样逢凶化吉了。

这虽然是传说，但是在当时，民间却广为流传开了。

1914年，袁氏祖坟的坟丁进京来报，说在袁世凯生父袁保中的墓旁长出一紫藤来，长逾丈许，蜿蜒盘绕，状似龙形。袁世凯和他的妻妾子女们异常兴奋，以为这是祥瑞之兆。袁世凯厚赏了坟丁，并且嘱他不要对外人谈及。于是，袁世凯特派其长子袁克定回乡观察。袁克定自河南项城回信说：“是藤滋长甚速，已粗逾儿臂，且色鲜如血，或天命攸归，此瑞验耶！”

袁世凯大喜，回信让袁克定招募坟丁，筑墙护卫，以防牛羊践踏。

又一日，袁世凯收到一位天文学家上书，书曰：“由×日起，三更以后，有帝星朗照某某纬度，正在河南项城县地区，兹已逐次北来，月后可至京师，上天垂象，当属在吾皇也。”

袁世凯看后，将信将疑，于是在当夜和长子袁克定一起，登上殿月台上，果然如他所言。袁世凯大喜。于是，京中又轰动一时。

一次，文武百官齐聚在东单牌楼五条胡同，为徐世昌祝寿。溥仪的老师陈宝琛也在邀请之列。

这天，还请来了京师的名角唱堂会，合演《大登殿》。孙菊仙扮皇帝，最后一场有一折便是百官请皇上登宝座。戏演到这儿，孙菊仙却出人预料地谦虚起来，就是不上座，站在座旁，连说不敢不敢。旁人愣了，这时孙菊仙自编台词，开了一场道白：

“自从清室退位，从前皇帝已经没有了。现在民国，并无皇帝。将来皇帝，并无出现。我何人？我何人？我何敢？我何敢？！”

他忽然指着徐世昌，“哈！现在谁个是你的皇帝。”又转而指向陈宝琛，“哈！现在谁个又是你的皇帝！”退三步，将髯口一掀，大声道：“哈！我又是谁个的皇帝！哈……”

孙菊仙的这场自编戏，倒让陈宝琛心酸，倚席掩面、老泪纵横，回到宫中还写了首诗。

因为这时袁世凯要恢复帝制，已经不是秘密，路人皆知了。

1914年5月1日，袁世凯按照颁布的《中华民国约法》，下令撤销国务院，在总统府内设政事堂，首脑称国务卿，并备副手两名，分别称左丞、右丞。政事堂成为大总统府公牍上传下达的办事机关。政事堂发布命令，都要加上“政事堂奉策令”一类的公文套语，而大清时代，内阁转发皇帝命令，用的则是“内阁奉上谕”。

袁世凯撤掉了国务院、秘书厅，改换为政事厅、内史监后，又仿前清御史台制度，设立平政院，仿都察院，设立肃政厅。又品定官阶，下令将文官官阶分为9秩，即上卿、中卿、下卿、上大夫、中大夫、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

在此之前，袁世凯亲到天坛，行祭天大礼。

由于袁世凯的一些复古措施愈来愈浓。这倒使一些前清迂腐的遗老遗少感到兴高采烈，以为袁世凯会念及前清恩泽，恢复大清王朝的基业。

袁世凯任正式大总统后，曾致书“大清皇帝陛下”，表示感戴清王室的恩德。逊帝溥仪也照例回书“大中华民国大总统阁下”，以示祝贺。

1913年2月，隆裕皇太后因患炎症去世。袁世凯得知消息后，立即派国务员荫昌前往皇极殿灵堂代祭。袁世凯还下令全国降半旗致哀3天，文武百官服丧27天。在祭奠之期，袁世凯臂戴黑纱致祭，并备3万元礼金前往。1913年下半年，袁世凯就任大总统后，采取了“政非旧不举，人非旧不用”的方针，规定只有在前清做过州县官吏的人，才有资格做各省民政长。袁世凯还对前清遗老遗少极力拉拢，礼敬如宾，并多次表示自己的元首地位，系清王室禅让而来，自己要感恩戴德。

这样，清王朝遗老遗少越发想入非非，一些人竟加紧活动，以为袁世凯早晚要还政于清。大清逊帝重蹈圣坛，不过是时间问题。前清旧吏劳乃宣到处宣传“还政清室”，并把《共和正续解》印刷出来，广为散发。袁世凯看后竟一笑置之。

