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剪纸的传承

（一）传承人及其代表作品

毛南族剪纸技艺的持有者身份固定，除了临时担任剪纸者的公裁花以外，只有从事巫俗活动的师公群体和从事白事的吉生群体。

由于职业需要，每位师公和吉生基本都会制作当地绝大多数类型的剪纸，也都基本知晓其使用方式和大概含义，但熟练掌握如花楼、盘龙等复杂剪纸且能完整说出剪纸具体图样象征含义的传承人并不多。

毛南族的师公和吉生均为男性，除巫婆外，毛南族女性一般不从事神职。

1．师公

谭福军（图2-76），法号仁诚，1953年出生，老家在川山镇峒伴村（下南乡中南村的搬迁安置点），现居县城，其师公身份是家族传承，到他已是第十三代。谭福军17岁高小毕业就随父辈开始学习肥套仪式，1975年，罗城有一仫佬族师公去世，临终前托付谭福军来带领他的仫佬族师公班子，因此24岁的谭福军去罗城住了6年，学会了仫佬族的法事，后来在南宁、金城江区都居住过，几经辗转，于1993年回到老家继续担任毛南族师公，2005年搬到县城。在旅居各地的过程中，他接触了毛南族、壮族、仫佬族的各种巫俗法事，目前除从事毛南族法事之外，还承接周边壮族、仫佬族的各类法事。

由于从事师公比较早，谭福军是少数几个经历过“文革”且健在的师公。

“文革”期间，不让做肥套，但那个时候还是会有毛南族的人偷偷请师公在凌晨做肥套，但仪式都非常简单，鼓都不敢敲，只能一切从简。“文革”后，肥套及其他法事才逐渐允许做，1984至1986年，开始了“除六害”运动，对于看风水、算卦、搞“迷信”的人又开始批斗。1987年环江毛南族自治县成立后，政府认为这些都是毛南族的传统文化，才允许搞了。

谭福军对肥套以及其他毛南族法事的流程以及所用剪纸掌握得比较全面。上文记录的在东旺屯开展的肥套仪式，尽管谭福军不是班主，但实际上所用的担子就是谭福军的。神坛上的神像也是他在20世纪80年代末自己画的（图2-77）。在剪纸方面，谭福军掌握全套的巫俗类剪纸（图2-78），盘龙上的剪纸由谭福军在2015年剪制（图2-79），花楼也由他独立制作，上文图2-60的花童和茅郎也出自谭福军之手；除此之外，他还能解释瓦尼阿各部分细节的区别和含义。这在所调查的师公中是仅有的一位。

谭益庆（图2-80），法号仁鑫，1954年出生于下南乡中南村上义屯，高中文化程度，现居住在环江县城。其师公身份是家族传承，到他已是第九代。根据下南乡文化站提供的资料，谭益庆家传谱系如下：

第一代：谭照萱

第二代：谭壮喜

第三代：谭荣富

第四代：谭炳茂

第五代：谭少鹏

第六代：谭原旺

第七代：谭英雄

第八代：谭家兴

第九代：谭益庆

根据谭益庆回忆，爷爷（谭英雄）做师公时遇“文革”爆发，将担子藏在山洞里，因此保留了大部分的谟文和面具。“文革”之后，父亲和叔叔一起将担子中发霉腐朽的面具重新更换或修复。原本，父亲想将担子传给谭益庆的弟弟，但是弟弟不愿意做师公，于是谭益庆接下了担子。

谭益庆年轻时曾任代课老师，后因难以支撑家庭开支，转行开货车运输木材，在家中孩子长大后开始做专职师公，随父辈学艺。1995年父亲去世后，谭益庆接下担子，接任班主，如今已是毛南族肥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并连续多年参加毛南族“分龙节”祭祀仪式。谭益庆对肥套仪式以及毛南族其他巫俗仪式了如指掌，是傩戏、傩歌、剪纸等技艺较为全面的传承人。他担子中使用的面具和神像都是祖传下来的，而盘龙和花楼（图2-81、2-82）都是他自己在几年前制作的。

