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绪论：四川文化的发展脉络及特点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大致由六个方面构成：心忧天下的家国情怀，儒道相济的人生哲学，知行合一的实践精神，和而不同的开放包容，独一无二的文字密码，推陈出新的红色文化。
四川，虽然地处盆地，但在构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图谱上，随处都可见四川的历史贡献。
一、封闭中孕育开放的环境
地理环境影响着一方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一定的地理环境会影响一个地区经济的发展，会造就一定的地域文化，会影响人的气质与性格。
四川位于中国西南，地处长江上游，东西长1075千米，南北宽900多千米。东连重庆，南邻滇、黔，西接西藏，北界青、甘、陕三省。面积约48.5万平方千米，次于新疆、西藏、内蒙古和青海，居全国第五位。
四川地貌东西差异大，地形复杂多样，处于我国第二级阶梯，高差悬殊，西高东低的特点特别明显。西部为高原、山地；东部为盆地、丘陵；可分为四川盆地、川西北高原和川西南山地三大部分。
四川盆地是我国四大盆地之一，面积约20万平方公里。盆地四周北部为秦岭，东部为米仓山、大巴山，南部为大娄山，西北部为龙门山、邛崃山等山地环绕。盆地西部为川西平原，土地肥沃，土地生产能力强；盆地中部为紫色丘陵区，地势微向南倾斜，岷江、沱江、嘉陵江从北部山地向南流入长江；盆地东部为川东平行岭谷区，分别为华蓥山、铜锣山、明月山。
四川西北部为川西北高原，属于青藏高原东南一隅；西南部为横断山脉北段，山高谷深，山河相间，山河呈南北走向，自东向西依次为岷山、岷江、邛崃山、大渡河、大雪山、雅砻江、沙鲁里山和金沙江。
地理环境对人的气质、性格会产生重要影响。四川独特的地理环境使四川经济长期处于滞后的境地。刘禹锡诗云：“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四川经济发展落后，一度成了贬谪官宦与流放犯人的凄凉之地。此外，温润的气候、广饶的成都平原与丰富的自然资源又使其拥有相对稳定发展的经济环境。
长期以来，外界总认为四川交通闭塞，“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同时又有“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若干事实证明，四川文化产生于四川盆地，虽然被大山环抱，却并不封闭阻塞。从文化上看，人才的成长与该地区的文化氛围是分不开的，而一定的文化氛围又必定受一定的地域环境的影响。四川这种群山环抱、平畴千里的地理环境，造成了一种与众不同的文化类型。多山大川崇岭峻屹之地往往出慷慨悲歌之士，平湖秋月绿水环绕之滨则多出文人才子，而多种文化的交融汇合，则更有利于文化的发展繁荣，尤其有利于集众家所长而成一家之言之才。四川大诗人苏轼在诗中既有“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慷慨之音，又有“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的婉转缠绵之语，更有“一蓑烟雨任平生”“也无风雨也无晴”的空明畅达人生态度，这显然是多种文化交融汇合的结果。
在四川复杂的地理环境中，既有江南水乡一般烟柳葱茏的平原，也有碎石走马的荒境；既有陡不可攀的崇山峻岭，也有镜湖秋月般妩媚多姿的水乡泽国。这样的环境营造的文化氛围，必然是刚健与柔媚相合，激昂与含蓄相融，探索与自省相契的状况。