于是，复辟派的人越来越多，鼓噪复辟言行更加激烈，“中国只宜君主制”“，共和政体不适宜于中国”的论调甚嚣尘上。1915年5月，袁世凯在外交上接受了日本旨在吞并中国的“二十一条”，举国哗然。这一年的夏天，在北京复辟帝制的喧嚣声中，活跃着两个文人，一中一外，发表演说、评论，为袁世凯政府的政策做着最好注脚。

一位是美国霍普金斯大学校长弗兰克·J·古德诺。

弗兰古·J·古德诺是美国人，德国柏林大学的法学博士，1891年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美国行政法教授。他和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的私交甚好。1912年7月，他来到北京担任总统法律顾问，在此期间，他极力主张在中国应实行总统制，反对实行责任内阁制，宣扬应建立强有力的政府组织。因此，他曾荣膺袁世凯颁发的二等嘉章。

1915年，当他再度来到中国时，袁世凯的称帝心迹已经是昭然若揭了。他此次中国之行，便是完成一项命题作文。他一到中国，袁世凯便派农商总长周自齐拜会了古德诺。总统府要他给“袁世凯准备一份文件，论述民主与君主政体哪一种更适合中国的国情”。古德诺按照他一向的观点，当即完成了这篇论文。8月3日，在《亚细亚日报》上发表，题目为《共和与君主论》。不久，这篇文章在东京及伦敦《泰晤士报》等报纸上转载。

古德诺的基本观点是：中国人民民智低下，不具备参与政治的品质，在这种情形下，实行共和制是没有益处的。比较而言，还是君主制更符合中国人民的历史习惯。

除去洋人古德诺之外，另一位鼓吹君主立宪制的文人就是杨度。

1903年，清政府为了标榜新政，在传统的科举项目之外，增设经济特科，想通过经济特科的考举，选拔一些襄助新政洋务的专门人才。刚从日本归来的杨度，参加了这次考试。考试发榜，他高中一等第二名。

杨度和袁世凯长子袁克定的关系十分密切。杨度曾将袁克定比为当代的唐王李世民，自己就是谋臣房玄龄、杜如晦。到了袁世凯快称帝的时候，杨度也早已成为社会名流，他有关君主立宪的言语议论都在社会上有一番影响了。

1915年，古德诺发表《共和与君主论》以后，作为君主立宪主义理论家的杨度自然不甘落后，闻风而动。很快，杨度发表了他的重要著作《君主救国论》。全文立论之本就在于只有君主制才能救中国。

文章写成后，杨度托总统府内史夏寿田转呈袁世凯。袁世凯批阅后，大加赞赏，立即提笔写下“旷代逸才”4个大字，并命政事堂制成匾额，颁赠杨度，以示恩宠；并秘令陆军上将、奉天巡抚段芝贵加紧印刷，广为发送。

8月，袁世凯在总统府接见了杨度，由夏寿田作陪。杨度当时就向大总统提出要成立一个组织，宣传君主救国论。袁世凯当时表态说：“不好！外人都知道我们的关系，还以为是我指使的呢？”

杨度也鲜明地表示：“度主张君主救国也非今日始。君主立宪，度是最早宣扬人，而且学术自有自由，大总统不必顾虑。”

8月24日，杨度联合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成立了筹安会。筹安会发表了宣言，宣告筹安会的宗旨即在于“筹一国之治安，研究君主民主国体，二者何适于中国”。发表宣告的同一天，杨度又在石驸马大街的住宅门口悬挂上了筹安会的招牌。杨度自任理事长。8月24日下午，在石驸马大街袁乃宽的宅邸中，召开了军警特别会议。段芝贵、袁乃宽、雷震春、江朝宗等军界、警界要人一致宣布拥护君主制。

同时，梁士诒、朱启钤、周自齐等一批京官，发动成立各省公民请愿团，拥护君主制。于是，在北京先后成立了商会请愿团、人力车夫请愿团、匠社请愿团、乞丐请愿团、妓女请愿团等。梁士诒本人也拼凑出全国请愿联合会。9月16日，全国请袁世凯下令召集国民会议，议决国体。

在此期间，日本国内阁总理大臣大隈重信、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均正式代表本国政府表态，赞同袁世凯称帝。

全国请愿联合会由梁士诒、杨度等领导，3次向参政院呈递请愿书。10月，各省开始举行国体投票。12月11日上午9时，参政院以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的名义汇查各省投票。结果各省国会代表共计1993人，赞成君主立宪票共计1993票。当时由参政院秘书长林长民宣读推戴书。代表以起立的方式进行表决。结果全体起立，一致通过。

