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 组建跨洋飞行队 “好运林迪”与他的对手们

对于在1927年首次到访美国的游客来说，最令人惊讶的地方在于这个国家富裕得吓人。美国人是全世界过得最舒坦的。美国家庭摆放着时尚家电和耐用消费品——冰箱、收音机、电话、电风扇、电动剃须刀。而在其他国家，要一代多人以后这些东西才可能成为标准配备。全美总共2680万户家庭，1100万户拥有留声机，1000万户拥有汽车，1750万户拥有电话。每一年，美国新增的电话数量比全英国的总和还多。

全世界42%的商品是美国生产的。美国拍摄了占全世界80%的电影，制造了占85%的汽车。光是堪萨斯州的汽车就比法国的总量还多。当时，黄金储备量是衡量一个国家财富的基本指标，美国的黄金储备量占了全世界供给量的一半，差不多相当于世界上其他所有地区的总和。回顾历史，没有哪一个国家曾经如此富裕，而且还以让人目不暇接的速度越来越富裕。兴旺蓬勃的股市在1927年上涨了33%，胡佛后来称之为“一场大肆投机的狂欢”。但在1927年春天和夏天，他或者其他任何人都没担心过股市。

1927年，林德伯格在空中穿越的美国和今天的美国迥然不同。首先它更广阔，乡村味更浓。当时美国人口仅为1.2亿，今天容纳10个人的地方，当时只容纳了4个人。这1.2亿人尚有一半住在农场或小城镇（相比之下，今天的美国只有15%的农业人口），他们整体上生活在农业社会。

城市布局基本上都挺紧凑，居住舒适，它们还没发展出今天我们所看到的那种郊区辐射冲击波。城市周边也没有太多道路。1927年，人们出行或者货运几乎完全靠铁路和轮船。在大多数地方，高速公路极其罕见。就连刚建成的了不起的林肯高速公路虽然自豪地宣称自己是全世界第一条横贯整个大陆的高速公路，但其连续铺设路面的部分也仅为从纽约到艾奥瓦州西部的路段。从艾奥瓦到旧金山的路段铺设就只有一半了，而在内华达州的路段，用一位当地人的话来说就是“基本上还处在假想状态”，连名义上存在的路旁标记都没有。另外，较短的直达干线，如杰斐逊公路和迪克西公路，已经此起彼伏地出现了，但仍属于迷人的新生事物。提起长途交通的未来，人们想到的不是高速公路，而是在城市之间游弋的飞机和巨型飞艇。

这就是为什么奥泰格奖要奖给一场史诗般的飞行，而非一场公路赛。这也是为什么这一时期的摩天大楼竞相炫耀尖尖的楼顶——好让飞艇能在上面挂锚。这显然很不明智，想想看要是熊熊燃烧的“兴登堡号”飞艇坠毁在时代广场有多可怕，可似乎没有任何建筑师考虑到这点。就算是常规对接，飞艇也经常要排放大量压舱水以保持稳定，楼下的路人恐怕不喜欢莫名其妙地变成落汤鸡。

建筑师设想旅客前往其他城市还有另外一种可行的方式，即摩天大楼楼顶的机场，其跑道可从高耸的屋顶向外悬挑，或架设在两栋大楼之间。一位爱好幻想的建筑设计师想出了一套方案：修建一种巨大的桌子，把四栋摩天大楼当成四条腿，中间像桌面那样盖上1.6公顷的着陆平台。《纽约时报》也设想了一套更个性化的方法，一篇畅谈未来的文章满怀希望地说：“直升机可以直接落在人们公寓窗外的架子上。”