优美的自然环境有助于人格的完善，有助于人们审美力的培养，这对文化的发展特别是文学、音乐、美术的发展至关重要。在中国历史上，江南多诗人、画家、书法家，与优美的山水风景分不开。优美的地理环境还有助于培养人们良好的秉性及心胸，如果长期处于温润的山水之地，会使人感到畅快、松弛，人的秉性也会变得温和而朴实，为人们营造出和谐的生存环境。古来巴蜀多仙山，风景名胜众多，秀甲天下的名山峨眉，幽远迷离的道教名山青城，域内河川有长江越省而过，岷江、沱江、嘉陵江等纵贯全境，李白诗“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很能概括巴蜀山水的美好景象。
四川独特的地理环境使四川于封闭之中孕育着开放，于平和之中孕育着躁动不安，独特的地理环境又促使其具备多元的文化基因，这些相承又相悖的冲突形成了四川文化发展的巨大动力，经过长期的孕育而爆发，促使四川文化呈阶段性发展，也使四川人才在文化发展高峰期大量涌现。
二、令人惊叹的古蜀国文化
四川远古时期存在过相当于中原商周时期的古蜀国。公元前316年，秦国灭了古蜀国，建立了以成都为治所的蜀郡，并在之后灭了古蜀文字、古蜀文化。虽然在汉魏晋时期，扬雄、谯周、陈寿、常璩等学者大力搜寻古蜀资料，加以补写和追记，但是，关于古蜀时期的历史和文化，不仅有许多地方不清楚，更重要的是，在已知的古蜀历史、文化方面，确实没有多少出彩的地方。面对历史学界长期认为的中华民族的发祥地是黄河流域的传统说法，也只能认同。
然而，从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初，平地一声惊雷，成都平原上相继发掘三星堆、金沙遗址，被称为“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昭示了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一样，同属中华文明的母体，被誉为“长江文明之源”。
三星堆、金沙遗址出土的青铜器、金器、玉石器多达上千件，这批文物是宝贵的人类文化遗产。在中国的文物群体中，三星堆、金沙遗址出土文物属最具历史、科学、文化、艺术价值和最富观赏性的文物群体之一，填补了中国考古学、美学、历史学诸领域的重要空白，使得世界对中国古代文明需重新评价。在这批文物中，有外部用纯金包裹，全长1.42米，重约500克的金杖；高395厘米的青铜神树，树上挂有许多飞禽走兽、铃和各种果实，集“扶桑”“建木”“若木”等多种神树功能于一身；高2.62米、被誉为“铜像之王”的青铜大立人像；有“面具之王”美誉、作为“纵目”的蜀人先祖蚕丛偶像的青铜纵目面具；现已正式成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的“太阳神鸟”金饰，即“四鸟绕日金饰”，表达了古蜀人对太阳神鸟和太阳神的崇拜与讴歌。“边璋之王”的玉边璋，其残长达159厘米，厚1.8厘米，宽22厘米，其加工精美，棱角分明，其器身上刻有纹饰，这么大件精美玉器，在中国现有的考古发现中仅发现这一件。
在这批古蜀秘宝中，以青铜大立人、青铜面具、青铜神树为代表的青铜器，堪称独一无二的旷世神品；而以金杖、太阳神鸟为代表的金器，以满饰图案的边璋为代表的玉石器，亦多属前所未见的稀世之珍。最近，考古专家对三星堆又做了进一步发掘，期待有更加惊人的发现。
成都在公元前5世纪就作为古蜀国之都，郫邑、瞿上也曾为古蜀国都，《蜀王本纪》《华阳国志》中是有明确记载的。
2012年，在三星堆遗址北部发现了“仓包包城墙”和“北城墙”两道新的三星堆时期夯土城墙，并在城址范围内发现多条古水道。对发掘结果进行研究，可以确定：三星堆大古城呈梯形，核心区占地约3.5平方公里，为同时代南方最大城池，城墙内或是王都之所。也就是说，三星堆遗址很可能就是古蜀国国都。
更重要的是，1995年以来，在成都平原先后发现和确认了八座史前时期古城性质的部落遗址，它们分别是新津宝墩古城、郫县古城、温江鱼凫城、都江堰芒城、崇州双河古城、崇州紫竹古城、大邑盐店古城和大邑高山古城遗址。在这八座古城遗址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新津宝墩古城。宝墩古城测算占地276万平方米，其规模仅次于浙江余杭良渚古城与山西襄汾陶寺古城，是中国第三大史前古城。
