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子一号案（下）
“广西谘议局全体请辞即是解散。”会议一开始，议员易宗夔的话犹如一枚炸弹，广西谘议局全体请辞是来至巡抚的压力，按照广西谘议局请辞即解散的逻辑，一旦资政院的议员集体请辞，资政院就自动解散，革命党人就会借机攻击资政院只是皇帝专制的工具。副议长沈家本立即反驳易宗夔：“广西谘议局问题是议员辞职，非解散。”
易宗夔，湖南湘潭人，1898年在《湘报》上发表《中国宜以弱为强说》，主张“民权与君权两重”。时任湖广总督张之洞阅该文后，斥之为“匪人邪士，倡为乱阶”，咒之为“杂种[18]”。1904年，易宗夔留学东京法政学堂学习法政，与著名民主革命家宋教仁过从甚密。1909年当选为资政院议员，是资政院“三杰”之一的宪政改革激进派代表。
沈家本，浙江湖州人，历任副部级的刑部右侍郎、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在出任地方官期间，打过国际官司，在创办京师法学堂时研习中外法典，主持修订了民律、商律、刑事诉讼律、民事诉讼律多部大法，建议废止凌迟、枭首、戮尸、刺字等酷刑。沈家本堪称中国近代律法奠基人。现在作为资政院副议长的沈家本深知，议事程序是宪政的生命，议会的成立、解散事关大清宪政改革的成败。
“立法权在议院，庶政归于内阁。”广西谘议局作为资政院的省级议事机构，一旦因为议员的辞职而遭遇解散，势必会动摇资政院的根本。宣统皇帝圣旨紧急调整资政院一号议案，可以想象广西事件背后的复杂。广西巡抚张鸣岐在给北京的急电中说，“明知禁烟乃功令所在，展限为众谤所归，惟事关省市安危，不敢拘泥原案，务虚名而受实祸[19]。”张鸣岐同广西谘议局唱对台戏背后，一场更复杂的政商角力正在上演。
“禁期不展，市面必有危险”，鸦片商人在给张鸣岐的报告中措辞强硬，广西鸦片“运往他区销售，庄口不合，存货难销。且店铺一经关闭，往来账目不能周转，仍与市面无益”。更让张鸣岐紧张的是，“七省商店联名具禀佥称大宗货物以烟土为重，商务命脉全赖账目为流通，而普通账目少数归期为年底，烟土店一经歇业，则账项无着，必致摇动全体。”
广西鸦片商的报告令张鸣岐汗流浃背。1910年3月开始，上海爆发了橡胶股票风潮，曾经一度暴涨数倍的橡胶股票价格一落千丈，曾经豪赌橡胶股票的山西、江浙、两广，甚至西南钱庄，顿时出现流动性危机。上海股票危机的影响下，快速引发了全国性的经济危机。广西鸦片商的报告警告张鸣岐，一旦广西采取一刀切的禁烟政策，同鸦片贸易相关的钱庄票号将出现资金断裂的危险，广西将步上海股票危机后尘，出现严重的经济危机。
广西谘议局在给资政院禁烟大臣的电报中戳穿了鸦片商的底牌：“桂林烟土商因近日烟土价昂贵数倍，故意居奇，饰词朦禀张抚批准展期。”广西谘议局给在京桂系官员的信函中对鸦片商的狡诈相当不满，广西鸦片贩运之途在1909年6月就堵塞了，可是鸦片“绕道由湖南入境者尚络绎不绝”，鸦片价格“昂贵数倍于前，大利所在，人必趋之”，“故各烟土商不惜用全力以运动，希翼达其展限之目的，而牵动市面一说遂足以动道听矣”。
张鸣岐在给北京的报告中将鸦片商同其他商人混在一起，以可能导致经济危机来博得北京各个部门的支持。可是广西谘议局的议员们通过调查发现，“各绅士之意均不主张展期”，“如果允许展期，是全省之舆论不敌一二奸商之运动”，广西谘议局在给资政院的电报中痛心疾首地说，“似此禁烟之令任意反汗，各属必因而观望，于全省禁烟大受影响，且已公布之议案，亦可变更，恐将来议事全无效力，殊非朝廷设立谘议局之本意也。”