所有这一切，无论是从建筑、航空、金融还是安全的角度来看都无法实现，但似乎无关紧要。那是一个不喜欢让实用观点妨碍幻想的年代。在大受欢迎的《科学与发明》（Science and Invention）杂志上，一名作家满怀信心地预言，过不了多久各个年龄段的人都能穿着机械溜冰鞋轻快地出行。著名建筑师哈维·科贝特（Harvey W. Corbett）预测，摩天大楼会修上数百层，直插云霄，住在上层的人会靠无线电收取食物，却并不具体解释这一设想要怎么运作。罗德曼·沃纳梅克是一个百货公司巨头，也是理查德·伯德的飞行赞助人，他在纽约承办了一场名为“巨人之城”的展览。这场展览表现了在未来世界里，迅捷的空中快车连接了壮观的城市高楼，市民坐在列车的玻璃舱里被发射出去，或是站在载人传输带上体面地从一个地方滑行到另一个地方。不管未来到底怎样，人人都认为它一定技术先进，毫无疑问由美国主导，并且绝对惊险刺激。

奇怪的是，人们对当下反而并不那么肯定。第一次世界大战留下了一个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浅薄、腐败和堕落的世界——哪怕是那些因此而非常享受的人也这么想。禁酒令已颁布8个年头了，失败得一塌糊涂。它造就了一个匪帮横行、枪林弹雨的世界，将普通人变成了罪犯。纽约出现了比禁酒令颁布之前更多的酒馆，喝酒仍然是一件不遮不掩的常见行为，据说，柏林市市长拜访纽约时曾问纽约市市长吉米·沃克禁令什么时候才会生效。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报道，1927年因酒精致死的人，比禁酒令实施之前的任何时期都要多。

道德滑坡处处可见，连舞池里也不例外。探戈、狐步舞和查尔斯顿舞都有着强烈的节奏，舞者的四肢翻转带有强烈的性暗示，许多老辈人都内心焦虑地认为这种现象值得警惕。还有一种更糟糕的舞，叫“黑臀舞”（Black Bottom），即舞者的屁股前撅后翘，还不时用手拍打——所有的动作都可耻地集中在一个许多人宁肯没有的身体部位上。就连华尔兹踌躇步也包含了一些纵情声色的元素，成了“音乐前戏”的代名词。迄今为止最糟糕的还得数爵士乐，它被普遍认为是通往吸毒和滥交的跳板。“难道爵士乐的切分音里充满了罪恶？”《妇女家庭杂志》（Ladies’ Home Journal）上的一篇文章质问道。你不妨把答案押在“是”上。《纽约美国人》（New York American）的社论说爵士乐是一种“病态的、刺激神经的、带有性兴奋意味的音乐”。

许多人沮丧地意识到，当时美国的离婚率之高仅次于苏联了。（这里插句嘴，1927年内华达州修改了法规，办理离婚手续不再需要在本州住满3个月，从而成了“闪离”的乐园。）

最让人担心的是年轻姑娘们，她们似乎都自甘堕落，满身龌龊习惯。她们抽烟、喝酒、在脸上涂脂抹粉、留波波头（把头发剪短，烫得圆溜溜的），还穿曲线毕露的丝质礼服。有人计算，一条裙子平均所用的面料，从战前的约18米，一路跌到了战后的区区6米。当时对活泼、崇尚自由的女士统称“雏儿”，这个词起源于19世纪末的英国，最初是用来指妓女的。

电影巧妙地抓住了而且经常主动夸张那个时代的奔放精神。有一部电影，从海报来看为垂涎的观众提供了“美丽的爵士乐宝贝、香槟浴、午夜狂欢、紫色黎明下的爱抚聚会，并在一场让你屏息凝神的绝妙猛烈高潮中结束”。还有一部电影的海报上是“卿卿我我，搂搂抱抱，冷漠的吻，热情的吻，沉迷于享乐的女儿，渴望感动的母亲”。用不了多强的想象力就能把现代女性的肆意行为和露丝·斯奈德的杀戮直接联系起来。报纸的文章经常指出，邪恶的斯奈德太太犯下重案之前，一直喜欢看热门电影。

