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初始情境

A. 胡塞尔在心理学上的同辈

我将从简单地讨论新的哲学现象学与其周边心理学的早期关系入手。胡塞尔现象学在德国哥廷根大学的早期显然没有建立起与领军性心理学学派的热诚与有成效的关系。柏林的斯图普夫（在哈勒大学与胡塞尔共事时开始，他就是胡塞尔的好朋友与支持者）与胡塞尔保持着友谊，尽管他对胡塞尔新工作的兴趣下降了。斯图普夫可能也让他的心理学学生们注意到了胡塞尔的《逻辑研究》。更重要的是，斯图普夫让他的同事狄尔泰（Wilhelm Dilthey）对胡塞尔产生了重要的兴趣。狄尔泰热切地希望胡塞尔的现象学可以帮助他发展出新的针对精神科学的心理学，直到胡塞尔对历史主义的批判使他疏远了胡塞尔。胡塞尔与其他主要心理学学派的关系是冷淡与糟糕的。胡塞尔对心理主义的批判破坏了这种气氛。当胡塞尔在一次学术会议上（1914年哥延根的实验心理学会议）与心理学家们会面时，他没有改善他们的关系。在这个会议上，胡塞尔坚称：“纯粹现象学既不是描述心理学，也不是任何其他的心理学。”24

当时实验心理学的领军人物冯特（Wilhelm Wundt，1832—1920），是胡塞尔在心理学家中的主要反对者。这并不让人特别感到惊讶，因为胡塞尔在他的《逻辑研究》（§23）的第1卷中批评说：冯特是心理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而冯特的反击是将胡塞尔现象学列为经院哲学（Scholastik）。25

除了冯特，李普斯（Theodor Lipps，1851—1914）也是胡塞尔在批判心理主义时的主要对象。但是李普斯不同于他的学生们，而越来越感觉到他自己的分析与描述心理学，与胡塞尔的现象学有很多共同之处，并且承认他自己对逻辑的心理学解释至少是有误导性的。然而，李普斯的心理学最多只是胡塞尔现象学的一个平行者，而且边缘性的影响是：胡塞尔采纳了李普斯的核心概念“移情”（empathy），并且对这个概念做出大幅度的修正。总体上，这种交互没有超出对彼此发现的部分相互证实的意义。

屈尔佩（Oswald Külpe，1862—1915）最初在冯特的实验室里接受训练，但他在维尔茨堡大学创立出了自己独立的实验学派。这个学派与莱比锡学派相反，也关注思考与意愿的问题，并且对胡塞尔的思考现象学没有直接的兴趣。没有决定性的证据表明（尽管至少有详细的证据），将胡塞尔的思想介绍给屈尔佩的只是屈尔佩的学生迈塞尔（August Messer）和布勒（Karl Bühler）。但是，即便屈尔佩特别强调他们二人的差异，例如，屈尔佩反对胡塞尔将无意象的思想解释为特殊的非感性直观。26屈尔佩最终也把他自己的作为实在科学（Realwissenschaft）的描述现象学区别于胡塞尔的本质科学。27另外，作为“批判实在论者”的屈尔佩在他的哲学著作中赞扬现象学的重要性时，总是表达了以现象学的方法论不完美性及其对实在的不充足性为基础的保留。28

在胡塞尔任教的哥廷根大学，穆勒（Georg Elias Müller，1850—1935）是在德国排名第二的实验室的主任。穆勒将他的研究扩展到了冯特的心理生理学领域之外，尤其是扩展到了对于记忆的研究上。但是，穆勒至少也是当时德国心理学家中的哲学家（如果不是最反哲学的）。所有的证据都表明，穆勒对胡塞尔的关系远远没有达到热情的程度。胡塞尔当时是一个只有相对不固定职位的大学老师，因为他当时的教职是由普鲁士教育部长阿尔特霍夫（Friedrich Althoff）为他设置的，而这遭到了胡塞尔同事们的反对。我甚至从凯茨（David Katz）的妻子罗莎·凯茨（Rosa Katz）博士的一封信中了解到：穆勒常常说胡塞尔的哲学就是书面化的吹毛求疵。穆勒有关记忆的里程碑式三卷本著作（发表于胡塞尔哥廷根时代的末期）有时候很接近胡塞尔的一些主题，但穆勒从来没有提到胡塞尔的名字，尽管第2卷中至少有一个论“现象学给予性”的部分（§68）。29

