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

1927年复活节前夕，一个温暖的春夜，纽约城里住在高楼大厦上的人们惊呆了：全新的雪莉荷兰酒店公寓（Sherry-Netherland）塔楼外的木质脚手架着火了，而消防员又无法把水送到那么高的地方去。

第五大道聚满了来围观的人群，这是近几年来纽约城最大的一场火灾。总高38层的雪莉荷兰酒店公寓是当时最高的住宅建筑，尚未拆卸的脚手架覆盖了最高处的15层塔楼，足够让楼顶燃起壮观的火焰。从远处看，大楼上颇有点像在打一场势均力敌的比赛。32千米之外仍能清晰地看到浓烟。快结束时场面更为戏剧化，脚手架燃烧的部分，大约有15米那么高，从150米高的地方落了下来，带着阵阵的火花噼啪作响地落在大街上，引得围观者发出惊叹的叫声，也为正在街上劳累的消防员们带来不少危险。燃烧的余烬落到邻近建筑物的屋顶，点燃了另外4座大厦。消防员将水管对准雪莉荷兰酒店公寓的楼顶喷射，但这多多少少是种象征性的姿态，因为水流最多能射三四层高。好在大楼尚未竣工，无人居住。

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人特别喜欢看大场面，到上午10点人群已经聚集到大约10万人，对一场自燃事件来说这真是场盛大的聚会。为了维持秩序，现场来了700名警察。按《纽约时报》的说法，一些有钱的围观者刚从晚上的狂欢活动里抽身，就到街对面的广场酒店订了房间，举办“即兴火灾舞会”。市长吉米·沃克（Jimmy Walker）也抽空来看了一眼，途经耷拉着消防软管的街面时给弄了一身泡沫。片刻后，一块3米长的木板落在他身边的路面上，他立刻接受了撤回的提议。火灾让雪莉荷兰酒店公寓的上半截遭受了大面积损失，但好在并未往下蔓延，大火在午夜时分熄灭了。

火焰和烟雾为克拉伦斯·钱伯林（Clarence Chamberlin）、伯特·阿科斯塔（Bert Acosta）带去了有趣的消遣。那天上午9点30分，两人从长岛罗斯福机场驾着一架小飞机起飞，在空中兜起了圈子。他们试图打破两年前两名法国飞行员创造的世界耐力飞行纪录。这一方面是国家荣誉问题——美国本是航空业的发源地，而今却无可救药地落在了欧洲小国后面；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证明飞机能在半空中待足够长的时间，完成真正的长途飞行。

钱伯林事后解释，这次演习的技巧是通过调节节流阀和燃料混合物，让飞机刚好能够飞起来，从而实现长途飞行。钱伯林说，这就叫靠着“饿不死也吃不饱的口粮”维持它。起飞之后第三天中午快到1点时，他和阿科斯塔终于降回地面，那时候燃油彻底消耗一空，他俩真正是靠着“空气”在飞。他们连续飞行了51小时11分25秒，比此前的纪录长了将近6小时。

他们面带笑容地从飞机里钻出来，向地面欢呼的大批群众致意。20世纪20年代人们对于任何事情都很喜欢凑热闹。两名凯旋的飞行员又累又僵，还非常口渴。原来在出发前地勤因太兴奋而分了心，给他们的水壶里装满了肥皂水，所以两人整整两天滴水未进。撇开这点不说，这次飞行大获成功——登上了4月15日耶稣受难节《纽约时报》上的长篇报道，标题横跨整页：

飞行员创造了51小时的飞行纪录

没有食物和水的日与夜

在疲惫中成功着陆，渴望飞往巴黎

这两位飞行员飞了6600千米，比从纽约到巴黎的直飞距离多800千米。同样惊人的是，他们设法携带了1420升的燃料（在当时看来，这对飞机而言是庞大的负荷）飞上了天，而且只借助了365米长的跑道就顺利升空。所有这一切都鼓舞了那些渴望飞越大西洋的人，而在1927年春天像钱伯林和阿科斯塔这样的人很多。

有点讽刺的是，有一件事让美国的航空业远远落后于欧洲诸强，但在其他诸多领域却让它遥遥领先了，这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年之前几乎从没人想过飞机可用于战争。法国空军仅有30多架飞机，这比全世界其他各国的空中力量加起来还要强。德国、英国、意大利、俄罗斯、日本和奥地利空军的飞机都不超过4架，美国只有2架。但随着战争的爆发，军事指挥官们迅速看到了飞机的价值——侦察敌军动向、指挥炮火，以及种种作战的新方向和新方式。

早些年里，机载炸弹往往就是装满了汽油或煤油的红酒瓶子，附带简单的雷管，也有少数的飞行员投掷手榴弹。还有一段时间，一些人投掷名为“箭弹”的特制飞镖，它能刺穿士兵的头盔，或者以其他方式给地面壕沟里的可怜人带去痛苦和惊恐。一如从前，只要涉及杀戮技术就迅速进步。到1918年，欧洲各国已经投掷了总计1吨重的航空炸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整个过程中，德国如雨点般抛下了100万枚炸弹，总重量约达27 000吨。那时候的炸弹爆炸位置很不精确——炸弹从3000米的高空落下，很难击中目标，甚至会相差800米。但不管炸弹落在什么地方，造成的心理影响都相当大。

超重的炸弹负荷要求飞机的机型更大，功率更大。反过来，这又刺激发展出更敏捷、更灵巧的战斗机，以便于为轰炸机提供护卫或进行攻击。这进一步带来了著名的空中混战，为新一代的航空进步奠定了基调。空战产生了对飞机近乎无止境的需求。4年里，4个主要作战国在空中舰队上花了10亿美元——这个数字非常惊人，几乎全是从美国借来的。一穷二白的法国用4年时间建立了完整的航空产业，雇用了近20万人，生产出近7万架飞机。英国制造了55 000架，德国制造了48 000架，意大利制造了20 000架——而就在几年前，俄亥俄州两兄弟开的一家自行车店就是整个世界的航空业。比较起来，这实在是长足的发展。