无奈之下，立法者们试图用法律规定来保障纯洁。威斯康星州奥什科什市的一条地方法律规定，舞伴彼此凝视对方的眼睛便是违法。犹他州的州级立法机关认为，如果女性的裙子在脚踝8厘米以上，就把她们送进监狱——看好了，不是罚款，而是拘禁！西雅图一个名为“清洁书籍联盟”的团体甚至想要查禁理查德·哈里伯顿（Richard Halliburton）的游记书，理由是这些书“鼓吹流浪”。道德性法规在全美各地相继出台，但在几乎所有地方，它们都跟禁酒令一个下场：没人搭理。对于脾性偏保守的人来说，那真是个充满绝望的时代。

所以，当“圣路易斯精神号”降落在长岛，一个看似代表了谦虚、正直和善良的年轻人走出机舱，全美相当多的民众都满怀希望地兴奋起来，注意到了他。

即便到了这一刻，林德伯格似乎仍然是“一个遥远而模糊的对手”，钱伯林后来回忆说。航空界之外的大多数人听都没听说过林德伯格，但他迅速成了公众的宠儿。《纽约时报》的一名记者在他到达长岛24小时后评述说：“林德伯格用他腼腆的微笑，不屈不挠的勇气，穿越大洋的猛浪飞行，赢得了纽约人的心。”大批市民涌到机场来看这位被报纸称为“好运林迪”的人，然而这个称呼把林德伯格本人气得要死。他到纽约后的那个星期天，30 000人——和去看洋基队比赛的人一样多，来到柯蒂斯机场，只为了趁着年轻飞行员跟机师说话、在飞机上忙活的空隙看他一眼。紧挨着“圣路易斯精神号”的一家小油漆店的屋顶，因为爬上了太多的人，不堪重负地被压垮了。幸运的是，当时房子里没人，跌落的人伤势也不重。

长岛主要的两座机场——罗斯福机场[6]和规模小得多的柯蒂斯机场并不是什么浪漫的地方，它们伫立在半工业化的沉闷景观中：周围是仓库、低矮的厂房，间或穿插着蔬菜农场和毫无特色的住房开发区。机场本身追求绝对的实用主义，机库和服务大楼粗糙得很，外墙油漆都没刷。停机坪坑坑洼洼，布满深色的水坑。大雨下了几个星期，建筑物周围的路上全是湿乎乎、亮闪闪的泥浆。

罗斯福机场的条件相对来说好得多，这要归功于罗德曼·沃纳梅克。9个月前勒内·丰克可怕的坠机事故发生后，他自掏腰包平整了跑道，还为之分了级。这是纽约唯一一条长度足够、可供穿越大西洋的飞机起飞的跑道。沃纳梅克租下它供伯德专用。本来这会给对手们造成威胁，但伯德坚持让其他飞行员都能使用。伯德还尽一切可能帮助对手，比如，他坦率地分享了自己的私人天气报告。他还第一批赶到柯蒂斯机场，跟在机库的林德伯格打招呼，并祝他好运。不过话说回来，伯德当时大幅领先，林德伯格相比之下处在明显的劣势，伯德如此慷慨也很自然。

尽管此刻林德伯格受到了不少关注，其他大多数飞行员和机组人员仍认为他胜算不大。伯德团队的一位成员伯恩特·巴尔肯（Bernt Balchen）在回忆录里提到，当时普遍认为林德伯格赶不上趟。美国航空发展促进协会（American Society for the Promotion of Aviation）的主席也坦言，他认为林德伯格毫无机会，事实上，其他飞行员也一样。

与伯德相比，林德伯格的确低调得惊人。伯德拥有一支40人的团队——机械师、电报员，甚至还有经营私人食堂的厨房工作人员。林德伯格在纽约没有任何帮手。他在圣路易斯的赞助人派了个名叫乔治·斯顿夫（George Stumpf）的年轻人，此人没有任何经验，最多能够跑跑腿做些杂事。莱特公司提供了两名机师，协助他做准备工作。凡是使用他们家引擎的团队，该公司出于利益考虑都给予同样的支持。还派了一个叫理查德·布莱斯的公关人员帮忙处理媒体事务。但莱特公司也觉得林德伯格不是胜算较大的黑马，所以让他们两人同住花园城大酒店的一间房。除此之外，林德伯格完全是一个人在战斗。保守估计，伯德的准备工作花费了50万美元。林德伯格的总花销，包括飞机、燃油、食品、住宿加起来才13 500美元。

