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历史的并接

晚清至民国，中国社会经历了一个重大的转折。两种国家和政体的转变，迫切需要关于解决国家建立和转型的新知识。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西方科学进入中国学界，人类学与民族学也应运而生，并形成了历史上两个学科的不同发展过程，包括两者概念的各自引入和本土化过程、相互的融合与借鉴以及各自的后来发展。另一方面，近代国家转型引起的国家危机，导致了“民族”概念在近代学术史上的重要位置。简单地说，自晚清以来，国家的危机与新的主权国家如何建立的需要并置。在这种情况下，也出现了两种并置的思潮，一是民族主义的民族国家思潮；二是主权国家思潮。杜赞奇（P.Duara）曾经指出：

民族主义的新颖之处并不在于其政治自觉，而在于其世界性的民族国家体系。整个上一世纪中（指19世纪——笔者注），这一扩散到全世界的体系视民族国家为惟一合法的政体形式。从外部来看，民族国家在明确的、虽不无争议的领土界限内宣布自己拥有主权。⁽¹⁾

由此，民族国家与主权国家成为两种普遍思潮，前者解决的是帝国崩溃之后建立什么样的新国家；后者解决的是新国家如何建立的问题。在学术上，前者促进“民族学（ethnology）”进入中国；后者直接促进了“民族学”的本土化（特别是边疆少数民族的研究），即中国民族学之形成。

一、民族研究：从民族国家到多民族共和

在上述两种思潮和国家建立的过程中，“民族”成为一个核心的概念。孙中山于1906年12月2日在东京演讲《三民主义与中国民族之前途》时正式提出三民主义。“民族”之所以成为第一个主义，乃因为“民族”概念联系到国家的建立，有了国家，才能谈民权与民生。因此，这里的“民族”包含两重含义：一是中华民族之民族（nation）；二是汉、满、蒙、回、藏等民族。这一“民族”逻辑，包括“国族”和少数民族自治等概念，其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

在上述历史背景中，民族研究成为知识界重要的研究领域之一。近代的民族研究伴随着一个从“民族国家”到“多民族共和国”的过程，也是试图用民族主义解决国家危机的过程。⁽²⁾在这个过程中，一直在进行着两类“民族”的表述：一类表述来自早期梁启超于1901年提出的“中国民族”的概念。⁽³⁾也可以追溯到1903—1905年，刘师培在上海结识章太炎、蔡元培，为《警钟日报》《国粹学报》撰稿，并完成了《中国民族志》。刘师培曾自述写作的动机：“吾观欧洲当十九世纪之时为民族主义时代，希腊离土而建邦，意人排奥而立国，即爱尔兰之属英者今且起而争自治之权矣。吾汉族之民其亦知之否耶？作民族志。”⁽⁴⁾书中主张汉民族的民族主义立国，带有明确的民族国家思想。孙中山也曾认为“民族主义就是国族主义”。⁽⁵⁾可见在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中包含了民族国家的思想。

第二类表述涉及一个国家内部在文化族群意义上的多民族，包括汉族和今天所说的边疆民族或“少数民族”。这样一种“民族”表述也与国家建设直接相关，也就是说，在主权国家建立中需要解决一个国家内部多民族与国家的关系，这就在后来引出了“多民族共和”的表述。孙中山早就提出了这类思想，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发表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第一次提出了“五族共和”论：

夫中国专制政治之毒，至二百年来而滋甚，……是用黾勉从国民之后，能尽扫专制之流毒，确定共和以达革命之宗旨，完国民之志愿，端在今日。敢披沥肝胆为国民告：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

孙中山在发表演说时更加明确地表示：“今我共和成立，凡属蒙、藏、青海、回疆同胞，在昔之受压制于一部者，今皆得为国家主体，皆得为共和国之主人翁，即皆能取得国家参政权。”⁽⁶⁾他在国民党一大宣言中郑重宣布“承认中国以内各民族之自决权”，将“多民族共和”的观念更加明确化。

