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背景

第一章
法律与秩序

犯罪自然是一种堕落。它之所以被吸引到某地，主要不是因为它在那里找到了各种作案的机会，而是因为那里邀请它来领导一种需要求助于它那扭曲心灵的生活方式——女人、赌博以及其他各种能令人堕落的娱乐。……只要下列这些最为严重的罪恶不被彻底清除，上海的犯罪率仍将居高不下：（1）鸦片的非法买卖；（2）赌博；（3）生活方式的放纵。所有这些不仅在此地导致和保持犯罪，并且使大亨们聚敛了大量钱财，足以养活大批的游手无赖以供驱使，以致法纪荡然。

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长 贾尔德

1930年10月30日

1933年，很多作家被邀请来描述他们心目中未来的上海。其中有三人提到了在未来的几十年中将会在上海优先采取的行动。铭三富有讽刺意味地引用了别人的说法，上海是一座建筑在“地狱”上面的“天堂”，在未来，他设想：“上海的电影院，将会一律装冷气管、热水汀……每场除开映‘香艳肉感’的电影外，并有国际歌舞团公开表演裸体舞蹈。各大公园一律增辟Kiss传习所，教授一般未成年男女各种交际术。……游艺方面，除电影院外，另有京戏场、马戏场、回力球场、高尔夫球场、跑马场、跑狗场、跑猫场、斗牛场、斗鸡场等。”

法庭每天都将受理500起离婚案。“总之，将来的上海便是天堂上面的天堂。”

另一位作家刘梦飞在描绘上海的未来时，也许不像铭三那样富有挖苦意味的幽默。他严肃地写道：“上海是一座剥削阶级的压榨机，是一个充满矛盾的火药库！”在刘看来，表面上，上海的“高等华人”与受压迫的“马路瘪三”形成尖锐的对比；而真正的矛盾在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那些在工厂机器旁的“黑虫”之间。帝国主义者们的残暴统治将会变本加厉，军阀们将会继续把这个国度置于拍卖台上，但是这样的时代很快就会走到尽头，旧上海将会为一座崛起的新上海所替代，当黎明来临的时候，这些“黑虫”们将会激动地大声呼喊：“新上海万岁！”

王修和对新中国的未来的设想并非启示录式的，而是更多关注于如何由中国人自己创建一个有序的市政环境。他看到了未来上海的两种可能性：全盘西化或民族自主。前一条道路，外国租界将会吞没整个上海，到那时界内的上海人都已变成了没灵魂的畸形者，而一味乞怜于外国人。第二条道路，中国政府的市政机构将会实现孙中山先生的计划，外国人自愿将租界交还中国，维持着正常的商业关系。

上海的将来究竟怎样？换言之，即走上哪一条路？则全视现在的上海主人翁——市民们如何地努力以为断。

第一节
罪恶与内乱的解释

面对这第三种前景，中国居民们可谓障碍重重。比如，上海的犯罪率在20世纪20年代初猛增。1922年，据报道在公共租界内共发生47起武装抢劫。2年后，这一数字增加到4倍多，达到204起；到1926年这种重罪共发生了448起——在5年中这一数字增加了9倍半。在这一时期，被捕的抢劫犯的数目却只增加到3倍，这与这一时期抢劫案的发生率大相径庭（见图1）。到1927年，官方报告称，在上海附近的太湖流域“犯罪肆虐”，在那里“武装抢劫犯”抢劫、拐骗并杀害当地人。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更多地是由于抢劫和报复，租界内的暴力杀人案急剧上升。在上海的华界——闸北，抢劫犯如此猖獗，使某些警区感到他们的警力已无法对付这一犯罪狂潮。（见图2）

资料来源：《密勒氏评论报》，1927年5月11日，第226页。

资料来源：《中国年鉴》，1934年。

统计证实的内乱与犯罪（两者经常被混淆，尤其是为中国执法机关所混淆）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西方记者对此有一种强硬的傲慢，认为“上海已经成了东方的犯罪中心”，并常常将此归咎于在中国盛行的军阀制度。

军队是训练罪犯的最好的学校。在中国，好男不当兵，当兵的是无业游民，或没有正当职业的人。在军队中，他学会了使用武器，并将这些知识为自己所用。他不愿杀敌报国，而是开了小差，用他在军队中所受的训练打家劫舍，用枪从他的同胞手中掠夺财富。

