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经典名篇(1)
●东晋自元帝以下，何主为贤?
虞南曰：“晋自迁都江左，强臣擅命，垂拱南面，政非己出。王敦以盘石之宗，居上流之要，负才矜地，志怀问鼎，非肃祖之明断，王导之忠诚，则晋祚其移于王氏矣。若使降年永久，仗任群贤，囚痉、涧之遗黎，乘刘、石之衰运，则克复中原，不难图也。”
[元帝值天下崩离，创立江左，后肃祖即位，大将军王敦威震内外，将谋为逆。帝与王导、温峤等决计征敦。敦败死也。]
[译文] 东晋自司马窖之下，哪个皇帝比较贤明?
虞世南说：“晋朝自迁都建康(今南京)以后，有势力的大臣专权，皇位虚设，政令刑法不是出自国王。王敦凭借豪门望族的牢固的宗室基础，坐拥长江军事重镇的兵权，恃才自负，仗势跋扈，一心想当皇帝。要不是司马绍明断，丞相王导忠诚，晋朝的皇位几乎被王氏篡夺。可惜司马绍在位只有三年，假若时间再长一些，依靠大批才德兼备的名流，靠洛阳一带流民的拥戴，乘称帝的刘聪和匈奴石勒正处在衰弱之际，那么收复中原并不困难。’
[东晋元帝司马睿正赶上国家分裂，他乘机在建康创建基业，后晋明帝司马绍即位，大将军王敦威震朝野，准备谋反，明帝与丞相王导、中书令温峤等决心征讨王敦。敦兵败而死。
●或曰：“伪楚桓玄有奇才远略，而遂至灭亡，何也?”[桓玄字敬道，父温。大司马玄博综术艺，以雄豪自处。晋安帝以为丞相，封楚王，遂禅位。
虞南曰：“夫人君之量，必虚己应物，覆载同于天地，信誓拟于暄寒，然后万姓乐推而不厌也。彼桓玄者，盖有浮狡之小智，而无含宏之大德，值晋末衰乱，威不逮下，故玄得肆其爪牙，以侥幸之余，而逢神武之运，至于夷灭，固其宜也。”[鬻子曰：“发政施令为天下福者，谓之道。上下相亲谓之和。民不求而得所欲谓之信。除天下之害谓之仁。仁与信，和与道，帝王之器也。”
由此言之，豪雄小智，何益于乐推哉?]
[译文] 有人问：“桓玄有奇才远谋，结果还是灭亡了，为什么?。[桓玄，字敬道，父桓温官拜大司马。桓玄博学多才，以英雄豪杰自居。晋安帝司马德宗时为丞相，封楚王，后强迫皇帝让位。
虞世南说：•做国王的要有虚怀若谷、容纳万物的气量；要能像天地一样宽广，真诚的誓言必须兑现，然后百姓才会乐于拥护爱戴。可是桓玄这种人，只有浅薄的小聪明，没有宽宏谦虚的高尚品德，正好赶上东晋末年天下大乱，皇室威不服众，所以桓玄才能张牙舞爪地恣意妄为，侥幸行险，以图一逞。当时正值刘裕奋发英姿、扫荡群雄之际，桓玄最终被灭族身亡，这是他应得的下场。”战国时的楚大夫鬻权说：“发颁法策法令能为天下谋利益的，就是道；上下相亲相爱，就是和；民众不诉求就能得到，就是信；能消灭祸国殃民的邪恶势力，就是仁。仁与信，和与道，这是帝王的武器。”
如此看来，乱世英雄的浮浅智谋，是无助于得到民众的拥护的。
●宋、齐二代，废主有五，并骄淫狂暴，前后如一。或身被贼杀，或倾坠宗社。岂厥性顽凶，自贻非命，将天之所弃，用亡大业乎?
虞南曰：“夫上智下愚，特禀异气；中庸之才，皆由训习。自宋、齐已来，东宫师傅，备员而已。贵贱礼隔，规献无由，多以位升，罕由德进。此五君者，禀凡庸之性，无周、召之师，远益友之箴规，狎宵人之近习，以斯下质，生而楚言，覆国亡身，理数然也。”
[议曰：贾生云：“昔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为太保，周公为太傅，太公为太师。保，保其身体；傅，傅之德义；师，导之教训。此三公职也。又置三少，曰少傅、少保、少师，是与太子晏者也。乃孩抱有识，三公、三少固明孝、仁、义、礼以导习之，逐去邪人，不使见恶行；选天下之端士、孝悌、博闻、有道术者以翼卫之，使与太子居处。故太子乃生见正事，闻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后，皆正人也。夫习与正人居，不能无正，犹生长齐地，不能不齐言也；习与不正人居，犹生长楚地，不能不楚言也。秦使赵高傅胡女而教之狱，所习者非斩劓人则夷人之三族也。故胡女今日即位，明日射人。忠谏者谓之诽谤，深计者谓之妖言，视杀人若刈草菅然。岂胡亥之性恶哉?从其所以导之者非其理也。”
晋惠帝太子通有罪，阎纂上书谏曰：“臣伏念遇长养深宫，沉沦富贵，受饶先帝，父母骄之。每见选师傅，下至郡吏，率取膏梁击钟鼎食之家，希有寒门儒素如卫绾、周文洗马舍人，亦无汲黯、郑庄之比，遂使不见事父君之道。古礼，太子以士礼与国人齿，欲令知贱，然后乃贵。自顷东宫，亦微太盛，所以致败，非但东宫。诸王师友、文学亦取豪族力能得者，岂有切磋，能相长益?今遹言语悖逆，受罪之日，不失子道，尚可重选师傅。置游谈文学，皆选寒门孤臣、以学行自立者，及涉履艰难、名行素立者，使与游处。绝贵戚子弟、轻薄宾客，但道古今孝子事亲、忠臣事君，及思愆改过，皆闻善道，庶几可全。”
由此观之，故太子者，选左右俾谕教之，最急也。]
[译文] 南北朝时期的宋朝和齐朝，被废的国王共有五人。这五个废帝都很骄淫狂暴，彼此没有什么不同，有的被杀害，有的干脆国破人亡。是不是他们本性凶顽，自取其祸，因而被上天所抛弃，故意用他们来使国家灭亡呢?