虽然伯德是城府挺深的人，不会轻易透露自己的想法，但他去跟林德伯格打招呼时一定还是为自己所见吓了一跳，林德伯格分明还是个孩子。他没有相关经验，他的飞机没有无线电，使用单引擎。然而伯德坚持要求自己的飞机安装3台引擎，还是由一家没人听说过的公司制造的。林德伯格不打算携带救生艇，也几乎没有后备补给。最重要的是，他提出一个人飞，这意味着他要独自一人驾驶一架不稳定又难搞的飞机穿越风暴、云层和黑暗飞上一天半，同时平衡好由14个阀门控制的5缸燃料的用量，并在全无地标的一片虚空里自己进行导航。如果他需要核对自己的位置或记录便条，他得把所有的物件摊在自己的膝盖之间，还得用膝盖夹着操纵杆。如果是在晚上，他还得用牙齿叼着手电筒。这些工作就算分给三名机组人员来干都挺考验人。只要对驾驶飞机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单独一个人干不了。这太疯狂了。

几名新闻记者打算说服林德伯格放弃这近乎自杀般的念头，但无济于事。“他不会听的，”一个人向巴尔肯抱怨，“他是个顽固的北欧佬。”

几年后，林德伯格在自传《圣路易斯精神号》（The Spirit of St Louis）里回忆，机场处在颇为肃穆的紧张气氛里。此时离戴维斯和伍斯特在弗吉尼亚州坠机身亡才过了两个多星期，离南杰瑟和科利失踪则不到一星期。美国驻法国大使迈伦·赫里克公开表态，美国飞行员前往法国不是个好主意。更何况，这时候人人都被恶劣的天气给绊住了。一切都令人沮丧。

林德伯格的拘谨也让他跟媒体的关系越来越紧张。记者坚持问他一些与飞行无关的私人问题——你有心上人了吗？你喜欢跳舞吗？林德伯格觉得这些问题尴尬又烦人。摄影师搞不懂为什么不准他们拍些林德伯格闲暇时跟其他飞行员或机师骑马转悠的照片，毕竟，他们只是想让林德伯格看起来正常些嘛。有两名摄影师一度冲进他在花园城大酒店的房间，指望能赶上他剃胡子、读书看报，或是任何让他显出正常可爱孩子气的事情。

5月14日，林德伯格的母亲从底特律赶来祝他一路平安。两人不情不愿地合影留念，僵硬的身体直挺挺地并肩而站，像是才经人介绍认识似的。林德伯格夫人拒绝了所有要她亲吻、拥抱儿子的请求，并解释说自己是“含蓄的北欧人”。就她本人而言，这是句彻底的假话。她轻轻地拍了拍儿子的背说：“祝你好运，查尔斯。”而后又来了句不怎么吉祥的马后炮：“再见。”两人的羞怯并未难倒《晚间图文报》，它为读者生造出了一张感人的合成照片，把林德伯格和他母亲的脑袋剪下来，放在了姿态更亲昵的模特身上——然而，再巧手的艺术总监对母子两人眼中流露出的疏远决绝的感觉也无能为力。

据报道，所有来自美国的竞争对手——林德伯格的“圣路易斯精神号”、伯德的“美洲号”、钱伯林和阿科斯塔的“哥伦比亚号”全已做好准备，整装待发。因为人们普遍以为，只等天气放晴，他们就会一同出发，飞越大西洋会变成一场令人兴奋的三人赛跑。事实上，林德伯格不知道，世界上的其他人也不知道，另外两个阵营里的事情进展很不顺。伯德不知为什么一直不愿动身飞往巴黎，他不断地检验、检验、再检验飞机的各个系统，机组人员觉得神神秘秘，暴脾气的飞机设计师托尼·福克（Tony Fokker）气得头发都竖了起来。“在我看来，他把所有能拖延时间的借口都给找遍了。”4年后福克在自传里回忆：“我开始怀疑伯德不是真心想完成这场横跨大西洋的飞行。”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伯德把正式动身的时间设在了5月21日，这是一个星期六，动身前还有沉闷的讲演，飞机也要身披彩带。这也就是说，就算天气转好，周末之前他也不会走。

