泣血的国会（三）
“东方古国从此亡矣。麦秀黍离之感，长蛇封豕之忧，不禁交集于心。”日本“联邦合并”朝鲜后，“势必席卷而西，踞吉奉以窥顺直”，摄政王载沣紧急召东三省总督锡良进京陛见，锡良进京后同侍读学士恽毓鼎秉烛夜谈，谈到朝鲜灭国与中国官场“文饰承平”之状，两人不禁“忧闷悲愤，不可言状”，“相向叹息，几至泪下[94]”。
朝鲜曾经是中国的藩属国，日本灭朝鲜，“东三省已无可设防，京师亦难安枕”。“当此唇亡齿寒之时，已无曲突徙薪之暇”，载沣召集军机大臣那桐、毓朗“密议对待之策”，军机大臣与各部参预政务王大臣连日召开联席会议商洽应对之策。载沣屡次告诫枢臣，“以后办理外交益须谨慎，内政尤宜极力整理”，尤其是“民心不可使之涣散”。事实上，满清执政集团高度紧张的真正原因是，朝鲜的灭国根源是预备立宪的失败。
李鸿章在春帆楼签下屈辱的《马关条约》时，朝鲜国王李熙“誓庙告天，宣言预备立宪”。朝鲜在预备立宪期间设责任内阁，“颁大诰十二条”，同光绪皇帝于1908年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相类，可是朝鲜的宪政改革“徒以无国会之故，监督机关不立，凡百新政，皆有名无实，利不及弊，坐是鱼烂，以底于亡”。1910年10月22日，资政院审议速开国会陈情案当天，请愿团提醒满清执政集团，朝鲜“殷鉴不远”。
朝鲜灭国犹如一根毒针，“自朝鲜灭亡后，我国人民罔不悚然警惕，而益冀国会之速开。今闻政府诸公亦有缩短国会期限之说，其亦鉴于朝鲜而蹙然动其救亡之意乎？果若是，则召集国会之期，其将不远矣。”资政院于1910年10月22日全体决议通过速开国会陈情案后，何时才算速开国会成了最大的悬念，立宪激进分子以朝鲜的灭国之祸警告执政集团，“朝廷迟一日立宪，中国早一日丧亡”。
10月25日，东三省总督锡良、湖广总督瑞澂、两广总督袁树勋、云贵总督李经羲、伊犁将军广福、察哈尔都统溥良、吉林巡抚陈昭常、黑龙江巡抚周树模、江苏巡抚程德全、安徽巡抚朱家宝、山东巡抚孙宝琦、山西巡抚丁宝铨、河南巡抚宝棻、新疆巡抚联魁、浙江巡抚增韫、江西巡抚冯汝骙、湖南巡抚杨文鼎、广西巡抚张鸣岐、贵州巡抚庞鸿书联衔电请军机处代奏，主张责任内阁与国会同时并进。
督抚将军们在联名电报中强调，宪政改革需要内阁与国会同步设立，“舍此则主脑不立，宪政别无着手之方；缺一则辅车无依，阁会均有踰辙之害”，因而恳请“立即组织内阁”和“明年开设国会”。锡良苦口婆心劝告载沣：“欲实行立宪，无贵贱上下，胥当受治于法律，先革其自私自利之心，若败坏纪纲，蔑弃公理，政治日弛，人心日漓，虽九年立宪，终为波斯、土耳其、越南、朝鲜之续，庸有幸乎！此宪法不可不实行也。”
湖广总督瑞澂进京陛见期间，摄政王载沣问策瑞澂。瑞澂从日俄联盟到日本吞并朝鲜威胁满洲龙兴之地，谈到“国内而政府，外而督抚，犹互相推诿敷衍”，提醒载沣“用人行政，急从根本上解决，以救时艰”。瑞澂给载沣献策，“宪政固宜急办，然当先择其切要者行之，不可但抄写外国宪法成文，徒滋扰乱，不求实际。且中国现在所以不亡者，只有民心不失可恃，欲固结民心，当速开国会。”
19位督抚、将军联名通电一出，国民欢腾。很快，立宪精英们发现满清的权贵大臣们内部分裂严重，天下总督之首的直隶、富甲天下的两江两大总督为南北洋两大领袖，他们拥有满清工商业改革的主导权，在政治、经济改革中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陕甘总督长庚同样没有出现在联名通电上，这位满洲正黄旗权贵平定过西藏暴乱，出任过伊犁将军，官至满清兵部尚书，现在节制西北各路兵马，扼守帝国西北大门，在军事上拥有相当的话语权。