虞世南说：“人之所以有上智下愚的差别，是因为各自禀受的气质不同；至于具有中庸修养的人，都是来源于培训和学习。自宋王朝和齐王朝以来，负责培养太子的东宫里的老师，都滥竽充数而已。高贵的和下贱的，由于礼教的原因，互相隔离，良好的教育没有办法得到，导师都是由职位决定，很少根据德才选拔。这五个后来做了国王的太子，生性平庸无奇，又没有周公、召公一样的导师，良师益友的规劝听不到，委琐狎邪的小人恶习倒沾染了不少，以如此卑下的质地，生活在如此野蛮粗俗的环境中，国破身亡的下场，是注定不可避免的了。”
[贾谊说过：“从前周成王还在襁褓之中的时候，召公为太保，周公为太傅，姜太公为太师。保的作用，就是保养好太子的身体；傅的作用，就是用仁义道德辅导太子。师的作用，就是用知识礼仪教育太子，这是三公的职责。此外，还设置了三少，叫做少傅、少保、少师，分别负责太子的饮食起居。因此，太子在懂得学习的童年时期，三公三少就用孝、仁、义、礼来培训教育他，让他远离邪恶的小人，不让他看到丑恶的行为，然后选择天下端庄正直的人才，孝顺父母师长、和睦兄弟姐妹的益友，和博闻广见、有道德、懂权术的人跟随在他左右，和太子朝夕相处。所以太子见到的是正直无私的行为，听到的是正直无私的言谈，行的是正道，因为前后左右都是品行端正的人。一个人习惯了与正人君子相处，自己也会不知不觉地走上正道，就像生长在齐国的不能不使用齐国高雅的语言一样；习惯了与奸邪小人相处，就像生长在楚国的人不能不使用楚国粗俗的语言一样。秦王让赵高辅导太子胡亥学习判案，耳濡目染的不是杀人、割鼻就是夷灭三族。所以今日即位，明天就用活人做靶子练习射箭。忠言规劝的说是诽谤，为他深谋远虑的说是妖言惑众，把杀人当做割草玩一样。难道胡亥天生性恶吗?不是，是因为教导他的知识都不是正理。
晋惠帝的太子司马遁犯了法，校尉阎纂上书说：“我常常想，遁长期生活在深宫中，沉缅富贵尊荣，凭着先帝创造的条件，生活优越，父母娇宠。为他选择老师时，我见都是选自名门望族的富贵人家，很少有来自寒门的有学问、有情操的读书人，或者有汉武帝做太子时卫绾、周文那样的好老师，和刚正不阿的汲黯、郑庄那样的好辅臣。这样一来，太子遹就无法学到忠孝之道。古代的礼仪规定：太子要以士人的交际方式与民众平等相处。这样做的目的是让他知道贫贱之后方可做贵人。如今他自己毁了东宫，也伤了国家元气，其所以到了这种地步，不单单是太子的罪过。诸王子的导师、友人和来往的文人墨客也都是出身豪门，和这些人相处，怎么会互相切磋、有所教益呢?现在太子通言语悖逆，接受惩罚的时候，仍然恪守做儿子的规矩，还可以考虑重选师傅，令其改过自新。选配游艺谈学方面的师友，应该是出身寒门，学问和品行都卓然自立的人，以及经历过艰难困苦而名声、行为清廉正直的人，使之与太子相处、游学，杜绝他与皇亲国戚的纨绔子弟和轻薄宾客交往，只讨论古今孝子如何侍奉双亲、忠臣如何报效朝廷，以及知过即改的道理，使他听到的都是为善之道。恐怕只有这样，才是万全之策。”
由此看来，对太子的教育，必须选品学皆优的人担任，这对于国家来说是最重大、最急切的问题了。
●后齐文宣帝，狂悖之迹，桀、纣之所不为，而国富人丰，不至于乱亡。何也?[宣帝名洋，后齐高欢第二子，受后魏禅也。]
虞南曰：“昔齐桓奢淫亡礼，人伦所弃，假六翮于仲父，遂伯诸侯。宣武帝鄙秽忍虐，古今无比，委万机于遵彦，保全宗国，以其任用得才，所以社稷犹存者也。”
[议曰：殷有三仁．，太康有五弟，亦皆贤者而国为墟，何哉?
鬻子曰：“君子与人之谋也，能必用道而不能必见受也；能必忠而不能必见入也；能必信而不能必见信也。故虞公不用宫之奇谋，贼于晋；仇由不听赤章之言，亡于智氏。天下之国，莫不有忠臣谋士，但在用于不用耳。苟为不用，反贻君误贤，人君子安能救败乱乎?”]
[译文] 南北朝时北齐的文宣帝高洋沉缅酒色，恣意淫暴，他的疯狂错乱的行为，连夏桀、纣王都不去傲。然而能国寓人丰，没有引起国乱人亡，为什么?[齐文宣帝名洋，后齐高欢的次子，逼后魏元善见禅让而登基。]
虞世南说：“以前齐桓公奢侈淫佚，不守礼义，为人伦道德所唾弃，可是他内政外交全权依靠管仲，结果还做了诸侯的盟主。齐宣帝高洋卑鄙污秽，残忍暴虐，古今无比，他把国家政务统统交由宰相杨等人办理，得以保护了国家和宗族的安全，这是因为他用人得当，所以没有国破家亡。”
[殷商时代有三个大臣，夏禹的孙子太康在位时有五个弟弟，都是贤德的人，可是国家还是灭亡了，京都成了一片废墟，为什么?
鬻子说：”国王与臣民们一块治理国家，主观上想一定要行正道，但臣民们有合乎正道的意见，他未必能采纳；一心想重用忠臣，但忠臣未必能接近他；决心讲信用，但未必能付诸行动。虞公不听宫之奇唇亡齿寒的忠言，晋国灭了虢国后，在回师的路上顺便就把虞国灭了；仇由不听赤章的意见，最后被智氏灭亡。天下无论哪个国家，都有忠臣谋士，关键在于用与不用罢了。如果不用，最后将给君主和有德行的人留下无穷祸患，到那时，正人君子也无法挽救败局了。”
●陈武帝起自草菜，兴创帝业，近代以来，可方何主?
虞南曰：“武帝以奇才远略，怀匡复之志，龙跃海隅，豹变岭表，扫重氛于绛阙，复帝座于紫微。西抗周师，北夷齐寇，宏谋长算，动无遗策，实开基之令主，拨乱之雄才，比宋祖则不及，方齐高则优矣。”
[译文] 南北朝时的陈武帝陈霸先出身于平民百姓，最后开创了帝王大业，他可以与历史上的哪个皇帝相比?
虞世南说：”陈武帝由于有奇才，有远见，胸怀匡复大志，有如龙跃大海之中，豹腾峻岭之上。他扫荡了笼罩皇宫的阴云，恢复了梁朝萧氏的传统皇权。在西部抗击北周的军队，在北方打败了北齐的势力，谋略宏伟远大，政令法规又没有什么疏漏，实在是一位开创基业的好皇帝，拨乱反正的大英雄，虽然比起宋高祖刘裕来有所不及，但比起齐高帝萧道成要好得多了。’
●隋文帝起自布衣，光有神器。西定庸蜀，南平江表，比于晋武，可为俦平?
虞南曰：“隋文因外戚之重，周室之微，负图作宰，遂膺宝命。留心政治，务从恩泽，故能绥抚新旧，缉宁遐迩，文武制置，皆有可观。及克定江淮，咸同书轨，率土黎献，企伫太平。自金陵灭后，王心奢汰，虽威加四海，而情堕万机，荆璧填于内府，吴姬满于下室。仁寿雕饰，事将倾宫，万姓力殚，中民产竭。加以猜忌心起，巫蛊事兴，戮爱子之妃，离上相之母[猫鬼事起，秦王妃及仆射杨素母皆坐焉。]纲维已紊，礼教斯亡，牝鸡晨响，皇枝剿绝，废黜不辜，树立所爱[废太子勇为庶人，立晋王广也)。功臣良佐，诛翦无遗。季年之失，多于晋武，十世不永，岂天亡乎?”
