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以悲剧性反悲观主义

让我们接着来说叔本华的意志形而上学。德国当代学者萨弗兰斯基（Rüdiger Safranski）认为，尼采始终同意叔本华哲学的两个基本观念，即：其一，世界不是什么有理性的和精神的东西，而是冲动和幽暗的本能，生气勃勃而没有意义；其二，叔本华以否定意志为主题描写出来的一种超验认识的可能性。这种“超验”并不是宗教意义上的超验性，而是一种意志的力量，一种意志强力的摆脱，尼采先是称之为“兽性的解放”，后来则把它解释为“宁愿要无不愿不要”的意志的胜利。20

就第一点而言，尼采与叔本华在思想方向和立场上立刻发生了分歧。虽然尼采完全赞同叔本华的意志存在学/本体论的基本预设，但叔本华把人生的痛苦归因于意志，并且由此得出了一个悲观主义的结论，这是尼采坚决不能同意和接受的。叔本华所做的论证似乎很简单，盖有如下四点：其一，意志行为作为一种生存/实存（Existenz）方式是比较低级的（比如它低于沉思），因为其根源总是被感觉到某种缺乏或痛苦。食色性之类的欲望，并不是由于其目标本身的美和价值而导致的纯粹正面的欲望。其二，欲望的满足从来不是整体实现或者彻底实现的，而总是被一点点地满足的，从而使得主体总是处于一种渴望状态之中。其三，满足是短暂的而欲望却是长久的。性欲望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例子，性行为中的泄欲（满足）过程何其短暂，而性欲却是持久常在的。其四，欲望是无休止的，欲望的稳定满足只不过是一个幻想而已。于是，叔本华便得出一个基本结论：只要我们还生活在意志的支配下，只要我们还充满着意欲，那就不可能获得真正的幸福。21叔本华做的上述论证不乏现象上的证据，他由此势必得出人生苦逼、若要获得幸福必否定意志和欲望的结论。我们中国人平常也喜欢说“无欲则刚”，人生之苦，皆由欲念引发，若要解脱，只好降欲和灭欲了。

叔本华这种悲观主义结论的问题在哪？尼采认为，当然起因于他对意志的误解。如果说尼采在《悲剧的诞生》时期还没有对叔本华的悲观主义意志观做一种决然而明确的批判，那么到后期哲学中，尼采的立场已经变得十分坚定了。在《权力意志》时期的一则笔记中，尼采做了一个总结性的表述：“叔本华对意志的基本误解（仿佛渴求、本能、欲望就是意志的本质要素）是典型的：把意志贬值到萎缩地步。对意愿的仇恨亦然；试图在‘不再意愿’‘毫无目标和意图的主体存在’（‘纯粹的无意志的主体’）中，见出某种更高级的东西，实即这个更高级的东西、富有价值的东西。意志疲乏或者薄弱的大征兆：因为意志根本上完全是把渴求当作主人来对待、为渴求指明道路和尺度的东西……”22在尼采看来，如若像叔本华那样把意志的本质要素仅仅理解为本能和欲望，那就难免把意志贬降了，甚至就要走向对意志的仇视了。在另一则笔记中，尼采甚至断言，在“意志哲学家”叔本华那里已经没了“意志”：“为了以叔本华的方式把世界误解为‘意志’，意志必定已经变得多么贫瘠呵！在这位哲学家身上缺失意志，哪怕他在大谈特谈意志。”23尼采这个套路的说法似乎跟他常用的颠倒手法有关，但人生常态若此，经常是做什么缺什么。

尼采认为，叔本华之所以要贬抑意志，原因就在于叔本华的哲学根本上也还是一种“庸人哲学”，其目标也是要使生命平庸化。在这方面，尼采有过一个比较极端的说法：“叔本华希望人们把流氓们阉割掉，把蠢女人关进修道院：从何种观点出发这是可想望的呢？流氓有一点优于平庸者，那就是：他是不平庸的；而蠢人有一点优于我们，那就是：他不能忍受平庸样子……”24尼采这话初听起来有点无厘头，但想想也是蛮有道理的，一个社会或者一个城市若没有了比如流氓、蠢人、乞丐这样的异端群体或“异类”，则这个社会和城市就难免失去了张力和活力，全体趋于平庸常态。这差不多就是现代的城市病了，城市文明总体来说是让人平均化、平庸化的。而这也正是尼采竭力反对启蒙和民主制度的着眼点。

我们看到，尼采与叔本华在意志问题上的根本分野就在于对生命的态度，在于如何理解人生此在（Leben，Dasein）。后期尼采清楚地道出：“在这个时候我理解了，我的本能所谋求的东西乃是与叔本华相反的，那就是要为生命辩护，即使在生命最可怕、最模糊、最具欺骗性的现象中：——对于后者，我已掌握了‘狄奥尼索斯’公式。”25尼采这里也暗示了，他与叔本华的分野从《悲剧的诞生》就已经开始了，关键在于其中传达出来的狄奥尼索斯形象。而在别处，尼采也曾明言，在他的《悲剧的诞生》及其狄奥尼索斯学说中，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已经被克服掉了。26

虽然在尼采那里，阿波罗与狄奥尼索斯这两个形象表征着艺术的二元性/二重性，而悲剧之所以被认为是最完美的艺术种类和样式，是因为它充分体现了艺术二元性的交织，如此看来，阿波罗与狄奥尼索斯是同样重要的，不过，表征形式冲动的阿波罗精神更接近于苏格拉底—柏拉图的哲思倾向，从作为外观/形式的爱多斯（eidos）到作为理性对象的相或理念（eidos或idea），是可以直接联通的，我们甚至可以说前者是后者的渊源，就此而言，尼采显然更重视狄奥尼索斯以及由之表征的酒神精神。我们认为，正是凭着狄奥尼索斯的“悲剧性”，尼采才得以与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划清界限。