“寻常奏咨属于督抚命令，事件可任督抚变更。此案奏咨属于谘议局法律事件，自不得任督抚变更，若以督抚命令变更法律，则无论何等议案皆可以奏咨取消，朝廷又何必设谘议局？”广西谘议局在给北京的电报中谴责张鸣岐，张鸣岐在回答谘议局问题时“答文张皇过甚，皆为烟土商辩护”，“现只三数烟土商造谣恐吓，万一得志，则效尤众，而禁烟难行，事关禁烟前途及立法权限[20]”。
张鸣岐以经济危机来为禁烟展期辩护，广西谘议局以维护宪政之精神而反对。
广西谘议局在集体请辞之前，试图希望满清执政集团以维护宪政改革之名，约束一下广西巡抚张鸣岐，可是北京的执政者给广西谘议局回复说，“土药税为岁入大宗，明亦知禁售实行，自必失之巨款”，但是“惟大害终久必除，讵恋此止渴须臾之鸩酒？”北京方面模棱两可的回复令张鸣岐肆无忌惮，置议员反对不顾禁烟展期，广西谘议局的议员们只有长叹，“行政长官不顾舆论则无论何等议案皆可以己意取消之，岂立宪时代所宜？”
“今禁烟案不能照限施行，而护抚部院不负责任是谘议局议案之全无效力，广西实开其先例，异日见诸奏咨转恐波及于各省，不特谘议局权限从此丧失，即议院基础亦从此动摇，假立宪之名以行专制之实，其关系于宪政前途甚大。”广西谘议局全体议员在给资政院的辞职电报中相当无奈，“本局全体议员辞职实因禁烟议案实其效力，上无以负朝廷设立谘议局之盛心，下无以慰人民选举议员之本意，愧悚交并，迫而出此。”
禁烟乃国策，爱新觉罗家族的江山败在鸦片，张鸣岐明知禁烟会遭致骂名，却仍然不顾议员们的反对，为一二个狡诈的鸦片商反对谘议局的决定。更为要命的是，立宪是满清执政集团转型大势所趋，曾经为立宪改革几欲跳湖的慈禧太后在身前都接受宪政改革[21]，光绪皇帝身前通诏全国，大清帝国推行宪政改革，身为地方长官反对谘议局决议，是公然对抗中央改革，张鸣岐独断专行意欲何为？
张鸣岐出生农民家庭，以举人身份在两广总督府给岑春煊当幕僚，从总理两广营务，一步步爬到广西巡抚的高位。同谘议局的议员们争论禁烟问题时，张鸣岐向庆亲王奕劻行贿，正欲谋取两广总督之位。预备立宪期间，满清执政集团内部各派势力争夺地方督抚人事大权，在这个人事考察的敏感时期，一旦广西经济出现大乱，奕劻的对手们就会以张鸣岐执政能力问题进行攻击，张鸣岐的两广总督之位将成空。
广西谘议局集体请辞令满清执政集团相当的紧张，宪政改革之门一开，政治体制改革已经是开弓没有回头箭。以江苏省谘议局局长张謇为首的十四省谘议局代表，从1909年10月开始谋划赴京请愿速开国会，资政院召开预备国会期间，请愿团已经第三次赴京，立宪派批评满清执政集团，“筹备宪政之实之所以不举者，皆坐无国会而已[22]。”全国各地谘议局赴京请愿的议员们放出狠话，朝廷再拖延不开国会，“全体议员，同时解职”。甚至有请愿议员宣誓，如果朝廷“不得请，当斧锧死阙下”。
全国立宪派对满清执政集团寄予宪政改革厚望，没想到广西谘议局的议员们率先全体请辞了。广西谘议局在给资政院的电报中说，“电呈资政院”的同时，“通告各省谘议局”，“以供天下之研究，事关宪政，自有公论”。第三次请愿团进京之前，各省爆发了数千人规模以上的请愿，绅商学界各团体提出“不开国会，人民不承认新捐税”的口号，如果朝廷不给广西谘议局一个满意答复，满清执政集团将失去立宪改革派的支持。
第三次全国谘议局赴京请愿团进京之前，立宪派的意识领袖梁启超警告满清执政集团，“国民所以哀号迫切，再三吁诉者”，说明对朝廷的改革还抱有一线希望，执政集团别辜负了国民的期望，“全国人兵变与全国之民变比起于一二年之间，徒以现今之政治组织循而不改，不及三年，国必大乱，以至于亡。”对于拖延宪政改革，恐怕“宣统八年召集国会，为将来历史上必无之事也[23]”。
汹汹的宪政改革浪潮，满清执政集团担心重蹈里斯本的悲剧，自然不希望史书上没有“宣统八年”四个字。沈家本作为预备国会天子一号议案的主持人，相当清楚广西谘议局集体请辞的政治意义，一旦预备国会上将集体请辞定性为谘议局解散，第三次进京请愿的各省谘议局代表会对执政集团失去信心，到时候全国谘议局集体请辞，大清帝国的宪政改革将失败，激进的立宪派投身革命党将是国家的灾难。