[议曰：汉高祖欲以赵王如意易太子，叔孙通谏曰：“昔晋献公以骊姬故，废太子，立爰齐，晋国乱者数十年，为天下笑。秦以不早定扶苏，令赵高得以诈立胡女，自使灭祀。此陛下所亲见。今陛下必欲废嫡而立少，臣愿先伏诛，以颈血污地。”帝曰：“吾直戏耳。”通曰：“太子乃天下本，本之一摇，天下震动。奈何以天下戏?”乃听之。
袁绍爱少子尚，乃以太子谭继兄后。沮授谏曰：“世称万人逐兔，一人获之，贪者悉止，分定故也。且年均以贤，德均以长，上古之制也。愿上惟先代成败之戒，下思逐兔分定之义。若其不改，祸始此矣。”绍不从，后果构隙。
故曰：立嫡子者，不使庶孽疑焉。疑别动，两则争。子两位者家必乱，子两位而家不乱者，亲犹在也。恃亲不乱，失亲必乱。有旨哉。]
[译文] 隋文帝杨坚由一个普通百姓，到掌握最高权力，征服了西边的蜀国，消灭了江南的后陈。杨坚能与晋武帝司马炎相比吗?
虞世南说：“隋文帝由于是周宣帝字文懔的国丈，在北周衰弱之际，担负着辅佐皇帝的重任，官封大丞相、大司马，最后登位称帝。他留心政治，凡有举措，都归功于皇恩，所以能安抚住新旧权贵，使朝廷和地方都能安定，内政和军事两方面的制度规划，都有可观的建树。等到江淮一带全部平定后，又统一了全国的文字和交通规则。当时普天下有才德的人，都在企盼着太平。可是自从灭了金陵陈国后，开始变得奢侈无度，虽然威加四海，但是不再留意处理繁杂的国务了。珠宝玉石堆满宫室，美女佳人充斥后院，为了构建仁寿宫，几乎把国库都耗尽了。这样一来，黎民百姓给弄得财力枯竭，中等生活水平的人家都快破产了。加之杨坚的猜忌心理日益严重，装神弄鬼的事自然多了起来。他杀戮亲生儿子的嫔妃，离间上相杨素的母亲[独孤皇后的异母弟独孤陀用猫鬼巫蛊，诅咒皇后，秦王杨俊的妃子和杨秦的母亲都受了牵连。]朝纲因此紊乱，礼教因此衰亡。杨坚出名的怕老婆，因此皇后孤独氏干预国家大事，几个皇子杀的杀，废的废，除灭无辜的，扶持自己宠爱的[废太子杨勇为庶人，立杨广为太子L功臣良将，也逐一被诛杀，所剩无几。杨坚晚年的政治失误比司马炎多。建国不到三十年，就亡了国，这是自取灭亡，岂是天意?”
[汉高祖想改立赵王如意为太子，叔孙通规谏说：“春秋时晋献公因为宠爱骊姬要废太子申生，立骊姬的儿子奚齐，晋国因此乱了数十年，为天下所耻笑。秦始皇因迟迟不立扶苏，使赵高得以假传圣旨立了胡亥，致使国家灭亡。这些教训陛下都很清楚。现在陛下如果决心废长子立少子，我愿意先死在陛下面前，以颈血污地。”汉高祖说：“我只不过是开玩笑罢了。”叔孙通说：“太子是天下的根本，根基一摇，天下震动。怎么能拿国家大事开玩笑呢?’汉高祖听从了他的意见。
袁绍喜欢他的小儿子袁尚，就把长子袁谭过继给其兄，好让次子接班。沮授进谏道：“人们说，万人追逐一只野兔，其中一人捕获后，其余想得到的就都停了下来，为什么呢?因为有了归属。再说，同年岁的，以贤为贵，品德相近，以长子为贵，这是上古就立下的制度。往前看，应当汲取历代成败的经验教训；往后看，应当思量以逐兔为喻的含义。假如固持己见，祸患就将因此而起了。”袁绍没有听从，后来袁氏兄弟果然结下了仇。
所以说，立亲生长子为太子，是为了不使庶出的产生疑虑，有疑心就会有行动，同时立二人，就会发生争夺。同时指定两个儿子都是继承人的，家政必然要出乱子，不出乱子那是因为双亲健在。双亲主事不乱，双亲一死必乱。这是大有深意的。
●安官贪禄，不务公事，与世沉浮，左右观望，如此者，具臣也。主所言皆曰“善”，主所为皆曰“可”，隐而求主之所好而进之，以快主之耳目。偷合苟容，与主为乐，不顾后害，如此者，谀臣也。
[译文] 有的人当官仅是为了拿俸禄，对工作敷衍应付，不当回事，随大流，跟着走，见风使舵，八面滑溜，瞻前顾后，左顾右盼，就怕得罪人，就怕负责任，这种当宫的，可名之曰“具臣”——滥竽充数而已。
中实险彼，外貌小谨，巧言令色，又心疾贤。所欲进则明其芙，隐其恶；所欲退则彰其过，匿其美，使主赏罚不当，号令不行，如此者，奸臣也。
[译文] 内心阴险奸诈，外貌谦恭谨慎，能说会道，讨人喜欢，实际上嫉贤妒能，想提拔谁，就在上级领导面前尽说他的好话，隐瞒他的缺点；对真正的人才，就在上级面前夸大、突出他的过失，隐瞒他的优点，结果使上级赏罚不当，号令不行，政策、法规不能贯彻，这类官吏就是“奸臣”。
智足以饰非，辩足以行说，内离骨肉之亲，外妒乱予朝廷，如此者，谗臣也。
[译文] 有才智，有学识，干起坏事来更有能耐。掩饰他的过错道理讲的振振有词，叫人们听了不由得不信服；辩论起来足以形成一家学说，小则可以挑拨离间父子兄弟反目成仇，大则可以在中央政府扇风点火，制造混乱。这种官员就是“谗臣”。
专权擅势，以轻为重；私门成党，以富其家；擅矫主命，以自显贵，如此者，贼臣也。
[译文] 篡夺权力，造成自己的势力，颠倒黑白，无限上纲，整倒别人，排斥异己，培植私人势力结成死党，形成自己的社会势力；假传圣旨，到处以坌代表的身份出现，使自己显得无比尊贵。这类官吏就是“贼臣”。
谄主以佞邪，坠主于不义，朋党比周，以蔽主明，使白黑无别，是非无闻；使主恶布于境内，闻于四邻，如此者，亡国之臣也。
[译文] 在人主面前阿谀奉承，鼓动、促使国王往邪路上走，背后又把错误都推到国王一个人身上；结党营私，互相包庇，欺上瞒下，不让领导人知道真实情况，使上上下下黑白不分，是非不辨；暗地里宣扬领导人的过失，使全国老百姓都骂国家领导人，闹得国际上都知道。这种官吏就是“亡国之臣”。
是谓六邪。
[译文] 这是六种类型的反面官员——“邪臣”。
[桓范《世要论》曰：“臣有立小忠以售大不忠，效小信以成大不信，可不虑之以诈乎?
[译文] [桓范说：“有的官员在小事情上忠心耿耿，工作干得不错，但其险恶用心在于一旦手握大权，便实现他的大野心，达到不大忠的目的；有的在小事上，在平时很讲信用，但其目的是为了沽名钓誉，在大事上搞阴谋诡计，达到反叛的目的。对这类官员不是应该预防其欺诈吗?
臣有貌厉而内荏，色取仁而行违，可不虑之以虚乎?
[译文] “有的官员表面上好像很有魄力，于劲冲天，实际上没有什么真胆识；而有的表面上非常仁义，可在实际行动上却与仁义相违背。这就要考虑，这些官员是不是在弄虚作假?
