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贵格会与贵格建筑

第一节 贵格建筑与荣杜易

贵格会/公谊会

“四海之内皆兄弟。”——贵格会

公谊会（Religious Society of Friends），也称贵格会，于17世纪起源于英国和爱尔兰，创始人是乔治·福克斯（George Fox）。由于开初有的教友在听经时会产生颤抖，在该教会蓬勃发展的美国和其他国家，他们又更多地自称Quakers，即震颤者。他们在联合国和中国的中译名称是贵格会，部分中译也有称为教友会、兄弟会、朋友会（Friends）的。在基督教新教的众多教派里，公谊会/贵格会只是一个很小的派别，总人数不及基督徒总数的万分之一。由于进入华西协合大学的这支差会来自英国，自称公谊会，但本书在行文中涉及英国及华西大学的描述中将更多使用贵格会的称呼。应该说，在世界上更常用的称呼是贵格会（Quakers）。

贵格会信徒目前全世界只有几十万人，不足全世界二十几亿基督徒的万分之一，其中美国就占了一半，且大多居住在美东地区，尤其是美国首都华盛顿附近的宾夕法尼亚州和马里兰州。所以宾州的首府费城，又叫贵格市（Quaker City），它既是美国宣告独立的地点，也是美国早期的首都。贵格会主张人人平等，天下和平，不打战争。聚会地点不称教堂，叫会议室，他们基本不做宣讲，不称牧师，牧师的作用是联络人。

由于贵格会的亲民和普罗的特性，中国文化名人、美国贵格大学康奈尔大学毕业生于右任先生曾预言：“贵格会将会是最容易在中国传播的基督教。”中国的文化名人胡适、赵元任和科学家茅以升都毕业于贵格名校康奈尔大学。而中国的三个建筑名人梁思成、林徽因、杨廷宝全都毕业于深受贵格文化熏陶的名校宾夕法尼亚大学。

19世纪后期，贵格会进入中国传教，他们一支来自英国，一支来自美国。来自英国的一支，进入中国后，深入到地处西南边疆的四川重庆、成都一带。闻名中外的成都华西协合大学的建立，就包含了他们的功劳。新中国成立后，公谊会的传教士和华人信徒们大多退至台湾。“文革”后全国公谊会/贵格会估计仅余不到五六十人。如同他们悄悄地来，又无声地去，公谊会/贵格会在中国已如过往云烟。当今的中国人，甚至包括不少三自爱国会的基督徒，都对公谊会/贵格会几乎未有所闻。但贵格会留下的精神遗产和物质（建筑）遗迹，正如玛雅或三星堆的遗迹，永远是后人可以体会和回味的财富。

贵格会的会徽是一个红黑双色八角星，起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贵格会救护队的标志。传说四角红星与红十字会有点相似，在战争中救护时可以不致引起交战方的误会。有趣的是，和另一个族标和国徽为蓝色六角星的犹太人相似，他们都是地球上人数极少，而影响力极大的民众。如果你还是认为贵格会是闻所未闻的天外之物，那给你看一个全世界尽人皆知的东西，早餐食品桂格麦片的商标就是以美国贵格会奠基人彭威廉（William Penn，他的姓，也是宾州州名的来源）的头像来做标示的。据厂家说，这个头像代表了麦片的“品质和信誉”，像贵格会会友一样诚实和可靠。

贵格会是一个倡导平等、自由、理解的宗教流派，倡导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四海之内皆兄弟，主张和平主义和宗教自由，反对任何形式的战争和暴力。该教会在历史上坚决反对奴隶制和一切战争，是美国南北战争前后的废奴运动中的主要力量之一。贵格会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坚定站在受害者一边。目前满街可见的救护车，就是由贵格会首创的救护车系统（Friends Ambulance Unit, FAU）演化而来，贵格会因此获二战后第一个诺贝尔和平奖。

贵格会的反战是超政治的，在美国于珍珠港事件后是否对日宣战的国会辩论会上，唯一投反对票的议员就是贵格会议员。贵格会对中国的贡献更是有目共睹，他们没有任何的功利与传教布道的意图与动机，只有自我无私的奉献和对信仰的坚贞与执着。