一号议案令沈家本高度紧张，作为皇帝下了圣旨的紧急案，沈家本提议为了从速审查，先不要纠缠于事件性质，宜组建特别审查委员会，专门审查广西事件。按照规定，特别审查委员会一般为6名，但是广西谘议局集体请辞“关系于宪政前途[24]”，沈家本提议组建特别审查扩大委员会，规模宜用18人。沈家本指定了以宗室王公、外藩世爵、各部院衙门官、硕学通儒为主的18人为特别审查委员会委员。
广西事件特别审查委员会成立后，沈家本提议由秘书官向全体议员朗读一边广西谘议局电报。秘书官还没有开始朗读，议员们就议论开来，甚至建议取消冗长的朗读，中途有议员鼓掌，导致会场秩序混乱。载沣希望从速审议的广西事件毫无进展，有议员实在看不下去，站起来高声训斥：“如此秩序紊乱，殊不雅观，况外国人在议场参观，若无秩序，未免为外人所讪笑。”
会场的争吵没完没了，一直吵到下午四点十分，一直没发言的议员雷奋站起来说，“凡开会时，议长宣布之后，诸君可以发言，若未宣布以前，应宜静坐。”满清“第一次开办资政院，为天下观瞻所系”，沈家本一看场面已然失控，旁听的国际友人如果看猴戏一般，实在是尴尬之极，喧闹之中，沈家本无奈只有宣布广西事件于10月6日再议。
10月6日下午一点三十分，资政院预备国会议长溥伦亲自主持广西事件审议。溥伦开场说，广西事件摄政王需要给广西谘议局一个满意的答复“甚关紧要，”“请诸君详细斟酌[25]”。朝廷已经掌握情报，第三次进京请愿的代表将要在10月7日向摄政王递交请愿书，如果广西谘议局请辞事件不能处理妥当，还不知道请愿团将在摄政王府闹出什么动静。
“广西禁烟事小，而谘议局机关甚大，决议之件，南山可动，此议案自不可移。”满汉世爵议员李长禄第一个发言。李长禄之父曾是湘军名将，在湘军集团颇有人望，李长禄本人世袭子爵，曾经在广西出任候补知府，在广西呆了四五年，曾经在厘金局工作过，对广西政局十分熟悉。李长禄觉得广西巡抚张鸣岐在宪政改革的敏感关头，“何得舍大而谋小？”
张鸣岐曾经以鸦片税是广西财政大宗为由，希望北京方面批准禁烟展期，鸦片商作为财税贡献大户，以禁烟可能危机广西经济大局相威胁。李长禄给议员们揭开了另一个秘密，广西“所谓公款者，凡各厘金局所收入，皆存之于大商家生息”，官方的财政款项一样，每年的利息收入归于盈余项下，各局的办事员可以提二厘花红作为奖励。更为夸张的是，“平时官款以一纸空票存店[26]”，政府用钱时向各大商家挪取。
“近日该省官吏多饱私囊，凡遇举办各项新政，即以财政困难为名，甚至藉此放弃责任。”李长禄批评广西官场吏治已经坏到极点，现在朝廷明文禁烟，广西官员们“不得不谋对付之策”，“烟土一项，搜刮无遗”，在“一二商人运动”后，张鸣岐“宁敢上违禁烟，不甘坐失利薮”，遂将广西谘议局“议决公布之案倏尔变更”。李长禄义愤填膺，“功令昭垂，公议宣布，岂可任该抚一人意见败坏全局？”
两广总督之位的诱惑真的可以让张鸣岐对抗宪政改革之洪流？议员吴赐龄觉得张鸣岐冒天下之大不韪背后有更大的政治企图，因为“商家习惯账目尽于冬月收清，1909年账目已清，“何以今年有许多账目”？广西谘议局年初调查烟土商存货无几，可是张鸣岐电告北京“账目二百余万之多”。广西选出来的这位吴赐龄议员判断，张鸣岐给朝廷汇报说“牵动市面”四字“显系臆造”，“是以财政要挟中央，其毒辣手段即伏于奏陈”。
张鸣岐出生于山东农村，在两广总督岑春煊幕下期间，广西爆发会党起义，张鸣岐随岑春煊入桂平乱，至此开始一步步发迹。广西作为大清帝国经济最糟糕的一个省，在张鸣岐担任巡抚之前毫无工商业可言，张鸣岐在官场上自然毫无地位，在宪政改革中毫无话语权。张鸣岐在主政广西期间大型铁路、矿业等工业，还创办了广西银行。在广西地方改革过程中颇有政绩的张鸣岐决定为自己谋求更大的政治舞台。