另一方面，在上海重要的外国“大班”却将这些犯罪过于简单地和1925年五卅运动前后爆发的激进罢工风潮相联系，当时中国民众试图收回列强在华特权，未能成功。这些欧美的新侨民相信，正是“布尔什维克的宣传”鼓动起了“无产阶级的贪欲”，破坏了一切对“财产和其他权利”的尊重，公共租界警务处（俗称工部局巡捕房）对此亦抱同感。这样，革命、政治运动都被视为城市犯罪的一种形式。

与上海的外国“大班”们相反，华界官员对这个城市无法无天的状态持有更为复杂的见解，他们认为，犯罪与城市商业、工业发展相关的社会秩序的普遍缺乏，或者与上海半殖民地条约口岸的地位有关系。上海难于维持治安，有8个原因：（1）作为巨大的贸易中心的城市地位；（2）交通的开放；（3）城市中复杂的人事；（4）工业的扩张；（5）工人的激增；（6）公共租界在城市中心的扩张状态；（7）共产分子的存在；（8）托庇在租界中的反动分子。

准确地说，正因为上海作为全国最重要的条约口岸的地位，对新成立的国民政府来说，上海到1927年时已经成为那些占据中国沿海进行国际贸易的西方世界的一种象征。上海的犯罪问题根源在于帝国主义者的压迫。这个城市的法制不健全，归根到底与外国租界中的治外法权直接相关，在租界中，那些在市内华界作案的罪犯得以逃避中国当局缉捕而逍遥法外。但这也与城市面积的相对有限和市区人口的膨胀有关，他们生活在4种不同的统治制度下，分布于5个不同的城区。至于犯罪与动乱显然并不是从1927年后新的中国革命政府的统治后才著称的，它们与上海转型为一个拥有现代设施和娱乐业（电影、酒店、妓院和娱乐中心）的城市形影相随，这些设施和娱乐业在外国租界的庇护下，使大众文化面目全非。

城市控制问题显然是由于都市化发展和外国租界两者的共生影响。上海的发展是有目共睹的。1910年到1930年间，上海的人口增加了3倍。截至1930年10月，上海在册人口已达2,980,650人。其中，公共租界华人有971,397人，外侨36,471人；法租界华人434,885人，外侨12,335人；华界华人1,516,092人，外侨9,470人。在人口迅速增长的这30年间，上海的设施也经历了深刻的变革。

也许可以这样说，混凝土与发电厂已经创造出了一个崭新的上海。与1893年时纳税人缴纳的地方税仅80,000两相比，发电厂已经成了个巨人，甚至超过了格拉斯哥与曼彻斯特的，它把光明与温暖带给1,500,000人口，驱动着有轨电车和上百家的工厂。而混凝土则给建筑商们提供了一种便捷的手段以解决住房的缺乏……但是也有人将盖成不到10年的房屋拆除，代之以一幢幢高大的多层公寓。在外滩附近3~4英里的地方，每亩土地价格达到8,000~10,000两，真可谓寸土寸金。

公共租界是座不夜城，“像一个巨大的发出电光的坩埚”，它崭新的20层高的摩天大厦仿佛停泊在漂浮的混凝土上，下面是深埋在冲积土层中的长长的水泥柱。南京路上的红色霓虹灯装点着一座座豪华宾馆与大型商厦（外滩的汇丰银行是当时世界上第二大银行），展现出一派新的都市景象，改变了当地居民的文化生活。1926年，一位久居上海的外国人这样写道：

甚至在20年前……生活还是从容而悠闲的，春赛时节，我们收拾毯子迎接夏天；秋赛时节，我们铺好毯子准备过冬。午宴总在上午11时开始，除了偶尔举行舞会之外，既无夜宵店，也无夜生活，三流剧团的巡回演出，几乎也都是些古装老戏。

第二节
犯罪与娱乐

20年代初的军阀内战时期，在警方的强制性的宵禁令之下，产生了一种新的夜生活方式：“在歌舞厅、夜总会、中国的书场（那里有说书的女艺人）、日本的艺伎馆、赌场和妓院里充斥着操各种语言的寻欢作乐之徒，他们整夜作乐，直到凌晨宵禁令结束后才蹒跚回家。”

其他的中国人在娱乐方式上也有所变化。1923年，手摇留声机传入上海，上海的绅士们开始租借留声机，付一定的费用就会有人上门服务。早在1903年，电影已经在上海人的生活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那一年有一个叫雷玛斯（A.Ramos）的西班牙人开始放映无声电影，他雇了一个印度人站在福州路的升平茶楼前，敲锣吹号，向围观的人群大声宣布今天将要上映的电影片名。

