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世纪以来，中国传染病同全球传染病一样，经历有传染病暴发、流行、散发、消除等不同阶段的非凡过程，从甲类传染病的猖狂肆虐到有效控制，甚至消除；从乙类传染病的大规模流行到有效的预防和控制在较低流行水平，几乎达到消除目标；从丙类传染病的大规模暴发到较低水平的流行，无不显示出中国传染病流行对全球传染病控制策略的重要作用与深刻影响。然而，在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全国自上而下的卫生防疫工作者，基于不同时期的国力状况、财力支持、人员配置、技术应用、设备装配、管理目标等自然和基本条件，与时俱进地艰苦奋斗，不辱使命，走村串户，深入调研，总结经验，科学防治，党政动员，社会参与，科技引导，群防群治，使传染病的预防与控制取得了辉煌成就。1950—2018年，全国报告甲类传染病3种，累计报告病例476 036例，累计报告死亡数32 140例。其中天花124 066例（死亡23 832例）、霍乱343 570例（死亡5 551例）、鼠疫8 400例（死亡2 757例）。报告乙类传染病26种，累计报告发病约89 453.95万例，累计报告死亡约341.64万例。甲乙类传染病报告发病率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7 061.86/10万下降到2018年的220.51/10万，报告死亡率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6.07/10万下降到现阶段的1.67/10万，报告病死率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4.09%下降到现阶段的0.76%。传染病预防控制工作对人类的生存与健康作出了卓越贡献，见图1-1。

天花（smallpox）是在世界范围被人类消灭的第一个传染病。WHO于1967年在全球范围内发起根除天花运动，至1979年10月26日WHO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宣布，成功的免疫技术规划促使天花从世界上绝迹，全球消灭了天花病，并且为此举行了隆重的庆祝仪式。近几年，WHO对最后一批尚未宣布消灭天花病的东非四国——肯尼亚、埃塞俄比亚、索马里和吉布提进行了调查，证实这四个国家确实已经消灭了这种疾病。现在，天花病毒毒株只保留在美国亚特兰大的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俄罗斯Koltsovo的国家病毒和生物技术中心两个国家实验室中，以供研究之用。世界卫生组织于1993年制定了销毁全球天花病毒样品的具体时间表，后来这项计划又被推迟。因为病毒学家和公共卫生专家们在如何处理仅存的天花病毒的问题上发生了争论：是彻底消灭，还是无限期冷冻?

在我国，消灭天花是1963年，而广西早在1954年就已消灭了严重危害人类的天花，比全国宣布消灭天花的时间提前了9年。现在不仅普通人对天花一无所知，许多医生也是仅闻其名，不见其身。

人痘接种术最早起源于我国，明代已经研究应用人痘接种术。据文史记载，我国最迟在16世纪下半叶已发明人痘接种术，到17世纪已普遍推广。清康熙时期（公元1688年）俄罗斯专门派遣医学专家至中国学痘医，这是外国最早派留学生来中国学习种人痘的国家，然后经俄罗斯传至土耳其和北欧。18世纪中叶，我国所发明的人痘接种术已传遍欧亚各国，公元1796年，英国人琴纳（E.Jenner）试种牛痘成功，这才逐渐取代了我国的人痘接种技术。我国发明人痘接种技术、琴纳发明的牛痘接种技术，不仅使全人类免受了天花的肆虐，也是对人工特异性免疫法的一项重大贡献，直至影响全球消灭天花。

WHO于1974年启动了扩大免疫规划，通过白喉、百日咳、破伤风、麻疹、脊髓灰质炎和黄热病疫苗接种，成功地拯救了千百万人的生命。美洲最早于1985年开始启动消除脊髓灰质炎行动计划，至1991年取得成功，这对全球消除脊髓灰质炎行动产生极大的鼓舞作用。目前，除少数几个国家以外，几乎所有国家都已经消灭脊髓灰质炎，病例减少了99%。当前行动的目标是消灭麻疹。可见，生物免疫技术覆盖适龄人群的势头不断加强，更多的人群接受生物免疫技术，接受更多疫苗的预防接种，也使更多的传染病得到有效预防。

