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烧仓房

三年前，我和她在一个熟人的婚礼上相遇，要好起来。年纪我和她几乎相差一轮，她二十，我三十一。但这不算什么大问题，当时我伤脑筋的事除此之外多的是。老实说，也没工夫一一考虑什么年龄之类。她一开始就压根儿没把年龄放在心上。我已结婚，这也不在话下。什么年龄、家庭、收入，在她看来，都和脚的尺寸声音的高低指甲的形状一样，纯属先天产物，总之，不是加以考虑便能有对策那种性质的东西。

她一边跟一位有名的某某老师学哑剧，一边为了生计当广告模特。不过她因为嫌麻烦，时常把代理人交代的工作一推了之，所以收入实在微乎其微。不足部分似乎主要靠几个男友的好意接济，当然具体情况我不清楚，只是根据她的语气猜想大概如此。

话虽这么说，可我并非暗示她为了钱而同男人睡觉什么的。偶尔或许有类似情况。即使真有，也不是本质性问题。本质上恐怕单纯得多，也正是这种无遮无掩不拘一格的单纯吸引了某一类型的人，在她的单纯面前，他们不由自主地想把自己心中盘根错节的感情投放到她身上去。解释固然解释不好，总之我想是这么回事。依她的说法，她是在这种单纯的支撑下生活的。

当然，如此效用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这同“剥橘皮”是同一道理。

就讲一下“剥橘皮”好了。

最初认识她时，她告诉我她在学哑剧。

我“哦”了一声，没怎么吃惊。最近的女孩都在搞什么名堂，而且看上去她也不像是一心一意磨炼自己才能的那种类型。

随后她开始“剥橘皮”。如字面所示，“剥橘皮”就是剥橘子的皮。她左边有个小山般满满装着橘子的玻璃盆，右边有个装橘皮的盆——这是假设，其实什么也没有。她拿起一个想象中的橘子，慢慢剥皮，一瓣一瓣放入口中把渣吐出。吃罢一个，把渣归拢到一起用橘皮包好放入右边的盆。如此反复不止。用语言说来，自然算不了什么事。然而实际在眼前看十分二十分钟——我和她在酒吧高台前闲聊的时间里她一直边说边几乎下意识地如此“剥橘皮”——我渐渐觉得现实感从自己周围被吮吸掉了。这实在是一种莫名其妙的心情。过去艾希曼[1]被送上以色列法庭时，有人建议最合适的刑法是将其关进密封室后一点点将空气抽去。究竟他遭遇怎样的死法我不清楚，只是蓦然记起有这么回事。

“你好像蛮有才能嘛。”我说。

“哎哟，这还不简单，哪里谈得上才能！总之不是以为这里有橘子，而只要忘掉这里没橘子就行了嘛，非常简单。”

“简直是谈禅。”

我因此中意了她。

我和她也不是常常见面。一般每月一回，顶多两回。我打电话给她，约她出去玩。我们一起吃饭，或去酒吧喝酒，很起劲地说话。我听她说，她听我说。尽管两人之间几乎不存在共同话题，但这无所谓。可以说，我们已经算是朋友了。吃喝钱当然全由我付。有时她也打电话给我，基本上是她没钱饿肚子的时候。那时她的确吃了很多，多得叫人难以置信。

和她在一起，我得以彻底放松下来。什么不情愿干的工作啦，什么弄不出头绪的鸡毛蒜皮小事啦，什么莫名其妙之人的莫名其妙的思想啦，得以统统忘去脑后。她像是有这么一种本事。她所说的话没有什么正正经经的含义，有时我甚至只是哼哈作答而几乎没听，而每当侧耳倾听，便仿佛在望远方的流云，有一股悠悠然的温馨。