5年后，雷玛斯建造了上海第一家电影院，250个座位的虹口大戏院，在海宁路乍浦路口。雷玛斯不断地扩张电影院的领地，在1927—1932年间，二流的剧院也有了极大的增加。1930年时已经有了33~36家电影院。同时，著名的《电影画报》声称已拥有超过100万的读者。到1933年，耗资100万元并拥有1,951个座位的大光明电影院和耗资80万元并拥有1,629个座位的大上海电影院，成了这个城市的娱乐中心。而且，对各种年龄段的恋人们来说，电影院提供了谈情说爱的场所，他们不仅能在银幕上，也能在漆黑的坐席上找到罗曼史。据一位观察家称：“对上海的恋人们（如果缺乏私人空间的话）来说，电影院简直就是天堂。”它们同时也是上层文化的宫殿——至少对外国侨民社会来说是如此。“上海并不能提供太多高级的娱乐。那里没有歌剧，没有演讲会，没有西方的舞台。在这种情况下，一部好莱坞电影的首映，成为社交生活中的大事，所有的领事和大班，都身着全套晚礼服出席。”

电影在上海大众文化中也有着不争的中心地位。男女电影明星们成了社会名流和公众偶像。阮玲玉（1910—1935），上海一位著名的无声片女明星，常被誉为“中国的嘉宝”。在她所演的21部电影中，她以自己的表演为社会公众塑造了一个又一个典型人物：作家、工人、大家闺秀、交际花、卖花女、娼妓、尼姑和乞丐。有关她离婚的流言蜚语最终逼她走上了绝路，当时整个上海都在为她哭泣。

西式的戏院，好莱坞电影和“摩登”的中国电影，已经成为堕落的标志。刻意推销现代产品和宣传西方的恋爱观的如《上海花》（1926）之类的电影，为守旧的人们所蔑视，斥之为诱使乡下女孩在大城市堕落，从事肮脏职业的祸根，就像丁玲写于1927年的第一部短篇小说《梦珂》中所描写的那样。钱锺书在他的讽刺大作《围城》一书中用调侃的语言描述了电影的影响，就好像是外国的胭脂擦在坐在有轨电车里的十几岁女孩的脸上：“女孩子的书都用电影明星照相的包书纸包着。那女孩子不过十六七岁，脸化妆得就像搓油摘粉调胭脂捏出来的假面具。”

如果说上海已经因为彻底抛弃了旧的清规戒律而成为一个色情交易场所的话，那么为什么政治革命还会首先在这里发生？茅盾以矛盾的文笔描述了一位年轻的革命党人对这世风的日下感到失望和愤怒——这名政治犯因北伐胜利而获释，那时国民党正试图统一全国：

当真这世界有点换样了。女人们都剪了发，胸前高高地耸起一对乳房，脸上搽得红的红，白的白，臂膊和大腿都是光光的露在外面。影戏院异常之多，广告上竞夸着“神怪武侠新片”。在这一切表面之下，还有什么呢？他不很明白。虽然，有一点是确定了的：已经革过命。然而这“革命”却已经跑出他所能理解的范围。他呆呆地站在十字街头的电车站上，四周围是光臂裸腿满身香气的女人，是各种的车声和人声，是蓝的红的电光招牌。一种说不明白的憎恨，渐渐从心头涌上来了。

欧风美雨就是以这样极端的方式，使上海有的居民丧失了廉耻，沾染了赌博、吸毒、卖淫以及各种恶习。

例如，在20世纪初，以卖淫谋生在上海已经十分普遍，低级的卖身娼妓人数远超过上层的交际花。到1915年时，在公共租界中几乎每16个妇女中就有1名是妓女。艾德那·李·布克对20世纪20年代的北四川路有过生动的描写：

幽窄昏暗的街道旁边，妓院鳞次栉比，门前都悬挂着红灯笼，令人悚然。爵士乐从六七家灯火通明的酒店和酒吧中传出……打破夜晚的宁静……这里几乎集中了所有国度的妓女：中国姑娘涂着胭脂的脸颊，日本妇人用化妆粉抹得煞白的脸……从哈尔滨来的俄罗斯姑娘总是呢喃着：“我的王子，请给我买一小瓶桑娅葡萄酒吧。”这里甚至可以找到从老巴巴里海岸区来的美国姑娘和从马赛下等酒吧来的老鸨。

尽管在外国租界中的酒店通常在深夜两点打烊（除了周六的晚上会开业到清晨），但中国人的茶楼事实上却是从不关门的。在霞飞路（今淮海中路）和靶子路（今武进路）的按摩房里，中国按摩女已经被白俄女人——正是她们首先在此从事色情服务——取而代之，情况“要多糟有多糟”。