截至1914年全世界死于空难的人大概有100个，如今有数以千计的人死在飞机上。到1917年春天，英国飞行员的预期职业寿命为8天。短短4年里，总共有30 000~40 000名飞行员战死或受了重伤而丧失工作能力。就连战前的空中培训也并不比实际作战更安全，至少有15 000人是在飞行学校里发生事故丧命或受伤的。美国飞行员处在特别不利的地位。美国1917年4月才参战，此前没有任何一名美国军方官员见过战斗机，根本不知道如何进行指挥。探险家海勒姆·宾厄姆（Hiram Bingham）是马丘比丘的发现者，后来成为耶鲁大学的教授，他向军方毛遂自荐当培训师，军队给他授了中校军衔，让他负责整个培训计划，但这并不是因为他掌握着什么有用的经验，仅仅是因为他知道如何驾驶飞机。许多新飞行员的指导员也才刚刚学会开飞机。

美国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想在航空业里迎头赶上，但最终徒劳无功。国会拨款6亿美元想把空军建立起来，宾厄姆在回忆录里写道：“进入战争时空军只有两座小小的机场，48名军官，1330名士兵，225架飞机，但没有一架飞机适合飞越战线。经过1年半的努力，空军拥有了50座机场，20 500名军官，175 000名士兵和17 000架飞机。”遗憾的是，这17 000架飞机里几乎没有一架能飞到欧洲去，因为所有可用的飞机都需要用来运输部队。所以，美国飞行员抵达前线后大多驾驶的是从友军借来的、拼凑起来的飞机。基本上可以说，他们在没怎么接受过训练的条件下，开着二手飞机跟经验丰富得多的敌人展开了当时最为危险的战斗。但志愿飞行员从没缺过人手，以209千米的时速升至4千米的高空，翻滚着猛冲进搏命的空战，让许多飞行员感觉刺激得几近上瘾了。在此之前，人们几乎无法想象这种挑战是多么浪漫，多么富有魅力。飞行员是那个时代最英勇的人。

很快，战争就结束了，飞机和飞行员突然之间又毫无价值了。美国立刻取消了1亿美元的飞机订单，政府对飞行几乎丧失了兴趣。其他国家也同样下了狠手裁减空军规模。对还希望飞上天空的飞行员来说，可选的出路很少，形势严峻。许多人因为找不到更好的事情可做，只得参加商业化的活动。巴黎的老佛爷百货商店宣称，凡是有人能把飞机降落在自家大厦楼顶，就奖励25 000法郎——却完全没想过这事儿有多么愚蠢。这样的挑战再鲁莽不过了：楼顶只有27米长，四周还围着1米高的栏杆，着陆的难度和危险度都提升了好几级。但前空战王牌飞行员朱尔·韦德里纳（Jules V·drine）还是决定冒险一试。韦德里纳在屋顶安排了人手，等他飞到以后就让那人抓着机翼往下拉。小伙子们成功地阻止了飞机跃出楼顶跌入楼下歌剧院广场上成群结队看热闹的人群里，但代价是他们把飞机引到了百货商店电梯间的砖墙上。飞机摔成了碎片，韦德里纳从残骸里毫发无损地走了出来，仿佛一位变出了惊人戏法的魔术师。可惜没有谁能长久维持这样的好运气，3个月后他尝试从巴黎飞往罗马，相比而言，这次还是保守的尝试，但他却在事故中丧命。

韦德里纳死在法国的一座机场，尴尬地说明了有关飞机的真实情况：尽管速度和机动性有了大幅提升，但仍然非常危险，不适合长距离飞行。他坠机后不到一个月，美国海军便在一次演习中无意间向世人证明了飞行安全的重要性。海军在一次欠缺考虑的任务中派出三架柯蒂斯水上飞机，从纽芬兰途经亚速尔群岛前往葡萄牙。他们在沿线派驻了66艘船，一旦任何一架飞机碰到麻烦，都能提供协助。这或许说明了海军本来对该演习的信心就不大足。多亏事先有准备，一架飞机还没飞到纽芬兰就迫降在海面上，急需营救。另外两架飞机很快就掉进海里，只得被拖着前往亚速尔——还有一架中途沉没了。这次演习总共派出了三架飞机，最终只有一架到了葡萄牙，还花了11天。如果说这次演习是为了展示飞机还没准备好海上远程航行，那目的算是达到了。

一次性飞越大洋似乎是完全无法实现的宏大目标。在1919年夏天两名英国飞行员却完成了这一壮举，让包括飞行员在内的所有人都倍感惊讶。这两位勇士分别是约翰·阿尔科克（John Alcock）和亚瑟·布朗（Arthur Whitte Brown），他们本应更出名些才对。那次飞行是史上最大胆的一次冒险，只可惜现在已经被人们遗忘了。当时这件事其实也并不太引人瞩目。

26岁的阿尔科克负责驾驶飞机，23岁的布朗是领航员，两人都在曼彻斯特长大。布朗的父母是美国人，20世纪初西屋公司送布朗的父亲到英国建厂，他们全家也就留在了当地。虽说布朗从未在美国居住过，却说着一口美式英语，直到前不久才放弃了自己的美国国籍。他和阿尔科克几乎并不认识，此前总共才一起搭档飞了3次，却于1919年6月在纽芬兰岛上的圣约翰，一同挤进了维克斯维米型双翼飞机方方正正的迷你开放式座舱，一头扎进了大西洋那险恶的灰色天空中。[1]

