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前工业时代发展简史

虽然前工业社会的生产率水平明显不如后续社会，但技术创造一直以某些形式存在于人类历史中。早在有历史记载前，我们的大部分基础技术就已被发明出来了，例如如何使用器具生火、如何制作打猎和捕鱼的工具、如何驯养动物、如何灌溉、如何制陶和上釉、如何制造车轮、农业技术以及纺织技术等。这些发明中最具变革意义的是农业，因为它的出现催生了第一代文明。正如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所言：“文明人与野蛮人的区别在于谨慎精明（prudence），用泛一点的词来说是深谋远虑（forethought）。文明人愿意为了将来的欢乐忍受当前的苦难……这一习惯随着农业的兴起而变得重要。”1

新石器时代的变革始于约1万年前。在此之前，狩猎采集者（hunter-gatherer）忙于寻找食物。狩猎不需要计划，但需要分享狩猎所得。当时还没有技术来储存狩猎得来的肉类或其他食物，这就意味着即时吃掉食物是唯一的选择。因此，当时不存在也不需要现代意义上的财产权。和黑猩猩相似，狩猎采集者聚居生活，常为领地争斗，但没人能积累食物或其他有意义的盈余，因此也就无法建立起财产所有权。种植庄稼和驯养动物这些农业方面的发展改变了当时的情况，用粮仓储存粮食，以家畜的形式储存肉类，这些都是史无前例的。它们反过来帮助人们积累大量食物盈余，促进了所有权概念的发展，也催生了为保护财产权而出现的社会组织。

与狩猎采集者类似，新石器时代初期人们的社会群体由家庭成员构成。但他们并不搜寻可食植物或猎捕野生动物，而是从事农业生产。由于务农所需的工具和技能与采集狩猎大不相同，人们在技术上的努力都直接致力于满足农业需求。农民需要用斧头清理土地上的树木，用挖掘棒和石锄开垦土地，用边缘锋利的镰刀收割庄稼。从定义来看，新石器时代的工具主要是石制的。虽然这些工具非常简易，但那时遗留下来的巨石和石碑表明，甚至早在第一批主要的文明出现之前，人们就已能够造出令人印象深刻的建筑结构了。但由于人们把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了开垦土地、生产所需的食物上，建造工作花了很多年。在大型水利工程项目或大型城市的修建变得切实可行之前，需要大量食物盈余来供养全职建筑工人。在适当的时候，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促进了粮食增产和城市扩张。因而城市中的工匠、熔炼工、铁匠和其他工种逐渐走向了全职。逐渐增加的熟练工人专注于发展技术，进一步促进了农业生产率的提高。2这就意味着社会可以供养更多人口，更多的人可以从事更专业的事情，技术更复杂的文明得到了发展。

第一批伟大的文明包括毁于克里特岛火山喷发的米诺斯文明，以及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和埃及文明。在这些文明中，大部分人仍是农民，他们种植大量的大豆、小麦、扁豆、大麦、洋葱等，也蓄养奶牛、猪、绵羊、驴和山羊。最重要的是他们有大量食物储备，所以人们能够从事耕作之外的活动：一些人是建筑工人、工匠、商人或战士，另一些人则充当统治阶级的仆人。当时的统治阶级成员包括政治、宗教和军队的领袖。随着越来越多的人不事农业生产，发明创造不再局限于农业领域。现代社会从古代文明中继承下来的最重要的使能技术是写作。写作让我们能够跨越时间和空间，保存和传播信息。另一个伟大的发明是5000年前首次出现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陶轮。在大约公元前3000年，轮式推车和货车（当时由牛拉）在美索不达米亚已逐渐普及，但车轮由沉重的木板制成，无法在崎岖多岩的路面上使用，还经常会陷入松软的土中。因此，车轮在这个时候对生产率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车轮发明了很长时间以后，人们仍用驴拉的大篷车来运送货物。3

在节省劳动力的技术方面，古代文明最重要的成就可能就是发现和利用金属。人类使用的第一种金属是铜。人们还发明了许多工艺创新来增加铜的硬度，通过加入锡来制作青铜（由此开启了从约公元前4000—前1500年的青铜时代）或者加入锌来制作黄铜。人们发现了金和其他软金属，将它们作为货币的基础。铁最后登场（由此开启了从公元前1500—前500年的铁器时代），由于古代的铁匠发现它是一种非常坚硬的金属，所以铁器迅速得到广泛采用。这些发展反过来促进了一系列其他技术的发展。此前木制或石制的工具如今可以用更耐用且可锻造的金属来制造。锯子、镰刀、鹤嘴锄、铲子等全新的工具也被制造出来。如果没有冶金业的发展，这些都是无法想象的。4虽然当时没有机器来减轻工人的负担，但即使是最简易的工具也能节省大量的劳动力。“一个有铲子的人能做的工作比得上20个只能徒手掘地的人。”5这些工具显然帮助了人类，但冶金业的发展也带来了一些意外的纷乱。拥有钢铁武器的战士征服了那些只有石制或木制武器的文明。欧亚大陆上的古老文明持续了数千年，部分原因在于这些文明的精英阶层在面对可能威胁他们统治的新技术时获益很少，失去的却很多。直到铁器被发明和马匹被驯化之后，统治阶级的地位才受到挑战。骚扰美索不达米亚的游牧民族战士是第一批使用铁制武器的人。因此在罗马帝国鼎盛时期，老普林尼（Pliny the Elder）曾这样描述铁器：

铁是人类使用的最宝贵同时又最糟糕的金属。我们在铁的帮助下开垦荒地、建造苗圃、砍倒大树、清除藤蔓中无用的部分，使它们每年都可再生。我们使用铁器来建房子、凿石头，等等。但同时，这种金属也被用于战争、谋杀和抢劫，而且并不局限于近距离或面对面使用，它们还可以远距离投射，因为铁制武器既能用弹道机器投射，也能徒手，甚至以箭矢的形式投掷。我认为这是人类文明最值得诟病的产物。6

