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最早进入国际视野的成都
1378年，成都重新以青砖、长条石筑城，周围22里，城墙高3丈4尺，西至同仁路，北到北大街，南到复兴门，东到天仙桥北街、南街。
马可·波罗眼中的成都
元朝铁骑劲扫亚欧、所向披靡。但其入川时却遭到了四川军民长达五十余年的抵抗，数十座崛起于大江要津的“宋城”，诉说着这一段悲壮的历史。蒙文通先生在《古地甄微》里指出，元军曾“五破成都，而嘉定、渝、泸各三四破”。另据《元史·食货志》记载，元军攻破成都城后，元朝官方公布的清点成都城中的尸体达120万具……元初成都人口户数，只及宋代的5%，四川上贡的粮食仅占当时全国的0.96%。经过了几十年的休养生息，成都恢复了它昔日的荣光吗？
马可·波罗是有史料记载的最早到达成都、最早记录成都的最为著名的外国人。
关于马可·波罗到达和离开成都的时间，目前还只能就所见资料予以推测。据马可·波罗自述，他是经过成都，要去云南执行忽必烈的使命。马可·波罗从元大都（今北京）出发，经西安、成都、大理南下，最远到达了缅国都城。马可·波罗在谈到西安时说：“现在这座城市是在大汗的儿子忙哥剌管辖之下。”忙哥剌为忽必烈第三子，于至元九年（1272年）十月被封为“安西王”，出镇长安（西安）。至元十四年（1277年）冬季，忙哥剌奉诏北伐平乱。到至元十五年（1278年），忙哥剌凯旋返回长安，于当年十一月去世。据马可·波罗自述，他从西安到成都用了两月左右的时间。如果马可·波罗经过西安时，忙哥剌尚在世，那么他到达成都的时间，不能晚于至元十六年正月，即1279年年初。基本可以判定的是，马可·波罗到达和离开成都的时间，应大致在1279—1280年之间。
马可·波罗记载：“穿山越岭，走过二十个驿站之后，来到了蛮子省境内的一片平川，那里有一个名叫成都府的地区。它的省城是一座壮丽的大城，也使用同一名称。”
马可·波罗一行经过了几十天的艰难跋涉，连绵不尽的秦岭山脉使他感到疲倦和绝望。而就在此刻奇迹出现了。他闯入了一望无际的大平原，更重要的是，在这平原的深处，静卧着一座富丽繁华的都城——成都。徜徉街头巷尾，马可·波罗看见大小的河流在街旁交汇，河中是往返穿梭的木船，桥上是川流不息的人群。
“这座城市大小河川都发源于远处的高山，河水从不同的方向围绕并穿过这座大城，供给城市必需的用水。有些河川宽达八百米。有些则宽二百米，而且都很深。大川细流和城下各条支流合成一条大江，东流入海。……沿河两畔有着许多市镇和要塞，河中船舶舟楫如蚁，运载着大宗的商品，来往于这个城市。”
这是《马可·波罗游记》（简称《游记》）中最让我们熟悉的描述，这分明是对锦江的生动描述。《游记》里记录的一切：小桥、流水、人家。蜀地雾气弥散，让马可·波罗怀想起万里之外的家乡威尼斯。“感谢上帝！”马可·波罗大发感叹：“在走过这么多险要的路程之后，让我见到一个水城，见到几丝与故乡相似的景象。”
“内有一座大桥横跨其中的一条河上。从桥的一端到另一端，两边各有一排大理石桥柱，支撑着桥顶。桥项是木质结构，装饰着红色的图画，上面还铺有瓦片。整个桥面上排列着工整的房间和铺子，经营各种生意。其中有一幢较大的建筑物，是税官吏的住房。凡经过这座桥的人都要交纳一种通行税。”
他对锦江河道宽窄的描述，也大体符合江水涨落的实情；成都顺江而下通达东海的路途，其描述大致准确；锦官驿就在廊桥正对的北岸上，纺织品税收在他眼里成了“通行税”。如今的安顺廊桥是三孔仿古石拱桥，虽没有大理石的柱子，但依稀可以想象，那座元朝的雄伟“大桥”，不但是贸易往来、税收的集散地，而且是出入成都的要津之一。
这些非虚构实录，有力见证了马可·波罗目睹的成都城生机勃勃的市容。
自马可·波罗之后有更多的欧洲人，出现在天府之国的地域：1328年，意大利传教士和德理来成都；1618年，葡萄牙人傅汛际途经成都；1640年，意大利人利类思到成都传教；1641年，葡萄牙航海家麦哲伦的后人安文思来到成都协助利类思传教，后来这两人出任张献忠大西政权的“天学国师”；1702年，意大利传教士毕天祥、穆天池等再次入川……