尼采是如何以“悲剧性”反对“悲观主义”的？我们先要了解尼采的“悲剧性”。“悲剧”和“悲剧性”在汉语语感中偏于消极和负面，甚至带有贬义的色彩（大致等于“悲惨故事”）。但在尼采那里却不是这样（可能在西文中都不全是）。首先，尼采所谓的“悲剧性”（das Tragische）与道德毫无关系，尼采尤其反对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所做的解释，即认为“悲剧性”引起catharsis［陶冶、净化、宣泄］27的作用，通过激发恐惧和怜悯的情感，“悲剧性”会产生道德净化和升华的效果。其次，尼采的“悲剧性”具有形而上学的意义。正如海德格尔所指出的，在尼采那里，“艺术乃是‘生命’这种‘形而上学活动’。艺术决定存在者整体如何存在，在何种意义上存在。最高的艺术乃是悲剧艺术；因此，悲剧性属于存在者的形而上学本质”28。

不只亚里士多德的悲剧观有误，悲观主义更是误解了“悲剧性”。尼采以为，这种不断被误解的“悲剧性”甚至恰恰就是悲观主义的极端对立面。在《权力意志》时期的一则笔记中，尼采这样写道：“在作为一种充溢的生命感的放纵（Orgiasmus）中，甚至痛苦也只是作为兴奋剂而起作用的。……悲剧远不能为叔本华意义上的希腊人的悲观主义证明什么，以至于相反地，它恰恰是这种悲观主义的极端对立面。肯定生命本身，乃至于那些最异己和最艰难的问题，在其最高类型之牺牲中的生命意志享有自己的不可穷尽性——我称之为狄奥尼索斯的，我把它理解为通向一种有关悲剧诗人的心理学的真正桥梁。”29尼采因此指责叔本华对艺术的“骇人听闻的误解”，因为叔本华“把艺术视为通向生命之否定的桥梁……”30尼采所谓形而上学意义上的“悲剧性”并不是悲惨兮兮的孱弱状态和虚弱特质，并不是一种否定性的特质，而是坚强有力的，是对“伟大和崇高与深度和恐惧之间的共属一体性”的肯定。尼采也称之为“英雄精神”（das Heroische）。而所谓“英雄精神”，尼采自己的说法就是：“同时直面人类最大的痛苦与人类最高的希望。”31这是一种对于人生苦难和世界本相的大无畏的肯定姿态。“这就是英雄精神，它们置身于悲剧性的残酷中来肯定自身；以它们的坚强足以把痛苦当作快乐来感受。”32

这样一种“英雄精神”意义上的“悲剧性”，最后必定要体现在“相同者的永恒轮回”思想中，因为尼采后期反复地强调，“永恒轮回”是“人类所能获得的最高的肯定公式”，它“把极端的否定、毁灭和痛苦当作存在者固有的成分来加以肯定”33。就此而言，尼采所讲的“悲剧性”是贯穿他一生思想的。

我们知道，在《悲剧的诞生》中，尼采曾赋予悲剧以一种形而上学性质，一种“形而上学的慰藉”的意义。“所有真正的悲剧都以一种形而上学的慰藉来释放我们，即是说：尽管现象千变万化，但在事物的根本处，生命却是牢不可破、强大而快乐的。”尼采接着说：“希腊人能够果敢地直视所谓世界历史的恐怖浩劫，同样敢于直观自然的残暴，并且陷于一种渴望以佛教方式否定意志的危险之中。是艺术挽救了希腊人，而且通过艺术，生命为了自身而挽救了希腊人。”34希腊人同样面临叔本华式的否定意志的危险，所幸的是他们有悲剧艺术，悲剧让人（观众）直面这个偶然、任意但又充满美丽形象的自然世界，使人面对人生的痛苦和不确定性，“沉醉于狄奥尼索斯的观众不是放弃他的生命意志，而是变成了一件艺术作品、一位艺术家”35。

尼采对于“悲剧性”的赋义和解释已经完全拉开了与叔本华悲观主义哲学的距离，并且由此唱响了一首艺术赞歌。虽然在中期尼采那儿，可能主要由于瓦格纳的缘故，为了——甚至可能蓄意地——拉开与瓦格纳的距离，尼采对艺术的形而上学意义表示了某种怀疑，但到其后期思想阶段，特别是在《权力意志》时期的笔记中，尼采重又唱起了艺术的颂歌：

艺术，而且无非就是艺术！它是使生命成为可能的伟大力量，是生命的伟大诱惑者，是生命的伟大兴奋剂。

艺术是反对所有否定生命的意志的惟一优越的对抗力量，反基督教的、反佛教的，尤其是反虚无主义的……

艺术是对认识者的拯救，——那个看到，并且愿意看到生命此在的可怕和可疑特征的人，那个悲剧性的认识者。

艺术是对行动者的拯救，——那个不仅看到，而且正在经历、意愿经历生命此在的可怕和可疑特征的人，那个悲剧性的人，那个英雄……

艺术是对受苦者的拯救，——作为通往被意愿、被美化、被神圣化的痛苦状态的道路，在此状态中，痛苦成了巨大的狂喜陶醉的一种形式……36

差不多时隔20年之久，尼采在这里又重提了“悲剧性”。只有通过艺术，只有通过“悲剧性”，才可能拯救认识者、行动者和受苦受难者，才能肯定和激励生命，才能抵抗悲观主义和虚无主义——当然，这种虚无主义不是尼采意义上的，不是尼采自己的“完全的、积极的虚无主义”，而是指叔本华式的虚无主义，是一种“不完全的和消极的虚无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