三星堆、金沙遗址及成都平原史前古城遗址的发现让古蜀国的文明史轰动了考古学界、历史学界。
传统认知中的中国史前文化，有仰韶、河姆渡、红山、良渚，属仰韶的半坡文化近于最古老，6000多年前，半地下室式的，遗存除了一些粗陶，找不到文明的影子；河姆渡6000～5500年前，有稻谷，少文化；红山文化约5000年前，文化程度高一些；良渚文化4500～4000年前，更先进一些，玉器较精美。但所有这些文化，与成都平原文化相较，都相形见绌。成都平原文化可溯及5000年前，延续至3000年前。史学界公认，它是有青铜器、城市、文字符号和大型礼仪建筑的灿烂的古代文明。同时期的中原根本就找不到这样丰富的文化积存。甲骨文最远3500年前，妇好墓3200年前，后母戊大方鼎3200年前，毛公鼎2800年前。
虽然古蜀文字、文化的湮灭让研究者对成都平原的系列发现找不到文献支撑，甚至不能准确地解释古蜀国因何勃发与衰落，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成都平原的系列发现将古蜀国的历史推前至5000年前，证明了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一样同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证明了长江流域地区存在过不亚于黄河流域地区的古文明。
三、“天府之国”美誉落在四川
战国至西汉前期，人们谈到富饶的地区，都是首推“关中”，称为“天府之国”。如《战国策·秦策一·苏秦始将连横》：“大王之国，……田肥美，民殷富，……沃野千里，蓄积饶多，地势形便。此所谓‘天府’，天下之雄国也。”《汉书·张良传》：“关中……沃野千里，……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
但是，到了东汉初班固写《两都赋》时，就说关中“郊野之富，号曰近蜀”。即是说，蜀地之富已经超过关中。所以《华阳国志》说蜀已“汉家食货，以为称首”。即是说，天下生产之富，无有更过于蜀者。这样一来，“天府之国”的美誉也逐渐从关中移到了蜀中。汉末诸葛亮在《隆中对》中说：“益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这是现在我们看到的称四川为“天府”的最早记载，但这种说法显然不始于诸葛亮。
因为都江堰的修建，以成都为中心的成都平原经济大发展，在汉代，取代关中成为天府之国。据《汉书·食货志下》：“遂于长安及五都立五均官，更名长安东西市令及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市长皆为五均司市师。”即是说，成都已经是当时全国的“五都”之一。
汉景帝时，蜀郡太守文翁创建了中国的第一所地方官办学校——“石室”。创立不久，即以学风卓荦、人才辈出而创造了“蜀学比于齐鲁”的奇迹。汉代文学最有影响的是汉赋，在公认的“汉赋四大家”中，出身于成都的司马相如、扬雄始终排在最前列。班固所撰《汉书》对人物的事迹记载，司马相如是卷五十七、扬雄是卷八十七，这两卷，是分了卷上卷下的，足见篇幅之大，所载事迹之多。在《汉书》中享受此待遇的，除了汉高祖刘邦之外，别无他人，其他汉代的重要人物，包括吕后、武帝、张良、萧何、董仲舒等，均没有获得这种待遇。
汉代的四川，不仅有都江堰、文翁石室这样全国独有的水利、教育工程，还有举世公认的中国道教发源地鹤鸣山；中国最早和最珍贵的茶叶文献《僮约》，成为中国茶文化的发轫地；成都同时又享有中国漆艺之都美誉，是古代最著名的漆器制作中心。