上午8时半，袁世凯接到参政院推戴书。袁世凯却以“民国初建，本大总统曾向参议院宣誓，愿竭力发扬共和，今若帝制自为，则是背弃誓词，此于信义无呆自解者也”为理由，正式拒绝参议院推戴。

下午5时，参政院复会，讨论通过了第二次推戴书，称颂袁世凯功越百王、德亘万古，于当晚再次呈递袁世凯。

1915年12月12日晨，袁世凯发表文告，宣布正式接受推戴，下令改国号为“中华帝国”，1916年元旦起，为“洪宪元年”。

即将登基践位的中华帝国大皇帝袁世凯，于1915年12月19日，下令设立登极大典筹备处，任命朱启钤为处长，正式开展帝制筹备工作。

帝制公开筹备后，曾奉命参加选举的推戴国民代表1993人，由于已完成使命，由孙毓筠主持，每人发路费100块大洋，远省发200块大洋，遣散了事。推戴代表听说此消息后，群情哗然。有的喊道：“我们也不是虾子灯、螃蟹灯、凤凰灯，随你迫来迎去。大家抬你做龙头灯，我们连龙灯尾巴都沾不上。今天的事情不解决，没个完！”

推戴代表只以为能从中捞些好处，不想事毕，竟以100块大洋打发了，哪里肯依，尾随孙毓筠，闯入孙家狂呼乱骂，继以砸毁家什。孙毓筠无奈，只好打电话给警察宪兵。

这些人都是国民代表，自然胆壮：“警察？！别说警察，天兵天将来了也得加钱！”

孙毓筠无奈，只得出来解释：“提领的经费已经用尽，的确没钱了！”

代表则说：“嘿！这要真是床头金尽，就他妈认不得客人了。加钱！！”

当时军警群集，也没办法，乱哄哄一片。后来还是朱启钤来，每人又加200元了事。

这事袁世凯却并不知道，这时他正在居仁堂接受百官朝贺。但是这时距离他生命的终点却已经只有101天了。

20日，袁世凯特颁徐世昌、赵尔巽、李经羲、张謇4位患难交谊的人，各一帧嵩山照片，以后史称几人为“嵩山四友”。

21日、23日两天，袁世凯封公、侯、伯、子、男5等爵位。公爵：龙济光、张勋、冯国璋、姜桂题、段芝贵、倪嗣冲等。被他毒死的赵秉均，也被追封为一等忠襄公；侯爵：汤芗铭、陆荣廷、赵倜、陈宦、唐继尧、阎锡山、王占元等；伯爵：曹锟、雷震春等；子爵：马继增、张敬尧、张作霖；男爵：江朝宗等。5等爵位共计128人。

此外，袁世凯还特封孔子76代孙孔令贻仍袭衍圣公，加郡王称号。为了联络满族亲贵，袁世凯重申清帝退位优待条件永不变更，并派皇族溥仪为参政院院长。

为了尽快登基，袁世凯下令刘冠雄设计皇旗。刘冠雄十分兴奋，夜叩宫门，进呈图式。而袁世凯也一见钟情，下令大典筹备处筹制。

但是，不少人见此图样不禁摇头，说：五色旗横列，皆成条段，代表五族共和。可又斜叠五色条于原有五色之上，全旗五色，皆成斜块，这不是四分五裂之像吗？

这时已经飘飘然的袁世凯根本不知道，也完全顾不上了。万事俱备，袁世凯专等第二年元旦御极登基了。

正当世凯称帝，大颂赏爵，封赐众将军，以示恩宠优待的时候，蔡锷将军正密谋出北京，以反戈讨伐袁世凯。蔡锷是梁启超的学生，“二次革命”时，他曾暗中接济孙中山领导的讨袁军队，但讨袁军很快失败，他也因此涉嫌，被袁世凯调离他所担任的云南都督等军政要职，而被授予陆军部编译处副总裁的虚职，明升暗降，实受监视。

袁世凯称帝后，蔡锷虽然极为反感，但是，身处暗探监视之中也十分无奈，所以，一度上青楼，下酒馆，吃喝玩乐，做出一副胸无大志、酒色之徒的模样。结果在小凤仙的掩护下，逃离北京，经天津、日本，于1915年12月抵达他的势力范围云南首府昆明。