正如现在很多人担忧人工智能的毁灭性影响——史蒂芬·霍金（Stephen Hawking）和尼克·博斯特洛姆（Nick Bostrom）都认为人工智能可能意味着人类文明的终结，生活在前工业时代的人们也担心技术会摧毁他们小而闭塞的世界。这并不仅仅是老普林尼的担忧，而是整个古典时代（约公元前500—公元500年）精英们的直觉，这种直觉直接影响了他们对待技术进步的态度。对那些想要保有权力的政治家来说，技术并不总是受欢迎的。

受传统压迫

大部分早期学者认为古典文明并没有很高的技术成就，这种论调如今却被认为低估了古典时代的技术突破。7人们的这种理解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新技术很少有经济目的。古典学者摩西·芬利（Moses Finley）认为，我们将自身的价值体系强加到对产业目标毫无兴趣的文明之上，对古代技术进步的理解因此受到影响。8自工业革命以来，技术的主要功能一直是改善工业流程、优化产品和服务，所以我们倾向于用这些术语来考虑技术进步。相比之下，古典时代的技术主要被用来服务于公共领域，而不是满足私人利益。统治者推动技术进步并不是为了提高生产率，而是着眼于完善公共工程，以此提高自己的受欢迎程度，巩固政治权力。9历史学家凯尔·哈珀（Kyle Harper）曾记录，“公元4世纪一份令人骄傲的清单表明，罗马有28个图书馆、19条水渠、2个马戏团、37扇大门、423个社区、46,602栋公寓楼、1790座大房子、290个粮仓、856个澡堂、1342个蓄水池、254个面包房、46家妓院以及144个公共厕所。无论怎么说，它都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地方”。10

古典文明特别因其市政工程、水利工程和建筑而闻名于世。11“公元100年的罗马街道、污水处理系统、供水和消防系统都比1800年欧洲国家首都的要好。”12供应洁净水源的输水管道早在古希腊早期就已出现，之后传到罗马。13从公元前312年阿庇马斯·克劳迪乌斯开始监造阿庇亚水道开始，罗马的供水系统逐渐扩张。到大约公元100年，供水监察官弗罗伦蒂努斯（Frontinus）记载，罗马的家庭开始有了自来水供应。为了给公共澡堂提供中央供暖，供暖方法得到了改进，例如用火炕来加热地板。14罗马建造了很多大型建筑，但其之所以可能，一项重要的使能技术就是水泥砌筑技术，它被称作罗马人仅有的伟大发明。15这种说法显然夸张了些，但罗马对工业发展几乎没做出什么贡献却是事实。这并不是因为他们缺乏技术创造力或者技能，只是罗马统治者对工业没有兴趣而已。历史学家赫伯特·希顿（Herbert Heaton）对此解释道，罗马的统治者们只会将涉及战争、政治、财政、农业的活动视为必要的。16甚至机械方面的进展——包括起重机、水泵和提水装置——大部分也只是支持建筑和水利工程成就的附带发明而已。据我们所知，这些装置没有给私人领域的生产率带来任何有意义的影响。一些液压工程装置尽管应用在了灌溉和排水方面，但对私营经济部门的溢出效应微乎其微。农业方面几乎没有出现劳动力取代型的发明：有证据表明曾出现过一些收割机，但它们最后被提及的时间是公元5世纪。这些机器的消失表明它们没有得到广泛应用。17在纺织产业也未出现多少重要的机械化进展，纺线和编织仍是高度密集型劳动。人们用纺锤和纺轮来纺纱，这意味着需要10名纺纱工连续工作来供应一台织布机的纱线。连水车这种罗马帝国最著名的发明也基本没有对整体生产率的提高产生影响。公元前1世纪罗马工程师维特鲁威（Vitruvius）描绘的水车到了公元5世纪主要被用于加工面粉，而且即使在面粉加工领域，它的使用也受到了限制。18

这足以说明大部分古典时代的作家对机械不太关心。维特鲁威在技术方面著述颇丰，但在他的《建筑十书》（De Architectura）中只有一部书涉及机械装置，而这部书中大约一半的篇幅都是关于军事机械的。军事机械在书中有着相对较高的重要性，这表明在古典时代文明中，技术的主要作用在于充当保持和扩大政治权力的工具，而非服务于经济利益：罗马的道路和桥梁也都主要是出于军事目的而修建的。19之后有人很好地总结了《建筑十书》提到的当时的重要成就。虽然它对文艺复兴时期的主要作家和建筑师（包括菲利波·布鲁内莱斯基、莱昂·巴蒂斯塔·阿尔伯蒂和尼科利等）产生了深远影响，但对后世机械发展的影响却微不足道。从名字就可得知，文艺复兴伟大先驱之一达·芬奇的名作《维特鲁威人》就是基于维特鲁威提出的比例概念而作的。但达·芬奇在别处找到了他关于机械的灵感。

古典文明最主要的机械成就是对机械的原理和特征的理解。阿基米德（公元前287—前212年）通过应用数学发现了杠杆原理和流体静力学原理，为后来伽利略的一些工作奠定了基础，这些工作对后续更复杂机器的发展至关重要。20此外，《论力学》（Mechanika，被普遍认为是亚里士多德所著，但据推测实际应当为其他人所著）详细讨论了杠杆、车轮、楔子以及滑轮，但它们的应用情况表明，人们对其实际使用兴趣有限。在古代文献中能找到的其他机械元件——齿轮、凸轮和螺钉等——也主要被应用于战争武器。

换句话说，古典文明见证了大量技术进步，但它们几乎没有任何重大的经济影响。原因在于，为了提高物质生活水平而诞生的发明需要服务于经济目的，并且必须应用于生产。因此，关于这一时期没有技术创造的论断是错误的。事实上，古典时代是一个技术高度发达的时代。亚历山大的希罗（Hero of Alexandria），这位优秀发明家发明了第一台售货机、第一台蒸汽轮机，以及操作风琴的风轮。21这些发明虽然只是玩具，却迸发着古典时代技术创造力的火花。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安提基特拉机械（Antikythera Mechanism），它是一种用于预测天体位置和日食的天文计算机器，于1900年在克里特岛附近的一艘沉船上被发现。它展现了古希腊文明惊人的技术创造力。这一机械制造于公元前1世纪，后来德瑞克·普莱斯（Derek Price）将其修复，他促使历史学家们“彻底重新思考我们对待古希腊技术的态度。能够做出这种机械的人几乎能造出他们想制造的任何机械装置”。22