这里最好还要提一下哲学现象学与胡塞尔时代两个伟大心理学家的关系。我们不应该把铁钦那（Edward Bradford Tichener）和斯特恩（William Stern）解释为是发育完全的影响例子，而应该把他们解释为至少单边的认识与部分的汇合。但在讨论这两个心理学家之前，我想提一下更让令人吃惊的有关胡塞尔的口述证词。这段证词来自英美统计智力研究的先驱者斯皮尔曼（C. E. Spearman）自传中对他在1906年访问哥廷根大学的描述。在阐述穆勒的教导给他留下的印象以后，斯皮尔曼说了以下这段有关胡塞尔的话：

在哥廷根的同一所大学，我有幸参加了胡塞尔的讲座。胡塞尔是一个与穆勒同样伟大的人。但是他们看待世界的方式是不同的。实际上，他们二人唯一的共同点是：他们不能互相欣赏！对穆勒来说，胡塞尔的精致分析像是中世纪的复兴（实际上，这些分析基本都是精致的，但这不是胡塞尔的缺点）。对胡塞尔来说，穆勒通过实验来处理心理学问题的尝试，就像用叉子去解鞋带一样。然而，胡塞尔自己的程序（正如他自己向我描述的）与最好的实验主义者的区别仅仅在于：在处理同样的问题时，胡塞尔只把他自己作为实验被试。30

我首先想讨论铁钦那的情况。他是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工作的英国心理学家。在波林看来，铁钦那实际上是德国心理学传统（尤其是屈尔佩）在美国的代表。铁钦那与现象学的关系显然有两个方面，甚至可能有两个阶段。第一个也是唯一有文献记载的方面，体现在了他对活动心理学（act psychology）的批判语境中——从对布伦塔诺的批判开始，他认为布伦塔诺与他自己的反哲学立场（主要以马赫与阿芬那留斯的实证主义为基础）不相协调。铁钦那不仅检查了斯图普夫与李普斯的活动心理学版本，而且检查了胡塞尔的版本。实际上，在波林看来，铁钦那认为：他花了一年少一天的时间去理解胡塞尔；他现在理解了胡塞尔，而“胡塞尔什么也没有”。31我们可以铁钦那死后出版的《系统心理学》中找到这项研究的成果；其中五页包含很多对于《作为严格科学的哲学》《逻辑研究》以及《纯粹现象学与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的脚注。这五页首次发表于1922年的一篇论文，而且没有呈现如此完整的陈述，尽管它们把胡塞尔的现象学作为纯粹哲学，而与描述心理学无关。32

然而，对胡塞尔哲学现象学与所有其他活动心理学的摒弃，并不意味着：铁钦那摒弃了所有形式的现象学。在波林看来，尽管铁钦那晚年摒弃了“维尔茨堡的现象学”，但他

受到德国“最新”心理学（格式塔学派的知觉理论，以及实验现象学的新方法）的很大影响；然而，现在铁钦那乐于让他的学生们尝试现象学化。他总是将有限与严格的反省报告与现象学的自由报告相区分，但是显然他对新方法有很大的信仰。由于他从来没有发表有关这个主题的著述，而且来自他实验室、得到他认可的论文都非常专业，所以这有助于我们去猜测铁钦那的意图。33

人们可能会期待在论系统心理学方法的未写完的第四章中了解到更多的东西。波林认为：这可能会是对格式塔主义者的未展开的现象学继续。我们至少可以在来自美国康奈尔大学实验室的爱德蒙兹（E. M. Edmonds）和史密斯（M. E. Smith）的论文《音乐间隔的现象学描述》中，找到铁钦那现象学的一个例子。34这篇论文所展现的描述是朴素的；因为它采取了不容易获得的“现象学态度”（《音乐间隔的现象学描述》，第290页），并且反对“分析态度”。对于这种“现象学描述”的主要模型，作者引注了普拉特（C. C. Pratt）第一个研究《黑白复合物的一些特质》35；这个研究也谈到了“现象学描述”，而且把斯图普夫的声调现象学作为背景。

我们还应该讨论现象学运动与它在当时德国的一个主要代表斯特恩（William Stern，1871—1938）心理学的关系。斯特恩也是人格主义（personalism）哲学的创立者。他对阿尔波特人格心理学的影响，为现象学开启了更多的新渠道。

初看起来，将斯特恩与现象学相联系的努力是牵强的。斯特恩与胡塞尔或其他现象学家的联系非常少（如果有的话）。尽管斯特恩总是对现象学持同情态度，但他的主要心理学著述很少提及现象学。36然而，尽管在斯特恩同情性解释中，描述心理学是心理学中的第一任务，但这种解释区分了胡塞尔、舍勒、海德格尔及普凡德尔的“现象学描述”，以及他们对于本质的一般描述（《人格基础上的普通心理学》，第16页；英译本第10页及以下），并且赞扬说：胡塞尔的现象学启发了思维心理学的维尔茨堡学派（同上书，第368页；英译本第271页及以下）。甚至还有进一步的证据表明：斯特恩最初心理学研究（主要是他1926年的自传）中的反省性非常接近于现象学进路。因此，在提到他对变化统觉与特殊当下的描述工作以及他未发表的任教论文时，他说：