臣有害同侪以专朝，塞下情以壅上，可不虑之以嫉乎?
[译文] “有的官员专搞打击同事、贬低同僚的小动作，以达到自己被信任、重用的目的，一旦委以重用，就使下情不能上达，上面的计划、政令也不能向下传达。对这类官员，当领导的就要考虑他是不是嫉妒心理在作怪呢?
臣有进邪说以乱是，因似然以伤贤，可不虑之以谗乎?
[译文]“有的官员发表似是而非的意见，虽然很中听，但是中了他的邪说就会乱了真理；或者发表貌似合情合理的意见，一旦实行，就会伤害真正的贤能之士。对于这类官员，当领导的就要考虑他是不是在进谗言?
臣有因赏以偿恩，因罚以作威，可不虑之以奸乎?
[译文] “有些官员手中有一定的权力，就用不公正的赏赐鼓励自己满意的部下，尽管这些人没有什么业绩；或者用奖赏的办法收买人心，预支恩德；或者用不公正的处罚对待自己不喜欢的属下，以此树立权威，尽管这些人有能力、有业绩。对出于私心擅自赏罚的负责人，当领导的就得想想他是不是奸佞之人?
臣有外显相荐，内阴相除，谋事托公而实挟私，可不虑之以欺乎?
[译文] “有的官员居心不良，存心要陷害某人，就采用明场上抬举他，说好话，而暗地里却用阴谋诡计把他搞垮的手法；或者要谋略什么事情，总是冠冕堂皇地打着公事公办、一心为公的旗号，实际上暗中却塞进了私货，假公济私，但手段非常高明，做得不留痕迹。当领导的，就要警觉这类官员是不是欺世盗名、欺君罔上之辈?
臣有事左右以求进，托重臣以自结，可不虑之以伪乎?
[译文] “有的官员专走上层路线，结交领导人左右的办事人员，从而找机会向执政者说项推荐，以达到进身的目的；或者借助领导人重用的、言听计从的人，巴结他们，依靠他们，以此巩固自己的权力和地位。当领导的就应当考虑，这类官员是不是有作伪的动机?
臣有和同以取悦，苟合以求进，可不虑之以祸乎?
[译文] “有的官员永远随声附和，八面玲珑，有时甚至违心地苟合别人，为的是不得罪任何人，一步步顺利地往上爬。对这类官员，当领导的就要考虑将来的祸患：关键时刻，利害关头，他是不是也会这样呢?
臣有悦主意以求亲，悦主言以取容，可不虑之以佞乎?
[译文] “有的官员一心一意顺着上级领导的意志，专做上面喜欢搞的事，专说上面喜欢听的话，为的是求得上级的欢心，取得上级的亲信，而这些事、这些话对老百姓、对社会是好是坏，他一概不去多想。这种官员，就得想想他是不是佞臣?”
●子贡曰：“陈灵公君臣宣淫于朝，泄冶谏而杀之，是与比干同也，可谓仁乎?”
子曰：“比干于纣，亲则叔父，官则少师，忠款之心，在于存宗庙而已，故以必死争之，冀身死之后而纣悔悟。其本情在乎仁也。泄冶位为下大夫，无骨肉之亲，怀宠不去，以区区之一身，欲正一国之淫昏，死而无益，可谓怀矣!诗云：‘民之多僻，无自立辟。’其泄冶之谓乎?”
[译文] 春秋时郑穆公的女儿夏姬，后世称她为“一代妖姬”，是当时的名女人，陈、郑等好几个国家都亡在她手里。据说她好几十岁了还不显老，许多诸侯都被她迷住了。最初她嫁给陈国的大夫御叔，丈夫死后；她和陈灵公及朝中大夫孔宁、仪行父私通，搞得朝廷乌烟瘴气。陈国的大夫泄冶看不下去，就向他们提出规谏。陈灵公自知理亏，无颜面对泄冶，就买通一个刺客，把泄冶杀了。就这件事子贡问孔子：“陈灵公君臣与夏姬淫乱朝纲，泄冶规劝，招来杀身之祸。泄冶的行为与纣王时代的比干相同，能不能说泄冶的做法合乎仁道呢?”
孔子说：“不能这样说，因为比干之于纣王，从私人关系方面讲，他们是皇亲，比干是纣王的叔父；从公的方面讲，比干是皇帝的老师。比于是为保住殷商的宗庙社稷，所以他下决心牺牲自己，希望用自己的一死使纣王悔悟，所以比干当时的心理状态，是真正的仁爱之心。泄冶就不同了，他只是陈灵公的部属，地位不过是个下大夫，并没有血缘上的亲密关系，在陈国这样一个政乱君昏的国家，正人君子本应挂冠而去，可是泄冶没有这样做。他以如此低微的地位，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想用区区一身，纠正国家领导人的淫乱昏庸，死了也是白死，一点用处都没有。像他这种做法，爱国之心还是有的，至于说到忠、仁，却毫不相干。(诗经)中有两句话：‘民主多僻，无自立辟。’意思是说，寻常百姓一旦走到偏激的邪路上去的时候，是没有办法把他们拉回来的。泄冶就是这样的人。”
●或曰：“叔孙通阿二世意，可乎?”
司马迁曰：“夫量主而进，前哲所韪。叔孙生希世度务制礼，进退与时变化，卒为汉家儒宗。古之君之，直而不挺，曲而不挠，大直若诎，道同委蛇，盖谓是也。”[议曰：太公云：“吏不志诛，非吾吏也。”朱云庭诘张禹曰：“尸禄保位，无能往来，可斩也。”
班固曰：“依世则废道，违俗则危殆，此古人所以难受爵位。”由此言之，存与死，其义云何?
对曰：范晔称：“夫专为义则伤生，专为生则塞义。若义重于生，舍生可也；生重于义，全生可也。”]
[译文] 有人间：“叔孙通顺着秦二世的心事拍马屁，这是应该的吗?”
司马迁回答道：“叔孙通先生考校做君王的是不是英明，以便决定自己的进退，这个原则是前代哲人所认可的。他为了继承文化传统，期待着太平盛世，希望理想的时代一来，好做一番事业，制定富有文化精神的体制。进退韬讳，他看得很清楚。在秦始皇那个时代，他没有办法，只好迁就当时的时代环境。他非常懂得适应时代的变化，以最强的应变能力达到最终目的，最后终于成了汉王朝的儒学宗师，开创了几千年的儒家礼仪制度。古代的君子，挺拔有如大树，所有的树都被弯曲折断的时候，只有它还直立着，但是太挺拔了也很危险，易于折断，所以虽然直立，却很柔韧。保全自身以后，在那样的乱世是很难生存的，不来点随波逐流，就显得与众不同，太特别了也要吃亏，只好迁就世俗。但完全同流合污也不行，必须‘曲而不挠’，心中始终坚持一贯的思想原则。所以在乱世中行直道的人，就有种‘大直若诎’的样子，看上去好像不会说话，畏畏缩缩的，曲里拐弯的，但最终的目的是要实现自己的理想。这就是叔孙通的处世哲学。”有这样一个观点：司马迁在谈到官员的标准时说：“在朝为官而不给领导提意见，这种官员要不得。”比如朱云和张禹的事吧，这两个人都是汉成帝的老师，当时正是王莽家族用权的时候，民间怨恨到了极点，各地的奏章报到中央，都被张禹压下来不给皇帝看。朱云当着皇帝的面诘问张禹：“下面那么多奏章你不让圣上看，像死人一样占着一块地方，只想保住自己的乌纱帽，什么都不干，使上下的意见、消息无法勾通，该杀!”
