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一个学科的兴起，离不开领军学者。他们不仅了解国际前沿学术动态，熟悉本国的国情和科学研究现状，而且具有投身科学事业的热情，以及淡泊名利、甘为人梯、乐于奉献的崇高品质和社会责任感。杨承宗先生之于中国放射化学，便是如此。
杨承宗1911年9月出生于江苏省吴江县八坼镇，1932年上海大同大学毕业。1934年秋，杨承宗进入国立北平研究院物理镭学研究所，跟随居里夫人（玛丽·居里）唯一亲授放射化学的中国学生郑大章学习放射化学理论与实验，由此确立了一生的学术方向。1947年杨承宗赴法国巴黎大学镭学研究所居里实验室留学，师从人工放射性现象的发现者伊雷娜·约里奥-居里（居里夫人的女儿），1951年获得巴黎大学理学院科学博士学位，论文被评为最优级。同年10月回国，先后在原子能研究所（现为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1951—1961）、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五研究所（下文简称“二机部五所”，现为核工业北京化工冶金研究院）（1961—1969）从事放射化学研究工作，为“两弹”研制作出了重要贡献。1958年，中国科学院创办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下文简称“中国科大”），杨承宗担任放射化学和辐射化学系首任主任。1970年初，他随学校举家南迁合肥。1978年11月，担任中国科大副校长。1980年，创办合肥联合大学并出任创校校长。1994年退休。
杨承宗的学术贡献主要集中在核燃料前处理方面。在二机部五所任职期间，杨承宗作为该所最高技术负责人，带领全所科研人员解决了天然铀水冶、纯化和转化各个过程中的放射化学及其工艺问题，创建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堆浸、清液萃取、协同淋萃、碳酸铵结晶反萃取工艺等铀水冶、纯化领域的先进技术，为中国铀工业的建立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撑。
在取得了一系列重要学术成就的同时，杨承宗也为放射化学学科在中国的奠基和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早在国立北平研究院镭学所时期，他与郑大章的研究工作就使放射化学在近代中国生根，实现了从无到有的突破；新中国成立初期，他创立了首个放射化学实验室，培养了第一代放射化学人才队伍；在《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亦即《十二年远景规划》）制定中，他独自承担了放射化学部分的规划制定工作，确立了该学科未来的发展方向；在国内首批放射化学专业创办过程中，他先是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两校培训了多位青年教师，并亲自登台给本科生讲课，之后在中国科大创办了放射化学专业；改革开放后，他主持制定放射化学学科规划、筹建专业学会，并担任三届学会理事长，推动该学科走上正常发展轨道。杨承宗先生的学术始终与学科发展紧密相连，是当之无愧的新中国放射化学学科奠基人。
2011年初，杨承宗先生被列为中国科协“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第二期采集对象。采集项目负责人张志辉立即与陪伴在杨先生身边的女儿杨家翔、女婿远泽清夫妇取得联系，幸闻先生虽已百岁高龄，但精神矍铄，欣然同意接受访谈，分享他丰富的人生经历。杨、远二位都非常支持小组的工作，主动提出帮助收集资料。3月初，采集小组正式开展工作，并派组员赴上海全程参与了2011年第二期采集人员培训班。不久，我们得知杨先生因身体不适而住院调养，遂于4月27日到北京医院拜望。经与家属沟通，决定待杨先生出院恢复健康后另择时间进行适度的访谈。孰料不久之后，杨先生病情突然加剧，于2011年5月27日溘然长逝，令人惋惜！
遗憾之余，我们也为几年前曾访谈过杨承宗先生感到庆幸。2007年夏，在中国科大筹备五十周年校庆之际，张志辉带领口述校史项目团队，专程赴北京访谈杨先生。那时，杨先生身体硬朗，行动自如，对往事记忆犹新，如数家珍。在交谈中，杨先生详细回顾了中国科大建校初期、南迁合肥、二次创业等各历史时期他所亲历的往事，并着重谈了他创办中国科大放射化学专业的具体过程。现在看来，当初录制的近两个小时的高清视频和五个小时的音频资料，是何其珍贵！这些音像记录成为采集小组的核心资料。
