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研究方法

2013年寒假至2015年寒假，笔者先后五次去宽源村蹲点，进行田野工作。宽源村是笔者的家乡。选择自己的家乡作为田野点，从研究方法的角度来看，有助于笔者更快更准确地进入当地的文化系统，并调用自己的库存知识去理解被调查者的行动和态度。笔者在这个村子里生活了十七年，直到2003年去省城上大学。在大学期间，每年寒暑假，笔者都回到村子里住上一段时间，因此，对于村庄的基本情况、人际关系网络、风俗习惯、日常生活等情况有一定了解。另外，对于村庄从20世纪90年代早期到21世纪初的变化，作为村庄里的一员，笔者有直观的体验。这些经验都有助于笔者形成“当地人的视角”。

当然，选择自己的家乡作为田野点，往往也易使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距离不够大，导致研究在客观性和文化敏感性方面具有一定的风险。对于这一点，2005年，也就是笔者念大学三年级的时候，父亲因为家庭生计需要，在县城租了门面和住房，长期居住在城里，在这种情况下，笔者最近十年甚少回到村里，在空间距离和社会联系上与村子有了一个相对陌生化的过程。另外，自赴省城求学到现今在北京工作，笔者在城市生活了十多年，涵化了城市生活方式，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助于笔者对农村生活陌生化。在调研的过程中，笔者也的确感受到了这种陌生化，不仅村民们在与我交流互动的过程中会把我视作跟他们不一样的城里人，我自己也会对村民们的许多行为和态度感到惊奇。在正式访谈或者闲聊的过程中，笔者往往需要被访者给予更多的解释，甚至需要通过当地的“文化翻译”，才能很好地理解被访者讲述的内容和背后的逻辑。笔者深深地感受到，对于当下村子里的人和村子里的生活，自己既熟悉又陌生。随着研究的深入，笔者发现自己原先对这里的人和这里的生活了解的仅是皮毛，这种陌生感愈加强烈。

当然，与田野点之间的这种渊源和联系，还是给笔者的调研带来了困扰。笔者研究的议题是私房钱，既然是私房钱，通常是不愿意被别人知晓的，所以在访谈过程中，当我询问被访者是否存了私房钱这一敏感问题时，他们几乎都矢口否认，这一状况自然与私房钱牵涉到个人及家庭的私密有关，但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笔者是当地人，被访者在某种程度上担心笔者会将他们的秘密泄露给同村的村民甚至他们自己的亲人，若如此，势必会影响到他们的经济安全，甚至引发家庭冲突，影响家庭和睦。笔者若是“脱嵌”于村庄的人际关系，或许被访者的这种顾虑会小得多。

调研伊始，笔者明确告知被访者访谈的主题和目的，被访者得知我要了解家庭经济生活和私房钱时，有的哈哈大笑，有的直接劝我研究重要的社会问题，不要把时间和精力浪费在这种家庭琐事上。笔者遭遇到了研究意义的认同危机。起初，笔者在一阵慌张之后，会认真严肃地告诉被访者，研究私房钱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认识中国老百姓家庭经济生活的逻辑，理解个人与家庭之间的关系，但是，这样抽象的说辞被证明是打动不了被访者的，在此情况下，笔者给出了一个非常具体实用的研究理由——这是我的博士学位论文题目，我需要完成它，才能拿到博士学位，这才让被访者切实意识到笔者的提问是认真的，由此，笔者的田野资料收集工作获得了更积极的回应。

访谈是笔者收集资料的最主要方法。通常，访谈在家庭空间里进行，往往有多个家庭成员在场，这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敏感话题的深入展开，但在讨论家庭的农业生产、经济收入、消费支出、财产管理等一般性议题时，家庭成员彼此起到了相互补充、相互印证的作用，另外，作者进入家庭空间，有机会对家庭的经济生活状况、亲密关系进行观察。随着田野工作的推进，笔者的访谈地点囊括了家庭私人空间和村庄公共空间，如厨房、门口、路边、晒谷场等，访谈的场景有吃饭、择菜、做农活、看管孩子、村民串门聚会聊天等，其中有一对一的深度访谈，也有一对多的焦点小组访谈。在一对一的深度访谈中，被访者对问题的回答往往更坦诚，对自己家人的评价以及别人家的私人生活的评论也更为直接；在一对多的访谈中，村民间的相互调侃甚至“揭发”隐情给笔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如果说最初的访谈是开门见山式的，那么后来的访谈则是闲聊式的。笔者用闲谈、拉家常这些村民熟悉的、轻松的、不敏感的方式与他们沟通互动，并更注意观察村民的日常生活，后者使笔者获得了更多鲜活的、情境化的资料来理解村民的家庭经济生活、消费观念、亲密关系等。

对于资料的收集，有两点需要特别交代。第一，私房钱很多时候与女性勾连在一起，在某种意义上，属于女性议题，为了更深入地挖掘出女性在家庭经济生活中的实践和经验，笔者专门邀请了自己的二姐作为访谈员，回到村子协助笔者完成一些对女性村民的访谈，到后来二姐能够熟练地独立完成一些访谈工作。实践证明，这样做的效果非常好：一方面，与笔者作为一位男性大学教师与被访者之间存在比较大的社会身份差异不同，二姐的身份角色与被访者相近，可以有效缓解被访者在谈论私密议题时的紧张和尴尬；另一方面，在谈论私密议题时，二姐可以充分运用她的女性经验与被访者进行同理，甚至适时地进行自我表露，分享自己的“秘密”和经历，促进被访者的讲述。每次访谈回来，二姐都会从她女性的视角，基于她的直觉和经验，与我讨论访谈资料，解答了我的一些困惑，扮演了“文化翻译”者角色，使我更好地理解女性的立场和逻辑。

第二，除了对宽源村常住居民进行访谈之外，那些从村子里嫁出去的姑娘们也在我的访谈范围内。假期回村，尤其是春节回去，笔者在村子里遇到不少回娘家的年轻妇女，其中有一些是我多年未见的小学、初中时期的同学，这些姑娘们在二十出头的年纪时，家里便给说了婆家，婆家都在无为县域范围内，有的与宽源同属一个乡镇。她们曾经的家境和生活轨迹非常相似，但如今的生活有了明显的差异，有的住在婆家的村子里，相夫教子，有的在县城买了商品房，过起了城里人的生活，有的和丈夫一起在外面打拼，春节才回娘家一趟。这些已成家的姑娘们向我或者我的二姐讲述了她们婚后的家庭生活以及她们婆家村子里一些家庭的事情。这些资料让我获得了更多的家庭样本，扩大了我的研究视域。从研究方法的角度来看，这些村庄与宽源同属一个地域社会，拥有同样的文化系统，因此它们很好地构成了我对宽源的研究的补充和延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