因此关键问题在于，为什么这种技术创造力几乎没能转化为经济进步。部分原因可能在于下述事实，即奴隶制阻碍了取代技术的引进。虽然历史学家伯特兰·吉尔（Bertrand Gille）批判了古代世界的科学和技术十分繁荣这一观点，但奴隶的大量存在仍可以解释为什么技术很少应用于生产。23此外，奴隶制的存续意味着古代文明中很大一部分人没有从事生产活动的自由。科学家及历史学家约翰·贝尔纳（John Bernal）提出了一个相关的解释，他认为古典时代没能造出工业革命时期那样的机器，原因在于缺少经济动机。他认为富人能买得起手工制品，而奴隶们买不起除必需品外的任何东西。24

此外，技术进步有时也会受到阻碍。比如，老普林尼就曾讲过罗马皇帝提比略（Tiberius）统治时期的一个故事。有个人发明了摔不坏的玻璃，由于害怕愤怒的工人会因此而造反，皇帝非但没有因这一创造奖励他，反而把他处决了。苏埃托尼乌斯（Suetonius）则提供了政府想要控制技术发展的更直接的证据，是关于罗马皇帝维斯帕先在位期间（公元69—79年）对引进取代技术的反应的。有人走到维斯帕先跟前，告诉他自己发明了一个装置，可以将圆柱运送到卡比托利欧山，维斯帕先拒绝使用这一技术并说：“用它怎么能养活我的子民呢？”25圆柱又大又重，把它们从矿山运送到罗马需要数千名工人。虽然这对政府来说是一笔巨大的开销，但剥夺罗马人的工作可能造成政治不稳定。考虑到这个问题，让技术维持现状以保留工作这一选择在政治上更具吸引力。运送圆柱给工人们提供了生计，让他们忙碌起来，从而将社会动荡的概率降到了最小。26

毋庸置疑的是，当时几乎没有能推动工业发展的文化和政治利益。经济史学家阿博特·厄舍（Abbott Usher）认为古典文明“受传统压迫”，因而对新技术缺乏兴致。27古代文明显然具有技术创造力，却几乎没有动机为一般的目的而去发明任何具有工业用途的东西，尤其是劳动力取代技术。但缺少这种创新并不意味着经济落后。政体、贸易、秩序以及法律，这些希腊人和罗马人因之而闻名的东西都推动了经济增长。社会的这些组成部分确实能促进经济的长期发展，在现实中也是如此。正如经济学家彼得·特明（Peter Temin）所记述的那样，罗马帝国实行的是市场经济。罗马治下的和平促进了地中海地区的贸易，工业革命前，这里的生活条件比大部分地区要好。28但这里的经济增长主要基于贸易。当这种增长的政治基础遭到破坏时，就像罗马帝国崩溃后的情况一样，人们的生活水平迅速下降。29

黑暗时代之光

出人意料的是，中世纪时期，当政府对技术的管控开始减少、技术带来的福利从公共领域转向私人领域时，技术发展逐渐转向，开始服务于经济目的。许多历史学家认为，罗马帝国的衰落标志着古代世界的终结和中世纪（中世纪早期仍不时被认为是黑暗时代）的开始。在中世纪早期（公元500—1100年），欧洲的经济条件和文化环境比古典文明时期更加原始：人们的文化水平下降，法制的约束力减弱，暴力频仍，商业恶化，罗马修建的道路和引水渠年久失修。封建领主制随罗马帝国的灭亡而兴起。在这种秩序中，君主在顶端，贵族随后，农民在底层。封建秩序就意味着政治权力掌握在高度分散的领主们手中，他们都拥有自己的军队。所以与罗马帝国相比，封建秩序下王权较弱。领主们将自己的土地分给农民，后者通常被称作农奴。农奴不得不进行大量没有报酬的劳动，但和奴隶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们能够保留一些劳动所得。农奴和奴隶的相同之处在于他们都受到了很多限制。比如没有领主的允许，他们不能离开庄园，也不能进入由贵族主持的法庭提起诉讼。在这一体制下，努力工作和进行创新的动机可能非常低。但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人们成功突破了阻碍罗马人的许多技术瓶颈”。30毫无疑问，中世纪的欧洲没有罗马帝国那样的奢华建筑，但也不需要造价高昂的道路和桥梁，因为没有庞大的军队来维护和使用。31相反，中世纪的技术成就越来越致力于解决经济问题，尽管以现代社会的标准来看，这些问题大多并不严重。与“亚历山大的工程师们有趣的玩具或者阿基米德的战争机器”不同，中世纪的技术减轻了日常劳作的辛苦。32

值得注意的是，人们逐渐开始愿意模仿和采纳外来技术，这是技术更加进步的社会的早期迹象。中世纪早期的欧洲绝对不在技术前沿，但它正在迎头赶上。33在中世纪，农业技术的发展尤为重要。虽然农奴制的盛行阻碍了技术进步，但由于绝大部分人仍从事农业活动，因此农业方面的发明对整体生产率影响最大。农业转型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可能持续了数个世纪，但它最终影响了整个欧洲的工作方式。

这一转型的驱动因素是重型犁的推广和三圃制的建立。34重型犁是一项使能技术：有了它，罗马时代无法开垦的大片土地现在可用于农耕。但除了扩大农业用地，重型犁还提高了生产率。研究中世纪历史的历史学家林恩·怀特（Lynn White）写道，重型犁构成了“农业的发动机，它通过畜力节省了人类的精力和时间”。35但和大部分发明一样，重型犁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它需要几头牛才能拉动。36农业越来越依赖于畜力，这意味着农民需要寻找更好、更便宜的方式来喂养他们的牲畜。人们从在欧洲逐渐普及的三圃制中找到了部分解决办法，三圃制允许动物们在地里吃草，同时给土地施肥。这种制度极大地提高了生产率。与二圃轮作制相比，三圃制能使生产率提高约50%，虽然这主要是通过节约资金达成的。37此外，三圃制还极大地增加了特定庄稼的产出（比如尤其适合用于喂马的燕麦），从而提高了发展用马技术所需的储备粮食的数量和质量。中世纪结束时，在农业领域，三圃制和马的使用似乎形成了非常密切的联系。38