我也跟她说了不少。从私人事情到泛泛之论，都可以畅所欲言。或许她也可能同我一样半听不听而仅仅随口附和，果真如此我也不在乎，我希求的是某种心绪，至少不是理解和同情。

我说了许多，但没说一句要紧话。也没什么该说的。

实情就是这样。

也没什么该说的。

两年前的春天她父亲患心脏病死了，一笔多少凑成整数的现金归了她所有，至少据她说来是这样。她说想用这笔钱去北非一段时间。何苦去北非我不清楚，正好我认识一个在阿尔及利亚驻京使馆工作的女孩，遂介绍给了她，于是她去了阿尔及利亚。也是因势之所趋，我到机场送她。她只拎着一个塞有替换衣服的寒伧的旅行包，从外表看去，觉得她与其说去北非，莫如说是回北非。

“真的返回日本？”我开玩笑问道。

“当然返回呀！”她说。

三个月后她返回日本，比走时还瘦了三公斤，晒得黑漆漆的，并领回一个新恋人，说两人是在阿尔及尔一家餐馆相识的。阿尔及利亚日本人不多，两人很快亲密起来，不久成了恋人。据我所知，此人是她第一个较为正规的恋人。

他二十七八岁，高个子，衣着得体，说话斯斯文文。表情虽不够丰富，但长相基本算是漂亮的那类，给人的感觉也不坏。手大，手指很长。

之所以了解得这么详细，是因为我去机场接两人来着。突然有电报从贝鲁特打来，上面只有日期和飞机航班，意思像是要我接机。飞机一落地——其实由于天气不好飞机误点四小时之久，我在咖啡屋看了四本周刊——两人便手挽手从舱门走出，俨然一对和和美美的小夫妻。她将男方介绍给我，我们几乎条件反射地握手。一如在外国长期生活之人，他握得很有力。之后我们走进餐馆，她说她横竖得吃盖浇饭，我和他喝啤酒。

他说他在搞贸易，什么贸易却没说。至于是不大喜欢谈自己的工作，还是怕谈起来只能使我无聊故而客气不谈，情由我不得而知。不过老实说，对于贸易我也不是很想听，就没特意打听。由于没什么好谈的，他讲起了贝鲁特的治安情况和突尼斯的上水道，看来他对从北非到中东的局势相当熟悉。

吃罢盖浇饭，她大大打个哈欠，说困了，样子简直像当场就能睡着似的。忘说了，她的毛病就是不管什么场所都犯困。他提出用出租车送我回家，我说电车快，自己坐电车回去好了。搞不清自己是为什么特意来的机场。

“能见到你真高兴。”他怀有歉意似的对我说。

“幸会幸会。”我答道。

其后同他见了几次。每当我在哪里同她邂逅相遇，旁边肯定有他。我和她约会，他甚至开车把她送到约会地点。他开一辆通体闪光的银色德国跑车，对车我几乎一无所知，具体无法介绍，只觉得很像费德里科·费里尼黑白电影中的车，不是普通工薪人员所能拥有的。

“肯定钱多得不得了。”一次我试探她。

“是的。”她不大感兴趣似的说，“肯定是的。”

“搞贸易能赚那么多？”

“搞贸易？”

“他那么说的，说是搞贸易的。”

“那么就是那样的吧。不过……我可不太清楚的。因为看上去他也不像怎么做事的样子，总是见人，打电话。”

这简直成了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我想。做什么不知道，反正就是有钱，谜一样的小伙子。

*

十月间一个周日下午，她打来电话。妻一清早就去亲戚家了，只我自己在家。那是个天气晴好的惬意的周日，我边看院里的樟树边吃苹果。仅那一天我就吃了七个苹果。我不时有这种情况，想吃苹果想得发疯，也许是一种什么预兆。

“就在离你家不远的地方，两个人马上去你那里玩好么？”她说。

“两个人？”我反问。

“我和他呀。”

“可以，当然可以。”我回答。

“那好，三十分钟后到。”言毕，她挂断电话。

我在沙发上发了一会呆，然后去浴室冲淋浴刮胡子，擦干身体，同时抠了抠耳朵。也想过是不是该拾掇一下房间，终归还是作罢。因为统统拾掇妥当时间不够用，而若不能统统拾掇妥当就莫如干脆不动为好。房间里，书籍杂志信件唱片铅笔毛衣到处扔得乱七八糟，但并不觉得怎么不干净。刚结束了一件工作，没心思做什么。我坐在沙发上，又看着樟树吃了个苹果。

