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电视剧无疑是当代中国最大众、最流行、最具有意识形态形塑能力、最能体现社会文化—心理普遍性的文化形态。其中，以表现家庭矛盾、家庭冲突、家庭救赎为特点的家庭伦理剧则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这类剧，以一种“现实主义”的表象，把创作者和观众对现实的想象和期许，逼真地演化为角色和角色关系，再生产着由各种权力所编织的社会关系。而在这些复杂的社会关系中，被想象、被虚构、被设置的女性形象则占有重要的特殊地位。这一直是女性主义学者们特别关注的对象，更是具有女性身份的女性主义学者所感同身受的话题。这也是杨慧博士这本《社会变迁与性别呈现：中国当代家庭伦理剧女性形象研究》的研究主题。

本书从1990年代的《渴望》开始，系统梳理了三十年中国的家庭伦理电视剧，它们大多数都是观众耳熟能详的作品，正因为耳熟能详，所以成为这一阶段女性形象的主流表达。这三十年是中国电视剧的黄金年代，也是在市场经济影响下女性被物化越来越明显的年代，再加上传统文化复归带来的“三从四德”的悄然复活，这些电视剧中的女性形象必然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性，甚至会复杂得令人困惑。与新文化时期的子君、繁漪、莎菲、祥林嫂不同，也与新中国艺术中的林道静、吴琼花、白毛女、江姐、李双双、女篮五号不同，在刘慧芳以及众多当代中国电视剧中的女性形象中，呈现出前后变化而又错综复杂的后新时期的文化语境。正如杨慧在书中所说：“中国叙事文化空前的大众化和消费化，在新的社会、文化、艺术、经济的语境下，中国电视剧尤其是家庭伦理电视剧成为了对女性书写的一个典型样本。”

家庭伦理剧的主要故事往往围绕着夫妻、婆媳、婚姻、代际等与女性休戚相关的话题展开，而且还有众多的女性创作者（特别是编剧）参与其中，但其观众不仅包括女性，而且也有许多男性受众。这些作品在性别表达和书写中，传达什么，如何传达，对女性的两性、家庭、社会关系的地位和理解，为谁传达，传达的驱动力是什么……这些肯定都是富有意义的电视学的学术话题，同时也是富有挑战的社会学话题。相信本书在这方面会给我们的研究开垦一块新的田地。

正如作者所言，本书回答的主要是四个问题：第一，整体而论，家庭伦理剧中的女性形象，结合我国叙事文本中女性形象的历史看来，有怎样的历时性变化，形成了怎样的共时性结构？第二，作为一个以女性故事为主题、以女性形象为核心的电视剧类型，在对于女性的塑造以及对性别关系的呈现中，家庭伦理剧是否有新的重点和模式，如果有，新的重点和模式又是什么？第三，在一个“女性制作、为女性制作、关于女性”的“女性剧”中，与女性形象密不可分甚至成为对照的男性形象有怎样的塑造变化，其对于女性形象的塑造有何意义？第四，这些形象和书写的变化背后的文化意涵为何，女性主体性、女性意识等命题的建构在这些大众文化叙事中是否有所突破、有所完成，女性形象的书写对社会问题与矛盾又有着怎样的想象性解决，而上述种种又揭示了女性叙事及女性解放在新语境下面对着怎样的困境、承担着怎样的意义？当然，我以为，所有这些学术性的关怀，体现的都是作者对于女性身份、女性命运、女性解放的认知和关切。正因为有了一种关切的态度，本书的写作风格在严谨的学术话语中包含了温暖和情怀，读起来可能会更加容易产生情感上的共鸣。

家庭伦理剧数量很多，本书在繁复的文本中，寻找到其中的表达脉理，发现其中的结构关系，揭示出其中的性别权力，发现其中的文化症候，工作的难度和强度都是显而易见的。也正因为如此，本书具有更多的开拓性的意义，为电视剧的文化研究开启了新的视角，为女性研究提供了新的样本，为大众文化的认知填补了一个新的空间。

杨慧是我曾经在清华大学指导的博士研究生。新闻传播学院的博士论文，选择做文化研究方向的越来越少，更多的人愿意选择倾向于实证的研究方法。而文化研究所需要的批判意识、人文素质、理论修养、社会认知、互文本参照以及思辨强度、思想锐度等，反倒让许多青年人望而却步。掌握方法和工具固然重要，但是人类借助于思想积累和现实观察所产生的思维能力和批判精神，在今天越来越功利化的社会语境中，自有其特殊的意义。所以，对杨慧女士的研究，我是支持和赞赏的，而她本人的勤奋、好学、敏思，也成就了这部著作。

说来也巧，我到清华指导的第一位博士吴菁，博士论文《消费文化时代的性别想象：当代中国影视流行剧中的女性呈现模式》，也是女性主义视角。那时她常常善意地批评我无意识中透露出某些男权意识，第一次让我感受到青年女性学者在争取性别平等时的敏感和敏锐。杨慧似乎没有表现得那么犀利，但也许这种温和也是另一种改良的力量。这种温和性，也体现在本书的态度中，读起来也许会有更多的对话感。总而言之，数千年的性别建构，如何认知、如何重建，的确是一个男女性都需要重视的共同话题，电视剧为我们提供了一面镜子，而青年学者的研究则为我们提供了解码镜像的方式。感兴趣的读者不妨一读。

尹鸿

2020年6月16日于清华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