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忘名，小人窃名

（北齐）颜之推

名和实的关系，正像形和影一样。德和才都好，那名一定好了，这正像相貌姝丽，镜中的影一定娇美一样。若不注意修身而要求好名在世，正如貌丑而要想从镜中得到美影一样。最好的人忘名，其次的人立名，最低等的人窃名。

忘名的人思想和行动都符合道德标准，得到鬼神赐福佑，不是靠这来求名的。立名的人，注意修身慎行，担心自己荣名不显也不是用这来夺名的。窃名的人貌似忠厚内心奸猾，追求浮华的虚名，实际是不能靠这来得名的。

我看世人，有清廉之名而金钱收入很多，信誉颇高而答应的事不做到，不知道这后者的矛是否会刺毁前者的盾。宓子贱说：“诚于此者形于彼。”人的虚实真假是在心中的，但在言行中总会表露出来，只不过是一时未被看穿，一旦被观察清楚，这巧伪就反不如拙诚，巧伪获得的羞耻就大了。伯石让卿，王莽辞政，在当时他们自以为做得巧妙周密，但后人看清楚他们是假的，书写下来警后世，这足以使人警觉了。

近有一大官，以孝闻名，前后历次居丧，都显得过分悲哀影响身体，但有一件事被他家下人传出来：说他在守丧时，拿巴豆涂在脸上，使脸上生成小疮，使人看了以为是哭泣太过造成的。这件事被传出后，外人认为他的其他居处饮食，恐怕都有虚假，这样因为一事作伪而百事均被疑，都是贪名太过造成的。邺下有一年青人，担任襄国令，对自己严格要求，经手办事，总是很关心并且抚慰帮助下面的人，以此来求得声誉。凡是派遣兵丁、劳役时，总要去握手相送，并准备一些水果或饼送给他们，一个一个送别，以表关心。人们对他赞不绝口。后来升官做泗州别驾，这种花费越来越多，常常不能周全。一有虚情，总难持久，那些好名声也随即损败了。

以前我在文林馆时，山东的学士和关中太史争论了几年历法，内史发出公文让我们判定。我提出：“这诸人所争，其实只是‘四分’和‘减分’两家，历象的重要内容，可以用日晷之日影测出，现有观测的春分秋分夏至冬至和日缺月蚀，四分法较粗疏而减分法较准确。那疏的一方说这是因为政令有宽和猛会造成运行时间的增减，这不是计算的错误；密的一方则说日月运行的快慢，都可以用天文学术去计算而预先知道多少，和人间灾祥没有关系。用疏法则会掩盖问题而不正确，用密法则符合算法却违反经义，再说我们对这方面的知识不比他们高，以外行去裁定内行的问题，怎会服，这既然不是律令规定我们该管的事，还是不要去判断为好。”

我的提法受到全馆上下绝大部分人的认可。但有一礼官，他以这样推辞有损面子，一心要处理此案，勉为其难加以考核。本钱既不足，只好再去听他们双方争执的意见，来比较长短，朝也议晚也议，寒天暑天，春天秋天，还是得不到结论，各方的怨恨讥诮都滋生起来，只好含羞而退，最后被内史惩处，这就是好名多事所取之辱。

力戒争一胜之功而贻误大局

（清）曾国藩

神明好比太阳的升起，人的身体则如鼎立地不动。这两句话应当遵循。只是心到静极时，毫无喜怒哀乐，身体寂然不动，但毕竟还没体验出真正的意境，只有封闭潜藏到了极点，才曲曲折折地逗引出来一点生气，如同冬至时节的一阳初动。坚贞不移，是为了有始有终，等春雷一响再开启出土，谷类的坚实，是为了做始播的种子，不能为种子的谷，不能说是坚实的谷。此中并无满腔的生意，如果万物的循环终始都放在心中，就不能说到了至静的境界。然而，静极生阳，似乎是生物的一点仁心吧。气息静极，天地生物之心不息，这难道不是可与天地相比的至诚吗？颜子三个月不违仁，则可以说是洗心退藏到静极的境界中真正快乐的人了。

一日比一日谨慎，以求办事成功。如果只是忧心如焚，恐怕一事无成。总之，即使有不顺意的事，也要逆来顺受，千万忍耐。常常存着敬重的心，不仅仅是对朋友这样，无论什么事都应该这样。俗语说：“爬山要耐得住斜坡上的险径，走雪路要耐得起过桥梁的危险。”可见，这一个“耐”字具有极其深长的意义，正像是险诈奸邪的人情世故，坎坷不平的人生道路，假如没有这一个“耐”字苦撑下去，有几个人会不堕落到杂草丛生的险恶深沟里呢？

所有的事情都应该有长远考虑，有深刻认识。如果能坚忍一时，那么就会保全很多；如果一有不顺就不能忍耐，那么一生都不会顺畅。作为下级军官必须争胜立功，但作为统筹全局的将帅应该力戒争一胜之功而贻误大局。因为侥幸而谋一胜之功，不如按兵不动，以坚忍而规划全局的胜利。

人的习惯总是沉溺于安乐，当事情未发生之前，觉得没有什么可以忧虑的，耳目口体的欲求日益旺盛，而德还存在，术智却日渐消减，但人还没有察感，麻木不仁。遇不如意的事，见不如意的人，这正是检验一个人平常的约制能力的时候。至于成败利害，对于我们而言必须明辨深思，因为上天不会给我们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