贵格会在华筹办了上百所中学、大学，本文后面还会有更多介绍。在中国抗战时期，一个小小的教会团体，竟然送出了一支150辆车的运输车队和一支医疗救护车队（FAU），参加从印缅向中国的抗战后方的物资运输和伤病救护工作，其中也包括共产党领导的抗战地区。

抗战时在共产党驻扎的延安地区工作的唯一一支外国医疗队，不是来自共产国际，也不是白求恩的医疗队，而是由贵格会的医生、护士组成的“贵格会援华医疗队”！为救治一位八路军重伤员，医疗队长、来自英国牛津大学的叶彼得医生果断抽出了自己400毫升鲜血，救活了中国的战士。他唯一自豪地表扬自己的话是：“小伙子，你现在的血管里也流着我们国际‘朋友’（公谊会的英文就叫‘朋友’教会）的血液了。勇敢地上前线继续战斗去吧！”

在麦肯锡反华时期，美国贵格会坚持公开反对美国的反华、反共行为。在中美建交上的漫长征途中，贵格会两次组织国会和政要访华团。在中国的三年困难时期，6位贵格会代表会见肯尼迪总统，要求运送粮食到中国去救济中国的饥民。他们的对话很动人。总统：“中国是美国的敌人，当敌人的手叉已经在你脖子上了，你还想援助他们？”回答是：“您说的完全对，总统先生，我们必须援助中国的饥民。”能够有勇气打破中美断交坚冰，亲赴北京，和中央大国握手，完成中美建交大业的美国总统，不是别人，正是美国历史上的第二位贵格会教徒总统尼克松（Richard Nixon）先生。他们选择了前往中国去传达与中国人民的友谊，这绝非只是一个偶然。

贵格会极重视教育，贵格会也讲究谦虚敬业，主张学术上的德艺双馨。著名的贵格会科学家处处皆是。虔诚的贵格会教徒的子女多就读于贵格会自办的贵格学校。设计美国国会大厦和华西协合大学校园的两位建筑师都是贵格学校培养的优等生，而且都没有上过建筑专科大学。

美国排名前十的大学（也包括八所常春藤大学中的一所）就有两所大学是贵格会所创立和建设起来的，它们分别是马里兰州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和纽约州的康奈尔大学。在美国，没有任何宗教派别能享有如此盛名。其他知名的贵格会创立的本科文理学院和高中就不计其数了。在美国的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中，仅康奈尔大学一校，即有41名之多。其中2014年一年，康奈尔大学一校即有2名诺贝尔科学奖获奖者。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也有36名获奖者，相信其他大学很难比肩。另外还有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和奥巴马，副总统拜登等名流士绅均毕业于私立的、收费不菲的贵格学校。

历史上贵格会在科学上的贡献也颇大。举个例子，作为科学界最基本的计量单位道尔顿（例如，氢原子质量为1道尔顿，胰岛素分子量为5800道尔顿）就是以贵格会科学家道尔顿（John Dalton）命名的。而医学上最经典的淋巴瘤就是贵格会医生何杰金（Thomas Hodgkin）发现的何杰金氏淋巴瘤。由于贵格会主张自力更生，推崇集体生活，在居家、建筑方面贡献良多。例如我们天天要用的洗衣机、圆盘锯，都是美国的贵格会友发明的。

贵格建筑

在建筑方面，贵格会的建树尤其出色，这也是本书要讨论的重点。大量的集体活动和不断的迁徙，使贵格会涌现了大量具有革新精神、因地制宜的优秀建筑家，其中当然必须包括设计华西协合大学的优秀贵格会建筑家荣杜易建筑师。他们尤其擅长中等或大型的社区建筑，如社区中心、集体宿舍、会议室（即贵格会教堂）和学校，形成了独树一帜而且闻名天下的贵格会建筑风格。除了沿袭历代西方建筑的传统之外，贵格会建筑突出了简约、对称、平衡，亭楼“H”形或“山”字形布局，以及紧跟潮流的“艺术与工艺运动”风格装修。

