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土倥偬　转瞬南下

1911年3月，在日本学习生活已有五年半之久的李叔同，于东京上野美术学校毕业。

李叔同学成归国，首先抵达上海，将伴随而来的日籍夫人安置妥当后，独自北上，回到天津老家。

李叔同回到天津之后，将自己住宅中的洋书房收拾布置了一番，并将自己在留日期间所画的油画张挂起来。其中，最惹人注目的是他以其日籍夫人为模特儿所画的那幅裸女油画《出浴》。李叔同的这种举动，一时在故旧亲友圈中被传为奇事。在20世纪初，中国人将自己所画的女性裸体画公然张挂在墙上供人观赏，的确是一件匪夷所思破天荒的事。相信读者通过其子孙后代对于此事的回忆，可见其一二。李端在《家事琐记》中说：

“洋书房”里的布置，听说早年在墙上挂过先父在日本时画的油画，为一裸体日本女人，一时在亲友中传为奇事……

我还见过先父画的一张油画，是一位日本女人的头像，梳的高髻的“大阪头”，画面署名“L”，四周有木框。这张油画在分家后由我保存，以后先后迁住粮店街吉家胡同和西沽当铺西街时，都挂在我的住房中。七七事变以后，西沽的北洋大学住了日本兵，西沽大街上常有日本兵经过，我又住的邻街房子，害怕日本兵闯进来后这张画有可能会招惹是非，就摘下来丢到厨房里，以后也损坏了。现在推断，“L”的署名当是“李”字的英文拼音字头；画中的日本女人，也可能就是我父亲从日本带回上海的那位日籍夫人。

李曾慈在《家事片断》中，也对李叔同挂在“洋书房”中的两幅油画，描述甚详：

先祖父叔同公的遗物，我略见过一些，其中印象最深的，是两幅大小不同但又属配套成对儿的油画。画面上的女模特儿，据说就是先祖父从日本带回上海的那位日籍夫人，也即是我们常说的“日本奶奶”。这两幅油画在我十叔李端的《家事琐记》中介绍简略，现就我自己的见闻和理解，再较详细地说一下。

这两幅油画都没有画名，一幅较大的是画了一个游泳的女人身像，一幅稍小的是画了一个著和服梳“大阪头”的女人头像。现分别代拟名为“裸女浴图”和“妇女头像”，以便说明。

“裸女浴图”的油画上下高约七尺，左右宽约五尺，装在镶着玻璃的黑木框中。画面是在蓝绿色的水中有一裸女两臂伸张，作向水上浮动状，头发很长，发在水中飘浮。水中的形体略似模糊。画的右下角签有红油色的“Li”两个英文字母。这幅油画曾在我家故居“意园”的洋书房中挂过。我父亲生前对我讲，说这幅油画是分家时分到我父亲名下的。还说这幅画画面看来稍旧，若用葱叶的内皮一擦，画面就能更明亮清楚一些。

这幅油画最初暂存在我十叔家。十叔家一度暂住在粮店后街的吉家胡同，不久即迁居到郑氏十婶的娘家西沽村郑家大楼附近的当铺西街，赁了三间房子居住。这幅油画和十叔分到的那幅“妇女头像”都挂在他们的客屋里，我多次和母亲乘人力车到西沽的十叔家时都看到过。以后，这幅油画又寄存到我二舅父王苍梧家。他以前在西头的怡和斗店任司账，当时住在特别一区（即旧德租界）的三义庄芝罘路同福里旁的八十六号院。约1939年天津闹大水以后，此画不知所终，有可能是失于那次水灾中。

通过综合李端和李曾慈以上所说可知，李叔同从日本带回来并悬挂于“洋书房”自己以日本女模特创作的油画画作，至少有三幅：一是画一浴后坐在椅子上双手垂于椅子扶手休息之袒胸露乳、微闭双眼半裸女子《出浴》；二是画一个著和服梳“大阪头”的女人头像《妇女头像》；三是画面是在蓝绿色的水中有一裸女两臂伸张，作向水上浮动状，头发很长，在水中飘浮，水中的形体略似模糊的《裸女浴图》。

李叔同除了在洋书房中接待自己青少年时期结交的津门士子之外，还于其中接待过在上海期间结交的“天涯五友”中的许幻园和袁希濂。李端在《家事琐记》中写道：

先父从日本留学回津以后，于课余之暇，经常在这间“洋书房”里工作和接待宾客。有一次我在前院玩，见父亲正送客人出门，我忙躲藏在门房里。客人走后，我问是谁，老家人张顺说是上海的许老爷，来了多次，还在“洋书房”里住过。现在查阅资料，知道这位应是父亲的盟友许幻园，青龙桥“城南草堂”的主人，在上海借房给我们住的名士。过去，都知道先父在上海的盟友袁希濂曾来过我家，对于许幻园的到过天津，是没有过记载的。

由此可见，袁希濂也是这间洋书房中的常客。袁希濂比李叔同早一年去日本留学，攻读法政专业。在李叔同回国不久，他也学成毕业。袁希濂归国后，在天津司法部门任职。每当两人在洋书房中忆及当年“天涯五友”的兴会雀跃、意气风发与近些年来的家国罹难、人生坎坷时，两人常唏嘘感慨，沉痛难抑。