方振国，1933年出生于下南乡，现居住于洛阳镇江口村大河屯（1990年从下南搬迁到此地），是目前毛南族为数不多的掌握肥套傩面具雕刻技艺的师公（图2-83），也是目前接触到的从事师公时间最长的师公。其师公身份以及木雕技艺均为世代家传（图2-84）。由于年事已高、外出不便，方振国已经不再作法事，只是在家中制作面具。县文化馆几年前预定了一整套，售价两万元，但两年都没有完成。方振国有4个孩子，只有小儿子方文展继承学习傩木面雕刻，方文展说如果自己不继承，父亲的手艺就要失传了。他从小在父亲的周围耳濡目染，但正式学习雕刻傩面具却是近几年的事情。方振国年事已高，很多事情已经记不清楚，很难和他人顺利地沟通和交流。他家仍保留着之前做师公时制作的瓦尼阿（图2-85）和花楼（图2-86），花楼外侧装饰有剪纸，样式非常传统。

谭承继，1968年出生于下南乡中南村松崖屯，现居住在金城江区，中专文化程度，从事师公之前曾在川山乡人民政府、广西北山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工作，是我们目前接触到的文化程度最高的师公。由于学艺时间较短，目前尚未进行师公的“申名”仪式，还没有自己的法号。谭承继家族历代从事师公，但到谭承继的父亲这辈就没有继承下去。几年前，谭承继有一段时间身体非常不好，多次到医院检查都未查出病因，无奈之下求助毛南族巫婆，巫婆说由于从其父亲开始家中无人继承师公担子，使得家中已过世的历代师公无法去巫俗仪式现场领受供品，导致祖先不满。而他的命中有“三台华盖”，是被祖师选定的从事师公的人选，只要开始做师公，他的病就能好起来。于是2000年以后，谭承继开始学做师公（图2-87、2-88）。

谭义忠，法号仁忠，1937年出生于下南乡下塘山区，现居住于波川村东贵屯，小学文化程度，生有9个孩子，其中5男4女，大部分时间在家务农。由于“文革”时期师公所做的一系列法事都被明令禁止，“文革”结束后，谭义忠的父亲出于对他的保护，对他“接担子”的决定一度阻挠，但谭义忠最终还是决定在年过半百时随父辈开始学习肥套及其他法事，继承家族几代人传承下来的师公身份（图2-89、2-90）。

叶扬究，1982年出生于南乡玉环村干修屯，现搬迁至思恩镇陈双村下南二组，初中文化程度，是我们所接触到的最年轻的师公。1997年，15岁的叶扬究出于兴趣，跟着父亲所在的师班到处参与法事，并于初中毕业后（1998年）开始正式学习。至今，将近20年的师公生涯让他逐渐熟悉了肥套及其他法事复杂的仪式过程。他在业余时间还主动找老师公学习傩面具的雕刻，十分勤奋好学。对于大部分剪纸，他在技艺层面都已了然于心，也知道如何使用，有时在剪纸的细节装饰上还会根据自己的想法进行一些创新（图2-91、2-92）。

2．吉生

谭醒雨，1943年出生，现居住下南乡波川村高川屯，高小文化程度，是过继到外婆家的养子，从小“苦里生、苦里长”，高小毕业后虽被中学录取，但家里养母双目失明，经济条件不允许，于是14岁的他就担负起养活家中三代人的重任。谭醒雨正式从事白事是在40岁之后，从最开始给白事班子帮忙做一些点香、焚纸之类的杂活，到最后全面掌握毛南族丧俗仪式的环节和流程，他只用了短短3年的时间。后来白事班子的师父因为后代无人接手，故将担子传给了他。他说自己从事这一行是因为“命里有道”（图2-93）。现在他的白事班子有3个徒弟，但制作剪纸、诵经超度等主要环节都要由他亲自完成（图2-94、2-95）。1986年后，他不再种地务农，目前平时也不做别的工作，专职做吉生。据他介绍（图2-96），毛南族的丧葬习俗包括佛坛剪纸装饰以及仪式中用到的纸旗纸幡，都是从汉壮地区学来的，汉壮地区的习俗没有保存下来。而在偏僻的毛南族地区，这些习俗却得以幸存。

