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调查村社概述

（一）区域选择

广西河池市环江毛南族自治县是全国唯一的毛南族自治县，位于该县西部的下南乡作为其主体民族乡，是全国毛南族最大聚居地——“三南”地区的核心地带，其行政区划包括了“民国”时期中南乡和下南乡的核心片区，相对完整地保留了毛南族人的生活习俗与文化传统。而将下南乡定为本次考察的调查区域，主要基于以下3个原因：

1．全乡毛南族总人口比例超过97%

根据表1、表2的数据分析，我们可以得知，全国超过一半的毛南族人居住在环江县，而环江县下属的下南乡不仅居住着全县约1/3的毛南族人，而且该乡毛南族人口所占全乡总人口的百分比常年维持在97%左右，其他约占3%的人口多由婚嫁到此地的汉、壮、瑶等其他民族构成。

从人口构成上看，下南乡毛南族人口所占比例之多，保证了该地区毛南族文化的相对统一和独立。

2．全乡唯一的市集：下南六圩

毛南人称赶集为“赶圩”。三南地区的集市贸易始于清代，于“民国”初期发展成熟，最兴盛的时候多达十几个，几乎“每月三十日，天天有圩赶”。其中下南乡下南社区下南街的六圩大约形成于晚清时期，此后因六圩南部和东南部接近黔桂铁路（于1940年通车）线上的金城江、怀远、宜山以及思恩县城等城镇，交通较为便利，清末民初时期便发展为毛南地区的经济中心，也是环江县最大的圩场之一。“民国”时期《思恩县志》中记载：“毛难六圩，距城80里，以六日为圩期，出产最精美之斗笠，市面可容纳2000余人。”

在1984年完稿的《环江毛南族社会历史调查》中曾提到，20世纪50年代，下南六圩每逢圩日“平均都要杀10条（头）猪、3头牛，共重2000斤以上，如果逢上节日，要杀七八十条（头）猪。1952年过旧历年时，一圩杀了162条（头）猪……白米在1952年秋收以后，每逢大圩均有8000至10000斤上市……棉花约200斤，桐油约300斤，黄豆五六百斤，玉米约1000斤，其次烟叶、蓝靛、土布、鸡鸭等为数不多。”据此描述可窥见其圩市在20世纪50年代已具有相当大的规模。

下南街六圩在1950年前均以农历逢六日为圩日，故称为“六圩”，1950年至1980年期间，除“文化大革命”期间曾统一10天为一圩以外，均以农历逢三、六、九日为圩日，1980年后，改为公历逢三、六、九为圩日，至今亦然。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城乡经济的发展、交通条件的改善，农民们搭车赶圩，早出晚归，加上村、屯小卖部和代销点的开张，较小的圩场自行关闭，而较大的圩场逐渐成为整个地区商业、贸易、经济及文化的中心，传统的集市正在农村经济发展以及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逐渐整合和壮大。

六圩就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大型圩场。目前，六圩已经成为全乡唯一的圩场。每逢圩日，各村村民便乘坐私人经营的小型面包车或三轮摩托车来到圩场赶圩，十分热闹。圩场除了设有传统的蔬菜、肉类、瓜果、生活用品等商铺和小摊之外，还设有建材商店、农用机械门市部、中型超市、手机卖场、银行邮政营业点、快递营业点、药店、饭店等生活配套服务场所，商贩也从原来兼职的本地村民变成职业的本地、外地商贩群体。目前，六圩已建成一条长约500米的宽敞水泥路，马路两旁是连排的商铺，即使不是圩日，村民也可以在这些每日营业的商铺中买到日常所需的基本生活用品。而到了圩日，整条街的马路两旁摆满了售货摊位，小吃、农副产品、服装百货等应有尽有。此时，六圩已整合为一条相对成熟的商业街，成为整个下南乡的商业中心。

对于常住村中的村民而言，每逢圩日进乡赶圩是他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进行商品交换之余，他们还在乡镇府对面的村民文化活动广场上对唱山歌、闲坐聊天；如果村民想要进城办事，必须到六圩街上的班车站点搭乘开往县城或市区的班车；如果需要办理民政事务，则须前往距离六圩街不足百米远的下南乡政府。

在商贸中心的基础上，六圩街已然成为下南乡唯一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将下南乡所辖的中南、下南地区统辖为一个紧密联系、相对独立的文化共同体。

3．毛南族最大姓氏——谭姓的发源之地

有关毛南族的民族渊源，目前接受比较广泛的说法是：“历史上毛南族的发展过程，是以当地土著居民为主，结合了许多外来移民组成的一个独立的人们共同体。”谭三孝就是历史上迁来此地的外来移民之一，即毛南地区绝大部分谭氏的始祖。1950年底，毛南族总人口13816人，其中谭姓毛南族人口占80%以上。2011年，谭姓毛南族人口亦占全族人口的80%以上。如此数量众多的谭姓人口，其宗支的发展与壮大对毛南族的形成和稳固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下南乡所辖区域正是毛南谭氏迁居并发展壮大的核心地带。