在一系列辅助发明问世之后，用马技术在整个中世纪有了极大的发展。举例来说，固定马蹄铁的发明使得马可以更普遍地用于商业运输。在湿润的土壤中马蹄铁可以保护马蹄，从而在农业生产中提高对马的力量的使用。马镫的发明是另一个重要的技术进步。马镫虽然主要用作军事目的，使骑士可以在马背上战斗，但它也提高了平民骑手们骑马时的稳定性和舒适性。但在经济影响方面，现代马项圈的诞生所做的贡献可能最为重要——虽然直到20世纪初，当退休的法国骑兵军官里夏尔·列斐伏尔·德诺埃特（Richard Lefebvre des Noëttes）对项圈进行记录，它的真正意义才为人所承认。德诺埃特对比了古代和中世纪时期马匹的使用情况，发现希腊人和罗马人使用的喉—腹挽具用两根带子绕住了马的腹部和颈部，使马丧失了80%的行动力。39

这些技术进步的重要性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因为在11世纪，英国70%的能量仍来自动物，剩余的来自水车。但即使马匹越来越多地被应用于农业，用马技术对生产率的影响仍不完全清楚，因为人们也使用牛。但有一点是确定的，用马技术的转变与生产率的大幅提高密切相关。40现代实验表明，虽然马和牛在牵拉方面表现相似，但马移动更快，每秒钟做功的英尺磅数（foot-pound）要多出50%，而且马每天能多工作两个小时。用马技术对运输领域生产率的影响可能同样巨大，它通过促进陆路运输和贸易的发展来促进斯密型增长（Smithian growth）。据估计，有了新的挽具和马蹄铁，13世纪时每增加100英里的陆上谷物运输，成本只提升了30%，这比罗马时代高出三倍多。41

在使用风力和水力代替畜力方面，也有了很大的进展。在中世纪，尤其是在7—10世纪期间，更大、更好的水磨坊逐渐遍布整个欧洲，越来越多地被应用于工业。1086年，“征服者”威廉下令完成的《土地调查清册》（The Domesday Book）表明，英国3000多个社区中有5624个水磨坊，也就是每100个家庭就有大约两个水磨坊。42它们为洗涤厂、啤酒厂、锯木厂、风箱、麻布加工磨坊和餐具磨床等提供动力。虽然我们无法使用《土地调查清册》提供的数据来评估这些磨坊的平均马力，但被人们长期广泛使用正说明了水磨坊的经济重要性：即使在整个工业革命期间，水磨坊仍是英国最主要的能量来源。43它们的出现表明与早前的文明相比，技术在持续进步。中世纪晚期也的确被描述为“水和风驱动的中世纪工业革命”。44

虽然风力在以前便被用于航海，但古典时代的人对风车一无所知。直到诺曼征服（公元1066年），风车才发明出来：第一批有可信文字记载的风车可追溯至1185年。相关争议的出现表明了它的经济意义。一位名叫布尔查德（Burchard）的富有的神职人员向教宗塞莱斯廷三世（Pope Celestine Ⅲ）直接抱怨道，有一个骑士拒绝缴纳其风车收入的什一税（每个人需缴纳其年收入的十分之一，作为维持教堂和神职人员的税款）。即使风车的主人们辩称他们面临的是现行条例并未涵盖的新情况，但到了1195年，教宗依然开始向这些人征收什一税。45

总的来说，中世纪欧洲的生产率（无论是制造业还是农业生产率）相比于之前的文明来说，显然有能力达到更高的水平。然而，像机械钟和印刷术这样最具变革意义的技术却几乎没能影响当时的经济活动。由砝码带动的时钟出现于13世纪末期，但直到1500年以后才具有了经济意义。在中世纪，家用时钟很罕见，它们要么是有钱人的精致玩具，要么是科学家的实用工具。厄舍写道：“截至1500年，几乎所有城镇都有塔钟。家用时钟虽在富人们当中很普遍，但直到下一个时代才在欧洲真正普及开来。后来的作家们指出，15世纪纽伦堡的时钟制造业非常发达，因此家用时钟在德国中部和东南部比在欧洲其他地方更为普遍。这些15世纪的德国时钟是第一批标明分和秒的时钟之一，天文学家也使用了这些时钟。”46

然而公用时钟的情况大不相同。中世纪晚期，城镇建造塔钟主要是为了彰显地位和名誉，而不是出于经济目的。塔钟的建造通常由富有的贵族出资，本意是为了显示城镇的发达，却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经济后果。经济史学家拉斯·博尔纳（Lars Boerner）和巴蒂斯塔·塞韦尔尼尼（Battista Severgnini）认为，早先使用时钟的城市——在1450年以前就拥有塔钟的城市——在1500—1700年间比没有时钟的城市发展得更快。47从长远来看，时钟对经济的贡献是巨大的，影响却滞后了：

在城镇修一座塔钟是出于声誉而非经济目的。城镇并不能预料到塔钟会给他们带来长远的经济利益，或者说从现状看也没有什么经济效益。因此，时钟的经济效用经历了一个缓慢的过程。尽管在14和15世纪，时钟就已经被用来协调一些活动，例如确定市场开放时间和城镇行政会议的时间，但人们使用时钟来监督和协调劳动的过程发展十分缓慢，在16世纪尤为缓慢。从16世纪中期开始，我们就可以在新教运动（约翰·加尔文提出了“时间稀缺”）等日常文化活动和哲学思想中发现时间观念了。17世纪出现了罗伯特·波义耳（Robert Boyle）和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这样的科学家和哲学家，他们把时钟作为世界运转的象征，并用其诠释国家机构该如何运行。这个过程进行得比较缓慢，这并不奇怪，因为互相补充的有组织的、程序的和文化的创新行为转化为经济增长需要一些时间。48