也许再不会有飞行员敢驾驶不够坚固的飞机去冒险了。维克斯维米型飞机比装了发动机的箱式风筝强不到哪儿去。尽管又是雨又是冰雹又是大风雪的，但阿尔科克和布朗在极端恶劣的天气中却飞行了4个小时。闪电照亮了他们四周的云，大风吹得他们在空中猛烈地摇晃。一条排气管裂开了，火舌顺着飞机表面的蒙布“舔”了起来，发出了任谁都可以理解的警报。布朗不得不前后6次爬上机翼，徒手清理进气口结的冰。此外的大多数时间，他都在帮阿尔科克擦护目镜——因为阿尔科克紧握着操纵杆的手片刻也不能松开。在云雾里飞了数个小时，两人彻底失去了方向。有一刻，他们钻进一片晴空，惊讶地发现自己离海面不到18米，而且还是侧着飞的，机身跟水面保持垂直。靠着为数不多的导航方法，布朗发现不知何时他们弄错了方向，正在朝着加拿大往回飞。真的再也不会有比这更令人毛骨悚然、茫无头绪全靠感觉在坚持的飞行了。

在分不清东西南北地乱飞了16个小时以后，爱尔兰奇迹般地出现在他们视野之中，阿尔科克迫降在了一片沼泽地里。他们飞了3042千米，仅为纽约到巴黎距离的一半多一点，但仍然是一桩非凡的成就。他们毫发无损地从报废的飞机里挣扎出来，却没人为他们庆祝。因为他们从纽芬兰出发的消息延时了，爱尔兰没人等着他们到来，这就打消了一切的兴奋和期待感。最近的城镇是克利夫登，发电报的姑娘业务不怎么娴熟，只能勉勉强强地传出简短、模糊的消息，这也给他们增加了不少困扰。

阿尔科克和布朗设法回到了英国，获得了英雄般的欢迎——奖牌和国王的封爵，但他们很快就回到了从前平静的生活，世界彻底遗忘了他们。半年后，阿尔科克在法国出了飞行事故，他在迷雾中撞上一棵树丢了性命。布朗则再也不飞了。直到1927年，人们开始热切地期望飞越大西洋，可他们两人的名字已没人记得。

巧合的是，几乎跟阿尔科克和布朗完成这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飞行同一时期，纽约一位跟航空事业毫无关系的商人（他只是喜欢飞机而已）却提出了一个改变整个飞行界的计划，创办了后世称为“飞越大西洋大赛”（Great Atlantic Air Derby）的活动。这人名叫雷蒙德·奥泰格（Raymond Orteig），来自法国，是纽约的酒店大亨。受第一次世界大战飞行员事迹的启发，奥泰格设立了25 000美元的奖金，奖给未来5年第一个不间断完成纽约到巴黎（反着飞也行）飞行的人。这是一笔慷慨的邀约，但完全稳妥——因为它显然超越了当时任何飞机单次航行的最大里程。一如阿尔科克和布朗痛苦地证明，光飞上一半的距离就已经达到技术和好运的极限了。

当时没人接受奥泰格的挑战，但到1924年他旧事重提的时候，事情似乎有那么一丝有望实现的可能。风冷发动机的研发极大地提高了飞机的航行里程，也让飞机变得更加可靠。这也是美国对该时期航空技术所做的一大贡献。而且，市面上还有大把才华横溢却经常无处大展身手的航空工程师和设计师急于证明自己的能力。对许多人来说，拿下奥泰格的奖金不光是最合适的挑战，也是当前唯一的挑战。

第一个出面迎战的是了不起的法国飞行员勒内·丰克（Ren· Fonck），他的搭档是俄国流亡设计师伊戈尔·西科尔斯基（Igor Sikorsky）。没有谁比西科尔斯基更需要成功来证明自己了，他曾是欧洲的顶尖飞机设计师，但1917年俄国革命之后，他失去了一切，只身逃到了美国。1926年，时年37岁的他靠教俄国移民化学、物理课为生，有条件的时候也设计飞机。

西科尔斯基喜欢设备齐全的飞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他曾设计过一架模型机，自带洗手间和“散步台”，叫法真是高抬了这个小台子。而现在他为飞越大西洋设计的飞机是最为豪华的，它拥有皮革配件、沙发、椅子、厨房设施，甚至还有一张床，总之它能为4名机组人员提供种种舒适和优雅的生活环境。他的设想是，不光简简单单地飞越大西洋，还要有型有款地飞越它。西科尔斯基得到了一群投资人的资金支持，这伙人自称“阿尔戈英雄”[2]。

飞行员方面，他们选择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法国的王牌飞行员勒内·丰克。丰克击落了75架德国飞机——他自己则说超过120架，考虑到他是战争最后两年才开始飞行的，这样的成绩就更了不起了。战争刚开始的两年，他在法国挖战壕，好不容易说服了法国空军给他上航空学校的机会。丰克不光擅长击落敌机，更无比擅长躲避他人的伤害。在他参加的所有战斗中，丰克的飞机只被敌人的子弹击中过一次。遗憾的是，打空战所需的技能和勇气跟成功飞越茫茫海洋所需的不见得是一回事。

这时候，丰克表现出了对事前准备工作常识的欠缺。首先，他在飞机还没经过充分测试之前就要动身，这让西科尔斯基感到绝望。接下来，更糟糕的一点是，他明显给飞机加上了额外的负担。他填装了多余的燃料，多带了一套应急设备，两台收音机，备用衣服，给朋友和支持者们的礼物，外加大量的食物、饮料，包括葡萄酒和香槟。他甚至打包了抵达巴黎后准备在庆功活动上吃的淡水龟、火鸡和鸭子等，就好像法国供不起他们这些东西似的。飞机总共装了12吨东西，远远超过了设计负荷——也超过了它的能力极限。