今天，我感到遗憾的是：相当多的手稿都没有发表；在我看来，这些手稿是今天所谓的“现象学描述”的最早尝试之一，而且尽管它们是不完善的，但它们值得为后来的现象学工作者所注意。37

实际上，斯特恩可能从来都不知道这两个研究在当时胡塞尔的早期现象学研究中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胡塞尔的《内时间意识现象学》，引用并讨论了斯特恩的工作，尤其是他的当下时间（Präsenzzeit）概念，虽然不是最终的结论，但明显是自布伦塔诺与迈农以来，对于内时间意识这个主题的最重要贡献。38

尽管斯特恩与胡塞尔的这种契合甚至影响，表明二者确实有密切的关系，但真正具有历史重要性的关系证据只有在后来才出现，即在斯特恩的人格主义（personalism）（尽管有其独立根源）与现象学相互支持时。

B.“第二代”

鉴于在胡塞尔的同时代，心理学学派的领袖对胡塞尔缺乏共鸣，所以胡塞尔对第二代心理学学派的影响就更加值得注意了。人们可以把这种影响归于新一代的典型反叛；新一代的心理学家向外寻求启示与支持，以便反对大师。但是，这种变化甚至还有更积极的原因。毕竟，所有德国的实验心理学仍然是意识心理学，因此在最广义上是现象学。他们的支持者在胡塞尔现象学以外，还能在哪找到这种进路的哲学支持呢？

的确，现象学对莱比锡的冯特大本营只有很小的直接渗透。冯特的继承者沃什（Wilhelm Wirth）最初是李普斯的学生，同时也是普凡德尔的朋友。沃什继续反对胡塞尔。只有在克鲁格（Felix Krüger）的新莱比锡学派（整体心理学，Ganzheitspsychologie）中，情况才大为改观。

胡塞尔在李普斯的学生们中有更为直接的影响。在这里，对大师心理主义的反叛为胡塞尔的影响提供了基础。在这片“沙漠”中，普凡德尔与盖格尔（舍勒也于1907年加入）对心理学有特别的兴趣。但是他们也是哲学家，而我在上述章节以及我之前的书中讨论了他们的贡献。

因此，更令人感兴趣的是介于冯特与李普斯之间的学派。在这些学派中，现象学较少有全面性影响，但与具体与原创的研究有更多的联系。

在这里，我将略过如迈农（Alexius Meinong）的格拉兹学派（Graz school）这样的独立圈子；迈农的学生韦塔塞克（Stefan Witasek）、贝努西（Vittorio Benussi）以及可能是最有影响的冯·艾伦费尔斯（Christian von Ehrenfels）经常追随与胡塞尔相并行的课程，但有意保持独立性。迈农与胡塞尔的这种相似性，是由于迈农之前也由布伦塔诺出发，并强调互相独立性；因为胡塞尔不同意迈农的对象理论（每个对象都避免对其他对象的指称）。39但这没有妨碍他们的相知，即使是在所有书面赞誉关系中断后。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迈农晚年的学生海德尔（Fritz Heider）自来到美国后，对现象学产生了很大的兴趣。40

本章最重要的案例材料是维尔茨堡学派的屈尔佩、哥廷根学派的穆勒，以及法兰克福与柏林的格式塔学派（它没有单独的领袖）。我将从哥廷根学派开始，尽管从时间上来说，维尔茨堡学派是第一个表现出胡塞尔影响的学派。当然，胡塞尔的影响在哥廷根要更为直接。在哥廷根学派这里，现象学的启发催生了更为原创的工作，并且产生了更为持久的影响，尤其是凯茨（David Katz）的工作。将格式塔心理学放在最后讨论的原因是更为明显的：它最晚出现，并且它与现象学的联系更精细，尤其是在一开始的时候。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一个一般的观察，因为它影响到了希特勒之后的整个现象学史。人们可以称之为迁徙对于移民心理学的熔炉效应。在新的环境中，在如格式塔心理学与现象学这样的学派之间的差异变得不太重要的，而它们的共同点（实际上是它们的互补本质）变得清晰起来。因此，我们要看到，格式塔主义者把现象学作为他们的基本方法，而现象学家（如古尔维什）在他们的知觉理论中采纳了格式塔原则。格式塔主义者的超然态度甚至竞争态度，让位于同情的相互支持态度。这显然有合并的危险，正如“第三种力量”这样的标签所所表现的那样。自发的汇聚，不同于由外在条件而导致的不相称混合的压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