许多历史学家指出了精准测时对经济进步的重要意义。法国历史学家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 Goff）将公共时钟的诞生称作西方社会的一个转折点。49历史学家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甚至坚持认为不是蒸汽机而是机械时钟带来了工业时代。50虽然这可能有点夸张了，但毫无疑问，时钟全面改变了西方人的生活，尤其是工作节奏。中世纪晚期，“守时”这一文化观念已经开始出现。当然，早在时钟出现之前，将一天分为可测量的时间单位的做法便已存在，但“小时”这一时间长度并不是固定的。它取决于一天的长度，这意味着夏天和冬天“小时”的时长变化很大。因此人们仍倾向于通过太阳的位置来判断时间。中世纪的人们虽然可以根据太阳和滴漏判断时间，但它们在商业活动中没有扮演任何有意义的角色。市场在日升时开放，在正午阳光最强烈的时候关闭。直到公共时钟普及之后，市场时间才由钟声来确定。因此，公共时钟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所有人都十分易懂的时间概念，从而为公共生活和工作做出了极大贡献。这反过来又促进了商业和贸易。消费者、零售商和批发商之间的交易与往来变得不那么散乱了。重要的城镇会议开始有了固定的时间，这使得人们能够更好地规划时间，用更有效的方式分配资源。51

在工业领域，时钟的重要性体现得稍晚。直到18世纪，随着工厂制的诞生，它的重要性才凸显出来（见第四章）。早期工业革命是由纺织机驱动的，而钟表匠在设计纺织机方面的作用可能被夸大了。但对工厂制来说，机械钟无疑是至关重要的使能技术，因为它的工作时间是固定的。工厂工作依赖于规则、次序和精确的时间测量之间的互相协调。在文艺复兴时期，精密车床和测量工具得到了发展，蒸汽机和其他机器的许多后续发展则需要用这些工具来生产科学仪器和导航仪器。钟表制造和仪器制造的紧密联系为1800年左右的许多发展提供了帮助。卡尔·马克思和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正确地认识到，钟表极大地影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52

1453年，约翰内斯·古腾堡发明了第一台金属活字印刷机。这是中世纪晚期又一个标志性成就，它对生产率的主要贡献很久之后才体现出来。古腾堡没有为需要印刷的每一页内容都制作非常复杂的字模，而是给每一个字母和符号制作金属字模，按所需的顺序进行设置。古腾堡活字印刷的优点体现在书籍价格的明显变化上，书价很快下降了三分之二——更多人有机会接触到书籍了。53然而科技史学家唐纳德·卡德韦尔（Donald Cardwell）所说的“信息技术的第一次革命”不能仅仅归功于古腾堡。54纸张（从中国引进）、廉价的印刷油墨、印刷机（很可能是由古代的葡萄榨汁机演变而来）和罗马字母表（在整个欧洲通用，26个字母非常适合印刷）等使能技术的发展使印刷术在经济上更加可行。尽管如此，古腾堡的发明无疑仍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发明之一。到了15世纪末，欧洲有超过380家出版社，出版了海量的书籍。古腾堡印刷术发明之后的50年里出版的书籍比之前1000年里出版的都多。55

格里高利·克拉克（Gregory Clark）等经济史学家认为印刷术对宏观经济增长的影响“微乎其微”。56然而虽然印刷产业没有出现在总量统计数据中，但我们从经济学家杰里迈亚·迪特马（Jeremiah Dittmar）最近的作品可以知道，印刷术是16世纪城镇发展的引擎。57在印刷术得到推广的那些城市，商业教科书的推广使人们能更好地传播商业知识，例如如何进行货币兑换、确定利息支付方式以及计算利润份额——这些又反过来促进了宝贵的商业技巧的传播。按照1519年出版了第一本葡萄牙语算术教科书的加斯帕·尼古拉斯（Gaspar Nicolas）的话来说，“我之所以印刷这本算术书，是因为当葡萄牙人和印度、波斯、埃塞俄比亚以及其他地方的商人进行交易时，算术非常有必要”。58

众所周知，印刷术还促进了科学的传播。但我们也应该看到，科学直到19世纪才成为技术进步的支柱。正如迪特马笔下所描述的，16世纪时“印刷媒介在工业创新的传播上起到的作用可能更有限”。59印刷术的主要影响在于推动了贸易的发展。在贸易越繁荣的地方，印刷术越能大显身手。拥有水上交通的城市最容易从中获利，这一事实更印证了金属活字印刷是斯密型增长的一股动力来源。实际上迪特马的著作说明，印刷术给港口城市带来了特定的福利，这些城市或多或少都从商业实践的创新中获得了不成比例的收益。更广泛地说，印刷术的早期使用者发现面对面的交流变得更加重要，因为印刷术首次使机械师、学者、商人和工匠聚集到同一个商业情境下。书店成为知识分子们的聚集地。采用新印刷技术的城市也吸引了造纸厂、装饰书稿的人以及翻译人员。同计算机革命一样（我们会在第十章中提到），信息技术的第一次变革并不意味着距离的消亡。同计算机技术一样，印刷术让地理空间的束缚变得更为明显，使人们聚集到一起，促进了城镇化。因此与计算机革命一样，印刷术革命使世界更不扁平了（如果有影响的话）。

虽然印刷业自身规模太小，对社会整体发展的影响微乎其微，但毫无疑问，印刷经历了一次熊彼特式的转变。因为在印刷术发明之前，抄写员手抄稿件，但后来他们发现自己的技能过时了。西方人在面对可能取代工作的新技术时通常会反抗，但为什么这次热情地接纳了印刷术呢？举例来说，1397年当裁缝们提出抗议，科隆市就禁止使用自动压制针头的机器。1412年科隆市丝绸纺织工人行会抵制一种捻丝机器。作为对此的回应，科隆市宣称：“我们的城市里许多在行会谋生的人将陷入贫困，因此市议会决议，无论是这种捻丝厂还是任何与之类似的工厂——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都不被允许建设。”60

那为什么抄写员没有以同样的方式反对印刷术呢？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活字印刷是一个基本不受监管的新生行业。正如历史学家斯蒂芬·福塞尔（Stephan Füssel）指出的那样，在这个行业发展的初期，大多数城市的人们都可以自由地发明创造，不会受到行会或者政府规章制度的限制。61我们会看到，在行会势力逐渐壮大的地方和行业，取代技术的发展常会受到行会的强力限制。印刷行业也不例外：16世纪巴黎的抄写员行会发起了一次对取代劳动力的印刷技术的抗议。