贵格建筑最主要的对称和平衡风格，和中国传统建筑的追求如出一辙。不是如不少评论人指出的西人设计的“华西大学老建筑迎合了中国人喜爱的对称平衡的风格”，对称平衡本来就是贵格建筑一贯的风格，哪怕在未听说中国之先即已存在。正因为如此，中西文化相遇的冲撞，在贵格会建筑和中国传统建筑之间，达到了最和谐的相容。看过本文引用的这几张图例，你多半会认可华西大学老建筑的贵格会风格了。不用赘述，大家轻易地就能看到它们和荣杜易设计的华西大学老建筑绝对是师出同门。实际上，在华西大学校董会所要求的“中西合璧”建筑方案上，它正是荣杜易最拿手和最容易的选择，因而也是荣杜易之所以成功中标的主要原因。

贵格会在美国留下了大量的贵格建筑。美东大量的中学和大学，包括著名的康奈尔大学和霍普金斯大学等，都建有典型的贵格建筑。最经典且闻名天下的美国国会大厦（国会山）就是由最正宗的英国贵格建筑师威廉·托恩同（William Thornton）设计的标准贵格建筑。印在美元百元大钞上的美国费城独立宫，也是典型贵格建筑。它们在美国的地位，无须笔者来强调。在它们的建筑风格上，你多少都可以看到似曾相识的华西大学老建筑影子。

贵格的大学建筑

贵格会从英国被迫西迁，在美国留下了大量完全由贵格建筑师或贵格大学受聘建筑师设计的大学，如康奈尔大学、霍普金斯大学、哈弗福德学院（Haverford College）、史瓦兹摩尔学院（Swarthmore College）等。

贵格建筑的发展有其历史时代的特征。它延续了传统西方建筑的一个极具特色的派别。简而言之，它既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又是顺应时代的产物。贵格建筑兴起是工业化后期文化复兴，建筑学上新古典主义（Neoclassicism）盛行的产物。贵格建筑不同于它们的是，它既接受了文化发展的高端积淀，又应用于一个饱受迫害、游动迁徙的群体，它的产品必须要简明、实用，且便于建设。因而，贵格建筑的原则一开始就定为：既追求效益，又讲究优雅（Quaker Principles of Architecture: Utilitarian Yet Elegant.）。用现在时髦的说法，贵格建筑是一种讲求“空间效益最大化的‘精明建筑学’”。

贵格建筑有其典型的结构与外观特征，它们虽非贵格建筑所独有，但却在贵格建筑中优先且广泛地被采用。当你看完这些美国经典的贵格大学建筑，你一定会得出同样的结论。它们的原则是：对称，平衡，简约（Quaker Principles of Architectural Structures:Balance, Classic Proportion and Simplicity）。这正好也是中国传统建筑讲究的原则。正是因这一点，贵格建筑家荣杜易才战胜了国际知名的建筑大家，以他熟知的技术和文化底蕴，赢得了华西协合大学建筑总体设计的投标。他的设计，已被历史证实是非常成功的。

贵格建筑既然是新古典主义（Neoclassicism）同期产物，它也就主张保留哥特式，或罗马式，或古希腊的主体稳固结构，反对洛可可或维多利亚的奢华修饰风格。贵格会的被迫大迁徙则让它独创了改良的哥特式的简化结构特色。贵格建筑最讲究对称平衡，它的建筑大多是对称体，多数有新古典主义惯用的中间高、两头低的“山”字形对称。不光是立面，平面布局也是“山”字形或“H”形的对称，又称立体“山”字形对称。

贵格教派起源于北英国或爱尔兰文化背景，贵格建筑也喜欢并保留了不少英国早年的乔治亚式建筑特色，即新兴的中产阶级有节制地显示荣耀的象征（华西大学的建筑师荣杜易也是弘扬乔治亚式建筑的爱尔兰古建筑协会的荣誉会员）。乔治亚式建筑的最大特点也是讲究对称以及外形结构的简洁，喜好对称排列门窗或侧楼，同时也主张具有一定的不过分奢华但又要宣示传统的表面修饰。它比新古典主义建筑派老，但又比维多利亚建筑派新。贵格建筑也传承了很多乔治亚式建筑的传统。