“哥伦比亚号”团队闹矛盾的事情更加令人不快，而且全都因为查尔斯·莱文那争强好胜、难以相处的性格。莱文是个回收废品的商人之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靠着买卖废旧弹壳赚了些钱。因为弹壳中的黄铜可回收，对航空产生兴趣，他很快就得了个广为人知的绰号：“拾破烂飞人。”1927年，他号称有了500万美元家产，但很多人都见过他位于洛克威区（在长岛地产界上不了什么档次）百丽港那极尽朴实的房子，并怀疑他是吹牛皮。

莱文秃头，好斗，矮壮，高约1.68米。他爱穿细条纹双排扣西装，戴宽边帽，样子就像是黑帮的歹徒。他思路敏捷而警惕，一双眼睛总在不停地转悠寻找机会。他的笑容总带苦相。这时他刚刚庆祝了自己的30岁生日。

莱文有两个最大的性格缺陷，一是病态得无法诚实待人，他有时说谎，似乎完全就因为他想说谎；二是难以分清什么是合法行为，什么是非法行为。他有一种让人疏远的致命倾向，经常欺骗自己的生意伙伴。所以，他一次次地被人告上法庭。正是这些法律问题，导致了他后来的一文不名。

与本次飞行直接相关的问题是，莱文受不了自己的带队机长钱伯林。这种情绪很奇怪，因为钱伯林是个和蔼可亲的体面人，也是一流的飞行员。只是他没什么朝气，身上最活泼的东西就是穿衣品位了。钱伯林喜欢时髦的领结，阔腿灯笼裤，再配上一双菱形密布的长袜。但在其他所有方面，他都极度孤僻。钱伯林缺乏活力，一次次地激怒莱文，导致后者公开动起手脚把钱伯林从带队机长的位置上换了下来。“他想‘搞掉’我，因为我不是‘表演型’的人，大冒险之后上不了戏。”钱伯林在自传里说。

朱塞佩·贝兰卡喜欢而且敬佩钱伯林，所以强烈反对替换机长。但莱文还是另选了劳埃德·贝尔托（Lloyd Bertaud），贝尔托身材魁梧，性格较外向。毫无疑问，贝尔托是个大胆无畏的优秀飞行员，他是加利福尼亚人，孩提时代就自己造了滑翔机，跳下高高的海崖试飞——次次都成功了，但没有一次足够谨慎。贝尔托也同样是个热衷宣传的好手，他最精彩的一出绝技是在开飞机时举行婚礼，牧师则蹲在他和体贴的新娘之间。他的这些冒险之举自然让莱文对他青睐有加。

所以，贝尔托加入了“哥伦比亚号”团队。由于阿科斯塔也在团队里，莱文的飞行员多得连飞机里都坐不下了。莱文把阿科斯塔和钱伯林叫到一起，告诉他们，自己还没拿定主意由谁担任贝尔托的副驾驶员一起飞往巴黎，所以决定在出发的那天上午投硬币决定。阿科斯塔难以置信地盯着他好长一会儿，之后跨过机场，加入了伯德的团队。贝尔托随即宣布，他不愿跟钱伯林搭档，希望能自由选择副驾驶。设计师贝兰卡表示，没有钱伯林就不允许飞机起飞。