9月20日传出消息，说两名法国少校皮埃尔،魏斯（Pierre Weiss）和一位叫沙勒（Challe）的上尉一次性地从巴黎飞到了波斯（现伊朗）的阿巴斯港，两地距离5200千米，几乎跟纽约到巴黎一样远。丰克为此兴高采烈，认为这表明了法国飞行员先天具有优越性，坚持立刻出发。

第二天一早，在众目睽睽之下“西科尔斯基号”被推到了起飞位置，三台银色的强力发动机转动起来。因为太匆忙了，甚至都没来得及给飞机起个新名字。但是几乎从一开始，它就在跑道上行动迟缓，看起来不太对劲。20世纪20年代的机场基本上就是一块空地，哪怕罗斯福机场也并不比大多数机场更好。飞机需要一条特别长的跑道，它必须翻过两条泥土路，而这两条路都没事先平整过，这痛苦地提醒人们此次活动准备得有多么轻率。随着“西科尔斯基号”在第二段跑道上加速腾起，起落架脱落了一部分，弄坏了左方向舵，解体的轮子弹了出去。即便如此丰克还是要强行起飞，他打开油门不断加速，差一点儿就飞上天了。只可惜还是不够快，飞机冲到跑道末端也没能离开地面，笨手笨脚地摔下了6米高的地基，从围观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

有好一会儿，围观的人群都呆若木鸡地站着——现场安静得能听见鸟叫，为即将发生的灾难带去了奇怪的凝重气氛。紧接着，可怕的事情发生了——10 800升的航空燃料发生了大爆炸，空气中腾起15米高的火球。丰克和领航员劳伦斯·柯廷（Lawrence Curtin）逃出了机舱，幸免于难。但另外两名机组人员活生生烧死在了座位上。这起事故震惊了整个飞行界，人们都吓坏了，但又病态地渴望见识更多奇迹。

西科尔斯基遭受了经济和情感上的双重打击。这架飞机的制造费已经花了10多万美元，但金主们只支付了极少部分费用。而现在飞机没了，他们拒绝付全款。西科尔斯基未来会找到一份设计直升机的新事业，但此时，他和丰克的飞机连同梦想都完蛋了。

就时机而言，其他想尝试飞越大西洋的飞行员也来不及了。在每一年中，飞机能够尽可能安全地从北大西洋上空掠过的时间只有短短几个月。人人都只能等到来年春天再说。

春天来了。美国有三支飞行队伍正在筹划，全都配有最出色的飞机、最老练的机组人员。光从飞机的名字“哥伦比亚号”、“美洲号”和“美国老兵号”，就知道民族自豪感有多重要。最初的领跑者是“哥伦比亚号”，这是一架单翼飞机，钱伯林和阿科斯塔刚在复活节前用它创造了耐力纪录。但这次里程碑式的飞行结束两天后，一架让人印象深刻的昂贵飞机就被推出了位于新泽西州哈斯布鲁克高地的厂房。它就是“美洲号”，配备有三台功率强劲的引擎，机内空间可搭乘4人。“美洲号”团队的领头人是37岁的海军中校理查德·伯德（Richard Byrd），他似乎是个生来就要当英雄的男人。伯德英俊倜傥，来自美国一个最古老、最杰出的家族，伯德家族自乔治·华盛顿时代起就一直是弗吉尼亚州的名门望族，伯德的弟弟哈里是弗吉尼亚州州长。在1927年，理查德·伯德作为冒险家声名远扬。前一年的春天，他和飞行员弗洛伊德·贝内特（Floyd Bennett）一起制造了一架飞机，并首次飞越北极（我们现在知道，其实很早就有人对此事提出了质疑）。

多亏了费城、纽约两地百货商店的老板罗德曼·沃纳梅克（Rodman Wanamaker），伯德这一回的远征在当时是资金最充足的，按照他们自己的说法，也是最爱国的。沃纳梅克掏了50万美元，还从其他富商手里筹集了更多资金，但数额不明。通过沃纳梅克，伯德控制了罗斯福机场的租赁权，这是纽约唯一一处有着足够长的跑道可供飞越大西洋的特制飞机起降的机场。没有伯德的许可，其他任何人都别想去争夺奥泰格的奖金。

沃纳梅克坚持机组人员应当全是美国人。这有点儿讽刺，因为飞机的设计师是安东尼·福克（Anthony Fokker），这个意志坚定、不容易对付的家伙是荷兰人，而且飞机本身也有一部分是在荷兰制造的。虽然少有人提及，但更糟糕的地方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福克在给德国人造飞机。他甚至接受了德国国籍。为了保证德国的空中优势，他发明了同步机枪，让子弹能从螺旋桨旋转着的叶片空隙飞出去。在此之前，所有的飞机制造商只能在螺旋桨上包裹装甲，指望打在叶片上的子弹不会往后弹。除此之外，唯一的办法是把机枪安在远离螺旋桨的地方，可这又意味着飞行员无法重新装弹或清除卡壳，这两种情况又都出现得很频繁。有一段时期，福克的机枪带给德国飞行员绝佳的优势，因他而死的协约国士兵恐怕比因其他任何人死得都多。可此刻，他却坚持说自己从来没真正支持过德国。“在这场争夺战中，我的国家始终保持中立，在一定意义上我也是这样。”他在自传《飞翔的荷兰人》[3]里这样写道。他从未解释过他所谓的保持中立是哪种意义上的中立，因为毫无疑问，他在任何意义上都绝不是中立的。

伯德一直都不喜欢福克，到1927年4月，两人的敌意彻底公开了。起飞当天晚上6点，福克和机组的三名成员——副驾驶员弗洛伊德·贝内特、导航员乔治·诺维尔（George Noville）及伯德本人，迫不及待地挤进了机舱。这轮首飞由福克驾驶。飞机平稳起飞，在空中表现完美，但当“美洲号”准备着陆的时候，在无法摆脱的重力作用下，很明显机头往前倾，鼻子先歪了下去。可问题在于，由于机身的中间部分塞着满满当当的大油箱，机舱前面的四个人没有办法撤到后边重新分配载重。