美国的早期建筑受英国流行的新古典主义和乔治亚式建筑的影响颇大，而贵格会建筑大量采用了以上的风格，美国开国早期的建筑也受贵格会在美东的兴盛和发展的影响。如贵格建筑师设计的华盛顿国会大厦，影响极大，各地都修建了不少类似的建筑，以至于有形成美国建筑的“联邦式建筑”之说。仅在当时的马里兰州、宾夕法尼亚州、新泽西州、俄亥俄州、特拉华州就有不下20所贵格会大学和超过30所贵格会中学先后修建，以至在这些州里到处都是红砖对称的楼房。

在中国，华西协合大学是唯一一所有独特的中西融合的贵格会风格建筑群的大学。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华西协合大学还是中国唯一与美国名校常春藤大学在建筑上拉得上点亲缘关系的学校。这是华西协合大学建筑与其他中国教会大学建筑不同的地方，它是有系统、有选择地采纳了特定的西方建筑风格（即贵格建筑风格），再与川西本土建筑文化相融合的特殊产物。

以上我们简要介绍了贵格建筑的外形特色，关于贵格建筑的结构细节，我们在此不赘述，将在涉及华西协合大学的具体大楼的介绍时加以细说。

公谊会华西三杰

公谊会（即贵格会）对华西建校的贡献，不仅在建筑设计上融入了华西的文化积淀，而且在人文上促进了建筑的融合。早在荣杜易入川之前，华西奠基人之一的陶维新已经把公谊会建筑介绍给了四川的民众。1887年所建的重庆公谊会广益中学应该是四川最早的贵格会建筑。陶维新在成都办的广益学校和后来的华西协合中学，以及他中西结合的成都住宅的高台基风格，对初入成都的荣杜易后来设计华西小洋楼和具有川西特色的校园主楼均有显著的影响。公谊会的务实与亲民的文化在华西协合大学的建筑风格上得以体现。

陶维新

说到贵格会与中国的情缘，还有一个故事。传说在火烧圆明园的英军队伍里有一名来自北爱尔兰的年轻下士叫陶阿大（Adam Davidson）。他目睹了八国联军在中国的烧杀抢掠，遥望圆明园焚烧的烟火和眼前友善的中国人民，他心中的基督教义与残酷的现实产生了极大的冲撞。他因而拒绝执行任务，决心加入公谊会并投身反战事业。他立下志愿要帮助中国人民解除苦难来救赎自己曾犯下的罪孽。

1885年，他把他的儿子，陶维新（Robert）、陶维义（Alfred）、陶维博（Warburton）和陶维理（Henry），都先后送到中国。大哥陶维新（Robert Davidson）临行前，陶阿大突然重病不起，陶维新决定留下照顾父亲。陶阿大对儿子讲：“你不能留在家里。你必须去中国。你要告诉你见到的中国人，你是拿着《圣经》而不是枪炮去中国的，而你的父亲曾经错误地带着枪炮去过中国。”

次年（1886年），不满20岁的陶维新夫妇二人，作为英国公谊会指派的首批中国公谊会开创人，不远万里，长途跋涉，来到“街面不整，魍魉穿行”（摘自华西协合大学校长毕启：《大学的开始》，1934年）的中国。辗转于汉口、重庆、成都、三台等地，历经无数艰辛，包括被拳匪打成重伤。但陶维新始终不屈不挠，在成渝两地开书局，办男/女中学，设诊所。他历任重庆广益男/女中学、成都广益学堂、成都华西高等预备学堂（后更名为“华西协合中学”）的首任校长。1904年陶维新被选为公谊会四川区的主席。1905年，几个差会在成都筹划组建华西协合大学，陶维新时任基督教华西教育会秘书，因此转到成都负责筹办工作，并兼任成都高等师范学校英文教师。

1904年，公谊会的陶维新与美以美会的毕启博士、英美会的启尔德医生等，联合英、美、加教会共同集资，决定在成都修建华西协合大学校舍。1911年为组织华西协合大学校董事会，陶维新到美国及英国游说各教会，解决了人选和资金等关键问题。作为华西协合大学的发起人和奠基人，陶维新和公谊会功不可没。待华西协合大学工作步入正轨之后，陶又回到重庆，继续担任广益中学校长，力促公谊会在重庆的教育发展。