班固对此发表意见说：“为人处世太难了，跟着时代、世俗走吧，就违背了伦理道德，违背了思想信仰；可是如果超凡脱俗，逆潮流而行，人生就马上变得举步维艰，危机四伏，至少这辈子没有饭吃，会把自己给饿死。因此古代的人给官也不做。为什么不愿做官?为什么要清高?因为他既然出来做官，就想对国家对社会有所贡献。可是如果估计一下当时的局势，当官后不但一无所为，甚至还有危险，那又何必出来?这样一想，就不轻易接收招聘了。”由这个道理看起来，推论下去，一旦面临生存还是死亡的抉择，有时候连命也得搭上，这生与死的取舍，该怎么讲呢?
范哗对这一重大问题的回答是：“一个人一天到晚，专门讲文化道德、义理之学，那么就连饭也吃不上，连谋生的办法都没有了；但是如果只讲求生，为挣钱，为当官，连命都不要，伦理道德的贯彻就被堵死了。古人在生与义发生冲突时，取舍的标准是这样：假如死了比活着更有价值，就舍生取义；假如生存下来可以扭转局面，干一番更大的事业，虽然是苟且偷生，但比死更有价值，那就舍义求生。反之，只能殉难以全节了。”
●或曰：“然则窦武、陈蕃，与宦者同朝廷争衡，终为所诛，为非乎?”范晔曰：“桓灵之世，若陈蕃之徒，咸能树立风声，抗论昏俗，驱驰山蛆桅之中，而与腐夫争衡，终取灭亡者，彼非不能洁情志，违埃雾也。悯夫世士，以离俗为高，而人伦莫相恤也。以遁世为非义，故屡退而不去。以仁心为已任，虽道远而弥厉，及遭值际会，协策窦武，可谓万代一时也。功虽不终，然其信义足以携持世心也。”[议曰：此谓义重于生，舍生可也。]
[译文] 如果有人间：“如此说来，后汉的窦武、陈蕃，与把持朝政的宦官曹节、王甫抗衡斗争，最终还是死在这帮宦官手里，难道他们做错了吗?”《后汉书》的作者范哗对这段历史是这样议论的：“汉桓帝、汉灵帝两朝，像陈蕃这样的人，都是能够建树时代风尚，对当时浑浑噩噩混日子的世俗风气发出抗议的人。以他的人品学问，道德情操，在最腐败的社会风气中，犹如骏马驰聘在坎坷崎岖的险途中，他敢和那些权势熏天的宦官抗争，乃至不惜把生命搭上。以他的聪明才智，并不是做不到洁身自好，明哲保身，而是不屑于这样做罢了。因为他坚持自己的人格、道德标准，悲悯当时世俗庸人，像一些知识分子那样，看到世风日下，尽管反感极了，也只求远离五浊恶世，自以为清高，人世间就连一些互相同情、怜惜的人情味都没有了。所以他反对那些退隐避世的人，认为退隐不合人生的真义，而他自己好几次有机会退隐避祸，可就是不走，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精神，以仁义之心为已任，明知任重道远，意志更加坚定、激昂。及至政治形势一有施展才智的机会，就协同窦武扫除宦官势力，甚至不惜以生命相助。这样的死，以历史的眼光看，把时间拉长、空间放大了，是把千秋万代的事业放在一个暂短的时空内做了。他这生命的价值，在于精神的不死，千秋万代都要受人景仰。虽然他失败了，他的精神、正义却世世代代作为信念的支柱在引导、支持着世道人心。”
这就是前面所讲的义重于生、舍生取义的道理。)
●或曰：“臧洪死张超之难，可谓义乎?”
范晔曰：“雍丘之围，臧洪之感愤，壮矣!相其徒跣且号，束甲请举，诚足怜也。夫豪雄之所趣舍，其与守义之心异平?若乃缔谋连衡，怀诈算以相尚者，盖惟势利所在而已。况偏城既危，曹、袁方睦，洪徒指外敌之衡，以纾倒悬之会，忿恨之师，兵家所忌，可谓怀哭秦之节，存荆则未闻。”
[昔广陵太守张超委政臧洪，后袁绍亦与结友。及曹操围张超于雍丘，洪闻超被围，乃徒跣号泣，勒兵救超，兼从绍请兵，绍不听，超城陷，遂族诛超。洪由是怨绍，与之绝，绍兴兵围之，城陷诛死。
议曰：臧洪当纵横之时，行平居之义，非立功之士也。
[译文] [三国时期，广陵(今江苏扬州一带)的太守张超把地方政务委托给臧洪去代理，后来袁绍也和臧洪咸了朋友。等到曹操在雍丘(今河南杞县)包围了张超，臧洪闻讯后，光着脚哭着到处替张超求救兵，自己也出兵去救张超，因与袁绍是朋友，又向袁绍求援，可是袁绍没答应。雍丘被曹操攻破后，张超全家被杀。臧洪因此恨透了袁绍，就和他绝交了。朋友反目成仇后，袁绍举兵围攻藏洪，城破之后，臧洪也被袁绍杀了。
后来人们在谈论起这件往事时，非但不同情臧洪，反而认为他头脑不清，稀里胡涂。在三国那个时代，正像春秋战国纵横错节的时代一样，是个没有道理好讲的时代，说不上哪一方是仁义之师。臧洪昏头昏脑，对时代环境看不清，身家性命都保不住，还妄想像在和平安居时那样讲道义，讲友情，岂不可笑!所以说，身处乱世还想像臧洪那样去立功立业，救苦救难，只能自取灭亡。
也许有人会问：“臧洪虽然不明智，但他为救朋友张超而死，总还够得上讲义气吧?”对此范哗也有他的看法。他说：“曹操兵围雍丘，张超处境危急，臧洪为救朋友到处求救，当时就臧洪个人感情之悲愤、慷慨来说，是一种壮烈的情操。看他那副光着脚奔走呼号、带兵赴难的样子，确实值得同情。可是话说回来，英雄豪杰在某种特定的情势下，对于是非善恶的取舍，与普通人的信守节义，在心态上是否不一样呢?‘大行不辞小让’，成大功，立大业，办大事的人，是顾不到那么多枝节琐事的，甚至挨骂都在所不惜。至于像三国时期，袁绍、曹操、张超这一帮人，和一切乱世中拥兵割据的草头王一样，有时候结盟订约，联合起来对付共同的敌人，实际上都在打自己的算盘，联合有利就联合，开战有利就开战，根本没什么信义可讲，惟一的出发点是形势的需要，利害的衡量。在这种局势下，看不透这一点，而去和人讲道义，那只有送命了。更何况三国时，在军阀割据的战乱局面下，雍丘是个非常危险的偏城，臧洪出于一时愤慨，只知道自己的朋友被曹操包围了，心想袁绍也是朋友，就去请袁出兵，却不知曹、袁当时出于利害关系的考虑，刚刚讲和，正是友好相处的时候，臧洪昏昏然想借袁绍的兵打败曹操，来解救朋友的危难，即便成功了也是前门驱狼后门进虎的做法，是很危险的。再说，按兵法来讲，逞一时义愤，率忿恨之师，是兵家之大忌。臧洪‘徒跣且号，束甲请兵’，和楚国的申包胥因楚国被吴国打败，到秦国请兵，在秦庭哭了七天七夜一样，在个人的情感上无可指责，但是对解决问题而言，一点用也没有。借助外力解决本国的危难，只会落个把国家拱手让给他人的下场，从来没有听说这样能复国图存的。”
●或曰：“靳允违亲守城，可谓忠平?”