当然不是每个人对古腾堡的15世纪发明都很满意。我们了解到随着印刷术的采用，劳动者们也发起过一些反抗，比如1472年热那亚职业作家们的反抗、1473年奥格斯堡卡牌制造商们的反抗和1477年里昂的文具商们的抗争。但总的来说，印刷术的迅速传播表明抵抗比预想中的要弱。在《为什么抄写员们没有发动暴乱》这篇文章中，乌韦·尼德梅尔（Uwe Neddermeyer）认为理由很简单：大多数情况下，抄写员能从印刷出版的兴起中受益。大部分手写稿是由那些为自己〔而非出于商业目的〕而写书的人撰写的。几乎没有抄写员或宗教团体依靠抄写书籍来谋生。因此，对绝大多数受印刷术影响的人来说，活字印刷并未造成任何收入损失。对于收入确实受影响的人来说，多数人有了一些更好的替代选择：“许多职业抄写员继续撰写文件、清单、信件、会议记录等使用印刷术不划算的文本，以此来养家糊口。”62也许更加重要的是，印刷出版不仅创造了人们对书籍日益增长的需求，也创造了许多能让抄写员获利的新工作。

同时代的人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在1490年于里昂出版的《佩特里·西斯帕尼论文集》（Expositiones in Summulas Petri Hispani）中，主编约翰·特里歇（Johann Treschel）认为新的印刷工艺终结了抄写员的工作，“他们现在只能做书籍装订的工作了”。63许多修道院的文书房一直在大量出产新书。在15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里，这些文书房将重心转移到了书籍的封面设计和装订上来。有些修道院甚至建立了自己的印刷厂。一些抄写员甚至庆幸印刷术的到来，因为印刷术将他们从烦琐的书写中解放出来，让他们能够专门从事书籍设计和装订工作。尼德梅尔写道，如果“他们被问到是否认可这一新技术，古腾堡时代的大部分抄写员无疑都会说‘认可’”。64在第八章中，我们将讨论到，20世纪的人们对劳动力取代技术的抵抗之所以如此无力，原因之一在于大部分工人都有好的替代工作可选。这主要得归功于制造业的稳步扩张。但很显然，情况并非总是如此。

尽管如此，总的来说，中世纪的技术进步起到的作用更主要在于促进贸易发展而非节约劳动力。尤其是在造船和航海这些领域的使能技术的发展（包括三桅船、可移动的方向舵取代转向桨以及海员使用的罗盘的发明），使与之相关的国际贸易快速增长。此外，“轻快帆船”的建造在15世纪的葡萄牙达到顶峰，瓦斯科·达·伽马（Vasco da Gama）、克里斯托弗·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和斐迪南·麦哲伦（Ferdinand Magellan）乘坐这种船发现了新的贸易路线。当时的欧洲在某种程度上已赶上了此前更先进的伊斯兰文明和东方文明。随着一些技术创新火花的迸发，欧洲虽仍是外来技术的模仿者，但很快就会转变为创新者了。65

没有汗水的灵感

1500—1700年间，西方世界和其他地方的技术差距拉开了。欧洲不再是技术落后的地区了。早在工业革命前，欧洲就在不断拓展技术边界。始于意大利、逐渐传播到整个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将中世纪和工业时代连接了起来。文艺复兴虽然一开始只是一场文化运动，却同样带来了深刻的技术变革。我们仍应看到，这一时期的重要发明几乎没有一项是取代工人的技术。取代工人的技术的出现则遭到了人们的强烈抵抗。

文艺复兴时期的技术进展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中世纪后期的一项发明——古腾堡的印刷术。人类历史上首次出现了大量技术文献，详细介绍了水坝、水泵、水管、隧道，使技术知识更具积累性和可传播性。本书清楚地表明，文艺复兴的一些领军人物充分理解了机械的实践意义。有着诸多发明的达·芬奇认为“力学是数学的天堂，数学要在力学中才得以实现”。66但在最佳实践和机械的被使用并被推广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在数量繁多的技术文献中记载的发明很少对经济增长产生显著影响。比如，格奥尔吉乌斯·阿格里科拉（Georgius Agricola）在《论矿冶》（De Re Metallica）一书中详细说明了各种采矿机器；维托里奥·宗卡（Vittorio Zonca）描述了一台非常复杂的捻丝机，它在约一个世纪后启发了约翰·洛姆（John Lombe），促使他前往意大利发现了这个宝贵的秘密。但正如那些技术著作所提到的多数机器一样，它们没能成为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的标准设备。与此类似，服务于英国皇家海军的荷兰工程师科内利斯·德雷贝尔（Cornelis Drebbel）建造了第一艘可航行的潜艇，并于1624年将它展示给了国王詹姆斯一世（James Ⅰ）。直到两个多世纪后，这一技术才得到实际应用。这艘潜艇尽管在泰晤士河中多次试航，却没有激起人们足够的热情来进一步发展这一设想。67

爱迪生认为发明依靠的是1%的灵感加上99%的汗水，但这一观点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显然不对。恰恰相反，想法和图纸很少转化为样品。文艺复兴时期充满了新奇的技术构思和丰富的想象，但这些很少变为现实。正如乔尔·莫基尔认为的那样，“如果按照一项发明的概念初次在脑海中浮现开始算日期，而非按其首次实际生产开始算日期，文艺复兴时期确实可以说得上和工业革命一样富有创造力。虽然这一时期人们设想的桨轮船、计算器、降落伞、钢笔、蒸汽操作车、动力织机和滚珠轴承对思想史家来说很有趣，但它们由于无法被实际制作出来，所以没有经济意义”。68

从经济角度来看，我们对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技术可以给出的最好的评价是，它为人类迄今为止最重要的技术突破之一蒸汽机铺平了道路。蒸汽机的科学始于伽利略和他的助手、发明了气压计的埃万杰利斯塔·托里拆利（Evangelista Torricelli）。1648年，托里拆利发现大气是有重量的。随后在1655年，奥托·冯·格里克（Otto von Guericke）通过几次实验证明，空气的重量可用来做功：格里克发现从气缸中抽出空气会推动活塞进入气缸，使其能够举起重物。丹尼斯·帕潘（Denis Papin）发现向气缸注入蒸汽然后冷凝能产生同样的效果，于是他在1675年制成了第一台非常简单的蒸汽机。这一系列发现最终以托马斯·纽科门（Thomas Newcomen）的蒸汽机而达到巅峰，他的设计是建立在“大气有重量”这一观念之上的。在文艺复兴时期的发明中，纽科门的蒸汽机对后续的工业发展最为重要，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是应用于工业的唯一的科学成果。69

