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
1955年同样并非匮乏的年代。它本身创下了一个纪录——世界变得前所未有地富裕起来，人口更多了，生活更舒适了，哪怕有希特勒朝着反方向的“努力”。跟此前的任何时代相比，20世纪50年代都显得非同寻常的富裕与奢华。印度的婴儿死亡率降到了比1900年的法国和德国还低的程度。日本儿童的受教育年限几乎2倍于此前的世纪之交。世界人均收入在20世纪的前50年里差不多翻了一番。1958年，加尔布雷思宣称，“富裕社会”业已到来，能言善道的广告商正把许多不必要的商品“过度”提供给消费者。26
他说得没错，相较于其他国家，美国人的日子过得略显富裕些：20世纪50年代，他们的身高比世纪之初高了3英寸[3]，花在医疗上的钱是葬礼开支的2倍——跟1900年刚好反了过来。1955年，80%的美国家庭有了自来水、集中供暖、电灯、洗衣机和冰箱。1900年，哪一家人也没有这些“奢侈品”。雅各布·里斯[4]在1890年的经典之作《另一半人如何生活》中记录了纽约的一户人家，全家9口人，住在10英尺[5]见方再加个微型厨房的屋子里，妇女每天在血汗工厂里工作16个小时，收入60美分，连一顿饭都吃不起。到了20世纪中叶，这样的场景已经不可想象。27
然而，以50年后的今之眼光回望，1955年沉浸在汽车、舒适环境和各种家用电器里的中产阶级，放到现在来看只能算是过着“低于贫困线”的生活。1957年的普通英国工人，按当时英国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的说法是“从没摊上过这么好的日子”，但其真实收入还比不上当今失着业、领着政府救济、带着3个孩子的蓝领。今天，美国公认的“贫困”人口里，99%的人有电、自来水、抽水马桶和冰箱，95%的人有电视，88%的人有电话，71%的人有汽车，70%的人有空调。19世纪的美国大企业家、大富豪科尼利厄斯·范德比尔特可是什么都没有。即便在1970年，也只有36%的美国人拥有空调；而在2005年，79%的贫困家庭都有空调。
好吧，悲观主义者会说，就算这些都是真的，代价是什么呢？环境肯定恶化了吧？嗯，在有些地方，的确是。但在其他的许多地方，并非如此。欧洲国家和美国的河流、湖泊、海洋和空气，一直是越变越干净。泰晤士河污水减少，鱼儿增多。20世纪60年代，伊利湖里的水蛇曾到了灭绝的边缘，现在却随处可见，而秃鹰则满天飞。帕萨迪纳几乎再也看不见烟雾了。瑞典鸟蛋里的污染物比20世纪60年代少了75%。美国运输行业的碳排放量在25年里下降了75%。如今，一辆汽车哪怕是全速行驶，排出的污染物也比20世纪70年代一辆停着的汽车泄漏出来的要少。28
与此同时，人口最长寿国家（1850年的瑞典、1920年的新西兰、如今的日本）的人均预期寿命每年稳步提高1/4岁，这个速度，200年来一直没有变化。到目前为止，它尚未显示出到达极限的迹象——尽管这一天肯定会到来。20世纪20年代，人口学家信心百倍地断言“倘若我们的生理结构上不出现突变或神奇的变化”，人的平均寿命，顶了天也就是65岁。1990年，他们又预测：“除非出现控制老化速度的根本性突破，预期寿命……应该不会超过85岁。”但这两项预言，没过5年就双双被证明说错了。29
如此一来，人退休后的生活年限突飞猛进。从1901年开始，英国65～74岁男性的死亡率用了68年的时间下降了20%。过了短短17年，又降了20%，再过了10年，又降了20%——进步的速度在加快。的确很好，悲观主义者说道，可晚年生活质量怎么样呢？人们的确活得更长久了，但多出来的岁月都是在病痛和残疾中度过的吧？非也。美国的一项研究表明，1982～1999年，65岁以上的老年人残疾率从26.2%降到了19.7%——2倍于死亡率下降的速度。依靠更准确地诊断和更多的治疗手段，年长者死亡前患有慢性病的时间略有缩短。人们不光活的时间更长了，躺着等死的时间也变短了。30
以导致老人残疾的重大因素中风为例。1950～2000年，美国和欧洲国家的中风死亡率下降了70%。20世纪80年代初，牛津大学从中风患者的研究中得出结论，说未来20年里中风发病率会提高近30%，他们的主要依据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中风概率会大大提高，而人均预期寿命又更长了。结果呢，人们的寿命的确更长了，但中风发病率却下降了30%。（中风发病率仍然会随年龄的增长而提高，但它出现的时间越来越晚。）癌症、心脏病和呼吸系统疾病也是一样：它们的发病率的确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提高，但出现的时间越来越晚，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发病时间推迟了几乎差不多10年。31
从全球范围来看，发展不平等现象也在缓解。英国美国两国收入平等问题在过去两个世纪里一直在改善，到20世纪70年代，改善趋势才停滞不前。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但并不全是些令人遗憾的理由。举例来说，较之过去，高收入者更倾向于与同类人结婚了（故此收入趋于集中），移民增多，贸易实现了自由化，企业卡特尔垄断放开，形成竞争关系，职场的技能溢价[6]上涨。所有这些因素都加剧了不平等现象，但它们的来源乃是自由化趋势。此外，这里还存在一个奇怪的统计悖论：尽管某些国家的收入不平等在加剧，全球范围内这一现象却日渐缓和。近年来中国、印度两国经济飞速发展，两国内部的收入不平等现象的确加剧了，因为富人的收入增长速度远远快过穷人，这种收入差距的扩大，乃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可两国经济增长带来的全球性影响，是减少了全世界的贫富差距。32有经济学家认为：“一旦低下阶层的地位加速崛起，主要的财富收益来源就不再集中于富人之手，而是改为直接满足人民大众的需求。所以，从前造成财富分配不平等的那些因素，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反过来又在削弱财富分配的不平等。”33
另外一个方面的不平等性也在缓解。智商得分的差距正稳步缩小（因为低分数已经赶上了高分数。人们在特定年龄的平均智商得分呈稳定的上升趋势，原因就在这里）：每年缩小3%。西班牙的两项研究证明，人们现在的智商比30年前高9.7分，而成绩提高的大部分比重，都出在智商较低的那一部分人里。这被称为“弗林效应”，因最早注意到它的詹姆斯·弗林而得名。34起初，研究人员以为这个现象是测试中的人为变化所致，又或是单纯反映了学校教育的年限延长，教育水平改善，但事实与这类解释并不吻合。因为弗林效应在最聪明的孩子身上表现一贯不太明显，在与教育内容高度相关的测试里表现也不明显。它是儿童素质整体性提升的结果，即不同儿童接受的营养、早期启发或差异性趋于同质化。当然了，你或许会说，智商并不能真正反映智力，但你不能不承认，有些事情正越变越好，同时越变越平等。
由于DNA指纹检验，234名无辜的美国人在平均服刑12年后，重新获得了自由。35其中有17人是从死牢里脱身的。1986年，DNA首次应用在法医学上，就替无辜者洗清了罪名，并帮忙捉到了真正的凶手，自此之后，同样的事情反复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