福克围着机场盘旋，琢磨自己接下来怎么办（或者这么说，他琢磨着自己这一回是真没办法了），并尽量小心翼翼地开始着陆。接下来到底发生了些什么，一时间变得极具争议性。伯德坚称福克放弃了驾驶，想尽一切办法保住自己的性命，而让其他人听天由命。福克极力否认这一点：“谁也没法从坠毁的飞机里跳出去。”“也许伯德太兴奋，幻想出了这一切。”福克在自传里痛苦地讽刺。残存的坠机影像记录短暂又模糊不清，它显示飞机迫降动作很粗野，鼻子先着地，接着又打了个滚儿，像小孩子翻跟头似的。福克和其他所有乘客一样，只能咬牙挺住，没有其他办法。

从纪录片中看飞机的损伤很小，但实际上情况非常糟糕。一片螺旋桨叶撕开了机舱，插进了贝内特的胸膛，他血流如注，严重受伤。诺维尔痛苦地想起了福克曾有两名手下死于火灾，掀开飞机上的覆盖层闯出了一条生路。伯德紧随其后，他对福克怒不可遏，据说他都没注意到自己的左胳膊断了，像树枝一样挂在肩膀上摇摇晃晃。而福克毫发无损，站在那儿朝伯德大吼，怪罪他使飞机超载毁了这次处女航。

这次事故在伯德的阵营引发了严重的积怨，让团队的计划拖延了好几周。贝内特被匆忙送去了哈肯萨克市的医院，此后10天都在死亡的边缘挣扎。考虑到生命安全，他再也没回团队。这架飞机几乎需要彻底重造——后来也的确做了大幅度调整，让载重分配得更合理。但就眼下看来，伯德的团队出局了。

这样就还剩下另外两支美国飞行队了，可惜命运对它们也并不垂青。4月24日，也就是伯德坠机8天后，钱伯林听人劝说，把飞机的所有者查尔斯·莱文（Charles A. Levine）9岁的女儿，还有布鲁克林商会一位官员的女儿带上了飞机，到长岛上空短暂地飞翔了一番。钱伯林的小乘客们享受到了一次远超预料的兴奋之旅，因为起飞过程中起落架断开了，机身后面只剩了一个轮子，也就是说钱伯林只能靠一个轮子着陆了。他近乎完美地完成了着陆，没有伤着自己，也没伤着乘客，但机翼撞到了地面，飞机受损了，“哥伦比亚号”的飞行计划也就大幅延后了。

现在，希望落到了弗吉尼亚州汉普顿路海军空军基地的两位备受欢迎的军官诺埃尔·戴维斯（Noel Davis）和斯坦顿·伍斯特（Stanton H. Wooster）身上。戴维斯和伍斯特都是聪明能干的飞行员，他们驾驶的是一架由宾夕法尼亚州布里斯托尔湾制造的“基斯通探路者号”（Keystone Pathfinder）飞机，簇新闪亮，靠3台莱特旋风系列发动机提供动力。可惜外界不知道的是，在快交货的时候飞机比预定计划超重了520千克。戴维斯和伍斯特驾驶飞机做了一连串试飞，每次都小心翼翼地增加载油量，还没出现什么问题。在4月26日，钱伯林紧急迫降两天后，他们安排了最后一轮的试飞。这一次，他们将以7.7吨重的满负荷条件起飞，比此前飞机的载重量要 多1/4。

来为他们加油打气的人里有戴维斯年轻的妻子，她怀里还抱着两个襁褓中的儿子。伍斯特的未婚妻也在场。这一次，飞机挣扎着升空了，可尽管来到了空中，飞行高度还没机场尽头的一排树高。伍斯特转了个急弯，飞机失控摔在地上解体了。戴维斯和伍斯特当场死亡。至少从眼下看来，美国人已跟竞争无缘了。

更糟糕的是，欧洲人的进展却相当不错。美国飞行员们把所有的心思投入陆上飞机中，意大利人却选择了另一条路。他们认为水上飞机才是未来的发展趋势。水上飞机有很多优势，比如不需要停机坪，因为它们可以停放在任何合适的水体之上。水上飞机可按“跳岛游”的方式横渡大洋，顺着河流深入丛林密布的大陆，停在沿岸没有起降空地的地方——都是传统飞机做不到的。

意大利飞行员弗朗切斯科·皮内多（Francesco de Pinedo）最出色地诠释了水上飞机的多功能性和实用性。皮内多是那不勒斯市一位律师的儿子，受过良好教育，本来正要走专业人士的道路，却无意中接触到飞行，他立刻全身心地爱上了它。1925年，在机械师埃内斯托·坎帕内利（Ernesto Campanelli）的陪伴下，皮内多从意大利飞到了澳大利亚，返程时又途经了日本。他们使用了长度相对较短的跳跃式完成了这次航行，跟陆地始终靠得很近，用了7个月才走完。这趟54 718千米的航程用任何标准来看都可谓壮举，皮内多成了英雄。1922年上台掌权的贝尼托·墨索里尼授予他各种荣誉。墨索里尼被飞行迷住了——为了速度、为了胆量、为了占据技术优势的潜力。在墨索里尼眼里，粗壮的那不勒斯小个子皮内多神奇地体现了所有这些特质，成了自己的空中特使。