两点多时两人来了。房子前传来跑车的刹车声，出门一看，见那辆有印象的银色跑车停在路上，她从车窗里探出脸招手。我把车领到后院停车位那里。

“来了。”她笑吟吟地说。她穿一件薄得足以清楚勾勒出乳头形状的短衫，下面一条橄榄绿超短裙。

他穿一件藏青色西装夹克，觉得与以前见面时印象多少有所不同——至少是因为他长出了两天左右的胡须。虽说没刮胡须，但在他全然没有邋遢感，不过阴翳约略变浓一点罢了。下了车，他马上摘下太阳镜，塞进胸袋。

“在您休息时突然打扰，实在抱歉。”他说。

“哪里，无所谓。每天都算休息，再说正一个人闲得无聊呢。”我应道。

“饭食带来了。”说着，他从车座后面拿出一个大白纸袋。

“饭食？”

“也没什么东西，只是觉得星期天突然来访，还是带点吃的合适。”他说。

“那太谢谢了。从早上起就光吃苹果。”

进了门，我们把食物摊在桌子上。东西相当可观：烤牛肉三明治、色拉、烟熏三文鱼、蓝莓冰淇淋，而且量也足够。她把东西移往盘子的时间里，我从冰箱里取出白葡萄酒，拔出软塞。俨然小型宴会。

“好了。好吧，肚子饿坏了。”依旧饥肠辘辘的她说。

我们嚼三明治，吃色拉，抓烟熏三文鱼。葡萄酒喝光后，又从冰箱里拿啤酒来喝。我家的冰箱唯独啤酒总是塞得满满的。一个朋友开一家小公司，应酬用的啤酒券剩下来就低价分给我。

他怎么喝脸都毫不改色，我也算是相当能喝啤酒的。她也陪着喝了几罐。结果不到一小时二十四个空啤酒罐就摆满了桌面。喝得相当可以。她从唱片架上挑出几张唱片，放在自动转换唱片的唱机上。迈尔斯·戴维斯（Miles Davis）的《空气精灵》（Airegin）传到耳畔。

“自动转换唱片的唱机——你还真有近来少见的东西。”他说。

我解释说自己是自动换片唱机迷，告诉他物色好的这类唱机相当不易。他彬彬有礼地听着，边听边附和。

谈了一会唱机后，他沉默片刻，然后说：“有大麻叶，不吸点儿？”

我有点犹豫。因为一个月前我刚戒烟，正是微妙时期，我不清楚这时吸印度大麻对戒烟有怎样的作用，但终归还是决定吸了。他从纸袋底部掏出包在锡纸里的黑烟叶，放在卷烟纸上迅速卷起，边角那儿用舌头舔了舔，随即用打火机点燃，深深吸几口确认火已点好后转给我。印度大麻质量实在是好。好半天我们一声不响，一人一口轮流吸着。迈尔斯·戴维斯终了，换上约翰·施特劳斯的圆舞曲集。搭配莫名其妙，不过不坏。

吸罢一支，她说困了。原本睡眠不足，又喝了三罐啤酒吸了大麻的缘故，她确实说困就困。我把她领上二楼，让她在床上躺下。她说想借T恤，我把T恤递给她。她三两下脱去衣服只剩内衣，从头顶一下子套进T恤躺下。我问冷不冷时，她已经“咝咝”睡了过去。我摇头下楼。

客厅里，她的恋人已卷好第二支大麻。小子真是厉害。说起来我也很想钻到她旁边猛猛睡上一觉，却又不能。我们吸第二支大麻，约翰·施特劳斯的圆舞曲仍在继续。不知为何，我竟想起小学文艺汇演时的戏剧来。我演的是手套店里的老伯，小狐狸来店找老伯买手套，但小狐狸带来的钱不够。

“那可不够买手套噢。”我说。角色有点不地道。

“可我妈妈冷得不得了，都红红的冻裂了。求求您了。”小狐狸说。

“不成，不行啊，攒够钱再来。那样……”