“自改变新法以来，民气嚣然不靖。立宪之说一行，其势更剧。近则又有要求国会之说，起于上海，各省风靡。”宪政改革风潮日烈，两江总督张人俊深闭固拒，在给家人的书信中将宪政改革说成了乱世之源，无不心痛地叹息，“刺无可刺，非无可非。禁之不可，止之不能。祸恐不远[95]。”张人俊提醒摄政王载沣，既不能开国会，也不能设责任内阁，“操切急进，仆蹶堪虞”，“饬吏治，兴实业”乃当务之急。
面对各省督抚联名电奏速开国会，直隶总督陈夔龙与陕甘总督长庚的代表、陕西巡抚恩寿，进京秘密谒见庆亲王奕劻。奕劻迅速召集心腹朋党在府邸开小圈子会议，在讨论国会问题时，奕劻说：“看你大家的意思。”国会问题势必讨论新内阁，当在场者有提起总理大臣之时，奕劻突然脸色大变：“我已老了，什么新内阁？什么内阁总理大臣？我不明白如何做得。”陈夔龙、恩寿终于明白奕劻“希冀内阁总理大臣之职”，不急于召开国会。
满清政权已经是“吏残于上，民怨于下，譬犹厝火积薪，不可终日危亡之势”，身为天下总督之首的直隶总督陈夔龙，为了执行奕劻的意思，高调为自己的保守自得：“所可以自慰者，厥有三端，一不联络新学家，二不敷衍留学生，三不延纳假名士”，“不赞成并时之号为时髦督抚一流，争籍所谓新政以出风头者也[96]。”面对宪政改革大潮，陈夔龙不咸不淡地说，“立法未尝不善，奈一般急进派嫌其过迟，訾议政府有意延宕阻挠宪政”，他故作尊长般地担心立宪热潮“终日纷扰，举国若狂”。
长庚向摄政王发电报阻开国会内阁，说了一大堆“祖宗成法，万不可废”的陈词滥调。其下属恩寿是个典型的保守派，在江苏巡抚任上镇压爱国运动，事后海捕《苏报》撰稿人，制造国际轰动的《苏报》案。恩寿自然站到上司长庚一边，执行奕劻的政治之谋，对召开国会相当的消极。从北京回到西安巡抚衙门后，恩寿单独向载沣提议，“责任内阁尤急于开国会之先”，“若阁会并举，窃虞缓急无方，先后失序。”
10月26日，吉林巡抚陈昭常读到直隶总督陈夔龙“欲先立内阁，缓开国会”的电奏后立即通电各省督抚，对陈夔龙的言论批驳的体无完肤。陈昭常希望云贵总督李经羲主笔，各省督抚再次联名电奏摄政王，坚持“国会一日不开，内阁仍一日不固”，对资政院预备国会已经议决的速开国会陈请案“不必缓期”，速开国会。李经羲将陈昭常的电报内容“略加润色，急电枢府，请其抉择主持”。
李经羲电告东三省总督锡良，让锡良领衔“主稿联奏”。李经羲为首的地方督抚们希望扩大联名电奏阵营，他们邀约第一次没有联名的闽浙总督松寿、四川总督赵尔巽。当天，侍读学士恽毓鼎向摄政王载沣具驺，力挺联名督抚，建议开国会、设内阁并举，“内阁制成，则合全国政事于一阁而共为谋”，“事有统属，责有攸归”。
当天，资政院预备国会的议员们听闻陈夔龙他们的言论后相当的愤慨。汪荣宝议员第一个发言，他谴责顽固派的食古不化，现在全国上下“既然知道立宪政体可以救亡，何必一定要待到三五年之后”？“民心难得而易失，事机一去而不还，现在已经到了十分危险的时候，若从此赶紧设立，还可以巩固国家的大局，不然就有难言之隐。”汪荣宝提议资政院议长溥伦，“务求皇上毅然独断，把上下议院提前设立。”
现在各省谘议局、各省人民代表、各华侨代表对速开国会热诚都感动了洋人，在资政院预备国会现场旁听的“外国人因议决请求速开国会当时之，或拍掌或摘帽欢忻”，李榘议员希望能在皇上及摄政王前可以进言的溥伦议长将民众对宪政之热诚上达天听。于邦华议员提出现在全国一动一静皆在皇上，一旦皇帝答应速开国会，民众对朝廷“更加亲密”，“民心为之一振”，从此朝廷同民众的“隔阂之病”可消除。议员们希望“朝廷以民心为心”，速开国会方为“国家万年无疆之基”。
资政院的议员们激情四溢地热议速开国会之时，御史胡思敬在一“巨公授意”下，正在撰写一份长篇报告，提出三策：上策为取消九年预备立宪清单，停办新政，明谕申饬不得请开国会；中策为停办新政，徇资政院之请明年九月召集国会，两年后国会无弊再设内阁，如无补于国计民生则遣散闭会；下策为改正筹备立宪清单，缩短立宪期限约二三年，以塞资政院之口。10月27日，向摄政王递交反对开国会的报告，斥责“立宪为倒行逆施之道”。