陶维新在川近40年，带着父亲的期望和公谊会的重托，无怨无悔，勤勤恳恳，默默在川东、川西两地耕耘，为中国的青少年教育贡献了一生。1925年，陶维新结束了他在中国的工作，悄悄地从中国回到英国。如同悄悄地来，也是悄悄地走，他没有带走万贯家财，带走的只是一片云彩。他建设包括华西协合大学在内的若干学校，培养了千百位接受过与国际接轨的新式教育的中国学子，他们后来成为医生、学者、人民教师、科学院院士、人民解放军战士，甚至还有党和国家领导人。这些人都是建设新中国的栋梁之材。

陶维新回国后长期住在伦敦，于1942年病逝家乡。他没有“享受”或向中国人民索要任何“待遇”。

杨振华

陶维新在中国几十年培养了成百上千具有西方科学素养的公谊会学生，他们为中国的发展和建设积极贡献力量。第一批学生中有一位叫杨国屏的人，后来成为重庆广益小学的校长和成、渝两地广益中学的校董。

杨先生的儿子杨振华也是广益幼儿园、华西协合中学以及华西协合大学医学院的毕业生。杨振华医生后来又成为华西医院的胸外科创始人和20世纪40年代华西大学医院的院长。和公谊会的前辈一样，杨振华医生勇敢地投身于战地医疗工作。在抗美援朝的战争中，他出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医疗队的副队长，在战场上救死扶伤，他所在医疗队共收治伤员16000余人，杨医生因而荣立三等功。

抗美援朝回国后，杨医生领导创建了华西医院的胸外科，勤恳教学，育人无数。笔者也曾在杨老师指导的病房实习数月，亲身体会了杨老师的精湛教学。最惊人和感人的是，在当时反西方意识形态甚嚣尘上的环境中，杨教授不惧压力，仍坚持用中英文混合查房。他坚信，要与国际先进医学接轨，没有国际交流能力，是不可能做到的。

在杨教授96岁去世以后，把他的遗体捐献给了他热爱的华西大学解剖教研室，供教学之用。他高大的骨架，永远地挂在了华西大学的教室里，留在了他的父辈和公谊会的先贤们开创的中国医疗教育的圣地上，可谓可歌可泣。

苏道璞

他是公谊会在华西的另一位杰出人士，英国人称之为“几乎就是一个中国人”。他就是为自己投身的事业献出了年轻生命的前华西协合大学副校长、化学系教授苏道璞博士。

苏道璞（Clifford Stubbs）于1888年11月出生于英格兰的中部，父亲是基督教长老会的牧师，母亲是贤慧能干的家庭妇女。当他才15岁时，母亲就去世了。他聪明勤奋，在校学习成绩优异，每年都赢得奖学金。21岁毕业于新西兰大学，在荣获文学硕士后，又到英国利物浦大学继续深造并获得理学博士学位。

苏道璞有强烈的平等和反战信念，对英军在中国的暴行深怀内疚。本着“主就在人们的心里”的公谊会教义，怀着仁爱与奉献，以及“化解中英战争创伤，促进中英友好的超时代信念”，他决心要去中国，为中国人民奉献自己的才智。得知在中国西部的成都刚成立了华西协合大学，他认为这是他应该去工作的地方。于是，他去拜会了刚从中国回英休假的同是公谊会成员的华西协合大学副校长石恒励（Harry Silcock）。

1913年25岁的他，以公谊会会员的名义，远离家乡，漂洋过海，来到一个“城市由城墙围着，晚上要关闭城门，几乎与世隔绝”的中国内陆城市成都，开始了他的中国生涯。第二年（1914年），他的未婚妻莉斯（Margaret Lees）也离开伯明翰来到成都，并于1915年6月同他结婚。苏道璞一直在华西协合大学工作了17年，直到1930年逝世于岗位上。