1378年，成都重新以青砖、长条石筑城，周围22里，城墙高3丈4尺，西至同仁路，北到北大街，南到复兴门，东到天仙桥北街、南街。城市东西距离九里三分，南北距离七里七分，所以旧时的成都流传一句话，就叫“穿城九里三”。
飞仙阁的胡人造像
南方丝绸之路在西汉时称为“蜀身（yuān）毒道”，它起于成都，止于天竺。其线路由灵关道、五尺道和永昌道组合而成。其中灵关道的线路为：成都—邛崃（古临邛）—雅安—荥经—汉源—西昌—云南大姚—大理。蒲江至今仍保存着一段完好的古道，这条古道恰与南方丝绸之路部分重合。
美国学者安吉娜·福可·霍华德在《蒲江飞仙阁造像》一文中指出：“蒲江的宝冠佛及其宝座源自波罗模式。印度造像到达四川，通过缅甸和云南……四川工匠用自己的理解来处理外国模式，以便适应本地的口味，四川艺术在接受外来影响方面，从未成为被动的镜子。”
位于成都蒲江县的飞仙阁摩崖造像群之中，有几尊胡人雕塑十分突出，体现出胡人在西南丝绸之路的经济、文化交流方面的作用，对研究古代中外文化和艺术交流来说十分重要。
在9号龛的“西方三圣”造于武周时期。武则天对佛教大力推崇，武周时期的佛寺兴建频繁。平顶正方形，窟高、宽、深皆为2.7米，共造像38尊。石窟外，两力士侧就有两尊胡人造像。一尊高1.25米，肩宽0.3米，其深目高鼻，络腮胡鬈发，眼圆大而目光炯炯，穿西亚式短袍，右臂肩部衣服还有兽头装饰，右手好像还抓着一本书。另外一个胡人手托一长瓶作觐奉状，面带友善的微笑，赫然是典型的波斯人形象。
李商隐《杂纂集》里，有“不相称”条，“不相称：先生不甚识字。贫斥使人。穷波斯。不解饮弟子。瘦人相扑。社长乘凉轿。瘦杂职。病医人。老翁入娼家。屠家念经。肥大新妇。”《杂纂集》列举“先生不甚识字”“瘦人相扑”“屠家念经”等其人与其行事不相合的现象，“穷波斯”为其中一项，因波斯商人多富有，如果波斯人又穷，则实为不相称。从飞仙阁摩崖造像中胡人造像来看，完全佐证了波斯人的财大气粗。
据蒲江文史专家介绍，此像为唐代来华经商的波斯商人捐资塑造。美国纽约大学安吉拉·F．霍伍德教授在20世纪80年代末来飞仙阁考察后，在他所著《四川蒲江佛教塑像》中，他把这尊胡人塑像称作“西方来的波斯商人”，并解释道：“聪明的蒲江雕刻技师在仿造外国人模式时，融入了本地人的审美情趣，不顾雕刻肖像规则，而做出像外国商人模样的天神。”
石匠不可能如此想当然而为。我推测当时的情况应是：由西南丝路出入成都的波斯商人，经过飞仙阁时，见到石匠正在凿洞镌刻佛像，一时兴起，决定自己出资资助当地弘扬佛法，顺便也请石匠把自己作为“陪像”雕刻在门前，这也成为“富波斯”在西南丝路上的一个历史性造像。
大唐盛世政治、文化较为开明，对各派宗教的并存发展宽松包容，从而形成各种宗教、教派间相互交融、共同互补。如此设像布局，打破了清规，包含了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成为那个时代兼容并包文化的佐证。
同样，9号龛的释迦牟尼宝座为金翅鸟、童子骑兽像，壁上高浮雕印度佛教护法神天龙八部，也充分表现了古代中国与印度文化、艺术的融汇，此龛全图载入了《中国美术全集》和美国《亚洲艺术档案》，具有很高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
崇州上古寺的善无思禅师
根据记载，古代的外国人来到巴蜀，最早在刘宋时候。《南史·裴松之传》说：“时西北远边，有白题及滑国使，由岷山道入贡。此二国，历代弗宾，莫知所出。（裴）子野（松之）云：汉靳阳侯斩胡白题将一人。服虔注曰：白题，胡名也。定远侯击虏，八滑从之，此其后也。”据此资料，就可知唐代的白国，即刘宋时的白题，在新疆西部及乌兹别克斯坦一带，滑国与之邻近，故两国使者同行，到南朝来朝贡，辗转进入巴蜀。
在这一外来入蜀者的谱系里，还有一位国王来到了成都。