在当时的学者中间，不乏持有这类思想观念之人。麻国庆曾经论及早期学者的观念转变以及对后来学者的影响，即从吴文藻到费孝通一代学者的“多民族一国家”观念的连续。⁽⁷⁾吴文藻于1926年指出：“民族与国家结合，曰民族国家。民族国家，有单民族国家与多民族国家之分。……一民族可以建一国家，却非必建一国家，诚以数个民族自由联合而结成大一统之多民族国家，倘其文明生活之密度，合作精神之强度，并不减于单民族国家，较之或且有过之而无不及，则多民族国家内团体生活之丰富浓厚，胜于单民族国家内之团体生活多矣。”⁽⁸⁾这等于提出了从民族国家到多民族共和国转变的重要理论，并影响到后来的学者。几乎与吴文藻同时，李济在《中国民族的形成》（1928）⁽⁹⁾中提出汉人群、通古斯群、藏缅群、孟高棉语群、掸语群五大族系，其中也包含了多民族国家的思想。“边疆”研究受到重视，正是基于建设多民族共和国家，同时面对主权国家建立的需要。由此，边疆少数民族的研究开始进入学界，从而奠定了民族学本土化的基础。

用“民族”来解决“国家”的问题，这几乎是早期知识精英们的共识，在这个解决近代国家危机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的概念。从近代历史来看，早期的主要问题是“现代国家”的建立。当现代国家建立起来之后，则面临着如何进行国家制度、国体等主权国家建设的具体问题，多民族研究遂成为关注，亦引出了走向多民族共和国的转变。

二、“民族学”研究的本土化转向

自20世纪20年代开始，中国大学教育进入了一个喷涌的时期，一批著名大学开始转型新式学科体系和现代西方教育，一批留学归来的学者担此重任，形成了社会学、人类学和民族学并行的理论研究和实践，一些理论流派应时而生，包括吴文藻等奠基的中国功能学派；孙本文、黄文山倡导的中国文化学派；以及杨堃、凌纯声等创立的中国历史学派。⁽¹⁰⁾这是中国学术史上极为独特的学科交叉与整合，理由很简单：几乎所有学者都主要是在面对当时中国社会的现象和问题，特别是国家建设和相应的“民族”现象，而非从哪个学科来甄别和区隔研究对象。对于学者们来说，当时迫切需要的是关注中国社会的真问题，而不是以学科之见来简单判断哪些现象应该归属哪些学科来研究。因为社会现象并不因学科而生，反而学科应该缘现象的研究需要而建。然而，学科之区别以及学科建设依然是学者们摆脱不了的关注，不过我们可以从老一辈学者们的论述中，看到中国民族现象多学科共同研究的浓重痕迹。

蔡元培是较早认识到民族学的重要性，并对“民族学”进行辨识的学者。他曾经在《说民族学》中认为：⁽¹¹⁾

民族学是一种考察各民族的文化而从事记录或比较的学问。偏于记录的，名为记录的民族学，西文大多数作Ethnographie，而德文又作Beschreibende Volkerkunde。偏于比较的，西文作Ethnologie，而德文又作Vergleichende Vlokerkunde。

上述要点一是强调民族学是考察各民族的文化，“文化”研究被明确赋予了民族学；二是民族学有两种划分：偏于记录的ethnographie（现在通常译为民族志）和偏于比较的ethnologie（现在通常译为民族学）。可见所谓的“民族学”还不是特指中国民族现象研究的民族学，而是对ethnology的一般翻译。蔡元培还曾就民族学与人类学的区别进行了讨论：

人类学是以动物学的眼光观察人类全体，求他的生理上、心理上与其他动物的异同；势不能不对人类各族互相异同的要点，加以注意；似乎人类学又可以包括民族学的倾向；所以从前学者，也或用Anthropologie作民族学的名称。然现今民族学注意于各民族学文化的异同，头绪纷繁，绝不是人类学所能收容，久已离人类学而独立。⁽¹²⁾

