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回答以上这一个个从未有人提出的问恐怕需要一本专著才能阐明，故以下只给出笔者的研究结论而略去所有的论证过程——这个任务留待日后用一组论文或专著去完成吧。

从中医四大经典说起，第一种入选名单中的四部医籍均为汉代或汉以前的著作，入选的理由看起来很明显——传统说法认为此四书皆为中医学或中医学分支门类中的奠基之作。现在看来，这个理由可能不够实也不够硬，以最无争议的《黄帝内经》《伤寒论》为例，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双重证据皆表明，在《黄帝内经》之前已有扁鹊学派关于中医学理论的医籍流行；同样在《伤寒论》之前，也有扁鹊学派传人华佗构建的理法症方统一的伤寒诊疗系统。或许有人会说，这四部经典是现存最早的各自门类的奠基之作，可是《神农本草经》又并非“现存”。

再看人们看不懂的第二种说法的“四大经典”——《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病条辨》四部虽在影响力上有高下之分，但都表现出以下四个共同的特征：第一，皆为理论创新之作；第二，理论构建皆从一个基本假设出发，通过提炼一系列基本概念和基本命题，推导出一个环环相扣，有机联系的理论体系；第三，四部经典的基本假设是相同的；第四，理论构建皆以或主要以命题表达。凭借这四条标准，《温病条辨》实现对汉代两部经典的“逆袭”跻身四大经典无可争议；同样根据此四条标准，针灸学的奠基之作《甲乙经》的落选也不再冤枉。

——符合四条标准中前三条者还有一部清代王清任的《医林改错》，该书对《黄帝内经》针对针灸学提出的“人之所有者血与气耳”“血气不和，百病乃变化而生”命题给出了方药路径的诠释和应用示例。虽然自出版以来《医林改错》引起广泛而持久的关注，但应当说人们对此书的价值和意义的认识还远不到位，而且不论是点赞者还是抨击者皆未说到点上，这个话题有点超出本书的边界，不在此展开。

不知从何时起人们形成了这样的印象：中国古代医学多是归纳性的事实陈述和经验总结，理论化程度不足，然而熟悉演绎科学公理化方法的读者读到以上中医经典的四个共性特征一定会发现形式逻辑公理化的要素——基本概念、基本假设和公理以及由此导出的结论（命题）一一在列，不禁惊叹：原来公理化的思想一直流淌在两千年间最能代表中医学理论创新的经典之中。

——这一极有说服力的事实表明：尽管中国古代没有形成专门的公理演绎方法的形式逻辑，但应用其原理和方法构建医学理论体系却比西方在经验科学引入公理化方法早得多，这一情形很像表面解剖学的发展，作为一门专门的学科，表面解剖学诞生于西方；然后世界上最早的表面解剖学的应用和最丰富的表面解剖学的经验总结却出现在中国古代的针灸学。

在以上四部经典中，真正体现原始性创新之作为《黄帝内经》，其他三部经典都是对该书构建的理论体系的某分支的延伸或移植改造。而且可以确认的是，自觉探寻并成功应用公理化方法构建理论者也是《黄帝内经》作者。然而就理论体系本身的研究而言，后世医家对于《伤寒论》的研究却远远超出对《黄帝内经》的研究，甚至对晚至清代问世的《温病条辨》的研究也比对《黄帝内经》更多更深入。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不寻常的现象？一个重要的因素在于：四大经典从理论形式的内在逻辑性衡量，《温病条辨》最高，而《黄帝内经》最低。后者好像盖了一座奇美的大楼，却没有楼梯也没有脚手架，后人既不能一级一级地拾级而上领略其结构美，也难以借助于脚手架对其进行修缮，于是只能就文本文字解读而难以从理论本身研究。从这个实例也可以得到这样的启示：理论的结构形式在一定程度也影响到理论价值的呈现以及其后的发展命运。

两千年中医学最有代表性的理论创新之作皆走了同一条路——公理化之路，中医理论创新都通过这条路获得成功。或许还不能由此断言公理化路径为中医理论创新的必由路，但至少提示这是一条理论创新的主干道。

今天笔者的这本小书也选择此路径，非求有朝一日跻身“四大经典”，实为圆一个萦绕心间已久的梦：遵循《黄帝内经》“治不能循理，弃术于市”的理念，将古典针灸学“血气说”公理化方法挖掘出来，并借鉴西方形式逻辑公理化方法的合用部分，探索一套更适用的针灸学理论创新的结构形式化规范，让古典针灸学的原理从公理到推论的逻辑链条清晰呈现，使得《黄帝内经》构建的针灸理论体系体现出明确的可检验性；更充分释放出其对针灸诊疗实践的引领和推动作用，并为后人完善或重构这套理论体系提供一套合用的“脚手架”，让更多针灸人的智慧得以渗入理论之中，从而赋予其更加旺盛的生命力。

——毋庸讳言，不论是结构还是内容，《黄帝内经》都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而只有将《黄帝内经》建构成理论的逻辑过程清晰呈现出来，后人才能走进她，才能正确理解，才能客观评价，才能接着说——不断完善而赋予其更旺盛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