徐众曰：“靳允于曹公，未成君臣。母，至亲也，于义应去。昔王陵母为项羽所拘，母以高祖必得天下，因自杀以固陵志，明心无所系，然后可得事人，尽其死节。
卫公子开方仕齐，十年不归，管仲以其不怀其亲，安能爱君，不可以为相。是以求忠臣于孝子之门。允宜先救至亲。
徐庶母为曹公所得，刘备乃遣庶归。欲天下者，恕人子之情，公又宜遣允也。”[魏太祖征冀州，使程昱留守甄城。张邈叛。太祖迎吕布，布执范令靳允母。太祖遣昱说靳允，无以母敌，使固守范。允流涕曰：“不敢有二也。”]
[译文] [曹操带兵征讨冀州的时候，命令大夫程昱留守后方重镇甄城。就在这期间，曹操手下的将领张邈叛变。这时曹操只好亲自迎战吕布。当时的战争局势是如果吕布把范城攻打下采，就可以消灭曹操，所以吕布使计把范城守将靳允的母亲捉去，想胁迫靳允为救母亲归顺。曹操闻讯，赶紧派留守甄城的程昱去游说靳允，要靳允不必考虑母亲的安危，固守范城。结果靳允被说用，感激流涕地表示：“一定守城，决无二心。”)
于是有人问：“靳允这样做，于母不孝，于曹操算不算是忠?”
徐众的观点是：“当程昱去游说的时候，靳允与曹操之间，还没有形成君臣关系，而母亲是至亲骨肉。所以于情于理，靳允都应该为母亲的安危而去，不该为曹操守城。
“昔日刘邦的大将王陵的母亲被项羽抓了起来，以此威迫王陵归顺他。王陵的母亲看出刘邦肯定会得天下，项羽必定要失败。自己被软禁后，知道王陵有孝心，怕儿子为救自己而玷辱一世英名，因此自杀，把遗书叫人偷偷送给王陵，教他好好帮助汉高祖打天下。她用这种绝决的办法让王陵心无牵挂，一心一意去尽忠尽节，至死无悔。
“另一桩历史故事却大异其趣。战国时卫国的公子叫开方的在齐国做官，十年没有请假回．国看望父母。有人说开方这样忠于职守，忠于齐国，可以提拔他为相，可是齐国的宰相管仲却把他开除了。理由是说像开方这种人，连父母都不爱，怎么会爱君王，怎能为相。
“从以上两个事例再来看靳允，就应当明白对父母孝敬爱戴的人，才会对社会、对国家有感情，才有可能做忠臣，所以靳允应该先去救母亲。
“徐庶的母亲被曹操抓起来后，徐庶进退两难。刘备得知这一情况后，就对徐庶说，我固然非常需要你帮忙，可是我不能做违背情理的事。你若留在我身边，曹操肯定会杀你母亲，使你一生都受良心的谴责。你还是去投奔曹操吧。’
●或曰：“乐毅不屠二城，遂丧洪业，为非平?”
夏侯玄曰：“观乐生与燕惠王书，其殆乎知机合道，以礼终始者欤!夫欲极道德之量，务以天下为心者，岂其局迹当时，止于兼并而已哉?夫兼并者，非乐生之所屑；强燕而废道，又非乐生之所求。不屑苟利，不求小成，斯意兼天下者也。举齐之事，所以运其机而动四海也。围城而害不加于百姓，此仁心著于遐迩矣。迈令德以率列国，则几于汤武之事矣。乐生方恢大纲，以纵二城，收人明信，以待其弊，将使即墨、莒人，顾仇其上，开弘广之路，以待田单之徒；长容善之风，以申齐士之志。招之东海，属之华裔。我泽如春，人应如草，思戴燕王，仰风声二城必从，则王业隆矣。虽淹留于两邑，乃致速于天下也。不幸之变，势所不图，败于垂成，时变所然。若乃逼之以兵，劫之以威，侈杀伤之残，以示四海之人，虽二城几于可拔，则霸王之事逝其远矣。乐生岂不知拔二城之速了哉?顾城拔而业乖也。岂不虑不速之致变哉?顾业速与变同也。由是观之，乐生之屠二城，未可量也。”
[或曰：“乐毅相弱燕，破强齐，合五国之兵，雪君王之耻，围城而不急攻，将令道穷而义服，则仁者之师，咸以为谟谋胜武侯也。可乎?”
张辅曰：“夫以五国之兵共伐一齐，不足为强。大战济西，伏尸流血，不足为仁。彼孔明包文武之德，长啸俟时。刘玄德以知人之明，屡造其庐，咨以济世，奇策泉涌。遂东说孙权，北抗大魏，以乘胜之师，翼佐取蜀。及玄德临终，禅以大位，在扰攘之际，立童蒙之主，设官分职，班叙众才，文以治内，武以折衡，然后布恩泽於国中之人。其行军也，路不拾遗，毫毛不犯。勋业垂济而陨。观其遗文，谟谋弘远矣。已有功则让于下，下有阙则躲自咎。见善则迁，纳谏则改，故声烈震遐迩也。孟子曰：‘闻伯夷之风，贪夫自廉。’余以为睹孔明之忠，奸臣立节。殆将与伊、吕争烈，岂徒以乐毅为伍哉?”]
[译文] 于是有人问：“乐毅不破莒城、即墨，结果丧失了开创大业的最后机会。这是不是他的过错?”