蔡元培当时的民族学很明显强调的是文化群体的研究，不过后来的“民族”逐渐被赋予了上述“中华民族”和“少数民族”两种内涵。这一区别的形成甚为重要，意味着基于自己社会“民族”现象的中国民族学开始形成。蔡元培对民族学研究十分重视，在中央研究院1928年成立之初，就在社会科学研究所中成立了民族学组，并自任主任。后来邀请师从著名法国人类学家莫斯（M.Mauss）的凌纯声担任研究员。凌纯声承蔡元培的看法：“民族学可分记录的与比较的两种研究：偏于记录的我们称之为民族志；偏于比较的为民族学。”⁽¹³⁾

从20世纪20年代到30—40年代，一批学子学成回国，形成了若干人类学／民族学的研究中心：北方以中央研究院、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辅仁大学为中心，研究人员有蔡元培、凌纯声、林惠祥、芮逸夫、李济、商承祖、颜复礼、董作宾、李方桂、吴文藻、费孝通、吴泽霖、林耀华、李安宅、陶云逵、田汝康等。东南以中央大学、金陵大学、厦门大学、复旦大学为中心，研究人员有孙本文、吴定良、卫惠林、马长寿、丁骕、陈国钧等。南方以中山大学、岭南大学为中心，研究人员有杨成志、黄文山、陈序经、伍锐麟、罗香林、江应樑、岑家梧、罗致平、梁钊韬等。西南以四川大学、华西大学、云南大学为中心，研究人员有徐益棠、李安全、方壮献、胡鉴民、蒋旨昂、杨汉先、胡庆钧等。当时出版的人类学、边疆研究、少数民族研究期刊近三十种、专著百余种。清华、燕京、辅仁、中法、中央、金陵、复旦、暨南、上海、中山、岭南、云南、华西等大学都开过人类学或民族学课程。⁽¹⁴⁾

1934年夏，由凌纯声、邱长康、徐益棠、孙本文、何联奎、胡鉴民、卫惠林、黄文山等人发起召开了中国民族学会筹备会。拟定了中国民族学会简章草案，提出学会的宗旨是“研究中国民族及其文化”。规定了学会的五项任务：搜集民族文化的实物，调查中国民族及其文化，研究中华民族及其文化，讨论中国各民族及其文化问题，编辑刊物与丛书。1934年12月16日，中国民族学会在中央大学中山院举行成立大会，这是中国自己的民族学建立之里程碑。当时学会共有会员33人，推选蔡元培、杨堃、刘国钧为监事，何联奎、黄文山、孙本文、商承祖、徐益棠、胡鉴民、吴定良为理事，吴文藻、何联奎、杨成志、刘咸、杨堃、吴定良、凌纯声、商承祖、黄文山为出版委员会委员。⁽¹⁵⁾不难看到，其成员包括了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等学科为主的学者，而蔡元培是其间最有力的推行者，令我们感慨今天的哪一所大学校长和教育总长能够有如此的学科视野。

民族学在中国学界的发端，有一个从西方ethnology翻译为“民族学”的引入，到后来在中国落地的本土化过程。这种落地是两者结合的过程：一方面，保持了ethnology文化研究的本来宗旨；另一方面，具体化到中国的各民族研究中去，包括早期的国族（中国民族、中华民族）、五大共和之民族，以及边疆少数民族。“民族学”也由ethnology这一世界通用的“文化人类学”的概念用语之一，逐渐演变为中国自己的民族学。

1949年以后，这种发展趋于定形。对这一演变过程的影响，导致当今的两类看法：一些学者们依然笃信ethnology就是中国的民族学；另一些学者强调中国自己的民族学，中央民族大学英文校名经过早期的用nationality表达“民族”，到今天用汉语拼音Minzu来表达校名（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意味着“民族”已经是一个落地中国的概念了。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民族学逐渐从早期的文化人类学研究到落地于中国本土的民族学研究。1949年以后，由于“社会科学研究的马克思主义传统与民族学人类学学科发展的特殊历程，使得‘民族’在中国大陆成为明确存在的实体概念，各个‘民族’成为中国大陆民族学研究实践中明确的研究对象”。⁽¹⁶⁾这样一个“民族学”转向的历史过程，对理解“中国的民族学”十分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