卢长胜，1964年出生于下南乡中南村上光屯，初中毕业后（1982年）开始随父亲卢耀明学习毛南族丧俗仪式，爷爷卢炳文也是吉生。和卢长胜同辈的堂哥卢长江（图2-97），也是家传的吉生。到卢长胜这一辈家族已传3代。卢长胜表示，自己之所以从事这行是因为这是祖上传下来的传统，不管怎样，家中都必须要有一个人继承。谈到下一代的传承，他说准备传给侄儿。尽管现在侄儿在东莞挣钱，但卢长胜相信，等到他40多岁孩子长大了，就会回来“接担子”（图2-98）的。关于佛坛上的剪纸，卢长胜说这些花样有十几种之多，但都没有确切的含义，是他的师父1987年去附近的南丹县（壮族聚居地）做“大道场”后教他的，只是为了好看而做的装饰，佛坛上哪里有空就贴在哪里（图2-99、2-100）。现在，在下南地区，一般只有7天以上的道场才用到剪纸装饰，原因在于剪纸所费人工较多，光是装坛就要两个人做3天。除非是家境殷实且愿意“大办”的主家，一般主家很少选择做大道场。他本人最近一次做大道场还是在2015年8月。

（二）传承现状

1．巫俗剪纸

毛南族巫俗仪式中使用的剪纸作为仪式中具有民俗含义的道具或装饰，它的传承无疑依托于毛南族巫俗仪式的传承，因而了解巫俗仪式的文化持有者——师公群体的传承方式与传承现状是了解剪纸传承的关键。

从传承方式上来看，如果单以祖辈是否从事师公这一标准来区分，毛南族师公群体的传承方式以家传为主，极少部分为师传。但由于毛南族绝大部分的巫俗仪式都是多名神职人员共同完成，年轻的师公有机会向同一师班年长的师公们学习，因此单从学习方式而言基本都是师传、家传兼而有之。

如上文所述，所有的师公都有一个装有所有仪式道具和书籍的担子，只要是进行大的巫俗活动，都要将担子带去主家。无论是家传还是师传，年轻的师公都可以在合适的时间接手上一辈或师父的担子，即“接担子”，但如果师父不传担子只授艺，年轻的师公也可以自己制作一套自己的担子。初学者学艺的一般流程是：先跟师父或父亲到仪式现场做一些简单的辅助工作，同时业余时间自己抄写谟文熟悉谟文内容，先从读谟开始入门，之后再学习剪纸、跳傩舞等项目。巫俗活动尤其是肥套仪式的过程环节非常复杂，且师公只是“兼职”，不做法事时一般都有自己的主业，因此一般从入门到全面掌握至少需要十几年的时间。

但毛南族巫俗活动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前曾屡次被明令禁止，甚至遭到毁灭性的打击。肥套的上、中、下分级制度的失传就是一个令人心痛的例子，并且使得毛南族师公群体的传承出现了断层。

根据资料介绍，在1949年之前，光是师公分布较为集中的中南地区就有7个大师班，每个师班都有十几个人。调查期间，根据下南乡文化站站长谭达道介绍，2005年筹备将毛南族肥套申报国家级非遗时曾做过师公人数的统计，那时的师公有30多人，而现在，师公人数在50人左右。而以本次考察期间接触到的11名师公为样本，其中1980年以前就开始学艺的只有两名，其余9名都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才开始跟父辈或师父学习毛南族巫俗法事。以上数据大致能够从侧面反映出师公人数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变化，究其原因，对数据变化产生重要影响的3个历史事件分别是“文化大革命”运动（师公人数大量减少）、1986年环江毛南族自治县成立（师公人数开始增加）以及2006年毛南族肥套成功申请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师公人数持续增加）。