关于杨承宗先生生平事迹的材料，说多也多，说少也少。说它多，是因为杨先生的百岁人生异常丰富精彩，《人民日报》《科学时报》《中国青年报》《中国教育报》《化学通报》等报纸媒体、学术刊物有不少关于他的介绍和报导。其中，“杨承宗先生传略”（杨家翔、远泽清撰，2000年）、“科技创新添华彩，居里风范传后人——记著名放射化学家杨承宗教授”（张志尧、远泽清撰，2009年）两篇文章比较全面完整地介绍了杨先生的生平，对其学术贡献也有简要概括。另外学界分别于2000年、2005年值杨先生两个整寿之际，由朱清时先生和赵良庆先生先后主编出版了《杨承宗教授九十华诞纪念文集》《杨承宗教授九十五华诞纪念文集》，其中均记载了子女、同事、朋友、弟子等写作的回忆文章。这两本厚厚的文集为本文的写作提供了丰富素材与可供追踪的诸多线索。值得一提的是，2009年前后杨先生曾专门对着录音机将生平见闻一段一段进行了口述。鉴于杨先生的人生跨度非常之大，其早年经历只有本人能说得清楚，这一盘盘口述自传录音带无疑是弥足珍贵的史料。由作家边东子先生整理的《从居里实验室走来——杨承宗口述自传》已于2012年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此书可为杨先生生平事迹最为重要的文献。
而说它少，首先是因为已有文献虽然数量较多，但几乎皆止于对杨先生生平和学术贡献的简单介绍，且内容多有雷同。其次，单篇传记多限于对传主本人事迹的回顾，叙述多而评论少，不是对相关重要人物和时代背景没有交代，就是由于为尊者讳、为逝者讳对敏感的问题避而不谈或一笔带过。最后也是最重要的，目前尚无一部专著从放射化学学科史的角度，来重塑杨先生的学术成长道路及其贡献。杨承宗先生在中国放射化学学科的建立、发展及至调整、转型的不同阶段均发挥了重要作用，他的传记如果没有放射化学发展史的支撑，将是不完整的。总之，学界至今尚未对杨承宗的生平及其学术贡献进行比较系统的专门研究。
采集小组在项目执行期及后来的几年时间里，做了大量的文献调研和深入研究工作，先后获取了不少珍贵史料，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传主个人保存的相关文书、手稿[1]、信札等
毫不夸张地讲，杨先生个人保存的各类文稿就是一座中国放射化学的史料库。其中有《放射化学概论》（1959年手写讲义）、亲笔修改的“中国科大放射化学与辐射化学系教学计划（草案）”、刘允斌[2]就人工放射性工艺学课程大纲问题的回信、五所时期的五本工作笔记、1968年汇报代自传，以及不同时期为放射化学发展出谋划策的数篇文章，如“放射化学的简介”（1967）、“统筹兼顾，自力更生，为发展安徽地方原子能事业而奋斗——中国科技大学教育革命的一个建议方案”（1970）、“放射化学的前瞻”（1980）、“五十年来的中国放射化学”（1985）等。通过对这些一手史料的研究，不仅能够较为清晰地梳理出杨先生不同时期的学术理念，还可以还原中国放射化学许多重要的历史细节。
（2）传主工作单位的部分档案和内部资料
由于中国核工业具有高度保密性，普通研究者很难获取与军工结合紧密的放射化学原始档案资料。在这方面，采集小组虽然作出了多方尝试，但收获有限。小组成员曾在2013年6月赴北京西南郊房山区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调研档案，但终无所获。因为档案条例明文规定，只有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员工才具备查阅档案资格，而且要事先经过有关部门领导审批。次日，我们又前往北京东郊通州区核工业北京化工冶金研究院调研，最终在院办公室副主任陈远超先生的帮助下，复印了部分内部刊印院史材料（主要内容为该院建立背景和早期发展情况），十四页纸，颇为珍贵。
中国科大是杨先生工作时间最长的单位。他在回顾这段超越半个世纪的不解之缘时曾深情地说：“从1958年中国科大建校到现在，我一直是科大人，我以中国科大为荣。我与科大师生不离不弃地度过了最困难的下迁时光，又一起为科大的两次创业努力拼搏，共同奋斗。我在科大搬迁到安徽后又在科大工作服务了二十五年。”由此可见，中国科大在杨先生人生历程中的重要地位。采集小组利用所在单位的便利条件，在学校档案馆查阅收集了几乎所有涉及杨先生的档案资料，其中包括放射化学专业创建初期的课程设置、任职副校长和创办合肥联合大学的一些公文、1979年学部委员推荐材料、五所邀请继续回所指导工作的来往信函，等等。通过对这些档案材料爬梳整理，基本可以理清杨先生在中国科大三十余载的科教历程，以及他对学校各项事业发展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3）口述史料
口述史料是本书写作的一项重要史料来源。我们先后访谈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张志尧，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林漳基，核工业北京化工冶金研究院岑运骅、夏德长、郑群英、汪淑慧（女）、刘开禄、聂国麟、刘虎生、祝振鑫、殷晋尧和张锐，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杨绍晋，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萧兴寿，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国毓智、陈文明、林铭章等诸位先生，访谈时长共计四十余小时，从中知晓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一些受访者还将手边保有的相关原始文献借予我们复制。例如追随杨先生五十年，曾长期担任核化学与放射化学学会秘书长的张志尧先生，向我们提供了包括学会成立请示报告、会议记录、工作汇报等学会成立前后的所有相关原始材料。这些材料详尽地展示了学会成立的来龙去脉，让我们能够全面考察以杨先生为代表的那一代放射化学工作者，通过建立学会尝试推动学科回归正常化发展所付出的努力与贡献。