李叔同回到天津不久，即应直隶模范工业学堂之聘，担任图画教员。从此，开启了他的人生第二期——艺术教育家的职业生涯。

李叔同在担任直隶模范工业学堂图画教员期间，曾撰写《艺术谈》，其中包含《焦画法》和《炭画法》这两篇鲜为人知的文章，且附以图示，刊登在上海由杨白民主持的城东女学校刊上。据发现者郭长海说，虽然这只是两节短小的文字，“在当时与事后均未产生太大的影响，但是，从美术史的角度来讲，李叔同是首先在我国介绍与传布焦画法的人，则是无疑的了”。

李叔同撰写的《焦画法》共分为两大部分，前半部分是对焦画的概述，后半部分则写焦画器械的操作和具体的绘画方法。

通过文中描述，窃以为，李叔同所谓“焦画”，其实就是如今人们所说的以加热的金属笔头，在木、竹、牙、角或厚纸等材质上进行绘画的“烙画”。

李叔同在《炭画法》中，介绍了三种炭画笔的软硬分类、如何使用特制的纸卷皮卷对画面进行浓淡处理、炭画放大方法以及炭画的具体保存方法。他还将纸卷、皮卷以及为了保存炭画喷涂保护膜所使用的喷水管，加以图示，以使读者明了。

李叔同在天津这一时期的活动，除了在学校课堂教学之外，就是在“意园”的洋书房中会会朋友，很少与外界交往。

虽然李叔同东瀛留学期间，日本曾是中国革命党人海外活动的中心，且孙中山、章太炎等人当时也都在日本，但以李叔同性格孤僻的心理特质及沉默寡言、不善交际的秉性，再加上他将主要心思和精力放在学习绘画和音乐上，他既没有与革命党人建立多少联系，也没有参与或付诸更多的实际行动，只不过有时以诗词表达自己的感想而已。例如，他在1909年所作的《无题》中写道：

黑龙王气黯然消，莽莽神州革命潮。甘以清流蒙党祸，耻于亡国作文豪。

而李叔同学成归国后，尽管天津当时也正在经历着革命风暴的洗礼，但李叔同此时已经三十二岁，不再具有青年人那种血气方刚、挥斥方遒的劲头；由于还要面对如何处理一南一北两个家庭的现实两难诸多实际问题，他此时对革命的问题兴致不再，不得不“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

当然，即使李叔同躲进小楼，也并非意味着他不再关心过问时事。例如，当1912年中华民国宣告成立时，李叔同也以填词来表达自己的心声。他在《满江红·民国肇造志感》中写道：

皎皎昆仑山顶月，有人长啸。看囊底、宝刀如雪，恩仇多少。双手裂开鼷鼠胆，寸金铸出民权脑。算此生，不负是男儿，头颅好。荆轲墓，咸阳道；聂政死，尸骸暴。尽大江东去，余情还绕。魂魄化成精卫鸟，血花溅作红心草。看从今，一担好山河，英雄造！

透过这首词，读者不难看出李叔同对民国肇造者的敬仰与歌颂，同时也展现了他对辛亥革命的热情、自己的抱负以及当时的思想情绪。不过，李叔同对于辛亥革命和民国建立的支持，似乎也仅止于这类言论上的欢呼。

实际上在此时期，对李叔同而言，还有两个艰难的现实困境摆在面前。一是辛亥革命前后，国内金融市场一片混乱，各大钱庄票号，借机宣布“破产”，进而侵吞客户存银。在这种情况下，李叔同家原有的百万资产，顷刻化为乌有。曾经目睹李家当时情况的袁希濂在《余与大师之关系》中写道：

……师本为富贵公子，自幼即敬老怜贫，疏财仗义……其家在天津某国租界，夏屋渠渠，门首有进士及第匾额，余曾数次饭于其家。师之兄为天津名医，兄弟极相得，且富有资产，一倒于义善源票号五十余万元，再倒于源丰润票号亦数十万元，几破产，而百万家资荡然无存矣。

“桐达钱铺”收市之后，李家家道中落，因食之者众，故先后卖掉和出租一些房子，并以李文熙行医诊费，来维持一大家日常生活开支。李家经济几近破产，也使得李叔同这样一个过惯了锦衣玉食生活的富家公子哥儿，在物质生活方面，一夜之间从天上掉到了地下。在这种情境之下，尽管李叔同真心地欢呼革命的到来，但恐怕也很难义无反顾、赴汤蹈火投身到革命中去。

二是由于旧时正侧、嫡庶之间在人们心目中所有的那层隔阂，再加上六年前在母丧归津时，仲兄李文熙曾拒绝其灵柩进入旧宅留下的隐痛，李叔同早就产生脱离“桐达李家”这个大家庭的想法。葬母之后即东渡扶桑留学日本，就是他采取的行动之一。学成归国时，他考虑到天津毕竟还有元配俞氏以及两个儿子在，毕业回国了，理应回来看看。不过，此刻他又多了一桩心事，那就是他带回来的日籍夫人，正独自在上海期盼着他的归来。

“屋漏偏逢连阴雨”，这年春节前夕，聘请他任教的直隶模范工业学堂又被迫关闭。李叔同面对这种局面，首先想到的是，春节是家人团聚的节日，他不能让那位日籍夫人在举目无亲中度岁，于是在民国元年壬子（1912）春节前夕，告别天津妻儿老小，独自去了上海。从此，李叔同再也没有踏入天津一步。诚如李端在《家事琐记》中所说：

给我祖母发丧以后，先父即于当年东渡日本留学。1911年学成后曾回天津任教一年左右，再次南下上海，辗转苏、杭、浙、闽，一去三十年，至死也未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