扬雄是首个写成都城市赋的人，他在汉成帝永始二至三年（公元前16—前15年），左思在晋惠帝元康二年（公元292年）左右，都撰有以描绘成都为内容的《蜀都赋》。这两篇《蜀都赋》都大力描绘了成都“贝锦斐成，濯色江波”“自造奇锦”“阿丽纤靡”的壮阔富饶的形象，以及成都“两江珥其市”“发文焕采，转代无穷”的繁华。
成都是“南方丝绸之路”的起点。作为中国最早打通国际商贸通道的城市之一，城市自身的发展、工商业手工业的繁荣昌盛是极其重要的内因。物产丰饶的成都平原，为成都城市发展、商业手工业繁荣提供了最坚实的自然基础。《史记》《汉书》《蜀都赋》都提到，早在张骞出使西域前，成都产的蜀布、邛竹杖就已出现在中亚西亚诸国，这是当时成都城市高度繁荣的最佳佐证。沿南方丝绸之路，成都生产的蜀布、丝绸、邛竹杖等特产被贩运到云南、贵州、广西、广东等地，再转运至缅甸、阿富汗、印度等国，又购回西亚、中亚、南亚诸国的香料、珍珠、琥珀、珊瑚等奇货以及炫奇杂技，这确是连接欧亚大陆最古的通道之一。
唐代，由于以成都所在的剑南道（剑南道是在唐初由益州改称）为代表的蜀地经济的繁荣，因而与江南地区一样，成为唐王朝财赋的主要供应区域。据《旧唐书·地理一》：“至德二年，……十二月，置凤翔府，号为西京，与成都、京兆、河南、太原为五京。”即是说，成都是当时全国的“五京”之一。其后更有“扬一益二”之说。
“扬一益二”是对唐代东南、西南两大都市，即扬州、益州，其经济发展的民间表述。全国工商业经济最繁荣的是扬州，次为益州。这是因为，安史之乱以后，北方经济地位下降，长江流域地位上升。扬州、成都成为全国最繁华的工商业城市，经济地位超过了长安、洛阳，所以有“天下之盛，扬为首”的说法；而成都物产富饶，所以当时谚语称“扬一益二”。
唐朝时期的四川，经济发达，文化繁荣，佛教盛行。农业、丝绸业、手工业、商业发达，造纸、印刷术发展很快。
自古诗人到蜀者不少，于唐为甚。李白、杜甫、王勃、卢照邻、岑参、薛涛、高适、元稹、白居易、刘禹锡、贾岛、李商隐、温庭筠、雍陶等文学家皆入蜀，其中不少还曾经短期旅居成都。蜀地之于诗人，不仅仅是躲避战乱与多舛命运的避风港，更是成就其诗才与文名的福地，甚而成了一日都不能忘的精神家园。在诗人们的眼中，成都“喧然名都会”的繁盛，“季冬树木苍”的气候，更佳的是“水绿天青不起尘”的洁净空气。他们的歌咏，承载了蜀地千年的风华。
不少到过成都的诗人都曾以诗作描绘过成都的繁荣。如李白《上皇西巡南京歌》：“九天开出一成都，万户千门入画图。草树云山如锦绣，秦川得及此间无。”“水绿天青不起尘，风光和暖胜三秦。万国烟花随玉辇，西来添作锦江春。”杜甫写有两百多首“成都诗”，其《赠花卿》：“锦城丝管日纷纷，半入江风半入云。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岑参《与鲜于庶子自梓州成都少尹自褒城同行至利州道中作》：“数公各游宦，千里皆辞家。言笑忘羁旅，还如在京华。”
唐代成都有世界上最早发明和使用的雕版印刷术文物，成都的卞家《陀罗尼经咒》、西川过姓《金刚经》残页、成都樊赏家历残页为世界现存最早的一批印刷品。
正是因为蜀地的富饶，所以在安史之乱以后，当北方藩镇不断连兵作乱，封建帝王在关中不能立足时，往往逃奔蜀地，徐图恢复。史书说，成都府“至德二载曰南京，为府，上元元年罢京”，即是说，在京都西安之南的成都因为唐玄宗避安史之乱入蜀而被称为“南京”，作为唐王朝的陪都。
成都在唐朝时期的发达经济、繁荣文化，延续到宋朝，成都的经济活动更是异常发达，是全国首屈一指的大都市。以锦绣为例，花样由唐时的10多种发展到宋时期的40多种，能织出天马、流水飞鱼、百花孔雀、如意牡丹等新花样，占全国各地上交总数的70%以上。由于商业发达，成都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
交子在成都的出现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反过来又促进了商品交换关系的发展。成都“交子”的正式使用，在货币发展史上有重大的意义。
四、沉寂六百年后的勃发