庆亲王奕劻身为首席军机大臣，多年执掌总理衙门、外务部，同欧美各国驻华公使交好，在国内同北洋领袖袁世凯是政治盟友，奕劻曾在御前会议力陈宪政改革大义，最终慈禧太后采信奕劻的建议。奕劻是未来责任内阁首相的热门人选，只要得到奕劻的支持，在未来的宪政时代，一定可以谋得重要的政治地位。张鸣岐重金行贿奕劻，谋得两广总督之位，他在敏感的人事考察期只有稳住广西，才能坐上两广总督的高位。
张鸣岐向民政部禁烟大臣、度支部、资政院发电报，以地方税赋、经济稳定借口，希望北京的各级部门能够支持他禁烟展期的决定，甚至置广西谘议局决议不顾，他非常清楚宪政改革的现实，“盖宪法既立，在外各督抚，在内诸大臣，其权必不如往日之重，其利必不如往日之优[27]”。各地谘议局情愿不断，摄政王载沣拒绝提前召开国会背后，满清执政集团内部各派势力没有形成达成共识，在各派势力冲突不可调和期间，地方督抚只有做大自己，才能在未来的政坛谋得一席之地。
广西鸦片商的一纸警告，成了张鸣岐对抗中央的最好证据。当时上海的橡胶股票风波让摄政王焦头烂额，北京城13家钱庄同时宣布破产，摄政王载沣通过度支部下令从铁路局抽拨现银50万拯救京城的金融危机。50万两实在是太少了，杯水车薪，天津、江浙、广东等地的告急求助信函犹如雪花般飞向紫禁城。一旦激怒鸦片商，广西爆发经济危机，会党势力势必同革命党联手起义。
汹汹的国会请愿团犹如一个火药桶，一旦广西爆发起义，激进的立宪派同革命党联合是摄政王最不希望看到的。张鸣岐牢牢地抓住了对抗中央的经济、心理筹码，他万万没有想到谘议局那一帮耍嘴皮子的书生居然集体请辞，还通电全国谘议局。议员林炳章言辞激烈，“奉明诏督促禁烟，不啻三令五申”，广西鸦片商以维持市面“大题要挟”，政府岂能“以少数奸商压制多数代表之舆论”？
广西谘议局在给资政院的电报中感叹，原以为谘议局设立后地方行政可逐渐改良，没想到对于禁烟极重要的议案，“官厅竟徇三数烟土商之情，准其展期”，简直没有将宪政放在眼里。张鸣岐对抗谘议局的行为令舆论哗然，指责“张鸣岐之摧毁宪政”，“谘议局为一省立法之机关，则其权限自不能任行政官侵夺，虽所立之法为一省之单法，然既经公布即不能以行政官之命令而更改[28]。”
“夫宪法者，国家之根本法也，为君民所共守，自天子以至于庶人，皆当率循，不容逾越。”1908年，光绪皇帝颁布《钦定宪法大纲》时，非常明确地规定，“宪法一立，全国之人，皆受治于法，无有差别。”在《宪法大纲》序言特别对国家政体和君主权力做了限制：“君主立宪政体，君上有统治国家大权，凡立法，行政，司法皆归总揽，而以议院协赞立法，以政府辅弼行政，以法院遵律司法[29]。”
张鸣岐身为地方行政长官，公然对抗中央不惜摧毁宪政，令议员们忍无可忍。雷奋议员更向议长溥伦申请到议台发言，诘问张鸣岐“谘议局为何全体请辞”？资政院预备国会没有必要讨论广西禁烟事故，只认定张鸣岐在广西谘议局未进行第二次决议之前，遂公然自行对禁烟展期，是违背法律，侵夺了谘议局的权限。李长禄希望预备国会的议员们对张鸣岐公然藐视宪政进行公决，“以维国纪而顺舆情”。
1910年10月6日下午两点三十分左右，溥伦提及资政院预备国会议员对广西事件进行表决，三分之二以上议员赞成决议张鸣岐禁烟展期违法。6日下午三点三十分，资政院将表决结果向摄政王载沣汇报。载沣以宣统皇帝的名义向广西发出电令，勒令广西巡抚按照谘议局议决办法进行禁烟，广西谘议局迅速召集照章议事[30]。天子一号议案终以议员战胜地方行政长官，议会第一案以法律成功约束地方行政长官的权利。广西谘议局迅速给资政院回电：“阳电计达，现本局蒸日开会[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