1927年时朱塞佩·贝兰卡41岁，比其他所有参与飞越大西洋竞赛的人都年长。他个头矮小，只有1.54米，为人矜持但亲切。他在西西里岛长大，是一家面粉厂老板的儿子，后来到了米兰工程技术研究所学习，对航空产生了兴趣。1911年，贝兰卡和整个大家族（父母加8个兄弟姐妹）移居布鲁克林。他在新居的地下室造出了一架飞机，母亲帮他缝制了亚麻罩布，父亲帮忙搞木工。接着，他把飞机带到一座机场自学飞行，一开始采用短距离的谨慎离地跳跃，接着逐渐增加起跳距离和持续时间，直至最终稳妥升空。贝兰卡是一个才华横溢的创意设计师。他的飞机是全世界范围内首批使用风冷发动机、封闭式机舱的飞机。倒不是为了让驾驶员更舒服，而是出于空气动力学的考虑。并且还尽量从每一个可能的方面让飞机的外观呈流线型。在贝兰卡的飞机上，撑竿的作用不光是撑起机翼，还能增加升力，至少能减少阻力。

不幸的是，贝兰卡是个倒霉的生意人，总为了资金缺乏挣扎。有一段时间，他为莱特公司做设计，但后来莱特决定放弃飞机制造专攻引擎，把贝兰卡心爱的飞机卖给了查尔斯·莱文，这也是贝兰卡最担心的结局。因为贝兰卡只有这架飞机可供展示，无奈只有跟着飞机走。他跟查尔斯·莱文短暂又不幸的交往就此开始了。

这一下，“哥伦比亚号”团队里的所有人开始了无尽的争吵。莱文坚持认为飞机应携带电台，不是出于安全着想，而是为了让飞行员向过往船只发送报告，他好卖给报纸牟利。为了便利电报联系，莱文希望“哥伦比亚号”顺着主航道飞行，而不是按照常规的圆形航线飞。这不光增加了飞行距离，更加重了危险性。原本温和的贝兰卡激烈反对，他认为无线电会增加飞机的重量，造成火灾隐患，极有可能干扰飞机的罗盘，带来无法挽回的损失。再说了，飞机上的人都忙着驾驶飞机，没时间为报纸撰写快乐的冒险故事。至少有4次，莱文吩咐地勤人员安装无线电，贝兰卡每次都把它拆了下来——这项作业每次要花莱文75美元，气得他火冒三丈。

计划中出发的日子就快到了，莱文拿出一份合同要贝尔托和钱伯林签署，进一步恶化了事态。几个星期以来，他一直许诺把这趟飞行带来的所有收入分一半给两人，并提供慷慨的人寿保险，如果两人因为此次越洋飞行丧生，其妻子可获得优厚的生活保障。但莱文此时拿出的文件却对这两件事只字不提。相反，它宣称莱文将获得所有收入，飞行结束后一年之内两位飞行员的生活由他全面管理。广告代言、电影改编、歌舞巡回，以及其他所有专业事务均由莱文独自定夺。莱文每星期各付两人150美元，并在他认为合适的时候加付不定额“奖金”。两位飞行员询问保险事宜，莱文则回答说等签了合同他再考虑。他刚跟贝尔托和钱伯林说一切赚头都归自己，转过脸又告诉记者：“奖金的每一分钱都属于‘哥伦比亚号’的所有飞行员。”

贝尔托被莱文无休止的口是心非激得忍无可忍，找来一位名叫克拉伦斯·纳特（Clarence Nutt）的律师拿到了法院的强制令，禁止莱文把飞机派往任何地方直至保险事务解决，双方签下公平的合同。法庭听证会预定于5月20日召开，事后证明这个日子决定了相关各方的命运。此时，莱文再一次淋漓尽致地展现了自己翻脸不认人的一面，他跑去对林德伯格说愿意付25 000美元陪林德伯格飞往巴黎。林德伯格礼貌地告诉他，自己的飞机上没有足够空间搭载乘客。

突然之间，所有的好运气都落在了林德伯格这一边：至少，周末之前没人抢跑了，只要天气允许他就能动身。他也逐渐开始赢得追随者。和林德伯格共事一个星期后，莱特公司派来帮忙的机师之一爱德华·穆里根（Edward Mulligan）冲上去抓住一个同事，又惊又喜地叫道：“我跟你说，老乔，这小子能行！他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