夏侯玄说：“阅读乐毅的《与惠王书》，就可以知道他是一个差不多已经参透了符合大道之玄机、能按礼义善始善终处理大事的人。大凡一个人如果立志要最大限度地贯彻道德原则，把兼济天下作为理想的时候，怎能迷惑于眼前的形势，仅仅把兼并敌国、称霸诸侯当做目标呢?乐毅一方面没有把兼并其他国家看在眼里，另一方面，他也不想为使燕国强大而不讲道义。蔑视眼前的利益，不贪求渺小的成就，这表明他的志向是要统一天下。一连攻克齐国七个余城，是为了运用他的机谋，使四海为之震动；围攻二座残城而不伤害百姓，就可以使他的仁善的心胸远近闻名。通过广布恩德来影响其他几个国家，就差不多类似成汤和周武王的做法了。乐毅宏扬他的远大战略，用对二城围而不歼的办法，以期得到百姓的信任，然后使齐国的残兵败将做出什么错事，使即墨、莒城的民众怨恨他们，这样就可以再放一条宽大的道路等待齐将田单等人归顺了。此时，他就将用宽容和善的政策，也为齐国上层人物提供施展抱负的机会，在东海之滨做出榜样，在华夏大地收到效果，使我的恩泽有如春风一样和煦，春雨一样湿润，让普天下的人民像春草一样受到滋润。天下老百姓感激燕王的恩德，这二座城池就会闻风而降。这样一来，帝王之业就可以大功告成了。“乐毅虽然为了这二个城池迟疑滞留五年之久，目的却是想尽快取得天下。至于后来情况发生了意外变化，燕昭王一死，继位的燕惠王中了田单的反间计，夺了乐毅的兵权，让骑劫代替他，这都是无法事先预料的。乐毅在即将成功的时候失败了，完全是时势变化造成的啊!如果他不这样做，而是以狂暴的大军进逼，用凌厉的攻势洗劫，屠杀二城的居民，把自己的残暴不仁暴露于天下，虽然二城也能攻取，但是那样一来，称王图霸的事业就全完了。乐毅怎么会不知道莒城、即墨可以速战速决呢?可是他顾忌的是城虽可拔，千秋大业却被破坏了；怎能不知道迟疑不决最后可能有不测风云呢?只是因为速战速决与时局变化，其结果是一样的啊!“这样看来，乐毅不屠灭莒城、即墨，他的心理是不可以用常规去衡量的。”
有人说：“乐毅辅佐弱小的燕国，打败了强大的齐国，因为齐国过去曾趁燕国内乱侵犯过燕国，燕昭王为此恨极了齐闵王，决心出这口恶气。乐毅联合五国的兵力攻齐，想雪洗燕王的耻辱，在攻取了齐国七十余城后，包围了莒城、即墨却不急于夺取，意欲让其走投无路之后起义投城。如此看来，乐毅所率领的是仁者之师。后人都认为乐毅是有战略远见的将才。可是能够认为他比诸葛亮在谋略上更高明吗?”
张辅对此的看法是：“联合五个国家的军事力量攻击一个齐国，不能算是强大；在济水西岸混战一场，尸横遍野，血流成河，不能说是仁义。而孔明呢，文武之德兼而有之，仰天长啸，待时而发。刘备因有知人之明，三顾茅庐，咨询济世创业的谋略，孔明奇妙高超的策略有如泉涌，天下形势被他分析得清清楚楚，因此刘备拜他为军师，接着到东吴说服了孙权，联合抵抗曹操，抓住赤壁之战的大好形势，辅助刘备夺取了四川。到刘备临终之际，把军政大权委托给了他。孔明在战乱不息、天下纷扰的局势下，扶助幼主刘禅即位，统筹建立政府机构，配备各级官员，调整安置各种人才，在国内使用仁德的教化，运用军事谋略和武装力量保卫国防，然后广施仁政，使全国老百姓都受到实惠。诸葛亮行军打仗的时候，路不拾遗，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可惜就在他大功告成之际不幸谢世。阅读他的遗文《出师表》，就可以懂得他的志向、谋略是多么宏伟远大了。他立身处世的原则，总是有功劳计在下属身上，部下有失误就引躬自责，看到别人有长处就服从，听了正确的意见就改正，所以他的声誉才会那么有力量，不论远近，他的影响都那么强烈、久远。孟子说过：‘懂得了伯夷的气节，贪婪的人应当自觉地变得廉洁。’我觉得了解了孔明之忠烈，奸臣也应当立刻变得有气节。孔明几乎是可以和伊尹、吕望一争高下的名臣，怎么能和乐毅相提并论昵?’
●施者不知，受者不知，诚动于天之南，而心通于海之北，是谓神应。我意才萌，彼意即觉，不俟出言，可以默会，是谓念应。我以目授之，彼以目受之，人皆不知，两人独觉，是谓不言之应。我固强之，彼固拂之，阳异而阴同，是谓不应之应。明乎此者，可以谈兵矣。
[译文] 施与的不知道，接受的也不知道，诚恳表现于天之南而诚心通于海之北，这叫神应。我刚萌发一种意念，对方马上领悟，不等出言，已经默会，这叫念应。我用目光授意，他用目光接受，别人都末觉察，只有我二人独知，这叫不言之应。我固执地勉强他，他固执地反对，表面上意见不同，暗中却是相同的，这叫不应之应。明白这些道理的，就可以谈论用兵之道。
●卑幼有过，慎其所以责让之者：对众不责，愧悔不责，暮夜不责，正饮食不责，正欢庆不责，正悲忧不责，疾病不责。
[译文] 地位低、年纪小的人有过失，责备他们一定要慎重时机：当着众人面不责备，他已惭愧了不责备，黑夜不责备，正在吃饭时不责备，正在欢庆时不责备，正在悲伤时不责备，生病的时候不责备。
●举世之议论有五：求之天理而顺，即之人情而安，可揆圣贤，可质神明，而不必于天下所同，曰公论。情有所便，意有所拂，逞辩博以济其一偏之说，曰私论。心无私曲，气甚豪雄，不察事之虚实、势之难易、理之可否，执一隅之见，狃时俗之习，既不正大，又不精明，蝇哄哇嗷，通国成一家之说，而不可与圣贤平正通达之识，曰妄论。造伪投奸，谕樽诡秘，为不根之言，播众人之耳，千口成公，久传成实，卒使夷、由为跻、跖，曰诬论。称人之善，胸无秤尺，惑于小廉曲谨，感其煦意象恭，喜一激之义气，悦一霎之道言，不观大节，不较生平，不举全体，不要永终，而遽许之，曰无识之论。呜呼!议论之难也久矣，听之者可弗察与?
[译文] 举世的议论有五种：按天理来衡量符合天理，用人情来要求符合人情，可以让圣贤来度量，可以请神明来评定，而不必让天下的人都认同，这叫公论。所议论的事情对有些人有利，所讲的意见与有的人不合，旁征博引，以激烈的辩说来咸就其偏向某一方的议论，这叫私论。心无私心，气甚豪雄，不观察事情的虚实、势的难易、理的可否，执一偏之见，拘泥子当时的习俗，既不正大，又不精明，如蝇哄蛙叫，使全国都变成了一种论调，但又不和圣贤平正通达的见识相合，这叫妄论。造伪投奸，痛恨毁谤，隐秘难测，造无根之言，捐众人之耳，千口传说，似成公论，长久传播，好像实事，从而使伯夷、许由这样的贤者被诬为庄佞、盗跖那样的恶人，这叫诬论。称赞人家的好处，但胸中没有标准，迷惑于小处的廉洁谨慎，感动于和乐的貌似恭敬，喜欢他一时激发的义气，悦服他一时合于道理的话，不观大节，不察其平生为人，不看全体，不要求永终，而马上称许，这叫无识之论。啊！议论之难是长久以来的事了，听的人可以不明察吗?
●简静沉默之人，发用出来不可当。故停蓄之水一决不可御也，蛰处之物其毒不可当也，潜伏之兽一猛不可禁也。轻泄骤举，暴雨疾风耳，智者不惧焉。
[译文] 一向简静沉默的人，爆发起来不可阻挡。因此滞留蓄积的水一决口不可抵挡，蛰伏动物的毒人们难以经受，潜伏的野兽凶猛起来不可禁止。轻易发出，骤然出现的东西，如同暴雨疾风一样，一会儿就会过去，有智慧的人不怕这些。
●平居无事之时，则丈夫不可绳以妇人之守也；及其临难守死，则当与贞女列妇比节。接人处众之际，则君子未尝示人以廉隅之迹也；及其任道徙义，则当与壮士健卒争勇。
[译文] 平居无事的时候，对大丈夫不可用妇人的操守来衡量；及其临难赴死时，则应当与贞女烈妇比节。接人处众之际，君子未尝显示出品德方正的行迹；及其任道徙义，则应当与壮士健卒争勇。
●明义理易，识时势难。明义理，腐儒可能；识时势，非通儒不能也。识时易，识势难。识时，见者可能；识势，非早见者不能也。识势而早图之，自不至于极重，何时之足忧?