1927年春，已创办4年的《时代周刊》正陶醉于陈词滥调之中，它形容皮内多是个“黑黝黝的法西斯王牌飞行员”——《时代周刊》几乎把所有从阿尔卑斯山以南来的人都形容为“黑黝黝”。皮内多的皮肤其实并不怎么黝黑，也算不上是王牌飞行员，战争中他主要执行侦察任务，但他的确是一个忠实的法西斯分子。他穿着一身黑衬衫，抹着锃亮的发油，高扬着下巴，站立时用拳头贴着屁股，这姿态近乎滑稽，但完全是傲慢法西斯分子的典型。要是他还待在欧洲，这算不上什么问题，可惜1927年春天他到了美国。更糟的是，他还以最英勇的形式展现了这副模样。

美国的飞越大西洋候选人还在努力地准备飞机，皮内多已经高效地从非洲沿岸、佛得角群岛、南美和加勒比地区一路飞到了美国。这是飞机第一次由东向西穿越大西洋，虽然不是持续地一次性完成的，但也堪称壮举。3月下旬，皮内多抵达美国的新奥尔良，并在全美各地奢华地巡游。当然，不见得总是受到欢迎。

很难说清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一方面，他毫无疑问是个天才飞行员，哪怕接受一两场游行的喝彩也当之无愧；另一方面，许多美国人认为他代表了对美国造成威胁的力量。恰好，这时候美国的飞行努力正遭受了一次又一次的挫折，皮内多在全美各地的庆功活动似乎显得有点不合时宜。

新奥尔良巡游之后，皮内多向西行至加利福尼亚州，停驻在沿岸的加尔维斯顿、圣安东尼奥、温泉城等地补充燃料，接受小部分支持者以及大群好奇围观者的欢呼。4月6日，在前往圣迭戈市民招待会的途中，他降落在凤凰城西侧沙漠里一座名叫罗斯福湖的水库上。就连这种偏远地带也围着一群观众，众人恭敬地守着飞机给他加油，一名叫约翰·托马森（John Thomason）的青年却点燃了一支香烟，不假思索地把火柴扔进了水里。水面满是油和航空燃料，立刻燃起一场大火，所有人吓得四散而逃。几秒钟内，皮内多心爱的飞机就被大火吞噬，工人们只能跳进水里逃命。

当时皮内多正在湖边的饭店吃午饭，抬头看到自己停飞机的地方冒起了黑烟。整个飞机全毁了，只剩下引擎，沉到了18米深的湖底。意大利媒体本就对美国的反法西斯主义情绪过敏，此刻得出结论：这是背信弃义的破坏行为。“反法西斯主义的卑鄙犯罪”——一份报纸的文章标题痛斥道。“反法西斯主义者们的可憎行为”——另一份报纸遥相呼应。美国驻意大利大使亨利·弗莱彻（Henry P. Fletcher）写了一封道歉信给墨索里尼，说失火是“愚蠢的犯罪行为”，并承诺“很快会找到罪犯，并绳之以法”。可这封信，把局面搞得更加糟糕。事后好些天，一名《泰晤士报》通讯员从罗马发来报道，意大利的市民们只谈论“他们的英雄、他们的超人、他们的半神、他们亲爱的皮内多”这一次遭受的可怕挫折。最终，各方冷静下来，并接受了这次事件纯属意外的结论，但怀疑的情绪仍在民众心底酝酿。从此以后，一群身着黑皮衣、脚踏黑皮靴的法西斯分子主动担当了皮内多、机组人员及其财产的警卫员。

皮内多留下副手从湖里打捞引擎并弄干，自己向东前往纽约等待意大利再发来一架替代飞机。墨索里尼答应立刻派遣。

当然，皮内多可能不知道，他生活和飞行里的麻烦才刚刚开始呢。

全世界的注意力转移到巴黎，5月8日黎明，穿着笨重飞行服、上了年纪的两名男性走出了勒布尔歇机场的行政大楼，接受祝福人群饱含敬意的掌声。这两个人分别是查尔斯·南杰瑟（Charles Nungesser）上尉和弗朗索瓦·科利（François Coli）上尉，他们步履僵硬，稍微有点不大自然。笨重的飞行服让他俩显得像是穿着宽大防雪服的小男孩，但考虑到两人打算在开放驾驶舱里飞行5800千米，这么穿也是必需的。

许多祝福他们的人穿着晚礼服等了一整夜。《纽约时报》把现场比喻成游园会。在送行队伍里，有南杰瑟的朋友拳击手乔治·卡彭铁尔（Georges Carpentier）和歌手莫里斯·谢瓦利埃（Maurice Chevalier）。谢瓦利埃还带着自己的情妇——著名女歌手和演员蜜丝婷瑰（Mistinguett）。

南杰瑟和科利是战争英雄，通常来说也是临危不惧的人，可今天有些不同。46岁的科利是一个令人尊敬的人物——46岁还活着而且继续翱翔天际的飞行员可不多。他戴着黑色的皮眼罩，盖住失去的右眼——这是他在空战里受过的5次伤之一。不过这跟南杰瑟受过的伤比起来就不算什么了，没有谁在战争里比南杰瑟受过的伤还多，至少没谁受过那么多伤还能活下来。南杰瑟受过的伤实在太多了，战后他甚至在名片上列了一份伤病清单：6次颌骨骨折（4次上颌骨、2次下颌骨），颅骨和上颚骨折，子弹贯穿了嘴和耳朵，手腕、锁骨、脚踝和膝盖错位，牙齿被打掉，上身留着多枚弹片，多次脑震荡，多次腿骨折，多次内伤，至于挫伤则“不胜枚举”。他曾在一次车祸中受了重伤，同伴身亡。很多时候，他伤势太重，只能被机组成员抬到飞机边，小心翼翼地放进驾驶舱。尽管受过这么多伤，南杰瑟击落过44架飞机，按他的说法其实更多。法国飞行员里超出此数字的只有勒内·丰克。南杰瑟得过的奖章也很多，佩戴在身上一走路便叮当作响，他把这些也都列在了名片上。

