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宾斯旺格与斯特劳斯的地位

20世纪的现象学发生了一个新的转向。在哲学中，这种转向是由海德格尔以及他在《存在与时间》（1927）中的此在分析学发起的。在精神病理学中对海德格尔做出响应的是宾斯旺格、冯·葛布萨特尔和斯特劳斯的“新人类学”。这种新潮流的重要里程碑是1930年《神经科医生》（Der Nervenarzt）杂志的创立，因为这个杂志是新的现象学人类学的主阵地。

正如雅斯贝尔斯的情况一样，我把对宾斯旺格思想的详细研究保留在一个独立的专题性章节中。在目前这一节里，重要的事情是阐明宾斯旺格在现象学精神病理学中的地位。这里的决定性改变是，宾斯旺格打破了雅斯贝尔斯现象学的狭窄边界。雅斯贝尔斯认为现象学就是要去描述作为精神病患者特征的孤立主观现象，而把这些主观现象之间的关系交由另两种不同的进路去研究：狄尔泰式的理解和科学解释（在这种解释中，可理解性发生了中断）。对宾斯旺格来说，禁止现象学超出孤立现象的范围是不合理的，而且现象的孤立实际上是人为因素的结果。为什么现象学不应该去描述现象体验的连续要素之间的关系呢？获得这种理解的方法是通过对主观“生活史”的研究。但是，人们同样没有理由去精确地区分可理解的东西与只能因果解释的东西。因此，宾斯旺格敢于去抨击在雅斯贝尔斯看来根本就不可理解的东西。这种理解的主要工具就是海德格尔所开启的对人类此在的分析学，尽管海德格尔在哲学上的目标与人类此在本身的理解无关，更不要说精神病理体验。但是这没有阻止宾斯旺格发展出以海德格尔的在世界中存在的此在概念为基础的全面的人类实存人类学。

这种新的人类学（在以下研究意义上：在人与世界的关系中所体验到的、正常和异常整体性中的人的研究），是现象学精神病理学的主要任务。在这种新的事业中，宾斯旺格得到了三个独立的现象学精神病理学家的支持（相比海德格尔的概念，宾斯旺格更多地从事他自己的概念）：冯·葛布萨特尔、闵可夫斯基和斯特劳斯。冯·葛布萨特尔的主要哲学启发来自舍勒的哲学人类学。在斯特劳斯那里，新的方向源于他对巴甫洛夫把人当作反射机制的概念（笛卡尔的二元论就已经为这种错误概念提供了准备）的抗拒；因此，斯特劳斯的主要目标是恢复人类的整体性，而现象学是主要的恢复手段。在类似的意义上，还应该说及现象学精神病理学在法国的先驱闵可夫斯基，尽管他对人类学、甚至海德格尔都不太感兴趣。我们将会在第二部分详细研究宾斯旺格、冯·葛布萨特尔、闵可夫斯基和斯特劳斯这四个人。

在那些很早就发现了海德格尔此在分析学的精神病理学潜力的人当中，海德堡学派中的一个成员是必须提及的，即斯道希（Alfred Storch，1888—1962）。在20多岁时，斯道希就发表了对雅斯贝尔斯传统的现象学研究，然而，他实际上大大超越了雅斯贝尔斯。因此，斯道希写于1923年的第一个“现象学尝试”144回应了布劳勒（Eugen Bleuler）提出的号召：阐明现象学对于精神病学的重要性。斯道希的这篇论文，是最有理解力的研究之一，因为它研究了精神分裂患者的世界及其自我在其自身体验中的给予方式。在胡塞尔所发展出来的正常实在意识现象学的背景中，尤其是在康拉德-马蒂乌斯（Hedwig Conrad-Martius）早期工作的基础上，斯道希阐释了这些描述的成果，而他使用的方法是，说明意识及实在感在其对意识的依赖中，在精神疾病体验中发生变异的方式。然而，他进入精神分裂世界的主要努力是以海德格尔的作为在世界中存在的此在分析学为基础的。他也相信，近来人类学所呈现的古典思考的理解，能够治疗我们对于精神分裂世界的理解。145在这种尝试中，斯道希没有使用荣格的指称框架。但是，斯道希确实同情地应用了弗洛伊德式的精神分析，尤其是其先驱性的心理治疗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