“……时常烧仓房。”他说。

“对不起？”我正有点心不在焉，以为自己听错了。

“时常烧仓房。”他重复道。

我看着他。他用指尖摩挲着打火机的花纹，尔后将大麻狠狠吸入肺里憋十秒钟，再徐徐吐出。烟圈宛如ectoplasm[2]从他口中飘散出来。他把大麻转递给我。

“东西很不错吧？”他问。

我点点头。

“从印度带来的，只选特别好的。吸这玩意儿，会莫名其妙地想起好些事来，而且都是光和气味方面的。记忆的质……”说到这里，他悠悠地停了一会，寻找确切字眼似的轻打了几个响指，“好像整个变了。你不这么认为？”

“那么认为。”我说。我也恰好想起文艺汇演时舞台的嘈杂和做背景用的厚纸板上涂的颜料味儿。

“想听你讲讲仓房。”我说。

他看了我一眼，脸上依然是没有堪称表情的表情。

“可以讲么？”他问。

“当然。”

“其实很简单。浇上汽油，扔上擦燃的火柴，看它忽地起火——这就完事了。烧完十五分钟都花不上。”

“那么，”我竟就此缄口。下一个词找不好。“干嘛烧仓房呢？”

“反常？”

“不明白。你烧仓房，我不烧仓房，可以说这里有显而易见的差别。作为我，较之是否反常，更想弄清这差别是怎么个东西。再说，仓房是你先说出口的。”

“是啊，”他说，“的确如你所说。对了，可有拉维·香卡（Ravi Shankar）的唱片？”

没有，我说。

他愣了一会。其意识仿佛拉不断扯不开的橡皮泥。抑或拉不断扯不开是我的意识也未可知。

“大约两个月烧一处仓房。”他说，继而打个响指，“我觉得这个进度最合适不过。当然我指的是对我来说。”

我不置可否地点下头。进度？

“烧自家仓房不成？”我问。

他以费解的眼神看着我的脸。“我何苦非烧自家仓房不可呢？你为什么以为我会有几处仓房？”

“那么就是说，”我说，“是烧别人的仓房喽？”

“是的，”他应道，“当然是的，别人的仓房。所以一句话，这是犯罪行为。如你我在这里吸大麻，同属犯罪行为。”

我臂肘拄在椅子扶手上不作声。

“就是说，我是擅自放火烧别人所有的仓房。当然选择不至发展成严重火灾的来烧，毕竟我并非存心捅出一场火灾。作为我，仅仅是想烧仓房。”

我点下头，碾死吸短的大麻。“可一旦给逮住就是问题哟。到底是放火，弄不好可能吃官司的。”

“哪里逮得住！”他很自若地说，“泼上汽油，擦燃火柴，转身就跑，从远处用望远镜慢慢观赏。根本逮不住。何况烧的不过是小得不成样子的仓房，警察不会那么轻易出动。”

其言或许不差，我想。再说，任何人都不至于想到如此衣冠楚楚的开外国车的小伙子会到处烧人家的仓房。

“这事她可知道？”我指着二楼问。

“一无所知。说实话，这事除了你，没对任何人讲过。毕竟不是可以对谁都讲的那类事。”

“为什么讲给我听呢？”

他笔直地伸出左手指蹭了蹭自己的脸颊，发出长出的胡须沙沙作响那种干涩的声音，如小虫子爬在绷得紧紧的薄纸片上。“你是写小说的，可能对人的行动模式之类怀有兴趣，我想。我还猜想小说家那种人在对某一事物做出判断之前能够先原封不动地加以赏玩。如果赏玩措词不合适，说全盘接受也未尝不可。所以讲给你听。也很想讲的，作为我。”

我点点头。但坦率地说，我还真不晓得如何算是全盘接受。

“这么说也许奇怪，”他在我面前摊开双手，又慢慢合在一起，“我觉得世上好像有很多很多仓房，都在等我点火去烧。海边孤零零的仓房，田地中间的仓房……反正各种各样的仓房。只消十五分钟就烧得一干二净，简直像压根儿不存在那玩意儿。谁都不伤心。只是——消失而已，忽地。”