10月28日，资政院正、副议长溥伦、沈家本将资政院预备国会决议速开国会陈请案向摄政王载沣具奏，提出“提前设立上下议院”的主张，强调“宪政必有国会与责任内阁，责任内阁是宪政的根本，国会又是根本的根本”。载沣问溥伦：“情势如此，期限不能不缩，然则一年可乎？”溥伦摇摇头说：“不可。”载沣又问：“二年可乎？”溥伦还是摇摇头：“不可，大抵至少之非缩短三年，不足以餍天下之望。”载沣听了溥伦缩短三年之说后“默然”。
载沣问策溥伦之前，皇族内部的权力之争已经白热化。毓朗、溥伦为首的皇室亲贵主张“裁撤旧军机，速设责任内阁”，奕劻面对以载沣三兄弟为首迅速崛起的皇族少壮派相当的担忧，在角逐新的内阁总理大臣职位时，自己未必是皇族少壮派的对手。当时军机处中奕劻、那桐、徐世昌均为袁世凯的政治盟友，毓朗是摄政王楔入军机处的一枚钉子，奕劻为了保住军机处和政务处的权力，提出在保持两大机构的前提下设立责任内阁。毓朗坚决反对奕劻的权力构架设计，“国是要题不可私断，既有责任内阁，即不能再有多数同一性质之衙门。”
10月30日，军机大臣与政务处大臣召开联席会议，首席军机大臣奕劻主持会议。会议一开始就将资政院请开国会原奏及直隶总督陈夔龙等电奏稿发给参会的亲贵大臣们参阅，摄政王载沣期翼联席会议拿出一个设内阁、开国会的决议，没想到亲贵大臣们“彼此研究良久，大抵语多骑墙，无一决断之词”。军机大臣毓朗提议，“若不稍微缩短年限，难餍众望；若迳予允许，又恐民气愈张。”奕劻突然冒出一句话：“人民程度太浅，速开恐致召乱。”
毓朗同奕劻在军机处的关系相当的紧张，“每次奏对彼此意见相反之处甚多”。有载沣三兄弟撑腰的毓朗甚至欲干预政务处事务，奕劻时常恼怒。为了保住军机处对抗皇族少壮派，奕劻自然要阻挠速开国会。毓朗态度决绝：“国会不开，一切新政决办不下去。”两人“争论甚为激烈”，军机大臣徐世昌“从中调停，始不欢而罢”。最后，毓朗提出，“拟为调停之计，改为宣统三年设立内阁，宣统五年召集国会。”
10月31日，军机大臣毓朗、那桐、徐世昌三人到资政院预备国会现场演说宪政改革的大政方针。毓朗第一个演讲，他赞扬资政院为“上下两议院之基础，为中国数千年未有之盛举”，希望资政院的会议要“揆诸时势”，在议决提案时面对“不得不量为变通者”，可“随时具奏”。毓朗鼓励议员们，“方今时艰日棘，正危急存亡之秋，无论如何为难，总当淬历精神，迅速前进，俾宪政早日观成。”毓朗深知宪政改革成功，“尚翼朝野一心，共图补救，上赞盛世维新之化，下慰薄海望治之心。”
易宗夔议员打断了毓朗的演讲问，希望军机大臣“当场宣示对国会之意见”。毓朗显得很尴尬，“国会的事情，朝廷亦深知最为重要，但是万几决于公论，方能筹策完全”，各省督抚及各省人民速开国会之电奏、陈请，“先后均经上达天听”，但是国会召开时间“须询谋佥同”，“方能定夺”。毓朗告知全体议员，摄政王已经下令，将资政院速开国会的报告“发交政务处公同阅看”，“不日开御前会议，妥商办法”。
于邦华议员情绪激动，不到一年时间，日俄同盟共侵满洲龙兴之地，日本吞并朝鲜有图谋京畿津要之野心，“现在各国对于中国，大有一日千里之势”，皆因“国会没有解决”。于邦华批驳那些“无识者”的“民气嚣张”之论，希望军机大臣看在“国家全体之生命”、“祖宗创业之艰难”、“皇上望治之殷勤”、“全国人民盼望国会之迫切”，竭力主持早日成全“速开国会”。于邦华深知资政院议员“不能办一切事”，面对国民“盼望之切”，议员“惟有对军机大臣叩头而已”。说完，于邦华“咚咚”地朝毓朗们磕头。
于邦华的举动立即引发议场骚动。罗杰议员在速开国会请愿团进京期间，曾经谒见毓朗，当时毓朗还是军谘处总理，尽管极力许可早开国会，可当时他在决策层毫无影响力。毓朗进入军机处后“公忠体国，海内钦仰”，罗杰希望毓朗“坚请即开”国会，“俾国家转危为安”。汪龙光议员觉得现在筹备国会清单中，军机大臣需要草宪法、选举法、议院法，由于满清宪政改革政治体制是君主立宪，所以三部法律数月内可订定，国会无多延缓一年之理由。