才华横溢的年轻化学家苏道璞来到成都后立即在华西大学创建了化学系。为了以平等博爱之心与同事、学生和市民打成一片，苏道璞以身作则，把自己当成一个中国人。为了在几乎没有西方科学素养的环境中更好地普及科学知识，更方便地解释化学的疑难，他努力学习中文，很快就可以用流利的成都话教学。成都人亲热地称他“苏洋人”。有一次要到离成都300华里外的三台县开公谊会年会，由于交通落后，路途曲折坎坷，需走三天时间。其他洋人都坐轿子，而苏道璞则骑了一辆自行车，上坡下坡他还要把自行车扛在肩上走。同事问他：“你为什么不坐轿子呢？坐轿既舒服又省力。”苏道璞回答：“坐轿子很不人道。我不愿把中国人当作牛马一样使唤。除非有病走不动，否则我永远不会坐轿子。”苏道璞博士和他的家属每4年回一次英国休假一年。这是所有外籍教师都享受的待遇。每次从英国回到中国，都需从上海坐船到宜昌，在宜昌再换马力充足的小轮船逆流而上到达重庆。当时中国军阀混战，土匪猖獗，各种船只在途中经常受到抢劫。英国商船为免受抢劫之灾就寻求英国军舰紧随前后，或在商船的前后挂上外国国旗（如英、美、法、意等国国旗）。

作为一名英国人，苏道璞到达宜昌后却拒绝坐受外国保护的轮船。他认为自己到了中国，已经入乡随俗，就是一名中国人，没有特权享受中国人无法享受的待遇。苏道璞宁愿耽搁几天，一直等待没挂外国国旗或受外国军舰保护的商船经过宜昌时才肯上船。大概一星期后，苏道璞终于搭上中国船回到重庆。在重庆，作为一名足以“享受待遇”的华西协合大学副校长，出于人道，他拒绝坐轿子，千里走单骑，毅然徒步走回成都，一路所经历的艰辛，现在的人真难以想象。苏道璞博士的所作所为赢得了无数中国人的钦佩和爱戴。他热爱中国、同情中国人民及和平主义的行为广受赞颂。

苏道璞是运动狂人，出门从来是骑自己的自行车。每日黄昏，他都在大校门外的锦江用自己设计的小船做划船运动。放假期间，常带家眷到青城山避暑，与当地农民为友，送医送药，访贫问苦，很受农友欢迎。回英国期间，除了探望亲友，他也从不错过机会，在英国各处，乃至国会去讲演，主张平等互惠与中国邦交。

爱好运动的苏博士有一辆自行车，当年成都人称为“洋马儿”，是成都当年三部“洋马儿”中的一部（华西坝两部，市邮局一部）。没想到，这个奢侈品给苏博士带来了杀身之祸。1930年5月31日晚上，苏道璞外出会见友人时，遭遇暴徒抢劫他的自行车，并把他刺成重伤。当他从昏迷中苏醒过来时，首先要妻子代为转告成都政府，不要因自己的事件而引起中英两国关系再度恶化，也不要处死凶手，以免他们的妻子成为寡妇。苏博士家人频繁走动中英双方，既要阻止英政府出面干预，又要游说中国法庭，不要惩罚疑犯，以免让更多家庭遭受痛苦。苏道璞的精神感召着世人，坊间争相传颂。在他辞世后，他“家乡”的成都人民为他举行了最隆重的追思悼念会。在英国，他也得到了他所期待最高的赞誉，“几乎就是一个中国人”。

苏道璞去世后，华西协合大学命名了一座道璞楼（现化学楼），一条道璞路，一项道璞奖学金，以资助中国穷人上学。苏博士及家人，以亲身的行为，不仅把科学文化带到了成都，更把他们的仁爱甚至生命，都完完全全地留给了华西大学和中国人民。苏道璞的遗体就埋葬在他最热爱的华西协合大学的校园内。为了纪念这位质朴慈善的化学家，当时华西坝五大学师生联合捐资兴建了化学楼，即苏道璞纪念堂。质朴庄严的大楼入口处，悬挂着“所过者化”的匾牌，此系1941年全系师生所赠，以此纪念英国化学家苏道璞博士。

“所过者化”，出自《孟子·尽心上》，“夫君子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同流”。它指的是圣人所到之处，人民都能受到他的德行感化，内心所感受的，更是神奇莫测。他的德业上可配天，下可与天地同运而并行。此处既隐喻了化学科学的神奇，也是对苏道璞博士的赞誉。

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教育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他的“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活脱脱地展示了一个真正的“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这也是苏道璞一生努力展示的，完美的，几乎就是的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