自元明以后，尤其是明末清初，由于半个多世纪的战乱，四川的社会、经济、人口都遭到了极大的破坏。
据清史记载，清顺治三年（1646年），四川闹饥荒。《蜀难叙略》载：山深处，升米价二三两，菽麦减半，他物称是。荒残甚者，虽万金无所得食。加之张献忠的空前烧杀屠城，使40万人口的成都仅剩下几十户人家。这期间除了战事连绵不断，黎民百姓饱受荼毒蹂躏的煎熬。曾经繁华的川西坝子人口锐减，一片荒芜破败，天灾人祸，惨不忍睹，昔日“扬一益二”已成为传说。清初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省级衙门不能驻扎成都，而是在川北的保宁府（今阆中）。
进入近代以后，成都城市发展相比于沿海沿江城市明显缓慢下来，成为近代中国比较典型的发展滞后型城市。近代成都城市发展滞后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其中交通地理条件的制约、新型经济因素微弱以及多年战乱的摧残无疑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原因。
不过，以“湖广填四川”为标志而慢慢又站起来的四川，不会甘心于六百年的沉寂。近现代以来，四川一直在重新集聚力量，以望再次崛起。
19世纪70年代，清政府内部洋务派以“求富、自强”为目的创办近代军事工业的浪潮波及成都。四川总督丁宝桢于光绪三年（1877年）在成都创办了有一定规模的近代工业——机器制造局，使成都出现了最早的产业工人，客观上刺激了成都近代民族资产阶级的产生。
同治年间，张之洞为四川学政，办尊经书院，对四川的文化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光绪年间，丁宝桢主持书院，聘请王闿运为山长，教学取得了很大成绩，四川近代史上一大批杰出人才都出自这个书院。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全国废除科举，改办新式学堂。成都先后办起了四川通省师范学堂、法政学堂、存古学堂、藏文学堂、农政学堂、工业学堂。这批学堂不同于以前适应科举需要的书院，在教学方式和教学内容方面都有改变，是四川近代最早的高等学府，对成都后来教育事业的发展，对新文化、新知识和新科学技术的传播都发挥了重大作用。不少学校为当时的革命党人所掌握，成为“党人交通会聚之所”。辛亥革命前，四川的新式学堂数量居全国第二，而成都又居四川省之冠。
由于新思想、新文化的影响，为了国家富强、民族昌盛，反抗外来欺凌，许多青年学生先后留学日本和法国；四川留日学生“最多的时候达二三千人”。在1903—1906年这4年时间里，仅从成都到日本留学的就达245人。“成都言新学之最先者”吴虞、四川省保路同志会干事长颜楷、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吴玉章都是这段时间从成都出发东渡日本的。
于是，在20世纪初叶，巴蜀大地涌现出一批又一批俊杰。他们走出夔门，走上全国舞台，重新书写巴蜀俊杰璀璨、人才辈出的新一页。
1911年6月，保路运动在成都发起，担任四川总督的赵尔丰因镇压民众而造成的“成都血案”引发民众起义，这直接导致了辛亥革命的总爆发，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立下了不朽的功绩。
辛亥革命后的一段时间，成都成为四川军阀混战争夺的焦点，社会经济的发展极其缓慢。抗日战争开始后，成都的社会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大批的外省人员到成都，使成都人口增至80多万。人口增加，市场的需求扩大。外地不少工厂内迁，成都又创办了一批工厂，保证了抗日战争时期军需品的供应，稳定了成都地区人民生活，有力地促进了成都近代工厂的发展。由于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四川成为大后方，成都成了大后方的文化中心。一批高等学校，如金陵大学、金陵女子大学文理学院、燕京大学、齐鲁大学、中央大学医学院、光华大学、朝阳学院等都内迁成都，来成都的不少专家、学者、教授给成都的教育事业带来了很大的影响。