本书即立足于上述史料，以中国放射化学学科发展历程为线索，结合国家核能政策、社会发展需求变化等时代背景，力求翔实、客观地重建杨先生的生平和学术成长经历。本书按照杨先生的成长经历和工作足迹，大致分为求学、镭学所、居里实验室、原子能所、五所、中国科大、合肥联合大学等几个部分。通过梳理传主学术成长脉络，总结其学术成长特征和影响因素，进而透视新中国放射化学发展历史的总体概况。
本书第一章介绍杨先生的家世、求学和个人生活等内容，其中对其父亲杨蔼如、发妻赵随元有较多着墨。
第二章回顾了二十世纪上半叶国际放射化学的发展概况，引入杨先生的学术领路人郑大章，重点讲述了郑杨二人在镭学所开展的放射化学研究工作，其间穿插镭学所被迫搬迁及重建等方面的战乱背景。
第三章的主要内容是杨先生在居里实验室的留学经历，回国前用钱三强托人捎去的三千美元外汇购买国内急需的原子能科学书籍和器材，以及约里奥-居里先生请他向毛泽东传话等历史细节。法国留学的五年是杨承宗学术成长道路上最重要的阶段。他利用国外先进的科研条件，开展了放射化学前沿领域的研究工作，成长为一名在国际上有一定影响力的放射化学家。
第四章结合国家决策创建核工业的历史背景，主要考察了杨先生在原子能所开展的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等工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杨先生领导的原子能所放射化学研究组一直是国内放射化学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的基地，他对于新中国第一代放射化学人才的培养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第五章归纳了杨先生在国内首批放射化学专业建立过程中所做的重要工作，重点回溯了由他担任系主任的中国科大放射化学专业的创办情况。
第六章介绍了二机部五所的基本情况和杨先生调入五所工作之前国家核燃料生产线的严峻形势，重点描述了杨先生在原子弹攻关任务和国家若干铀矿冶工程的创建过程中，带领全所科研人员顺利解决一系列放射化学及其工艺问题等鲜为人知的历史。五所工作时期是杨先生学术生涯中取得成果最多、分量最重的一个阶段，他的聪明才干、知识技能得到了充分施展，为其一生事业成就精华之所在。
第七章主要写杨先生跟随中国科大南迁合肥，欲重建放射化学专业而不能，以至于最终脱离科研前线，学术生涯被迫提前进入暮年等情况。同时，对他遗憾落选1980年学部委员（院士）进行了一些考证。
第八章详细回顾了《放射化学学科规划》的制定及修订、专业学会的筹备和成立等集中发生在1977—1979年的历史事件，向读者呈现杨先生在学科转型的关键阶段，对于学科境况的认识、学科未来发展的构想和为实现这些构想所采取的种种措施，最后分析了这些努力尝试为何没有达到预期效果的原因。
第九章写合肥联合大学的创办，这是杨先生在古稀之年，勇于探索，为国家科教事业发展做的一件大事。本章梳理了合肥联合大学的创办缘起和创办过程，探讨了联办公助、自费走读、不包分配等办学举措反映出的创新思想。
第十章择要记述了杨先生晚年生活中的点滴事迹，从中可以看到他所抱持的伟功弗居、不慕名利、豁达开朗的人生态度。
结语部分结合放射化学在我国建立和发展的机制、特征，探讨了杨先生学术成长中的重要影响因素。
2000年，《科学新闻》周刊第13期的“特别报道”栏目登载了该刊记者李春芳撰写的“没有勋章的功臣——记中国科技大学原副校长、著名放射化学家杨承宗教授”。该文是在1999年原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在《人民日报》上撰文“请历史记住他们——关于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的回忆”（1999年5月6日第1版）之后，对文中提及的“法杨”即杨承宗先生其人其事，所做的较为全面的报道。此后杨先生以“没有勋章的功臣”之名而广为人知。笔者认为，这一称谓既符合历史事实，又是对杨先生恰如其分的评价，因此，本书亦采用这一称谓作为书名。
从科学史的角度为老科学家做传，自与报告文学或小说体裁的人物传记不同，不能对历史故事进行脱离史实的渲染或想象，而只能以扎实的史料为依据，把传主作为研究对象，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秉承客观公正的原则把传主所处的历史背景和生平事迹书写出来。作为严肃的学术著作，其中有些涉及学科发展史的内容不免会有枯涩难懂之感，读者诸君谅之。
[1] 本书所引杨承宗手稿均由传主家属保存。
[2] 刘允斌（1925-1967），湖南宁乡人，放射化学专家，刘少奇长子。1955年获莫斯科大学放射化学专业副博士学位，1957年回国后长期担任二机部核燃料工程负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