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进路

我们可以若干方式来阐释这些影响。一种方式是查看心理学和精神病学的图景，然后说明现象学在每个领域中的贡献。尽管那些想要评估现象学带给心理学和精神病理学整个图景贡献的人，会喜欢这种方式，但我不会采取这种方式。因为这种方式要求在测绘心理学和精神病学的整个领域之前，就通观这整个领域中的主要和次要分科。

另一种进路是要么从开始、要么从结束去探索影响的主要渠道。如果从开始来进行探索，那么现象学哲学中的主要人物必须是基础领袖，并且他们对于每个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的影响都必须予以列举。这可能是为哲学家建立声誉的最好方式，而且我认为这是最严肃的方式。但我不同意这种方式的主要原因是，我怀疑它对于那些想要理解今天的心理学和精神病学研究的人没有什么用。另外，这种进路以大量有关最终阶段和影响的知识为前提，而这些知识超出我所认为的能够达到和应该达到的程度。我甚至必须承认，我自己在追踪它们影响的源流前，必须非常了解这些影响。

这就是我决定从结束来进行阐明的原因：从检查心理学和精神病学中的主要人物开始，然后回溯他们在现象学哲学中的源头。即使如此，在本书框架内，我不打算为这些人物作传。我所想做的，就是聚焦于心理学和精神病学主要人物工作中的现象学成分，并以他们思考和研究的一般模式为背景。当然，这意味着每个哲学家的影响会散落于整本书中。因此，任何想要了解现象学，尤其想要了解胡塞尔、舍勒或海德格尔对心理学及精神病学影响的人，都必须频繁地使用本书的索引。探讨这些哲学家的心理学工作的第一章也能够提供一些帮助。

另外，我希望目录所呈现的本书布局是不言而喻的。我要重复的是，本书的两个部分不对应于心理学和精神病学之间的破碎划分。因此，真正的划分是这样两个领域：一个是主要研究心理学家们的领域，另一个是主要研究精神病学家的领域。显然，这不是彻底的划分，这当然也不是好的划分。如果本书想要包罗广泛，那么这种编排当然是一种严重的缺点。但是这两个强调个体人物研究的部分可以表明，我想要研究的不只是个体人物，并且我知道这些人物所涉及领域的丰富性。正如我过去的著作（《现象学运动》），我这个导论的目的只是想要为人们廓清视野。提供一个干净利落的文明平原图景，这从现象学上来说是误导性的。像本书这样的概览必须不去掩盖从下而上的视角是多么混乱和含糊。

总体上，这不是一个为纯粹论者而讲的故事。当然，现象学运动的创始人胡塞尔就已经摒弃了绝大多数纯粹论，而且他越来越发现：整个现象学运动是他的以先验现象学为基础的、严格科学的、根本方案的退化。然而，我们有充分理由在更广泛的视角中去看这种“退化”，而不通过稀释胡塞尔意图去除空话和伪装的纯粹性。从西方世界智识发展的情境来看，新的胡塞尔意义上的现象学，实际上只是一个有古老基础的、更广泛潮流的分支。在此基础上，我所指的基础是由伽利略开始的、与压制数学上不可处理的质性与主观世界的抽象科学潮流相反的运动。它的第一个里程碑是“拯救现象”（不同于柏拉图的意义）和恢复质性体验的完全广度及深度的反运动，即歌德所著的与牛顿相对的《颜色论》。作为这种方向中的第一个努力，它比反对所有科学的、浪漫主义的反科学起义更为有效。6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就是属于这个潮流的、恢复历史的、具体普遍及“有色”宣称的努力。赫林（Ewald Hering）在其光学理论的意义上，反对赫尔姆霍茨（Hermann von Helmholtz）的物理主义理论，并强调先于解释的现象学描述的必要性，尽管他没有使用“现象学”这个名称。实证主义（如果它没有被虚无主义所控制的话）甚至也有现象学方面，而且马赫（Ernst Mach）和玻尔兹曼（Ludwig Boltzmann）也使用了“现象学”这个术语（胡塞尔不知道这个事情）。从这个视角来看，胡塞尔的现象学（它采纳了之前就已存在的术语，并且利用了直接先行者布伦塔诺和斯图普夫的努力），只是这个更广阔但较少被宣称的运动的一部分。胡塞尔也尝试将所有现象范围与严格科学的理性进行调和。

的确，胡塞尔的现象学在其彻底性与“纯粹性”上，不同于那些前现象学家。但是，如果说“纯粹性”有什么的话，那么就应该去纯化其不纯粹的期待和不完美的竞争性，并向更一贯的现象学发展提供最可能的准备。本书能够并且应该说明：哲学现象学当中有多少元素已经运用于对心理学和精神病学的塑造中。我们没有理由认为这种过程已经结束，尤其是由于（源自现象学的）新成分有助于解决经验科学中一些老的和新的“危机”。

也许，还有人对于非正统的现象学持更自由的态度：的确，现象学始终要“面向实事本身”，而人们期待现象学能够做比它的草创者更多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绝不用惊讶于现象学会独立和反复地在不同的时间和地方出现。毕竟，胡塞尔自己的现象学宣称它是“由下而上的东西”。7

这个观察不意味着现象学应该仔细地把自己与传统（包括它自己的传统）相隔离，以便与“实事本身”专门交流。让现象学独立地去探索现象，这当然是好的，然而如果可以控制，那么显而易见的是,最终现象学甚至最好是发展成合作性事业，并且那种在一个发现上的交互和共同检查，甚至会促进一个人本身的考察。我认为,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哲学现象学对心理学和精神病学中的“草根现象学”（grassroots phenomenology）的意义，不论是对于它本身，还是对于那些与做现象学利益攸关的那些人来说，都是值得探索和记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