从机械历史的角度来看，伽利略的力学理论是另一个标志性成就。在古典时代，阿基米德在描述杠杆原理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但他没有考虑更复杂的机械运动。伽利略的力学理论则表明，包括滑轮、齿轮等系统在内的所有机械的功能是共通的，即尽可能有效地施力。在伽利略之前，人们对不同的机械有着各自独特的描述，人们还没有认识到支配所有机械的一般规律。运动学之父弗兰茨·吕罗（Franz Reuleaux）指出了这一转变的重要意义。他认为“早些时候，人们把每台机器当作一个独立的整体，由独特的部件构成。他们完全忽略或者说很少能理解被我们称为机械装置的独立的零件组。磨坊就是磨坊，铁砧就是铁砧，不是什么别的东西。我们发现以前的书籍从头到尾都是在分别描述每种机器”。70此外，在力学理论出现之前，人们只能对机器进行定性评估。在它出现后人们可以定量衡量了。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伽利略力学理论尤为有趣的地方在于它旨在提高效率。机器的功能在于，以最有效的方式部署和使用水、风和畜力等由自然提供的力量，从而完成一定量的工作。71但在当时，这种直觉很少被付诸实践。力学和魔法常被混淆，这表明使用自然力量达成现实目的的原理并未得到人们的广泛理解。人们普遍认为机器是欺骗自然的装置，制造机器的人则拥有魔法师的力量。力学魔法师的传说还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比如在雅克·奥芬巴赫（Jacques Offenbach）的歌剧《霍夫曼的故事》（The Tales of Hoffman）中，发明家斯帕兰扎尼的形象就是如此。72

在提高生产率的技术发展方面，文艺复兴在很大程度上是中世纪的延续。在多数情况下，技术似乎节省了资本而不是劳动力。采矿业取得了一些进步，包括地下轨道运输和一些抽水设备的采用。73采矿业可能是最能直接从科学和科学家那里获利的行业了。伽利略和牛顿考虑到了采矿业的许多工程问题，从空气的流通到煤炭的运出。但他们的洞察并没有减少采矿所需的工人数量。农业仍是经济中最大的构成部分，农业技术的提高会在最大程度上影响整体生产率。这一时期农业方面最重要的发明是新型畜牧业的出现，它包括喂牛的牛棚和新作物的引进以及休耕制的废除。新型畜牧业使得农民能够喂养更多的牛，产出更多动物制品。但很少有发明旨在减少从事农业劳动的人数。例如，新的铁犁减少了犁地所需的动物数量，因此，它可能节约了更多资本而非劳动力。其他农业发明——比如被普遍认为由杰思罗·塔尔（Jethro Tull）在1700年左右发明的现代条播机，确保播种更加均匀——提高了农田的利用率，同样节约了资本。74

和纺织行业的情况相似，劳动力取代技术一出现便成为人们普遍反抗的对象，当局也常对其加以抵制。比如，人们预计有了起毛机，一个男子和两个小男孩就能完成十八个男子和六个男孩的工作。1551年英国颁布的一项法令禁止了它。在约一个世纪后，国王查理一世（Charles Ⅰ）再次发布公告对其加以禁止，但这正说明有一些工厂仍在运作，且未受惩罚。751589年牧师威廉·李发明的丝袜针织机是当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劳动力取代技术，也遭到了强烈抵制。女王伊丽莎白一世拒绝授予他专利，并宣称：“尊敬的李先生，请想一想你的发明会对我可怜的子民们造成什么影响吧。你的发明会剥夺他们的工作，给他们带来灭顶之灾，使他们沦为乞丐。”76女王的决定反映了针织品行会对新技术的抵制：织品商们担心他们的技术将因此而变得多余。行会强烈抵制李的发明，使他不得不离开英国。

人们抵制取代工人的技术的例子比比皆是。除了纺织业，1623年枢密院下令禁止使用缝针制造机，要求毁掉用它制造出来的针。九年后发生了类似的事件，查理一世禁止铸造水桶，他认为这样会毁掉那些仍在用传统方法制作水桶的手工匠的生计。77在欧洲的其他地方，反抗同样猛烈。17世纪时，欧洲许多城市都颁布了法令禁止使用自动织机。在1620年的莱顿城，自动织机的使用引发了暴乱。781685—1726年，自动织机在德国被全面禁止。1705年，愤怒的富尔达船夫们毁掉了帕潘发明的蒸汽引擎：

当时，富尔达和威悉的河道交通是由船夫行会垄断的。帕潘一定已经察觉到了可能有麻烦。他的朋友及导师、德国著名的物理学家戈特弗里德·莱布尼茨（Gottfried Leibniz）写信给国家领袖黑森—卡塞尔选帝侯（Elector of Kassel），请求允许帕潘“没有麻烦地通过”黑森选侯国。但莱布尼茨的请求被驳回了，他收到了一个敷衍的回复：“选帝侯的顾问发现在授予许可的过程中遇到了极大阻碍。他们没有说明理由，只让我将这一结果告知您。结果就是，您的请求没有得到选帝侯的批准。”帕潘没有退缩，依旧踏上了旅程。当到达明登的时候，船夫行会第一次试图让当地法官扣押他的船,但没有成功。随后船夫们袭击并毁掉了帕潘的船，将他的蒸汽机砸得粉碎。帕潘最终死于贫困，被埋葬在一座无名墓穴中。79