12月23日，蔡锷正式向袁世凯发出通牒式的电报，要求立即无条件取消帝制，并将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朱启钤、段芝贵、周自齐、梁士诒、张镇芳、雷震春、袁乃宽等严惩，“明正典刑，以谢天下”，限令24小时内答复。

25日，蔡锷正式通电各省，组织护国军，云南独立讨袁。蔡锷起义的消息传来，像是晴天霹雳，大出袁世凯意料之外，他收到蔡锷讨袁通电后，在当时的国务会议上，竟脱口而出：

“我本不主张帝制，都是你们逼的。”

国务委员闻言之后，都一声不吭。但是，他们也都一下明白了袁世凯的惊恐心情。

袁世凯接到电报后，立即做出的反应却是调和矛盾，以图大事化小；他立即找到蔡锷的老上司李经羲和熊希龄，要求他们从中调和。但因蔡锷态度坚决，调停失败。于是，袁世凯宣布撤销蔡锷、唐继尧的一切职务，取消不久前封赐给他们的爵位，派兵讨伐。

1916年1月5日，袁世凯在新华宫丰泽园设立临时军务处，并宣布派曹锟直接统帅军队，反扑蔡锷的起义。但是，曹锟率领的北洋军士气低落。蔡锷率领的护国军越战越勇，不久即以云南为基地，影响扩及贵州，威逼川湘。四川将军陈宦、湖南将军汤芗铭连连告急，每份电报都标有“万急”、“万万急”的字样。

这样，袁世凯不得不大量往四川、湖南派兵，在军事力量对比上，袁军占绝对优势。接着，袁世凯封冯玉祥为三等男爵，授吴佩孚为陆军中将。但是，云南起义未能平息。1月27日，护国军进入贵州，巡按使龙建章落荒而逃，贵州宣布独立。

在云贵为护国军控制后，袁世凯便在四川、湖南、广西增兵增械，以图围剿护国军，这三地的要员分别为广西陆荣廷、湖南汤芗铭、四川的陈宦，这是袁世凯倚重的大将。但是，给袁世凯以沉重打击的，正是他倚重的大将陆荣廷。8月15日，他突然宣布广西独立。护国军不仅控制云南、贵州，此时，又势连广西。

原来，陆荣廷在接到袁世凯要他反扑贵州起义的电令后，声称饷械不足，一直迟迟不动。陆荣廷一直表面上对袁世凯很恭顺，袁世凯又接到派在陆荣廷身边坐探的密报，称陆荣廷为可靠分子。所以袁世凯给陆荣廷拨款100万元，枪5000支，希望他能在云贵开辟一个新战场，牵制云南、贵州的起义。不想，陆荣廷收到给养、枪支弹药以后，武备齐足，反戈一击。这是袁世凯万万没想到的。于是，他不得不倚重陈宦和汤芗铭，来讨剿蔡锷护国军和广西起义。

但四川前线的张敬尧又出师不利，被护国军重创。

眼见护国军节节胜利，袁世凯的围剿战略屡遭挫折，湖南、江西及长江中下游的一些省份开始出现不稳迹象，广东独立已是迫在眉睫。各方面的求援、告警、索饷文电，每日不断，弄得袁世凯焦头烂额。

正在这时，袁世凯又收到了冯国璋、李纯、靳云鹏等人敦促袁世凯取消帝制的通电，这些人都是袁世凯一手提拔的。当袁世凯身处危境时，他们公然背叛，向他挑战，表明北洋集团内部已是分崩离析，众叛亲离。

不久，徐世昌这位袁世凯的密友，也来信敦促袁世凯取消帝制。

这时，英、美、日、德、意等国也正式表示反对袁世凯称帝。

在这种情况下，袁世凯3月21日在新华宫召集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杨士琦、张镇芳、朱启钤、梁士诒、倪嗣冲、徐世昌、段祺瑞等。

会议空气阴沉沉的，面对国内一片混乱，谁也没有办法。袁世凯淡淡地说了一句：“都是我不好，不能归咎于别人。”接着说出取消帝制。这时，只有倪嗣冲做出一副怒目金刚的样子，坚决反对，表示谁敢反对帝制，“臣誓死扫荡而后快”。但是，他的意气冲动，被袁世凯制止了。

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发布文告，宣布取消帝制。这次发布文告，仍由国务卿徐世昌副署发表，并宣布仍任中华民国大总统，还恢复了黎元洪副总统的职位。至此，从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宣布称帝，至1916年3月22日，帝制共维持102天。

从洪宪元年帝制实施，到下令取消洪宪年号，仅83天，昙花一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