1978年，我国政府依靠生物技术的科学发展，开始全面组织实施有计划的生物免疫技术，在全国范围内确定“4苗防6病”的免疫规划目标，提出省、县、乡计划免疫接种率要达到85%的奋斗目标。经过40年持续不懈的努力，已基本全面实现以乡为单位规划免疫接种率持续达到90%以上，进一步筑牢了免疫屏障。2000年后无脊髓灰质炎野毒株病例报告，实现了消灭脊髓灰质炎的目标。计划免疫管理的百日咳、白喉、麻疹发病率，从新中国成立初期（1959年）的1 694.99/10万下降到2018年的1.87/10万。其中，新生儿破伤风于1995年以后被列为乙类监测病种，累计报告发病45 047例，通过长期有效的免疫预防，发病数逐年下降，占乙类传染病发病构成比逐年减小，大多可免疫性疾病的年发病率已被有效控制在1/10万以下，取得重大控制效果；到2018年止，百日咳发病率从最高的284.33/10万下降到1.59/10万、麻疹从1 432.41/10万下降到0.28/10万，白喉从23.09/10万到2007年后无病例报告。2002年开始，我国又增加实施乙肝疫苗免疫计划，目前，我国的大部分地区乙肝疫苗接种率在农村可达85%以上，在城市达95%以上。2008年又作出重大决策，在全国范围内进一步扩大推行甲肝、乙肝、乙脑、流脑、伤寒、炭疽等共达到14种疫苗预防15种病的预防接种技术，将对15种免疫性传染病的预防控制产生重大影响，也为各族人民的身体健康起到重要保障作用。

呼吸道传染病主要包括：近代新发现的传染性非典型肺炎（SARS）、甲型H1N1流感、古老的流感、麻疹、肺结核、流脑、百日咳、白喉、猩红热等。

1950—2018年，呼吸道传染病主要报告的病种是流行性感冒（流感），多呈季节性和周期性流行，1950—1989年流感被列为乙类传染病，全国累计报告流感病例25 225.51万例，占同期呼吸道传染病累计报告数的61.20%，占同期甲乙类传染病累计报告数的31.10%；其次为肺结核，从1997年被列为乙类传染病进行监测报告后，1997—2018年累计报告病例数达1 864.67万例，占同期甲乙类呼吸道传染病累计报告数的78.39%，占同期甲乙类传染病累计报告数的28.19%；再次是麻疹，1950—2018年累计报告11 292.46万例，占同期甲乙类呼吸道传染病累计报告数的25.84%；1950—2018年猩红热、百日咳、流脑、白喉（白喉2007年后无病例报告）报告病例数等占同期甲乙类呼吸道传染病报告发病数的11.48%。见图1-2。

传染性非典型肺炎（SARS）仅在2002—2003年发生大范围流行，共波及32个国家或地区，至2003年7月11日WHO报告的累计病例数达8 422例，死亡916人，全球范围内各地的病死率约为5%～15%，报告病例数较多的国家或地区主要有：中国、新加坡、加拿大、越南和美国等。同期中国内地也在24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先后发生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疫情，共波及266个县和市（区），累计报告SARS病例5 327例，治愈出院4 959例，治愈率为93.09%，死亡349人，病死率为6.55%。以北京、广东报告的病例较多；2004年共报告发病10例，死亡1人，在安徽、北京出现的9例病例中有2例为实验室感染，其余病例均为继发感染者；中国内地两年共报告5 337例，至今未再出现报告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病例。

可见，当前除肺结核仍然是呼吸道传染病的主要病种以外，其他呼吸道传染病的预防控制均取得显著效果。

肠道传染病包括痢疾（细菌性和阿米巴性痢疾）、伤寒和副伤寒、霍乱、甲肝、戊肝、未分型肝炎、脊髓灰质炎（小儿麻痹症）等。

痢疾为主要报告病种，1950—2018年，累计报告15 357.76万例，占肠道传染病报告发病数的91.01%（占甲乙类传染病报告发病总数的17.16%）；其次为伤寒和副伤寒，累计报告587.67万例，占肠道传染病报告发病数的3.48%；甲肝、戊肝、未分型肝炎和霍乱占肠道传染病报告发病数的5.26%；全国脊髓灰质炎累计报告421 163例，2000年后全国已无新发病例报告。

几十年来，全国各地遵循“标本兼治、立足治本、分级管理、分类指导、确定重点、科学实施”的控制策略，肠道传染病预防控制取得卓越成效。影响重大的霍乱已在全国得到有效控制，标志着环境卫生状况的痢疾，也在全国各地呈大幅度下降趋势，甲肝暴发事件明显减少，脊髓灰质炎已经持续消除十余年，等等。这些历历在目的传染病防治成就，对于一个拥有13亿人口和发展中国家来说，绝非易事，它凝聚着中国卫生事业发展的智慧，见证了新中国社会进步与社会文明的光辉历程。见图1-3。

自然疫源性疾病主要包括：鼠疫、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出血热、狂犬病、乙脑、炭疽、登革热、布鲁菌病、钩体病、血吸虫病、疟疾、斑疹伤寒、黑热病、回归热、森林脑炎、恙虫病等。