和富尔达的船夫们类似，手工业行会掌控着前工业时代欧洲城镇的学徒和生产。举例来说，在16世纪中期的伦敦，约75%的工人隶属于行会。80经济史学家希拉格·奥格尔维（Sheilagh Ogilvie）认为，“在欧洲工业化之前的八个世纪中，行会是为经济活动制定游戏规则的核心机构”。81他们还阻挠取代技术的应用，采取合法或暴力的手段来维护他们的技能和利益。的确，虽然经济史学家们在行会对待新技术的态度上存在分歧，但在后者对待新技术的态度取决于新技术对其技能的影响这一点上，人们逐渐达成了共识。行会并未试图减缓整体的技术进步。但当技术威胁到行会成员的工作时，就会受到强烈抵制。82若能从新技术中获利，他们就静静地接受；如果新技术会给他们的工作带来不利影响，他们就会激烈反抗——虽然反抗也可能失败。经济史学家斯蒂芬·爱泼斯坦（Stephen Epstein）认为，那些节省资本或使工人技能更有价值的技术不会受到抵制，劳动力取代技术则更有可能遭到抵制。83但爱泼斯坦指出，实际上，个体行会做出的反应通常是受政治力量而非市场力量影响的结果。“那些资本投入低、主要依靠手艺谋生的贫穷手工匠与那些较富裕的手工匠之间存在着根本性差异，因此前者〔通常与熟练工人结盟来〕反对资本密集型创新和省力技术创新，后者则更喜欢这种变化。”84

奥格尔维追踪了手工业行会在数世纪之中的活动。她通过这一创造性工作发现，在某些情况下，即使新技术可能意味着工匠们将失业，但技术变革的政治经济影响仍会驱使人们采用新技术。有时，若行会中有实力的分支受益于新技术，行会就会牺牲稍弱势的分支来推广这一技术。有时，强大的商人会否决行会的决定。在有些情况下，政治当局会出于经济利益授予发明者特权。这些经济利益要么是直接获得报酬，要么是有望分享利润。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行会将极力反抗那些将威胁到自身技能和收益的技术，且通常都能成功。奥格尔维解释道：

行会抵制了马拉的机器，因为它们夺走了行会工人的工作。比如1498年，科隆市禁止使用由马驱动的捻线机，因为它们威胁到了亚麻捻线机行会师傅们的工作。在现代早期的欧洲，大部分行会都成功地抵制了多梭丝带机。但1604年后，得益于荷兰丝带织工行会一些派别的大力支持，多梭丝带机在荷兰北部传播开来。这一机器在1616年后的伦敦也得到了应用：在满怀敌意的行会自由民们动员人们反抗之前，纺织公司内部少数有政治关系的同业公会会员使用了这一机器。85

反对创新是行会和具有破坏性的新工艺与新产品之间进行互动的最显著特征。前现代时期的人常抱怨行会阻碍创新。行会也公开进行游说活动，阻止行会成员和其他人使用新方法进行生产。城邦、王室、领主和帝国政府时常考虑行会反抗机器的请求，且经常通过立法解决这些问题。86

在详细研究伊丽莎白一世时代、詹姆士一世时代到查理一世时代的英国专利和法律案件文献后，法律学者克里斯·登特（Chris Dent）发现“这一时期的法律决策证明，就业最大化是精英阶层的首要任务”。87这一时期人们对待取代技术的态度与古典时代的人们类似，政治精英们反对技术进步以避免社会动乱。相比于中世纪，15—17世纪强大的民族国家的崛起使政府对技术发展有了更强大的影响。在中世纪封建秩序下，权力分散在拥有军队的高度自治的领主们手中。国王的领土只是由分散且基本独立的领地拼凑而成的，不存在中央管理。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君主们之间竞争越来越激烈，需要更多的资源为战争动员做准备，同时又需要有更集中的机构来整合这些资源。88军事史学家昆西·赖特（Quincy Wright）估算，15世纪的欧洲由大约5000个政治体构成，但到了三十年战争时期（1618—1648年），通过合并，政治体数量变成了约500个。89步兵军的出现意味着拥有大量土地的贵族不再能提供有效的军事防护了，封建寡头政治被中央集权的君主制所替代。政治学家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曾说过：“战争造就了国家，国家制造了战争。”901500—1800年，西班牙有81%的时间处于战争状态，英国和法国处在战争状态的时间超过了50%。91这反过来也刺激了人们去努力创新。事实上，正如经济史学家内森·罗森伯格（Nathan Rosenberg）和小伯泽尔（L. E. Birdzell Jr.）所认为的那样，“在西方，通过引进那些可能带来贸易或产业优势的技术，竞争政治权力的核心群体能获得很多好处……如果一些人先引进，另一些人就会失去很多。一旦意识到总有竞争者会带来难以挽回的恶果，那么将基于经济现状的政治权力和反抗技术革新结合起来的可能性就会或多或少从西方人的头脑中消失”。92

政府开始资助工程师，授予发明家专利，在一些关键的商业领域实行垄断经营。这说明他们开始意识到政治权力越来越难与技术保守主义相一致。关于政府驱动技术赶超，有一个著名的事例：沙皇彼得大帝决意实现俄罗斯的现代化，他化名彼得·米哈伊洛夫（Pyotr Mikhailov），跑到一家荷兰船厂工作，学习造船技术。然而，虽然政府清楚地意识到需要推动技术进步，但他们是有选择地做这件事的——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他们尽可能地限制取代技术的采用。因此总体来说，文艺复兴时期的技术发展撬动的是斯密型增长而非熊彼特型经济增长。比如说，航海技术对欧洲各国正积极参与的国际贸易来说至关重要，而这一方面的使能技术就包括天文仪器和罗盘。实际上在技术术语中，文艺复兴时期被贴切地称为“仪器时代”（age of instruments）。望远镜、气压计、显微镜、温度计是这一时期的主要技术成就，被应用在各个领域。伽利略使用望远镜观测木星的卫星，拿骚的莫里斯（Prince Maurice of Nassau）用它来观察西班牙军队，他的船长们使用望远镜来发现海上的敌军战舰。有些发明即使并不是为贸易和战争需要而生的，最终也会为贸易和战争服务。93

仪器时代的到来带来了重要的溢出效应，仪器商店成了科学家、手工匠、业余爱好者们集会的场所，在传播新思想、促进科学与技术的交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卡德韦尔认为：“有充足的记录表明，到了1700年现代技术的基础已被奠定。18世纪结束前，‘技术’一词已经问世，而‘发明家’一词也已开始有了如今我们所理解的那种意思。”94然而，这就更难解释为什么工业革命没有早点发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