“但仓房是不是已没用，该由你判断吧？”

“我不做什么判断。那东西等人去烧，我只是接受下来罢了。明白？仅仅是接受那里存在的东西，和下雨一样。下雨，河水上涨，有什么被冲跑——雨难道做什么判断？跟你说，我并非专门想干有违道德的事，我也是拥护道德规范的，那对人的存在乃是非常重要的力量。没有道德规范，人就无法存在，而我觉得所谓道德规范，恐怕指的是同时存在的一种均衡。”

“同时存在？”

“就是说，我在这里，又在那里。我在东京，同时又在突尼斯。予以谴责的是我，加以宽恕的是我。打比方就是这样，就是有这么一种均衡。如果没有这种均衡，我想我们就没办法生存下去。这也就像是一个金属卡似的，没有它我们就会散架，彻底七零八落，正因为有它，我们的同时存在才成为可能。”

“那就是说，你烧仓房属于符合道德规范的行为啰？”

“准确说来不然，而是维护道德规范的行为。不过，道德规范最好还是忘掉，在这里它不是本质性的。我想说的是：世界上有许许多多那样的仓房。我有我的仓房，你有你的仓房，不骗你。世界上大致所有地方我都去了，所有事都经历了，好几次差点儿没命，非我自吹自擂。不过算了，不说了。平时我不怎么开口，可一喝酒就喋喋不休。”

我们像要驱暑降温似的，就那样一动不动沉默良久。我不知说什么好，感觉上就好像坐在列车上观望窗外连连出现又连连消失的奇妙风景。身体松弛，把握不准细部动作，但可以作为观念真切地感觉出我身体的存在。的确未尝不可以称之为同时存在。一个我在思考，一个我在凝视思考的我。时间极为精确地刻录着多重节奏。

“喝啤酒？”稍顷，我问。

“谢谢，那就不客气了。”

我从厨房拿来四罐啤酒，卡蒙贝尔奶酪（Camembert Cheese）也一起拿来。我们各喝两罐啤酒，吃着干酪。

“上次烧仓房是什么时候？”我试着问。

“这个嘛，”他轻轻握着空啤酒罐略一沉吟，“夏天，八月末。”

“下次什么时候烧呢？”

“不知道，又不是排了日程表往月历上做记号等着。心血来潮就去烧。”

“可并不是想烧的时候就正好有合适的仓房吧？”

“那当然。”他沉静地说，“所以，要事先选好适合烧的才行。”

“做库存记录喽？”

“是那么回事。”

“再问一点好么？”

“请。”

“下次烧的仓房已经定了？”

他眉间聚起皱纹，然后鼻孔“咝”一声深吸一口气。“是啊，已经定了。”

我再没说什么，一小口一小口地啜着剩下的啤酒。

“那仓房好得很，好久没碰上那么值得烧的仓房了。其实今天也是来做事先调查的。”

“那就是说离这儿不远喽？”

“就在附近。”他说。

于是仓房谈到此为止。

五点，他叫起恋人，就突然来访表示歉意。虽然啤酒喝得相当够量，脸色却丝毫没变。他从后院开出跑车。

“仓房的事当心点！”分手时我说。

“是啊。”他说，“反正就这附近。”

“仓房？什么仓房？”她问。

“男人间的话。”他说。

“得得。”她道。

随即两人消失。

我返回客厅，倒在沙发上。茶几上所有东西都零乱不堪。我拾起掉地的粗呢外套（Duffel Coat），蒙在头上沉沉睡了过去。

醒来时房间一片漆黑。

七点。

蓝幽幽的夜色和大麻呛人的烟味壅蔽着房间。夜色黑得很不均匀，不均匀得出奇。我倒在沙发上不动，试图接着回想文艺汇演时的那场戏，却已记不真切。小狐狸莫非把手套弄到手了？