疟疾为主要报告病种，1950—2018年，累计报告病例数为22 767.36万例，占自然疫源性传染病报告发病数的96.36%；其次为钩体病和乙脑，累计报告病例数分别为2 522 497例和2 361 713例，分别占自然疫源性传染病报告发病数的1.07%和1%；狂犬病累计报告132 065例；鼠疫累计报告8 400例；1990年开始监测登革热，累计报告病例数85 719例；2004年血吸虫病开始按乙类监测，至2018年累计报告78 656例。1997年香港首次报告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病例，2003—2018年全国共确诊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病例48例，分布在全国1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血源及性传播疾病主要包括艾滋病、乙肝、丙肝、丁肝、淋病、梅毒等。1990年起全国对血源及性传播疾病实行监测，乙肝、淋病和梅毒为主要报告病种，1990—2018年，累计报告乙肝病例2 179.32万例，占同期血源性传染病报告发病数的63.80%（占同期甲乙类传染病报告发病总数的25.95%）；淋病累计报告病例达4 168 841例，梅毒达5 384 273例，分别占血源性传染病报告发病数的12.20%和15.76%。至今，艾滋病、乙肝、梅毒、淋病均已成为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重要传染病，并突显为严峻的社会公众问题。

自1981年美国首先报告5例艾滋病病例以后，三十年来艾滋病已经在全球广泛流行。据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统计，截止到2017年，全球共有3 690万名存活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其中1 960万名感染者分布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众多非洲国家；亚洲有近520万名感染者，中国占70万名；东欧和中亚地区约140万名；拉美地区约180万名；北美、西欧和中欧地区约220万名，其中美国约120万名。据2017年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统计报告，当年全球新感染艾滋病总人数180万，其中成人160万，15岁以下儿童18万；而当年因艾滋病死亡总人数94万。

截止到2018年9月30日，我国报告现存活艾滋病病毒（HIV）感染者病AIDS患者849 602例，报告死亡262 442人，现存活HIV感染者497 231例，AIDS患者352 371例。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疾控中心）、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世界卫生组织联合评估，截至2018年底，我国估计存活艾滋病感染者约125万。估计新发感染者每年8万例左右。全人群感染率约为9.0/万。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均有艾滋病疫情报告，有90%的县（市、区）报告了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或患者。

艾滋病流行已经遍及全球各个国家和地区，虽然各地区的流行情况有明显的差别，但最明显的特征是艾滋病流行严重的地区集中在非洲、南亚和东南亚、拉丁美洲，均为发展中国家所在的地区。非洲无疑是全球艾滋病流行最为严重的地区，2/3的HIV感染人数分布在南部非洲和中、东非地区。斯威士兰孕妇平均HIV感染率从1992年的4%上升到2002年的39%；博茨瓦纳的城市中25～29岁年龄组产前孕妇HIV感染率达55.6%，成人感染率为40%；南非每9个人中就约有1个人感染HIV。

亚洲已经成为艾滋病流行发展最快的地区，其中以印度为代表的南亚和东南亚地区尤为严重。亚洲出现艾滋病流行相对较晚，但流行发展速度很快；由于亚洲人口基数大，感染人数占全球人数的绝对数明显增加，有可能很快超过非洲成为艾滋病感染人数最多的地区。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艾滋病流行仍然保持上升的势头，异性间的传播增加；而发达国家由于包括高效反转录抗病毒治疗（HAART）在内的防治措施的广泛应用，艾滋病感染率和死亡率都出现下降的趋势，但在一些国家的吸毒人群中HIV流行的状况仍然不能得到有效控制。近年来全球艾滋病流行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东欧、中亚地区包括俄罗斯联邦成为全球艾滋病流行进展速度最快的地区，多种途径的传播导致吸毒、性服务人群和孕妇人群的HIV感染率急剧上升。另一方面，引人注目的是中东地区一些国家的HIV流行状况也开始出现上升的趋势。全球艾滋病流行依然保持稳步上升的势头。

令人可喜的是在一些艾滋病流行严重的发展中国家，经过努力已经在控制艾滋病方面取得了有效的成就。泰国、柬埔寨努力控制妇女、孕妇群体中艾滋病的流行，使这些人群中的HIV感染率出现下降；非洲部分国家，如乌干达、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的艾滋病流行率也已经有所降低。

2008年5月2日，卫生部发布《手足口病预防控制指南》（2008年版），将手足口病纳入丙类传染病管理。2008—2018年全国累计报告发病数为20 537 199例（占同期丙类传染病报告发病总数的54.54%），死亡3 667人；2010年起，报告发病数连续9年占据法定传染病首位。报告发病数总体呈隔年高发的趋势，重症数和死亡数呈下降趋势，重症比例、重症病例死亡比例11年期间显著下降，报告死亡率从0.067 8/10万下降到2018年的0.002 5/10万。

