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舍勒（1874—1928）

与其他现象学哲学家对现象学在心理学与精神病学中的传播作用相比，舍勒（Max Scheler）所起的作用是更直接与最深入的，尽管他从来没有写出现象学心理学，甚至没有对现象学心理学的系统计划。他在其令人眼花缭乱的道路上所确立的东西，是他对发展个体主义的哲学人类学的主要兴趣的附属物。值得注意的是，他对心理学的最初现象学贡献——《论自我错觉》和《论怨恨》，发表在了当时新创办的《病理心理学杂志》（Zeitschrift für Pathopsychologie）（1911年第1卷；1912年第2卷），并且他还确立了新运动与精神病学之间的初始联系。舍勒在1913年的经典著作《论同情感、爱与恨的现象学及理论》，包括了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首个现象学分析（他既否定弗洛伊德，又同情弗洛伊德）。14但是，他对现象学与精神分析这两个领域的主要建设性贡献散落于他的主要著作，并且没有形成如当前狭窄框架这样的系统总结。我在这里所能做的就是挑选出他最有影响的描述（基本按照发表的顺序）。

舍勒在现象学上最早和最重要的贡献是情绪领域。这个领域对他有特别的重要性，因为情绪在人与价值世界的关系中占据核心地位。对舍勒来说，有关我们情绪生命的、更为独特的现象学，不仅是为了其本身的现象学的成果，而且是将情绪从传统的总体与绝望主体性的负担中解放出来的方式。舍勒想要说明的是：情绪甚至包含了将不同情绪以及作为情绪意向所指的价值相联系的本质结构；因此，情绪遵循意义的先天规律。为了说明这一点，舍勒首先说明了以纯粹同情为基础的伦理学的不充分性——这种现象学研究不仅揭示了所涉现象的多种多样性，而且揭示了同情的第二本质。在这个方面，同情基本上不同于作为趋向价值的本质与基础行为的爱。在有关伦理学的核心工作中，舍勒甚至提供了更为详细和实证的情绪现象学——尤其区分了非意向与意向情绪（即有对象指向的情绪，而它打开了真正价值认知的可能性）。另外，舍勒探索了这些情绪的不同层次——纯粹感性的层次、生命层次、纯粹心理的层次、精神的层次，所有这些层次与价值都有不同的关系。

尽管舍勒最坚实的工作以情绪现象学为中心，但他的兴趣逐渐扩展到了整个心理学。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是行动与人格理论——人格存在实际上是行动的统一体，而它是不可客观化的。因此，人格存在的现象描述产生了特殊的问题。

舍勒的先驱性现象学工作的另一个例子是宗教哲学。在这里，现象学心理学的特别任务是对宗教活动的探索；在其中，舍勒提到了祈求、感恩、敬畏等（尽管不是很详细）。

最后，舍勒在知觉领域中特别关注的是：他尝试让现象学成为与胡塞尔与日俱增的唯心主义相对的实在主义。在这里，舍勒特别注意的是抵抗（resistance）体验（正如我们的实在知觉所展现的）。我们绝不能忽视的是，舍勒提出对其他自我的直接知觉理论与任何以有关推测或同情的知识理论相反。

类似的现象学研究也散落在很多地方，有一些是在独立的文章中。那些论怨恨与痛苦的研究可以用作案例。在精神病理学领域，论社会保险金神经症（Rentenhysterie）的文章表明了他心理学与精神病理学兴趣的最小范围。

舍勒的现象学心理学显然是以某种（有时候是误导性的）哲学前判断为指导的。但是，这些前判断也帮助他找到了可以进行先驱性阐释的新现象。因此，如果没有意向性概念，他很难发展出他的新情绪理论。他的情绪理论先天地打开了我们心理现象及其指称中结构关系的整个问题。这显然是具有哲学基础的现象学心理学。

舍勒是现象学心理学最大的推动者，尽管他不总是现象学心理学最有说服力的发言人。相比早期的现象学家（包括胡塞尔），舍勒的名字更频繁地出现在了心理学与精神病理学文献中。这可能是因为他比其他现象学家更明确地注意到了经验心理学家的工作。例如，如果没有舍勒，就不会有兰德斯贝格（Paul-Ludwig Landsberg）、普莱辛那（Helmuth Plessner）、亨格施坦堡（Wilhelm Hengstenberg）。在精神病理学家中，施奈德（Kurt Schneider）、鲁梅克（H. C. Rümke）、席尔德（Paul Schilder）、冯·葛布萨特尔（V. E. von Gebsattel），至少都曾经受到舍勒思想的影响。生物学方向的心理学家和哲学家瓦茨塞克（Vitor von Weizsäcker）与拜坦迪耶克（F. J. J. Buytendijk）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