我从沙发上站起身，开窗调换房间里的空气，之后去厨房煮咖啡喝了。

*

翌日，我去书店买了一本我所在街区的地图回来。两万分之一的白色地图，连小道都标在上面。我手拿地图在我家周围一带绕来转去，用铅笔往有仓房的位置打×。三天走了方圆四公里，无一遗漏。我家位于郊区，四周还有很多农舍，所以仓房也不在少数：一共十六处。

他要烧的仓房必是其中一处。根据他说“就在附近”时的语气，我坚信不至于离我家远出多少。

我对十六处仓房的现状仔细查看了一遍。首先把离住宅太近或紧挨塑料棚的除外，其次把里边堆放农具以至农药等物，尚可充分利用的也去掉，因我想他绝不至于烧什么农具农药。

结果只剩五处，五处该烧的仓房，或者说五处烧也无妨的仓房——十五分钟即可烧垮且烧垮也无人为之遗憾的仓房。至于他要烧其中哪一处我则难以确定，因为再往下只是喜好问题，但作为我仍极想知道五处之中他选何处。

我摊开地图，留下五处仓房，其余的把×号擦掉。准备好直角规、曲线规和分线规，出门绕着五处仓房转了一圈，设定折身回家的最短路线。道路爬坡沿河，曲曲弯弯，因此这项作业颇费工夫。最后测定路线距离为七点二公里。反复测量了几次，可以说几乎没有误差。

翌晨六时，我穿上运动服，登上慢跑鞋，沿此路线跑去。反正每天早晨都跑六公里，增加一公里也没什么痛苦。风景不坏。虽说途中有两个铁路道口，但很少停下等车。

出门首先绕着附近的大学操场兜了一圈，接着沿河边没人走动的土路跑三公里。途中遇到第一处仓房。然后穿过树林，爬徐缓的坡路。又遇到一处仓房。稍往前有一座赛马用的马厩，马看见火也许多少会嘶闹，但如此而已，别无实际损害。

第三处仓房和第四处仓房酷似又老又丑的双胞胎，相距也不过二百米，哪个都那么陈旧那么污秽，甚至叫人觉得要烧索性一起烧掉算了。

最后一处仓房在铁道口旁边，位于六公里处，已完全弃置不用，朝铁路那边钉着一块百事可乐白铁皮招牌。建筑物——我不知能否称其为建筑物——几乎已开始解体。的确如他所说，看上去果真像在静等谁来点上一把火。

我在最后一处仓房前稍站一会，做了几次深呼吸，之后穿过铁道口回家。跑步所需时间为三十一分三十秒。跑完冲淋浴吃早餐，吃完歪在沙发听一张唱片，听完开始工作。

一个月时间里每天早上我都跑这同一路线。然而仓房没烧。

我不时掠过一念：他会不会叫我烧仓房呢？就是说，他往我脑袋里输入烧仓房这一图像，之后像给自行车胎打气一样使之迅速膨胀。不错，有时我的确心想，与其静等他烧，莫如自己擦火柴烧干净来得痛快，毕竟只是个破破烂烂的小仓房。

但这恐怕还是我想过头了。作为实际问题，我并没有烧什么仓房。无论我脑袋里火烧仓房的图像如何扩张，我都不是实际给仓房放火那一类型的人。烧仓房的不是我，是他。也可能他换了该烧的仓房，或者过于繁忙而找不出烧仓房时间亦未可知。她那边也杳无音信。

十二月来临，秋天完结，早晨的空气开始砭人肌肤了。仓房依然故我。白色的霜落在仓房顶上。冬季的鸟们在冰冷的树林里“啪啦啪啦”传出很大的振翅声。世界照旧运转不休。

*

再次见到他，已是去年的十二月中旬了。圣诞节前夕，到处都在放圣诞歌曲。我上街给各种各样的人买各种各样的圣诞礼物。走在乃木坂一带时发现了他的车，无疑是他那辆银色跑车，品川编号，左车头灯旁边有道轻伤。车停在一家咖啡馆停车场内。当然车没有以前见到时那么神气活现闪闪发光，也许我神经过敏，银色看上去多少有些黯然。不过很可能是我的错觉，我有一种把自己记忆篡改得于己有利的倾向。我果断地走入咖啡馆。