从1986年环江毛南族自治县成立，到21世纪文化遗产时代的到来，都唤醒了毛南人自觉保护本民族文化遗产的意识，且世代相传的民俗信仰依然赋予毛南人执着于还愿和其他法事的内心诉求与心理依托。尤其到了2006年之后，随着肥套申遗的成功，毛南人开始意识到肥套以及其他巫俗是民族文化的一部分，政府文化部门也开始逐渐重视，不仅在毛南族文化大普查的基础上成立了非遗传承保护中心，而且还多次举办毛南族傩面具的雕刻技艺培训班。政府的重视逐渐消除了村民和师公内心的顾虑，以肥套为代表的毛南族巫俗法事逐渐恢复。每年秋收之后，尤其是过年前的一个月，一些较有名气的师公班几乎每隔三五天就要做一场肥套。师公们骑着摩托车从居住的村庄或县城赶到主家，开始为期3～4天的法事。这还不算平日里师公们承接的其他较小规模的巫俗法事。每一场法事的酬劳按天计算，每天每人100～200元。

可见，目前师公群体的传承现状相对于20世纪80年代之前有了明显的改善，发展趋势也较乐观。

通过对以上师公群体的传承现状与传承方式的分析，可以看出剪纸所依托的文化信仰与民俗仪式的传承状况目前还比较乐观，有越办越大、越办越好的趋势。但值得注意的是，剪纸在毛南族巫俗活动的开展过程中，只是构成整个仪式民俗链的一个要素，作为仪式中使用的道具或仪式空间的装饰而存在，相对于更为“抢眼”的傩戏傩舞或者师公念唱的谟文，它的受重视程度相对较弱。加上现场制作剪纸本身就十分费工，因此剪纸在制作上有逐渐简化的趋势——以前肥套仪式上需要现场制作的花楼和盘龙，现在都成为师公担子中的固定道具，不再需要每场肥套都制作；竹扎纸糊而成的花楼普遍高度约在40～50厘米（而在蒙国荣先生1993年所记录的肥套中，花楼有约1米高，类似实物图片可见图2-86：方振国家中的早期花楼）；在有的花楼上，所用的剪纸装饰已大部分被现成的红色印花卡纸替代，剪纸保留得比较少或几乎没有，或者直接采取在纸上绘制的方法（可参见上文图2-82谭益庆制作的花楼）；以前在添粮补寿仪式上需要动手“冒剪”的马和寿屏，现在都是制作好模子直接印画后再沿着轮廓剪出，或者干脆只画不剪了；此外，在有的师班中，盘龙上的剪纸已变成机器印制的现成图案（图2-101），不再需要剪纸。

此外，年轻师公在传承意识上的欠缺及其学艺过程的漫长和复杂，使得他们很少去主动追问剪制图样背后的文化内涵。以瓦尼阿为例，原本要根据所贴坛门中供奉神灵的不同而改变图样，但目前大部分师公只会剪一种纹样，且说不出纹样的具体内涵。对于相对重要的楹桥、花童、花枝等剪纸，他们也只知道其使用方式与大概的象征含义，具体到图案和样式的文化内涵所知较少。

综上，剪纸的传承依托师公群体传承现状的改善，短期内不会失传，但就剪纸本身而言，在技术和文化层面的传承状况方面有弱化的趋势。

2．丧俗剪纸

从事毛南族丧俗仪式的吉生群体在传承方式上与师公基本一致，以家传为主，在学习过程中同样家传和师传兼备，也有世代相传、装有仪式道具和所念经文的担子；但吉生的班子较师公班子来说人数相对较少，一般只有三四人。而用于毛南族丧俗中的剪纸由于种类较少、功能相对单一，图案所承载的文化信息也比较少，目前的传承状况相对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