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知名学校，接受良好教育

搬迁至上海租界，生活暂时安稳下来。从1938年到1949年，李乐民先后在位育小学、正养中学、东吴附中，读完了小学、中学和高中。

1938年9月，李庆贤为李乐民选了一所上海知名的私立学校——位育小学。李乐民后来回忆说：“父亲并没有教育我们，因为他自己也忙得很。……都是靠我们自己。但是，我们父母给的教育，就是送我们到比较好的学校去读书。”[17]

位育小学成立于1932年。当时，实业界、教育界人士穆藕初、黄炎培、江问渔、杨卫玉等人痛感国难日深，认为必须从教育入手，巩固国本，决定创办一所小学。这就是知名的私立位育小学，校名取自《中庸》“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的“位”“育”二字。当时就提出“尊重儿童个性，满足生活要求，激发爱国情怀，培养治事才能……”的教育理念。[18]由于在家一直说南浔话，6岁的李乐民到了学校后不能完全听懂上海话。在国语课上，李乐民也是一头雾水。让他感到高兴的是，老师和同学们没有笑话他，而是很有礼貌地教他。李乐民慢慢地适应了上海的环境，不久就能自如地用上海话和国语进行交流了。

位育小学的老师上课时严肃，下课时和学生打成一片。这样的学习环境让李乐民感觉学习很快乐，对学习充满了兴趣，每年考试都是年级第一。小学三年级的时候他参加学校组织的演讲比赛，夺得年级第一，成为全校六个优胜奖获得者之一。

五年级时，李乐民还做了学校的学生会主席。李乐民回忆，当时的大部分小学、中学是没有“学生会”的，但位育小学的理念比较超前，设有学生会，在老师的指导和管理下运行。李乐民每天都到各个班级登记出勤率。

图1-8 1940年，李乐民（左一）获位育小学演讲比赛优胜奖（李乐民供图）

1943年，李乐民读完了五年级。父亲李庆贤想节省学费，决定让李乐民不上六年级，直接跳级考中学，没想到李乐民真考上了，被正养中学录取。李庆贤十分高兴，帮李乐民申请到了一家纺织公司资助的奖学金。

正养中学的前身是东吴大学附中，其教师都是东吴附中的原班人马，大家公推范烟桥[19]为校长。校名取自东吴大学和附中校训“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寓含着滚烫的爱国热情，勉励大家要正气凛然。

1941年12月8日，日军占领上海公共租界之后，东吴大学在上海停止办学。但爱国的老师们既拒绝为日伪效力，又要使青少年有继续上学的机会，他们就改头换面办了正养补习学校，后来改称为正养中学。

正养中学有两个校址，李乐民在上海市爱文义路（现北京西路）校区上学。由于教室不多，每个学生只能上半天学。家住在辣斐德路（现复兴中路）迈尔西爱路（现茂名南路）交叉口的李乐民几乎每天走路上学，一个来回大约要一个半小时。虽然有24路电车可以乘坐，但是十分拥挤。李乐民很少坐电车，宁愿早点起床走路上学，这样也可为家里省一些钱。

图1-9 2017年，上海市复兴中路（采集小组陈伟供图）

日本人控制上海后，在学校推行奴化教育，安排日文课。李乐民和同学们十分憎恶日本人，只要是日文课，他们就都故意不听讲。考试时，就找答案互相抄写应付。虽然学了日语课，但不认识几个日文。其他课程李乐民却学得很好，在正养中学三年，他的成绩都是班上第一名。

1945年8月，日本投降。辗转迁徙各地的东吴大学也回迁苏州，展开了艰难的复校工作。东吴大学附中也随即恢复，迁回到美丽的苏州天赐庄原址，上海的正养中学宣告解散。

1946年暑假，李乐民随从父亲回到苏州东吴大学。此时，学校到处是残垣断壁，满目荒凉。东吴大学只有少数几幢大房子的外表还依旧保存着当年的一些气象。抗战时期，东吴大学校园成了日军的军营。校门毁了、游泳池尚未修复、花圃成了菜畦、假山改为了防空洞、网球场满是乱石杂草。

全家人住在战前住过的房子，楼上楼下各有四间，三楼还有一个阁楼，不再那么拥挤了。李乐民住在三楼的阁楼里。楼房外还有四间平房，其中一间是烧柴的灶间，有一间是李悦民用来养兔子的。院子里有一块地，李庆贤和妻子在上面种了些茄子、西红柿、辣椒等蔬菜，勤俭居家的金羡贞还养了许多鸡。[20]

东吴大学和附中同在一个校园里，总共不过2000名学生。附中的教师水平都很高，很多课程都是东吴大学的教授们授课，也有聘请社会上的名流精英上课，教学方式生动活泼。

李乐民喜欢上生物课，他还记得生物老师邓援在实验室教他如何使用显微镜，当他看到平常肉眼看不到的微生物时，感觉十分神奇。周赐恩老师是舍监，也是李乐民的地理老师。他让同学们牢记世界“三大米市”：西贡、曼谷、仰光，还有中国四大米市：芜湖、无锡、长沙、九江。他用谐音的办法加强学生的记忆，讲到“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地名时，就讲“玻璃木梳眼泪水”，让同学们捧腹不已。

图1-10 2017年，苏州东吴大学旧址（采集小组陈伟供图）

图1-11 2017年，东吴大学附中教学楼旧址（采集小组陈伟供图）

张朝林先生教过李乐民一学期的历史，他在课堂上痛斥西方列强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恶史，动情之处潸然泪下。他鼓励同学们多看课外史料，晚上还经常和大家一起在操场上指点星座，告诉同学们很多天文知识。

或许是受父亲的影响，李乐民比较喜欢数学和物理，假期里总是早早地把老师布置的课外题做完，然后从父亲书架上或者图书馆借一些数理书看。他的成绩总是班上第一。1984年当选为中国台湾地区“中央研究院”院士的同班同学汪嘉康在《情系东吴》的回忆文集里写道：“最令我佩服的是李乐民同学，他连三角函数表都能背出来，所以第一名的位置一直是他，无人可夺，日后他当选为院士，绝不是偶然的。”

李乐民对国文老师也印象深刻。当时的国文老师，是有着“东方的柯南道尔”之称的著名作家程小青和红极一时的“江南才子”范烟桥。程小青和范烟桥两位先生当时都是有名的作家，写了很多电影剧本，学生们都怀着敬慕的心情听他们的课。

多年后，回忆起这两位国文老师，李乐民说：“国文老师给我一个很重要的启示，就是语文很重要，语文好的人逻辑就特别清晰，说话写文章就很有条理，这对做科学研究是很有帮助的。比如，程小青写侦探小说，层层推理，案情越是复杂离奇，越是扣人心弦，讲究逻辑思维、重视证据。和搞科研有点类似，科学就是用实验数据证明结论的正确性。”

李乐民的学长和同学中就有人受两位先生影响而走向文学创作之路，如第四届茅盾文学奖获得者王火、儿童文学作家徐白仑等。

在东吴附中，李乐民还有机会参加了学生组织——学生自治会，但没有深度参与。东吴附中虽然是教会学校，但是有些同学接受了革命思想，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李乐民班上的章腾青和董惠良等同学，都是地下党员。

早在1947年夏天，地下党支部就团结大多数学生争取成立了学生自治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东吴大学组织了“应变委员会”，拟将学校南迁，遭到“学生自治会”的竭力反对。地下党支部团结师生，为保护学校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作出了贡献。[21]

东吴大学附中也成立了学生自治会，自治会主席邀请李乐民去担任学生会干部，但正忙于高考的李乐民只是挂了个名，没有时间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