咖啡馆里黑麻麻的，一股浓郁的咖啡味儿。几乎听不到人语，巴洛克音乐在静静流淌。我很快找到了他。他一个人靠窗边坐着，正在喝欧蕾咖啡（Cafe Au Lait）。尽管房间热得足以使眼镜完全变白，但他仍身穿开司米大衣，围巾也没解下。

我略一迟疑，决定还是打招呼。但没有说在外面发现他的车——无论如何我是偶然进入这家咖啡馆，偶然见到他的。

“坐坐可以？”我问。

“当然。请。”他说。

随后我们不咸不淡地聊起了闲话。聊不起来。原本就没什么共同话题，加之他好像在考虑别的什么。虽说如此，又不像对我和他同坐觉得不便。他提起突尼斯的港口，讲在那里如何捉虾。不是出于应酬地讲，讲得蛮认真。然而话如细涓渗入沙地倏然中止，再无下文。

他扬手叫来男侍应生，要了第二杯欧蕾咖啡。

“对了，仓房的事怎么样了？”我一咬牙问道。

他唇角沁出一丝笑意，“啊，你倒还记得。”说着，他从衣袋里掏出手帕，擦下嘴角又装回去，“当然烧了，烧得一干二净，一如讲定的那样。”

“就在我家附近？”

“是的，真就在附近。”

“什么时候？”

“上次去你家后大约十天。”

我告诉他自己把仓房位置标进地图，每天都在那前面转圈跑步。“所以不可能看漏。”我说。

“真够周密的。”他一副开心的样子，“周密，合乎逻辑，但肯定看漏了。那种情况是有的，由于过分接近而疏忽看漏。”

“不大明白。”

他重新打好领带，觑了眼表。“太近了。”他说，“可我这就得走了。这个下次再慢慢谈好么？对不起，让人等着呢。”

我没理由劝阻他。他站起身，把烟和打火机放进衣袋。

“对了，那以后可见到她了？”他问。

“没有，没见到。你呢？”

“也没见到。联系不上。宿舍房间里没有，电话打不通，哑剧班她也一直没去。”

“说不定一忽儿去了哪里，以前有过几次的。”

他双手插在衣袋里站着，定定地注视着桌面。“身无分文，又一个半月之久！在维持生存这方面她脑袋可是不太够用的哟！”他在衣袋里打了个响指。“我十分清楚，她的的确确身无分文，像样的朋友也没有。通讯录上倒是排得满满的，那只不过是人名罢了。那孩子没有靠得住的朋友，不过她信赖你来着。这不是什么社交辞令，我想你对她属于特殊存在。我都有点嫉妒，真的，以前我这人几乎没嫉妒过谁。”他轻叹口气，再次觑了眼表，“我得走了，在哪里再见面吧！”

我点下头，话竟未能顺利出口。总是这样，在这小子面前语句难以道出。

其后我给她打了好多次电话。因未付电话费，电话已被切断。我不由担心起来，便去宿舍找她。她房间的门关得严严的，直达邮件成捆插在信箱里。哪里也见不到管理人，连她是否仍住在这里都无从确认。我从手账上撕下一页，写了个留言条：“请跟我联系。”写下名字投进信箱。但没有联系。

第二次去那宿舍时，门上已挂了别的入住者的名牌，敲门也没人出来。管理人依然不见影子。

于是我放弃了努力。事情差不多过去一年了。

她消失了。

*

每天早上我仍在五处仓房前跑步。我家周围的仓房依然一个也没被烧掉，也没听说哪里仓房给烧了。又一个十二月转来，冬鸟从头顶掠过，我的年龄继续递增。

夜色昏黑中，我不时考虑将被烧毁的仓房。

注释

[1]Karl Adolf Eichmann（1906—1962），纳粹党卫军中校，作为二战中屠杀犹太人的主要罪犯，在阿根廷被以色列秘密警察逮捕，在耶路撒冷被判处死刑。

[2]意为“心灵体”，据说是灵媒在降神时释放出的一种物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