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国家庭伦理剧的研究现状

按照理论分野，目前对中国家庭伦理电视剧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一）媒介研究视野内的家庭伦理电视剧研究

媒介研究视野内的家庭伦理电视剧，是将电视剧作为一种大众媒介传播的文化内容，故其研究大多基于电视剧作为一种文化产品的定位而展开，关注的是家庭伦理电视剧作为一种电视产品亚类的生产和传播。在这一类研究中，基本上的研究时间起点都为1990年《渴望》的开播，所以对家庭伦理电视剧的跨度就限定在最近20余年。这20余年中，家庭伦理电视剧是怎么从筚路蓝缕走上类型化之路则是一个关注重点。研究者关注从电视剧编写到受众接受再到电视剧制作方的诉求等生产、传播的不同环节，因为这些都是导致家庭伦理电视剧乃至整体电视剧的类型化的必然原因（吴琼，2012）。在形成类型电视剧之后，也有人观察到，家庭伦理电视剧作为一种在中国相对成熟的电视剧，经历了滥觞期和发展期，目前逐渐显示出和其他类型融合的趋势，以打破固有的家庭伦理电视剧的套路（杨爱君　等，2010）。

在媒介研究视野内，与相对泛滥的类型研究相比，对媒介的生产、机构以及受众的研究都还相对不足。

（二）文化研究视野内的家庭伦理电视剧研究

文化研究一直关注阶级、性别、种族等问题。文化研究视野内的家庭伦理电视剧，着重的是对电视剧呈现出的家庭中的伦理关系和权力关系的分析。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结构主义符号学和后结构主义，以及后现代和后殖民主义，作为文化研究的四大理论支柱（朱立元，2005：431），则在对中国家庭伦理电视剧的研究中多有应用。

对家庭伦理电视剧中的女性形象已是一大重点。不管是婆婆、媳妇，还是母亲和女儿，其角色塑造和价值取向都被研究较多。基本上，研究者还是认为家庭伦理电视剧中的女性形象虽是当代作品，但价值观仍然非常保守，带有较为强烈的守旧思想和男权特征。比如婆婆，作为一个家庭伦理剧中的常见形象，对其的塑造便可见一斑。虽然处在时代变迁中的婆媳关系往往代表了传统女性和现代女性的两套价值观，其摩擦不可避免，但是在电视剧中的这一摩擦，往往还带有男性隐形的在场。研究者认为，不同家庭伦理剧的婆媳塑造基本上大同小异，都关注婆婆如何训导、教化媳妇按照夫家的规则举止言行，本质上都是传统的“三从四德”和温良恭俭。所以研究者认为婆婆这一形象往往代表的是男性的主张，她对媳妇的改造模式也是依照男性理想中的女性而来。母亲形象也概莫能外。母亲的形象更是在电视剧中被深度类型化，这样一种包含着牺牲、奉献、无私等道德品质的性别意识形态，体现了男权对女性角色的一种理想化想象和期待。母亲形象成为一个构建女性性别特征的“本质主义”的符号（何金梅，2009）。还有一类特殊的女性形象也被关注到，那就是第三者。在近年的家庭伦理剧里，男性和女性第三者形象皆有，但是女性的第三者设计比例明显更大。这其中，包含着从传统的“狐狸精”形象开始的对女性的潜在建构（景秀明，2008），也暗合了男性潜藏的理想女性形象和男女关系欲望，具有某种镜像意义（贺艳，2008b）。

而父子关系也是一个研究重点。在传统家庭伦理里，“子”之于“父”，其实也有近似“妻”之于“夫”的那种“阴”之于“阳”的关系。夫权、父权、君权，在中国都是等价同构的。有研究者认为，在当代电视剧中的父子关系，表面向度上有着父亲权威的失落和儿子的自我放逐式的反叛，但是不曾构成对父子之伦的真正威胁，父亲在道德上的形象优势仍然存在（贺艳，2008a）。