[译文] 明白义理容易，识时势难。弄明义理，腐儒也能做到；识时势，非博通古今、学识渊博的儒者不能做到。识时易，识势难。识时，看到的人就可做到；识势，非有预见的人不能做到。认清了势又能提早谋划，自然不会到极其严重的形势，还忧时做什么呢?
●只有无迹而生疑，再无有意而能掩者，可不畏哉!
[译文] 只有无迹生疑的人，没有心中有意而能掩饰的人，能不因畏惧而谨慎吗?
●令人可畏，未有不恶之者，恶生毁。令人可亲，未有不爱之者，爱生誉。
[译文] 令人害怕的人，没有不让人痛恨的，痛恨就会产生诽谤。让人可亲的人，没有不让人喜爱的，喜爱就会产生称赞。
●没这点真情，可惜了繁文侈费；有这点真情，何嫌于二簋一掬。
[译文] 如果没一点真情，有多少繁文侈费来招待也是白白浪费；如果有了真情，即使只有二碗饭一杯水也不嫌少。
●百代而下，百里而夕卜论人只是个耳边纸上，并迹而诬之，那能论心?呜呼!丈士尚可轻论人乎哉?此天谴鬼责所系，慎之。
[译文] 百代以后，百里以外，评论人只是凭言语和文章，他的行迹也会被误解，还能评论到人的真实思想吗?啊!文士可以轻易地评论人吗?这是上天和鬼神都要谴责的事啊，一定要慎重。
●闭户于乡邻之斗，虽有解纷之智，息争之力，不为也，虽忍而不得谓之杨朱。忘家于怀襄之时，虽有室家之忧，骨肉之难，不顾也，虽劳而不得谓之墨翟。
[译文] 乡邻发生争斗，自己闭户不出，虽然有解决纠纷的智慧，有停止争斗的力量，但也不管不问。虽然有点狠心，也不能称作不愿拔一毛以利天下的杨朱。为了解救洪水的灾难，虽然家庭遭到忧患，骨肉至亲发生危难，也不管不顾。这样的人即使再劳苦，也不能称作墨翟。
●流俗污世中真难做人，又跳脱不出，只是清而不激就好。
[译文] 流俗污世中真难做人，又跳不出去，只要做到自身清白，不再激起污泥浊水就好。
●恩莫到无以加处，情薄易厚，爱重成隙。
[译文] 恩情不要重到无以复加的程度。情薄容易加厚，爱太重了就容易反而成仇。
●以至公之耳听至私之口，舜跖易名矣。以至公之心行至私之间，黜陟易法矣。故兼听则不蔽，精察则不眩，事可从容，不必急遽也。
[译文] 以大公无私之耳听那些私心很重的话，舜和跖名字就会颠倒。以太公无私之心走到那些私心很重的人中间，升降的标准就改变了。所以说兼听则不蔽，精察则不眩，亭可以从窨，就不必急遽。
●某居官厌无情者之多言，每裁抑之。盖无厌之欲，非分之求，若以温颜接之，彼恳乞无已，烦琐不休，非严拒则一日之应酬几何?及部署日看得人有不尽之情，抑不使通，亦奉尽善。尝题二语于私署云：要说底尽着都说，我不嗔你；不该从未敢轻从，你休怪我。或曰：毕竟往日是。
[译文] 我居官的时候，讨厌那些虚伪不实的人的多言乱语，每每制止和抑制他们。对那些无止的欲望，非分的要求，如果以温和的态度来对待，他们就恳求不已，扰人不休，除非严厉地拒绝，否则一天的应酬何时休止?直到在部里做官的时候，才看到人家还有没有讲完的情况，如果不让他说完，觉得也不太好。曾经在私宅题写二句话：要说的尽着都说，我不嗔你；不该从未敢轻从，你休怪我。有人说：“还是以前做得对”。
●同途而遇，男避女，骑避步，轻避重，易避难，卑幼避尊长。
[译文] 同路相遇，男的要让女的先走，骑马的要让步行的先走，负担轻的要让负担重的先走，善行走的人要让行走不便的人先走，卑幼要让尊长先走。
●势之所极，理之所截，圣人不得而毫发也。故保辜以时刻分死生，名次以相鳞分得失。引绳之绝，堕瓦之碎，非必当断当敝之处，君子不必如此区区也。
[译文] 判断时势是否到了极点，事情是否合乎道理，圣人不能不在毫发之间斟酌。所以“保事”这条法律，判断是算打伤人还算打死人，都规定了时限，而排列名次，相挨着的就分出了前后得失。至于牵引的绳子断了，掉下来的瓦碎了，不必弄清是在何处断的、碎的，对这类事情，君子不必区区计较。
●制礼法以垂万世绳天下者，须是时中之圣人斟酌天理人情之至而为之，一以立极，无一毫矫拂心，无一毫惩创心，无一毫一切心。严也而于人情不苦，宽也而于天则不乱，俾天下肯从而万世相安，故曰：“礼之用，和为贵。”“和”之一字，制礼法时，合下便有，岂不为关?《仪礼》不知是何人制作，有近于辽阔者，有近于迫隘者，有近于矫拂者，大率是个严苛繁细之圣人所为，胸中又带个惩创矫拂心而一切之。后世以为周公也，遂相沿而守之，毕竟不便于人情者，成了个万世虚车。是以繁密者激人躁心，而天下皆逃于阔大简直之中；严峻者激人畔心，而天下皆逃于逍遥放恣之地。甚之者乃所驱之也。此不可一二指。余读《礼》，盖心不安而口不敢道者不啻百余事也，而宋儒不察礼之情，又于节文上增一重锁钥，予小子何敢言?
[译文] 制定礼法，是为了能够流传万世，作为规范天下人行为的准则。制定礼法的人必须是立身行事都能合乎时宜、适合中道的圣人，斟酌天理人情的最细微处来确定，有一定的标准，无一毫纠正谁或拂逆谁的意思，无一毫惩罚谁或伤害谁的意思，又不一概而论。严格，但符合人情；宽容，但又不违背自然法则，使天下的人肯于遵从而万世相安，所以说“礼之用，和为贵”。“和”这个字，制定礼法的时候，当时就有，岂不好吗?《仪礼》不知是什么人制定的，有接近迂阔的地方，有接近狭隘的地方，有接近纠正拂逆的地方，大概是个严苛繁细的圣人制定的，心中又有个惩罚、纠正的思想而一概而论。后世以为是周公制定的，遂相沿而遵守，毕竟不便于人情，成了个万世虚设的东西。因此说繁琐细密的东西激发人的躁心，天下人就都会逃到那些阔大简直的地方去；严苛峻刻的东西激发人的叛心，天下人就都会逃到那些逍遥放任的地方去。说的更严重点，简直是逼着人们叛离。《仪礼》中有这样问题的不只一二处。我读《礼》，内心不安而口不敢说的不只有百余事，而宋儒不察礼之情，又在礼节仪式上增加了一层锁钥，我作为后生小子，又怎么敢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