与此同时，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战文艺运动在成都蓬勃兴起，许多文化界的名流、文艺工作者，如著名作家老舍、叶圣陶、陈白尘、萧军、何其芳、周文、陈翔鹤，著名的雕塑艺术家刘开渠，著名的戏剧家赵丹、应云卫、贺孟斧等都在成都从事抗日文艺活动，极大地推动了成都文化事业的发展。
五、四川文化的突出特点
在四川文化数千年的演进过程中，形成了几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即：奉行对外交流与开放、重视文教与科技、坚持统一与安宁、倡行道义与责任。不容置疑，这几个特点都是非常值得肯定的。
一是奉行对外交流与开放。
《华阳国志·蜀志》里记载的“五丁迎石牛”一类传说，反映出古蜀先民力求打破闭塞，走出盆地，渴望与外界交流的意识和行动。距今数千年的大溪文化遗址、三星堆遗址所出土的海螺、海贝、象牙，则明显地具有强烈的外来因素。
《史记》和其他史志中，蜀秦的关系记载较多，《史记·六国年表》记“蜀人来赂”“秦伐蜀”“蜀取我南郑”“蜀人来朝”等。按《华阳国志·蜀志》的记载，从“教民养蚕”的蚕丛到“教民捕鱼”的鱼凫，到“教民务农”的杜宇，治水的开明，这几代蜀王，不仅都是迁移入川之人，而且都和农业生产有关。
四川是移民大省。历史上发生过四次大规模的外省移民迁入：秦灭古蜀后，两晋时期，宋元之间，清朝初期。
可以说，四川文化是在对其他文化的优秀成分大力借鉴的过程中发展和壮大起来的。与此同时，开放的四川文化还以大山般的胸怀接纳来自四面八方的人才。如传说中取代鱼凫王的杜宇、取代杜宇王的鳖灵，都是从四川地域以外进入成都平原的非土著人。秦时迁蜀的赵人卓氏、山东程郑，也是在临邛（今邛崃）东山再起，成为富可敌国的大商贾的。这说明蜀人妒才之心相对较小，并且很善于向外界学习。
事实证明，四川文化虽地处四川盆地，为大山环抱，却并不封闭，不可以“盆地意识”来论之，四川文化的开拓性、开放性与包容性，同海内外其他先进文化相比，是毫不逊色的。正是由于四川文化重交流、重开放的大环境的吸引，从秦以后的两千多年间，各类移民、各色人才携带着各种先进思想文化技术，源源入蜀，尤其是明清时代的几次文字狱，都未影响到文化发达的四川。相反，动荡的中原却促使了人才大量流入四川，从而使得巴蜀文化呈现出一种丰富多彩、生机勃勃的局面，涌现出许多领先于全国甚至世界的经济、科技以及思想文化成果。
二是重视文教与科技。
文教与科技是带动社会经济起飞的两翼。巴蜀社会自上古以来就极为重视发展科学技术和文教事业。
汉代的文翁石室，大大推动了四川，甚至是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这在世界教育史上也是空前的。文翁兴学具有“原创”“领先”的历史地位。《汉书·文翁传》明确记载：“至汉武帝时，乃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自文翁为之始云。”
三星堆大型青铜雕像群充分展示出古蜀人高度的审美能力与冶铸技术，而这以后的诸多惠及当代的重大科技成果，如都江堰水利工程、井盐的开掘、天然气的开发和利用等，至今亦很难确切、具体地归功于某个人；应当说，它们是古代四川知识分子与劳动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正是在这种普遍重视科技发明及科技应用的氛围里，才诞生出李冰、落下闳、张思训、秦九韶等名扬中外的大科学家。
