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制是自由的对立面

或许，亚当·斯密想得不错：在把陌生人变成可敬友人的过程中，交换可以让自私自利的本性转变成整体的善心。1800年以来人类生活的迅速商业化，跟人类情感较此前数千年的大幅改善是同步的。²¹³这一轮进步始于两个最为商业化的国家：荷兰和英国。商业化之前的世界，残酷得叫人难以想象：观众为死刑喝彩，断手断脚是例行的惩罚，人被当成祭品也无可奈何，折磨动物更是司空见惯的娱乐活动。19世纪，伴随着工业资本主义把大量的人口吸引到相互依赖的市场上，奴役、童工、斗鸡斗狐等野蛮现象变得不可接受了。20世纪后期，当生活变得愈加商业化之后，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对儿童性骚扰等恶行再也不能大行其道了。而在这期间的一百多年，各种形式的国家主导极权主义及其苍白的仿效品偶尔也曾驱逐资本主义，每当此时，信仰和勇气就再度崛起，而资本主义的谨慎美德亦因为自身的暂时失败而愈显动人。到了商业化继续蔓延的21世纪，密集式牲畜养殖和单方面宣战也再不能为人接受。随机的暴力事件之所以能上新闻，是因为它稀奇少有；常规的友善吸引不来眼球，只怪它寻常可见。最近几十年，慈善捐赠的整体增长速度竟然比经济发展还要快。互联网上到处都是愿意与你免费分享心得技巧的人。

当然，这些趋势兴许只是巧合：随着我们在市场和自由企业制度下越来越彼此依赖，恰好也越变越善良了。但我不这么认为。头一回关心废除奴隶贸易、解放天主教思想束缚、供养穷苦人等事务的，是买卖人的国家。1800年前后，是韦奇伍德和威尔伯福斯等暴发户出资掀起并领导了反奴隶运动，²¹⁴而旧式贵族老爷们却冷漠地袖手旁观，正如今天，是新赚了钱的创业家和演员在资助善心，关心穷人、关心宠物、关心地球。商业和美德之间有着直接的联系。“市场制度远远不是堕落，”经济学家埃蒙·巴特勒说，“是它，把自私自利变成了一种完全高尚的东西。”²¹⁵这便是市场的非凡特点，它能把诸多分开来看缺乏理性的个体变成集体的理性结果，也能把诸多自私自利的个体动机变成集体的善意结果。

比方说，进化心理学家证实，有时候，堂皇的美德背后藏着的动机远远不够单纯。给女性看一张魅力男士的照片，要她写一段故事，讲述自己与照片中人假想约会的情形。²¹⁶这位女性会说，自己打算多花时间，从事大家看得见的志愿公益活动。反过来说，要是给她看一张街景的照片，要她写一写假想自己在那儿的天气情况，前述突如其来的慈善冲动就无影无踪了。（处在类似“交配黄金”条件下的男士，会想多花钱在奢侈品上，或去做表现英勇的行为。）查尔斯·达尔文富裕的独身姑妈萨拉·韦奇伍德资助反奴运动（她是该运动最慷慨的出资人），背后可能就藏着一些无意识的性动机。这样的分析很有趣，也出人意料，但丝毫无损她所行的善举，也无从抹杀是商业为这一善行埋单的现实。

无论穷人还是富人，都适用这一点。较之富人，有工作的穷人会把占收入比例更多的钱投入慈善事业，更关键的是，他们的捐款是吃政府福利饭者的3倍。正如迈克尔·舍默的评论：“行善的障碍不是贫穷，而是福利。”²¹⁷市场当然不是慈善的唯一源头，宗教与社会都为慈善事业提供了动机，但要是有人说市场教人自私自利，破坏了慈善，那可就大错特错了。市场经济繁荣发展，慈善事业也兴旺发达。不信？你可以去找沃伦·巴菲特和比尔·盖茨问问。

集体大脑发展起来之后，不光残酷和冷漠靠了边，文盲和疾病也退却了。犯罪亦然：17世纪以来，每个欧洲国家的凶杀率都在稳步下降，²¹⁸这一趋势同样是从贸易盛行的荷兰与英国开始的。欧洲工业革命之前，凶杀率是现在的10倍。²¹⁹21世纪之初，犯罪率直线下降，非法用药率也下跌了。污染也一样。人们根据经验，总结出了一个规律（也叫“环境库兹涅茨曲线”²²⁰）：人均收入超过4000美元之后，民众就开始要求治理当地的河流和空气污染了。²²¹西方社会全力投入自由企业制度之后，教育得到了普及。弹性工作制度、企业年金、工作安全——这一切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西方世界得到了改善，因为民众富裕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²²²也因为“好心”的政治家对冥顽不化的企业强制执行了更高的标准。职业安全和健康法案生效之后，职场事故发生率大幅下降，但在法案生效之前，事故发生率的降幅同样惊人。当然，还是那句话：不管人类生活是不是一步步走向商业化，某些趋势恐怕都会发生，但这种事难得指望，因为维修下水道的税金是商业带来的。

商业对少数派也有好处。要是你不喜欢选举的结果，你只能忍着；可要是你不喜欢自己的发型师，另外找一个就行。根据定义，政治决议是垄断性的，是多数派的暴政和专制，可市场极为擅长满足少数派的需求。有一天，我买了一套把钓鱼竿固定在车上的装置。要是一切都由政府安排生产，我得等上多久，官僚们才能开动脑瓜子，满足我如此琐碎的需求？市场却能把它挖掘出来。此外，多亏了互联网，经济越来越擅长满足小众需求了。世界上需要钓鱼竿固定装置的人很少，想看14世纪自杀书籍的人也很少，但他们现在都能在网上找到供应商了。于是，小众市场欣欣向荣地发展起来。流通的“长尾”²²³（也就是说，很多种产品都只有极少量的需求者）越来越容易获得供应了。