手足口病从病原、临床表现、流行病学严重性上与脊髓灰质炎（小儿麻痹症）类似，采取常规个人和环境卫生防控措施实施难度大，效果有限。我国多家企业于2016年自主开发成功手足口病EV71疫苗，该疫苗虽然不能预防所有手足口病的发生，但可显著减少EV71感染相关的手足口病发病、重症和死亡的发生。目前我国EV71疫苗属于第二类疫苗，价格仍较高，适龄儿童需要自愿自费接种，这点制约了接种率。疫情高发省区加大健康宣传教育力度，对高危易感儿童大力推进EV71疫苗接种，已经取得初步成效。

注：全国疫情数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卫生防疫局编制的《全国急性传染病疫情资料汇编（1950—1979）》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编制的各年度《法定传染病发病与死亡报告》《中国传染病监测报告》。

中国开展流感监测六十余年，建立起全世界最大的流感监测网络，为我国和全球流感防控做出了巨大贡献。

流感引起的每年季节性流行在全球造成严重的疾病负担，而且流感还会不定期引起世界性流感大流行，造成严重社会恐慌、经济损失。由于流感病毒的高度可变性和不可确定性，流感防控面临巨大挑战，例如疫苗株与流行株的匹配程度、病毒对抗病毒药物是否敏感、流感大流行至今难以预测等问题。监测是预防和控制流感的关键策略，1952年我国内地开始流感病毒研究工作，第一个流感实验室成立于1954年，即中国医学科学院病毒系流感组。1957年2月由H2N2亚型流感病毒引起全球流感大流行，此次疫情首发于我国贵州省，是新中国成立后经历的第一次流感大流行。我国政府果断决定成立了中国国家流感中心（Chinese National Influenza Center。CNIC），CNIC成立后致力于流感监测和研究工作，但早期流感监测处于自愿、分散、不系统状态。1989年郭元吉教授在我国南方、北方地区各选3个监测点（哈尔滨、北京、青岛、上海、深圳和武汉市）开始启动长期流感监测，随后厦门、宁波和大连市也成为监测点。但由于缺乏经费支持等多方面原因，进展一直较慢，直到2000年通过WHO和美国CDC合作项目，在全国建立了8家网络实验室和31家流感监测哨点医院，初步建立了中国流感监测网络的雏形。2004年我国在国家卫生部的统一领导下，开始系统建立中国流感监测网络。2005年中国流感监测网络扩大到覆盖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63家网络实验室和197家哨点医院，2008年底增加至84家网络实验室。2009年流感大流行发生后，中国流感监测网络进一步扩大到所有的地市级和部分县级，共有411家流感网络实验室和556家哨点医院，后因行政区划调整，归为408家网络实验室和554家哨点医院。流感监测网络实验室位于各级CDC，哨点医院包括综合性医院和儿童医院，每个哨点医院除了每周报告流感活动情况，还每周采集标本送往对应的网络实验室，实时开展流感病毒变异监测。作为全球最大的流感监测网络，中国流感监测网络已经成为我国和全球流感监测和防控的重要技术力量。

中国流感监测网络的技术水平和能力的显著提高，有力地保障了我国流感／人禽流感防控工作，也对我国流感大流行的防控发挥了关键作用。一是实时监测季节性流感活动及病毒变异。目前，中国流感监测网络每年采集标本约40万份，分离流感毒株近2万株，开展了病毒的抗原性、耐药性和基因特性分析，实时掌握流感在中国的活动和流行情况，及时发现突变毒株，为及时了解季节性流感病毒的变异情况、全球流感疫苗株的选择以及抗流感病毒药物的使用提供科学依据；对具有流感大流行风险的病毒及时发出预警，也用监测数据消除不必要的社会恐慌。二是成功应对2009年甲型H1N1流感大流行。三是有效应对H5N1、H7N9等人感染禽流感疫情。四是及时发现罕见新型流感病毒感染病例，提高我国发现新发传染病病原的能力。

2003年，由SARS冠状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传染性非典型肺炎”来得突然，准备不足，病毒研究不充分，没能及时查清传播途径，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世界在“非典”疫情防控上很被动。为此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侯云德院士主导建立了“应对新发突发传染病的综合防控网络体系”，它包括12个核心检测实验室、79个省市级检测实验室和800多个临床哨点医院，实现了72小时内鉴定152种已知病毒、147种已知细菌以及新病原检测确认和筛查。这是一张巨大的保护网，近些年，无论是2013年流行的H7N9禽流感病毒、2014年在全球扩散的MERS（中东呼吸道综合征）冠状病毒、2015年以来在西非盛行的埃博拉病毒，还是2016年席卷世界的寨卡病毒，都未对国人的身体健康造成大规模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