古代四川社会对教育和文化的重视是非常突出的。如西汉有文翁石室，宋代有“举天下郡国所无有”的成都府学和藏书量居全国书院之冠的蒲江鹤山书院，清代有享誉全国的长江上游两大学术中心兼两大图书馆的成都锦江书院与重庆渝明书院……两千多年间诗书传承不断。温柔敦厚的巴蜀水土，孕育出司马相如、王褒、扬雄、陈子昂、李白、苏洵、苏轼、苏辙、杨慎、张问陶等大文学家、大哲学家、大思想家；孕育出陈寿、常璩、范祖禹、李焘、李心传等大历史家——魏晋南北朝巴蜀地方史与南宋当代史这古代中国史学史上的两座高峰；孕育出东汉张陵的道教，宋代张行成、张栻、魏了翁的理学……
三是坚守统一与安定。
从先秦时代起，巴蜀地域内就倡行统一与安定。蜀地居民接受杜宇教化，鱼凫不与杜宇争、杜宇不与鳖灵争而退隐西山等记载和传说，都是这种忍让为国，以求民安的淳朴古风的反映。
商鞅的老师尸佼之所以从秦地逃入蜀地，就是因为这里社会比较安定，少争斗，人与人之间关系相对和睦，无政治动乱之虞，便于潜心钻研学问。秦并巴蜀以后，巴蜀历史上相继出现过不少封建割据政权，但在其割据范围内，多是政治相对统一、社会相对稳定，因而被某些史家写作“偏安一隅”，如蜀汉、前后蜀等。特别是前后蜀时，北方文人为避中原战乱而纷纷南下入蜀——是这里“世外桃源”的气息将他们招引来的。而前后蜀时之所以文化昌盛（以绘画、雕刻、音乐、舞蹈为代表）、科技进步（以药物学、化学、科学著述为代表），也在乎此。所以安史之乱后的唐朝君主们，每逢中原战乱，其逃跑的第一个方向便是四川，因为这里的安全系数比其他地区高。
在四川的安全系数中，当然有地理环境的因素，但人的因素、社会的因素，则是最为要紧的。尤为可贵的是，历来巴蜀地域内部的统一与安定，还多服从于全国形势的需要，多服从于全国范围内的统一和安定。每当面临国家统一潮流时，巴蜀的地方政权总是“顺从”；而当参加统一战争、反侵略战争或其他正义战争时，巴蜀人民英勇顽强、一往无前、宁死不屈的精神便展现出来。
四是倡行道义与责任。
人活在世上，是需要活得有精神的，这个精神，就是对道义的弘扬与责任的担当。巴蜀人因为历来重教化的文化氛围的熏陶，所以勇于承担道义与责任。
大禹治水，不仅讲科学，更是“三过家门而不入”，就是因为道义与责任。
刘备在白帝城“托孤”时，曾对诸葛亮说“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这样令人感动的话语；后来诸葛亮大权在握，却非常忠于蜀汉政权；他不怠懈其职守，鞠躬尽瘁地辅佐刘禅，非常难能可贵！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诸葛亮并没有实现他统一国家的理想。他为中华民族留下的，不是一个强大的皇朝历史，而是一笔无法估量其价值的精神遗产。这遗产作为宝贵财富的价值远远超越了世间追求功利、目光短浅的政治，而在中华民族精神人格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在70多年前的那场民族大抗战中，四川人民做出了自己最大的贡献和牺牲：直到抗战胜利，四川出兵350万人，64万人伤亡，占中国抗战军队五分之一；服工役的民工总数达300万人以上；供给粮食8000万石以上，占全国征粮总额的三分之一。四川人民自觉自愿地为争取抗战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
这就是四川人双肩扛道义、舍我其谁为国家的民族大义精神的体现。
纵观四川文化发展历程，不难看出，在世界范围内，四川独特的优越自然地理条件，造就了引领同时代的独特的地域文化，并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华文明进程做出了独有的贡献。四川历史文化的优秀基因，至今已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体系中，成为每一位中国人精神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