这一类研究目前就单文本或数个少量文本展开分析的居多，中观和宏观层面的分析或是共时性与历时性的建构都尚有所不足。

（三）叙事学视野内的家庭伦理电视剧研究

对于家庭伦理电视剧的叙事研究，是这一研究对象下相对成熟和丰富的一个领域。学界目前在家庭伦理电视剧的叙事研究上，达成了一些相对的共识。

首先，家庭伦理电视剧的叙事被称为一种日常生活叙事，它不以反常的冲击性吸引观众，而是以日常经验、家庭故事的绵延讲述作为主体（尹鸿　等，2004）。在这一叙事特点下，人物的日常化存在状态得到了大量的表现，角色的圆整性得到了更多叙事主体的注意，生活的质感在文本中大大加强，平民百姓占据着越来越多的叙事空间，这一切构成了新的叙事语境，拉近了叙事文本与一般受众的距离（吕乐平，2007：119）。

其次，在日常性和生活性叙事风格的前提下，家庭伦理电视剧的叙事结构也有着对应的特点，这主要体现在多线叙事结构的安排上。家庭剧在叙事结构上呈现出双线乃至多线的叙事结构，起承转合等诸多方面都充分含有传统叙事的参差错落（戴清，2007）。这种多线索叙事结构也就使得家庭伦理电视剧的人物设置往往众多，且人物往往依靠家庭内的关系或者家庭与家庭之间的关系构成某种更加复杂的网状结构。

再次，日常叙事还使冲突这一叙事动力基本上也属于“生活流冲突”，生活中的大小摩擦成为叙事动力，叙事冲突多日常性，少奇观化。基本上，最典型的家庭伦理电视剧冲突，都是悲欢离合的日常人际冲突。

此外，我国家庭伦理剧的一些特色叙事，如苦情叙事等，也被研究者有所注意和涉及。

（四）其他角度的家庭伦理电视剧研究

对于家庭伦理电视剧的研究，还有历时性的电视剧史研究、共时性的跨文化对比研究以及个案研究等。

家庭伦理电视剧的历时性研究既在别的研究话题（如电视史）中有所涉及，也有相对专门的文章。但是总体来说，对家庭伦理电视剧的历史研究目前还比较粗放，如将之分为发生时期（1979—1989年）和发展时期（1990年至今）的二分法（吕乐平，2007：2-8），或者20世纪80年代初至1992年的成型期、1993年至1999年的成长期、2000年至今的兴盛期的三分法（胡丹，2006）。对于电视剧最繁盛的后新时期，大部分的研究都直接以1990年《渴望》的播出作为起点，而将此后的20余年当作一个整体研究。因此，家庭伦理电视剧的历史研究目前还不够细致。

家庭伦理电视剧的共时性跨文化对比研究主要是跟美国、日本、韩国等电视剧生产大国的比较。而这其中，日韩与中国的对比研究尤其突出，特别是韩国的家庭剧。这一方面是由于韩国电视剧应该属于目前中国电视台播出的进口电视剧中最具影响力的；另一方面，也是因为韩国和日本受到中国的儒家文化影响较为深远，同属儒家文化圈而拥有近似的家庭观念与家庭伦理，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中日韩三国的家庭电视剧的艺术风格和内容呈现有较多可比之处。目前的研究结论中大多偏向肯定日韩的电视剧创作经验，尤其是如何将传统的儒家文化与现代的西方观念结合（李胜利，2008），日韩的电视剧提供了一种路径参照。

国外对中国家庭伦理剧的研究，也多属于这种共时性跨文化视角，一般较多地关注了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电视剧中的跨国文化、政治等主题，比如关注全球化语境下中国家庭伦理电视剧的文化内涵中的国家身份认同（Lu，2000），还有更具体的，比如探讨《渴望》在结构上受到美洲电视节目的影响，《编辑部的故事》的角色设置多有对美国情景喜剧的学习和模仿等（Zhu，2005）。

此外，关于家庭伦理电视剧的研究中还有着新历史主义、个案分析等其他研究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