上海的色情业也许能令像德国电影导演约瑟夫·冯·斯登伯格这样的短期来访者痴迷，他认为，坐落在西藏路和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之间的娱乐场——大世界，像是一座富有异国情调的纪念碑，壮观但又充满险恶。“在这座六层高的楼房里，人们摩肩接踵，欢声笑语，进行各种各样包含着中国人智慧的娱乐活动。”但是像美国记者约翰·B.鲍威尔这样的长期居民，却对那些充斥着不法之徒的娱乐场所深恶痛绝，如大世界，那里在星期天中午免费对所有游客者提供啤酒——包括10岁以下的儿童，“里面的表演内容难以启齿，但却对儿童开放”。如此“淫秽”的娱乐是对“公众意识的污染”。

中国的犯罪学家抨击大世界和福仙世界之类的大型游艺场，认为它们向中低阶层提供不健康的娱乐，从而促发了犯罪行为。社会学家指出，由于在上海这个“特别复杂”的社会中，许多不同的阶层间缺乏正常的社会沟通，导致拉帮结派，沆瀣一气，鼓励犯罪行为，并导致社会是非感的丧失。此外，根据对已经服刑的罪犯的交谈，人们发现重罪与上海提供的五花八门的娱乐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无数事实表明，白领的犯罪，比如贪污，往往与臭名昭著的茶楼相关，在那里年轻的店员和学徒往往会爱上妓女，不得不告贷甚至偷钱，以和妓女们共度良辰，或者劝她们私奔。

第三节
犯罪与治外法权

但是对大多数居住在上海的中国人来说，任何对城市中可怕的犯罪浪潮的社会学剖析——尤其是对抢劫和谋杀，都不如治外法权来得引人注目。国民政府深信，这个城市中大量毒品、赌博和色情行业都仰仗着19世纪以来不平等条约中的以领事制度为基础的治外法权的庇护。然而，即使把这些弊病视为必要消遣的老于此道之人乃至放荡的男女，也被黑社会以绑架、抢劫和杀人为主要形式的暴行而弄得惊慌失措，而犯下这些罪行的不法之徒正是以法租界或公共租界为大本营的。

在这方面，法租界格外触目惊心，某些弊病连“假正经”的公共租界当局也难以容忍。有位观察家写道：“目前的趋势是任何社会丑恶只要发现于公共租界，就会迅速地蔓延到法租界，并在那儿轻易扎下根来，老实说，今天的上海法租界已经成为东方最龌龊的地方。”确实，在法租界中有最大的鸦片烟馆、最新奇的赌场、最大的酒店和最厚颜无耻的娼妓。

下午7点时分，当你漫步于敏体尼荫路（今西藏南路）时，就会看到大世界到南洋桥一带站着成群结队的姑娘。法租界警察对这种下流交易视若无睹。……（相反）在公共租界，她们一见到警察就溜之大吉。

这样的纵容主要出自法国人对待他们的殖民地的态度：“让那些‘土著’们去堕落腐败吧，他们的命运与法兰西民族无关。”但这也被认为是不平等条约体系下外国人特权的后果。如一位上海的中国警官指出，在上海实施法令的最大障碍就是特别区制度（如租界）。“任何人犯了罪或是叛了国，都将特别区作为他们的藏身之窝。”罪犯的脚只要能在被捕前跨进租界，就可以逍遥法外。最终铲除这些“罪恶”的唯一途径只能是一致废除治外法权。

在国民政府看来，废除治外法权的最根本途径就是在华人治理的城区内证明法治的效力。因此，1927年7月7日新成立的上海特别市市政府就将实施和保障公安作为头等大事。在这个城市的华界不仅要实现安宁和秩序，保护居民的财产和人身安全，更要向世界证明中国人应该恢复自己对外国租界的治权。

因此，成立于1927年7月22日的公安局，自然成为国民政府新秩序中的主要机构之一。作为一个革命的现代化机构，它将有助于建立一个强大忠诚的市政管理，创建一个健康有序的城市环境，教育20世纪的市民担当起相应的市民责任。作为中国民众和新的国民政府的力量象征，它还致力于在这个城市中在他们所控制的区域，建立中国自己的行政机构，以恢复失落已久的统治权。在国民政府的上海建立法制与秩序的努力，被视为对新政权整体效率的一次重大考验。从国民政府方面看，他们自己的公安局——上海的华界警察是否成功，将是国民革命成败首要的、决定性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