和其他许多飞行员一样，战争结束带给南杰瑟的只有损失。他在阿根廷高乔当过一阵牧民，在美国和朋友沙雷特侯爵（the Marquis de Charette）一起做过示范飞行，并出演过一部叫《雷霆战机》（The Sky-Raiders）的电影，该片在罗斯福机场拍摄，此刻奥泰格奖金的竞争者们都聚集在那儿。

凭借高卢人的魅力，以及挂了整整一胸膛的奖章，南杰瑟对女性来说有着不可抵挡的魅力。1923年春，他和纽约年轻的社交名媛孔苏埃洛·哈特梅克（Consuelo Hatmaker）订了婚。19岁的哈特梅克小姐是从一群活力四射的女性里脱颖而出的。她的母亲内利·桑兹（Nellie Sands）是著名的大美女，把三任丈夫玩弄得团团转，这其中就包括哈特梅克小姐的父亲老哈特梅克先生。在1921年，桑兹抛弃了老哈特梅克。这位茫然不知所措但又好心肠的绅士反对女儿的婚事，理由很站得住脚——南杰瑟一贫如洗、伤病缠身、举止粗鲁、没有工作，还是个法国人。不过，就这一点老哈特梅克先生也没有得到前妻的支持：桑兹女士不仅认可女儿和南杰瑟的婚事，而且宣布自己也将在同一时间跟新情人威廉·沃特斯（William Waters）船长结婚。这位和蔼可亲的美国船长没什么名气，一辈子似乎只有两次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一次是他跟桑兹女士结婚，另一次是几年后两人离婚。所以，母女俩在法国布列塔尼的迪纳尔举行了一场联合婚礼，此时距1927年春天查尔斯·南杰瑟最后一眼凝视故土并不太久。

哈特梅克小姐和南杰瑟的婚姻并不成功。女方一开始就宣布自己不会住在法国，而男方则不屑于定居别处。他们迅速分手，1926年便离婚了。但南杰瑟显然有些后悔了，因为他公开对朋友们说，英雄般的凯旋或许能帮他跟甜美的孔苏埃洛，以及和她同样甜美的财产重新团聚。丰克的不幸让南杰瑟的雄心得到资助——去年秋天丰克的飞机坠毁后，南杰瑟说服了飞机制造商皮埃尔·莱维塞尔（Pierre Levasseur）向他提供一架飞机，以恢复法国的荣光。一笔法国人提供的奖金由一位法国飞行员开着一架法国飞机赢回来，显然能提升法国的威望。科利欣然以领航员身份参加。他们把自己的飞机叫作“白鸟”，并将机身漆成白色，以便在海上降落时更容易被发现。

事实证明，从巴黎启程是一件充斥着爱国虚荣心的事，许多因素都注定了他们的失败。因为从巴黎起飞意味着要逆风而行，逆风会减缓飞行速度大幅提高油耗。飞机采用了水冷式的洛林-迪特里希（Lorraine-Deitrich）引擎，皮内多飞往澳大利亚用的就是这一款，所以它足够靠谱儿，只不过这不是一款为长距离逆风海上飞行设计的引擎。他们怎么算都只能携带差不多够飞40小时的燃料，所以完全没有失误的余地。南杰瑟似乎知道自己在做的事情近乎不可行。5月8日，他走向飞机时向送行的人群虚弱地笑了笑，看起来精神恍惚。

为了集中自己的注意力，他通过静脉注射了咖啡因，这对他的神经可没好处。相比之下，科利显得很放松，但他跟南杰瑟的看法一样：飞机超载了，应当减负。他们决定放弃大部分的干粮，外加救生衣和一艘充气小艇。这一下，如果迫降他们就完全没有救生设备了，除了一套用来蒸馏海水的精巧装置、渔线和鱼钩，还有少许组合奇妙的食物：三罐金枪鱼，一罐沙丁鱼，十几根香蕉，一千克白糖，一瓶热咖啡，还有白兰地。就算卸载了物资，飞机的重量仍然有近5吨。它之前从来没有载重这么大起飞过。

准备就绪之后，科利和妻子拥抱告别，接着和南杰瑟挥手向祝福的人群致意，登入机舱。凌晨5点15分他们起飞了。勒布尔歇机场的跑道有3千米，他们几乎要把它用完。飞机以低得可怕的高度掠过宽广的草坪，但速度慢慢提升了起来。过了一段时间，它短暂地抬升了，紧接着又降下来，轻快地又前进了275米，这才最终勉勉强强地进入半空。飞机的总工程师一路跟着跑了大半程，跪倒在地哭了起来。能起飞就算是一场胜利了。截至此刻，大西洋竞赛里终于有一架飞机能起飞了，观众发出阵阵喝彩。“白鸟”痛苦地缓缓上升，进入了西边天际的乳白色阴霾中，一路飞到了英吉利海峡。1小时27分钟后的早晨6点48分，南杰瑟和科利来到了诺曼底埃特尔塔的白垩岩悬崖海岸。4架护航的飞机点点机翼，向“白鸟”致敬后离去，剩下它独自前往英伦三岛及其后冰冷的大西洋。

整个法兰西都屏住呼吸，静心等待。

第二天传来了好消息：这两名飞行员成功了。“南杰瑟倒了！”巴黎人的报纸《不妥协派报》（L’Intransigeant）太过兴奋，以致于把“到了”错写成了“倒了”。而其竞争对手《巴黎新闻报》（Paris Presse）援引了南杰瑟登陆之后向美国民众发表的第一句话。报道称，南杰瑟稳稳当当地降落在了纽约港，把飞机停在了自由女神像之前。报纸骄傲地指出，这座雕像来自法国。上岸后，两名飞行员受到了全城热烈的欢迎，在第五大道游行时，彩带将他们团团包围。