自由本身也欠了商业很多人情。普选、宗教容忍和女性解放的伟大进程，始于如本·富兰克林等对自由企业持务实态度的热心活动家，又伴随着经济发展，被城市资产阶级推动向前。宪政改革始于19世纪30年代的英国，因为那时制造业城镇发展越来越快，议员代表却严重不足。英国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坚持认为，自由必会随着商业的发展而增加。²²⁴“我的志向，”1842年（比约翰·穆勒早9年）他写道：“是让每个人的自由，只受社会全体同类自由的限制。”但他预见到，要说服领导者不去相信强制的力量，这场战斗远远未曾结束：“尽管我们不再出于灵性上的益处而强制人，但我们仍然认为自己可以出于物质上的益处去强制人。我们没有看出，不管是物质上的好处，还是灵魂上的好处，两者一样靠不住。”且不说官僚主义的腐败浪费倾向，光说它固有的反自由立场，就是斯宾塞反复警告的一大威胁。

一个世纪之后，种族隔离的逐步解体，同样受到商业化的帮助。美国民权运动走强的部分原因，在于当时出现了一波巨大的经济移民潮。²²⁵1940～1970年，离开美国南部的非洲裔美国人，比此前历次跨国移民潮来到美国的波兰人、犹太人、意大利人和爱尔兰人还要多。黑人采棉工人有些受更好工作的诱惑，有些则被机械化采棉机所淘汰，相继来到北部工业化城市，逐渐发现自己在经济和政治上的发言权。此后，他们开始向当初被自己抛在身后的偏见和歧视制度发起挑战。这条路上的首次胜利，就是消费者行使权利的一次实践：1955～1956年蒙哥马利的公共汽车抵制活动^[12]。

20世纪60年代妇女的性解放和政治解放运动，是紧跟在她们靠着节省劳动力的电动机械从厨房里获得解放之后开始的。中下阶层的妇女从来就是要工作挣钱的：在田间耕作，在血汗工厂缝衣服，在客房端茶送水。不过，中上阶层就非得有个不工作（或者说只操持家务）的妻子了——这是从过去封建时代流传下来的等级勋章。20世纪50年代，很多原来住在城市郊区的男人从战场回国，发现自己养活得起不上班的妻子，而很多妇女则迫于压力，把自己在战争期间从事的焊接战舰一类的工作还给了男性。要是没有经济变化，事情大概就这么定下了，可很快，由于家务劳动采用了方便的机械，操持家务所需的时间越来越少，到外面工作的机会也越来越多，到了20世纪60年代，女权运动获得了向前的拉力——当然，同一时期的女性政治觉醒也是同样重要的因素。

过去两百年的历史表明，自由和福利，是跟贸易与繁荣手拉着手并肩前行的。今天，在军事政变里失去自由、落入暴政之手的国家，同期人均收入普遍都出现了下降，下降速度平均为1.4%。人均收入的下降还曾在两次世界大战的间隔时期助推德国和日本转入独裁统治。当然，历史也向我们提出了一道难题：这种情况为什么没有在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发生呢？要知道，在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社会整体的多元化和宽容不仅从严重的经济冲击里存活了下来，还蓬勃发展了。又或者，悲剧本来是有可能发生的？考夫林神父^[13]不就尝试过吗？要是罗斯福总统野心再大些，或者国会稍微弱势一些，天知道新政会走向何方？当然，也有可能，一些民主社会足够强大，包容得下自身的价值观。民主是否为经济发展所必需呢？有关这一点，如今出现了不少争论，²²⁶部分国家的例子似乎证明，经济的发展不一定需要民主。

我很乐意与戴尔德丽·麦克洛斯基（美国经济学家）一道欢呼：“为20世纪末的富裕与民主喝彩！为节育与民权运动喝彩！站起来，地球上还在受苦受难的人民！”²²⁷这些事情的实现，都是靠市场带来的相互依存完成的。正如布利克·林赛的判断，在政治上，富裕与宽容的并存带来了一种怪异的情形：社会上同时出现了两股思潮，偏保守的那股思潮热爱经济的变化，却痛恨相应的社会后果；偏自由主义的那股思潮喜欢社会后果，却痛恨令这些结果产生的经济根源。“后者谴责资本主义，却狼吞虎咽着它的果实；前者诅咒它的果实，却捍卫孕育它的整个制度。”²²⁸

与动画片里表现得不一样，是商业把人们从狭隘的物质主义里解放了出来，给了他们并行不悖、坚持各自主张的机会。虽然知识分子继续鄙视郊区富人，但靠着商业，各阶层之间却实现了和平相处、彼此宽容，社会活动和志愿组织欣欣向荣；也是靠着商业，来自拥挤贫民窟和单调农场的难民们变成了具有权利意识的消费者，变成了嬉皮士的爸妈。靠着商业，郊区青年们实现了经济独立，想做什么就去做，不用再乖乖地听从父母的建议。到20世纪50年代末，青少年赚的钱相当于20世纪40年代初的整个家庭收入。商业的繁荣，让猫王、金斯伯格^[14]、凯鲁亚克^[15]、马龙·白兰度和詹姆斯·迪恩在受众当中产生了共鸣，使20世纪60年代美国民众实现了普遍富裕（以及由此产生的信托基金），让嬉皮士们达成了共建“嬉皮公社”的梦想。物质文明不光颠覆了经济秩序，也颠覆了社会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