“观二十二省人民的代表请愿书，各省谘议局的请愿书，海外华侨的请愿书，都说得沉痛悲切，无不愿意早开国会。”许鼎霖议员激情四溢，“外国立宪都是由人民要求的，不知费多少笔墨多少唇舌甚至流血然后始能立宪”，满清的宪政改革是由慈禧太后、光绪皇帝特召颁行，现在“惟有革命党、哥老会、土匪不愿意开国会”。许鼎霖谴责那些反对者不过是“顽固党”，“无甚主张，被一种赃官污吏蛊惑，恐怕速开国会即难自私自利”。
许鼎霖将阻挠速开国会的顽固党同革命党、土匪等同。革命党鼓噪民众向腐败无能的政府宣战，一旦国会一开，政府置于国民监督之下，政府效率提高，腐败在阳光之下遁迹，革命党提出的革命主张再无市场。同样，那些赃官污吏在阳光的宪政政府之中，再无贪赃枉法的机会，他们与革命党、土匪一样担心失去自己生存的土壤。许鼎霖长叹一声，现在四万万国民都希望速开国会，“可惜此等顽固督抚未能亲到会场听大家讨论，苟能听至大家讨论，何至犯天下之大不韪！”
作为民选议员的许鼎霖拥有举人文凭，同立宪领袖张謇合办过公司，是张謇在宪政改革中的盟友。许鼎霖还担任过满清驻秘鲁领事，深谙国际外交之道，资政院议决速开国会陈请案的当天，许鼎霖到六国饭店摸底各国驻华公使、国际舆论对满清速开国会的反映。许鼎霖发现“外国人当晚即发电报六十七件”，皆说“以后同中国的交情应当愈密”，“到中国通商亦可以放心”，“因为有国会则有监督财政的机关，中国前途实有莫大之希望”。
议员们反复告诫军机大臣们，现在“中国之最可宝贵、最可凭恃者，惟此民气”，如果国民速开国会的请愿不准，“人民爱国之气，稍一冷淡，则中国真亡矣”。议员们“请军机大臣要利用现在之民气，赶速扶植之，以救我中国于不亡”。毓朗很遗憾地说，“今日本大臣以法人的资格到院，所以所说的话不能越法人资格的范围。”对于开国会的时间表，毓朗强调，“凡事都要决诸公论，始能面面周到，现在朝廷既未决定，本大臣所以不能宣布。”
毓朗一行离开资政院回到军机处，向首席军机大臣奕劻汇报资政院演说情况。毓朗报告说：“民气如此强盛，国会万不可不速开。”奕劻的政治盟友那桐、徐世昌只能随声附和，奕劻连称：“不错，不错。俟御前会议再说罢。”11月1日，负责预备立宪事宜的政务处王大臣再次召开联席会议，商讨国会期限事。宪政编查馆提出选举法的编制“决非仓猝所能蒇事”，1911年“恐赶办不及”。最终联席会议“因枢府有赞成宣统五年者”，“各部大臣亦多主此说，于是便议决宣统五年成立国会”。联席会议同时提出了先设立内阁的主张。
东三省总督锡良当天掌握了政务处王大臣的联席会议情报，会列各督抚衔连夜加急再次电请军机处代奏，批驳了“先立内阁，迟至宣统五年乃行召集国会”的主张，仍然坚持“内阁、国会同时并举”。锡良的联名电奏规模进一步扩大，闽浙总督松寿、四川总督赵尔巽争取到了速开国会阵营，在联名电奏上署名。陈夔龙则高调反击锡良的联名电奏，“国会与内阁双方并进，虽有辅车相依之势，然事有先后，必宜循序渐进，非可一蹴而成。”陈夔龙明确主张宣统三年设立责任内阁，宣统五年召开国会。
各省督抚同政务处王大臣联席会议的冲突令摄政王载沣手足无措，舆论哗然，“近日请速开国会之声浪如潮涌、如雷震，凡诸反对亦阳表同情，只暗中阻挠，如鼠居穴，进寸一惊，立即退尺。故连日政府秘密聚议，凡中立与反对者，悉曰从众。中有一二亲贵真表同情，则主立允民请，准于来年九月召集；而一班圆滑者，则曰办不及，酌定为宣统五年召集。监国本主急进一派，而老成人均云，来年召集，恐办不及，因此颇觉为难，亦无主意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