喜讯让巴黎几乎停滞。钟声响起，陌生人热泪盈眶地相互拥抱。只要有人拿出报纸，就会聚起人群。皮埃尔·莱维塞尔发去贺电。在马赛，科利母亲的家里，人们打开香槟。“我知道我的儿子会成功的，因为他是这么告诉我的。”科利的母亲说，脸上还挂着喜悦而欣慰的泪花。

可没过多久，人们发现这两则新闻不仅仅是误报，而且是纯属虚构。南杰瑟和科利并未抵达纽约。实际上他们失踪了，可怕地失踪了。

随后展开了大规模的海上搜寻行动。海军舰艇纷纷出动，商船也接受指示保持警惕，海军飞艇“USS洛杉矶号”奉命从空中进行搜寻。从勒阿弗尔出发途经纽约的邮轮“法国号”接受了法国政府的指示，顺着比常规航线偏北的海域前进，尽管有碰到冰山的危险，他们还是希望能碰到漂浮的“白鸟号”。在罗斯福机场，罗德曼·沃纳梅克拿出25 000美元的奖金，说只要有人找到失踪的飞行员，无论生死都可领奖。

有那么一两天，人们指望着南杰瑟和科利随时会冒出来，胜利而归。但每过去一个小时，事态就越发不利，再加上当时的天气也从阴冷变成了可怕。浓雾笼罩了整个大西洋东部，从拉布拉多半岛到大西洋中部各州的北美海岸全都隐没在雾里。纽约港入口处的安布罗斯浮动灯塔管理员报告说，成千上万的鸟在一年一度地向北迁徙中迷了路，只要能抓得住的灯塔表面，都被它们占据了。在新泽西州的桑迪胡克，4盏探照灯不休不眠地扫过天空，只可惜毫无意义——因为光柱刺不透遮天蔽日的黑暗。在纽芬兰，气温骤降，甚至还下了一阵小雪。

因为不知道两位飞行员在最后关头放弃了储备物资，评论家指出，南杰瑟和科利有足够的食物可维持几个星期。按照设计，他们的飞机可以永远浮在水面上。两年前，美国飞行员约翰·罗杰斯（John Rodgers）中校和三名机组人员在从加利福尼亚飞往夏威夷的途中飞机失事，在太平洋上漂浮了9天，别人都以为他们死了，最终却被一艘潜艇救起。这一回，许多人也把希望寄托于此。各地都出现了南杰瑟和科利的传闻——冰岛、拉布拉多，以及任何有若干艘船经过的海域。爱尔兰有三个人报告说看见了他们，这给了一些人信心。可另一些人却觉得，在一个有300万人口的国家里，只有3个人看见可算不上多。在纽芬兰，主要是格雷斯港附近，有16人报告说听到甚至看到了飞机，但没有一人能给出明确的说法。此外，加拿大的新斯科舍省，美国的缅因州、新罕布什尔州，甚至南至华盛顿港、长岛都传出了类似的报告。

加拿大有个猎人带来了一条南杰瑟签名的字条，但经核实，字条的文笔像是没受过什么教育的人写的，字迹也跟南杰瑟的不同，倒很像是猎人自己的。此外还发现了瓶中信，一直到1934年这类信件仍偶有浮现。只有一样东西始终没有出现：“白鸟号”或者两位飞行员的踪迹。

法国传出谣言说美国气象局对法国人隐瞒了重要信息，好让美国飞行员保持优势。美国大使迈伦·赫里克（Myron Herrick）向华盛顿发电报说，美国飞机这时候飞来不太明智。

对法国航空界来说，这绝对是悲剧的一星期。南杰瑟和科利从勒布尔歇机场起飞的同时，另一架雄心勃勃的法国飞机——现在几乎被世人遗忘了，不过在当时也几乎没什么人留意，载着3名飞行员皮埃尔·圣罗曼（Pierre de Saint-Roman）、埃尔韦·蒙内瑞斯（Hervé Mouneyres）和路易斯·珀蒂（Louis Petit）从非洲西海岸的塞内加尔出发，前往巴西。在离巴西海岸仅有193千米的地方，他们用无线电发送了好消息，说还有一个多小时就能抵达，《时代周刊》的一位通讯员这样报道。但这是最后一次收到他们的消息。飞机残骸至今无人发现。

9个月里，为了争取飞越大西洋，已经有11个人断送了性命。可就在这个时间点，所有人都诸事不顺的节骨眼儿上，有个外号叫“皮猴儿”的西部瘦高年轻人宣布自己打算孤身飞越大西洋。他的名字就是查尔斯·林德伯格（Charles Lindbergh）。

一个最不同寻常的夏天马上就要开始了。

[1]　伦敦科学博物馆就展示着一架维克斯双翼飞机，可惜少有人注意。希思罗机场的阿尔科克和布朗纪念碑，在他们完成壮举的35年后才被竖立起来。我从伦敦图书馆借阅了格雷厄姆·华莱士（Graham Wallace）记录那次飞行的经典作品《阿尔科克和布朗的飞行》（The Flight of Alock&Brown， 14-15 June 1919），发现17年来借阅这本书的只有我一人。——作者注（后文如无特殊标注，均为作者注释）

[2]　阿尔戈英雄：指希腊神话中跟随伊阿宋乘坐快船“阿尔戈号”取金羊毛的50位英雄。——译者注

[3]　《飞翔的荷兰人》（Flying Dutchman），此书名一语双关，亦可作“漂泊的荷兰人”解。按维基百科上的说法，飞翔的荷兰人是传说中一艘永远无法返乡的幽灵船，注定在海上漂泊航行。传说，航海者若是碰上了这艘幽灵船，就是注定失事的征兆。——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