善无思禅师，出生于东印度乌荼国（在今印度奥里萨邦北部一带）。本名婆揭罗僧诃，略作输波迦罗（637—735年），原籍中印度摩揭陀国（Magadha，在今比哈尔南部）。为刹帝利种姓，相传为释迦牟尼佛季父甘露饭王第五十五代孙（一说五十二代孙）。13岁嗣王位，18岁舍位出家，到中印度受具足戒，遍学三藏，并拜那烂陀寺“掌定门之秘钥，佩如来之密印”之达摩鞠多为师，专学密藏，究习事行二部，得到胎藏界密法的真传。后来游学各国，破斥外道，于是“名震五天，尊为称首”。
也就是说，善无思曾经是中印度乌荼国的国王。656年，他的哥哥善无畏自东印度乌荼国至中印度摩揭陀国受具足戒出家，不久拜那烂陀寺达摩鞠多为师，登坛灌顶，受学《大日经》及其胎藏密法，并广学显密经论，“发三乘之藏，究诸部之宗”。716年，善无思随兄善无畏来到大唐长安。他们至北印度境内，名声已传到长安，唐朝派使者到玉门关迎接，其奉诏于长安西明寺菩提院译经。因善无思博学多才，精通梵、汉两种语言，唐玄宗封其为“国师”。
天宝十四年（755年）发生安禄山之乱，善无思随唐玄宗入川避祸，后来到凤栖山长乐寺修行并任住持。数年后，在善无思的主持下重修了长乐寺。769年，善无思在长乐寺圆寂，其灵塔至今保存完好。
善无畏译著除《大日经供养次第法》之外，另有其弟子整理的《无畏禅要》一卷。善无畏在唐以传胎藏界密法为主，兼授禅法。其传法弟子主要有一行、玄超、义林、不可思议、智俨、温古、道慈、宝思、明思等，俗弟子有李华等。其中一行著《大日经疏》，智俨、温古整理修改《大日经义释》，不可思议著《大日经供养次第法疏》，将善无畏所传之法付之笔端，留之千古。
东晋以来，由于战火频仍，致使道路阻绝，域外同国内高僧多以蜀地为通道，因此四川成为佛教的一大中转站。“刘宋时，有长乐沙门道汪，由庐山经梁州入蜀。南齐恭王延兴元年（494年），有高、何二僧自明州象山入蜀，止于临邛四明山，建鹤林寺。梁武帝时，建康僧人慧韶入蜀，止于成都龙渊寺，讲论开导如川流。”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北地区以凉州为中心，佛教盛行。因此，凉州、敦煌乃至西域的僧人，亦相继入蜀。
学者文术丽在《成都佛教文化旅游发展研究》中指出，宋文帝元嘉十四年（437年），从天竺学成归来的智猛，由凉州入蜀。元嘉末年（453年），卒于成都。其后，又有敦煌僧人道法来到成都，先后担任兴乐、香积二寺主。宋后废帝元徽二年（474年），卒于成都。外来的僧人在虔诚的宗教信仰的支撑下，不辞辛劳、不远万里来到巴蜀地区弘扬佛法，从而使佛教在四川的影响不断地扩大。自晋以来，已有不少四川人出家为僧侣。东晋时，四川郫县的释道生，年少出家，以苦行著称，后为三贤寺主。尼释昙辉，成都女子，宋文帝元嘉十一年（434年），从外国禅师要良耶舍之劝，出家为尼，是四川地区最早见诸记载的女尼。
巴蜀文物里的胡人
巴蜀地区出土了很多画像石，其中有明显的胡人造像，他们以戴“尖顶帽”“深目高鼻”为特征，深刻反映了西域与巴蜀的经济、文化往来。
比如重庆市境内出土了3件“胡人吹笛俑”，造型生动，一望便知是胡人。这也暗示了笛子（应该是羌笛）很早就响彻了西域的天空，逐渐进入到内地以及巴蜀。
乐山柿子湾等崖墓中所出土的“武士”和“击兽”图像，表现较为明显的“深目高鼻”人种特征，武士头戴一种平顶帽或者项髻，反映出胡人与斗兽的密切关联。另外，在乐山南安崖墓出土的陶俑中，“施无畏印”俑右手做施无畏印，佛教手印明显，是具有佛教文化影响的美术作品。可以发现，胡人俑深目高鼻、左衽，当是西域胡人，展现了通过丝绸之路这一中外文化纽带，他们俨然是异域文化进入巴蜀的早期使者；另外还有袒胸裸腹的陶俑、表现昆仑世界崇拜的西王母俑、为保护死者安宁的镇墓神俑等，均是乐山崖墓中价值极高的文物。有意思的是，这些陶俑多是面目舒展，且面带笑容，体现了东汉社会宽松和谐愉悦的时代风尚，正是具备了这样的包容环境，异域文化才可能在当时封闭的巴蜀扎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