现存下南乡波川村高川屯波川小学校园中的《谭家世谱》碑是在清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由毛南人谭灿元因“恐后不知祖籍之所自”而追忆撰写，并“勒石永存”，现为环江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碑文记载：“始祖是湖南籍常德府武陵县东关外城太平里通长街古灵社，特授河池州知州事加三级记录二次，号谭三孝，字超群，讳泽深，奶名僚……莅任三年，厂务水灾，归贡（空）厂税银八千，无由填足，罢职归农，逃散异乡。”几经迁徙，最后“移居毛难土苗地方，卖货生理”。之后得到当地地理先生方康节“点得草木一山，后来湾弓龙脉，前面凤舞三台（今下南乡堂八村的凤腾山），礼葬严亲，龙降虎伏”（图1-1）。而后在现今辖属下南乡中南村的南昌屯和当地人方刚振结盟，联为姻亲，“生男育女，玲珑智慧，耕织凿饮，土苗互语，安居落户”。由此，谭三孝这一支如《大祖图谭三孝坟墓碑文（乾隆五十六年立）》所言：“由是父而子，子而孙，不知几数。”

谭氏在三南地区站稳脚跟后，为了壮大谭姓势力，建立了“谭姓群众内部自我管理的社会组织”——“八轻”，又称“八金”“八疆”“八强”，在毛南族口头流传的“排见”（毛南语音译，即史诗）、《谭家世谱》碑文等文献中均有所记录，但口传史诗易讹传，而《谭家世谱》碑文是现存最早的毛南族历史文献之一，因而碑文上的记述就更具说服力。碑文如是载：“上祖先公字其顺，生得一谭琼、二谭眉……八谭僚。一代谭僚生得一池结、二定值……二代池结生得一兴伯、二老果……三代兴伯生得一吊轻可道，二离轻峒念，三汉轻休寨，四龙轻下川、五虎轻休巴、休利，六唐轻南道，七赵轻荣空，八马轻谷仓、峒信，下孟、南慕。”大意是第一代谭僚（谭三孝奶名“僚”）的8位曾孙（由第三代谭兴伯所生）：吊轻、离轻、汉轻、龙轻、虎轻、唐轻、赵轻、马轻分别形成了8个宗支，各自划定了自己的地势范围：可道，峒念，休寨，下川，休巴、休利，南道，荣空，谷仓、峒信、下孟、南慕。

八轻各自的“领地”建立之后，不仅打破了同姓不婚的禁忌——除了同“轻”之间不可婚配外，均可自由婚配，此外还通过胁迫当地外姓或外族改姓谭，并改讲毛南话。由此，谭三孝这一支的谭姓人口数量大大增加，而不愿改姓的外姓或外族人很多只能被迫外迁。今下南乡所属的地区囊括了“八轻”最初下辖的绝大部分区域。

（二）区域概况

下南乡在自然条件以及文化环境方面具有如下3个典型特征：

1．缺地少水的自然环境

下南乡地区地处云贵高原东南麓的斜坡地带，是典型的岩溶地貌，即喀斯特地貌区，历来人均土地面积都略低于全县人均水平。在这里，两山之间夹杂着大小不等的平地，被称为“田峒”，是三南地区的水稻种植区（图1-2）。“田峒”主要集中在下南社区、波川村、仪凤村、中南村一带，耕地相对集中，土地质量较好，但这些地方人口密度较大，人均耕地面积并不可观，基本不到一亩；而贫瘠的山区素有“九分石头一分土”之说，且山上岩石裸露，植被较少，耕地资源尤为稀缺，俗称“峒场”，集中在希远、景阳、下塘等村，这里水源稀缺，主要种植玉米、红薯等山地作物。直至2016年初，即本次考察期间，下南乡主要还是以农业为主，向外输出的劳动力大约占全部人口的3～4成，主要输出方向集中在珠江三角洲地区。

这里年降雨量为1380～1750毫米，降水丰富但雨量、季节分布不均匀，给农业生产带来不利影响。且由于地处岩溶地貌区，地表水资源极度匮乏，水资源总量无法满足农业生产和生活用水要求。

针对以上情况，一方面政府扶植农户修建蓄水池、地头水柜并抽取地下深层水，解决山区生活用水和田地灌溉问题；另一方面，对于土地与用水资源极度匮乏的地区，从1989年到2009年，政府组织了整个“三南”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移民安置行动，在环江县境内建立了近30处移民安置点，共安置毛南族群众5000余人。

这些安置点分布在洛阳、思恩、川山、大安、民伦、下南6个乡镇，其中下南乡境内的移民安置点在地理条件和自然资源相对丰富的下南社区和波川村境内（图1-3）。参与移民安置的村民绝大多数来自本乡，除波川村以外的10个行政村都有村民参与搬迁。

2．下南乡——跨村落的毛南族文化共同体

目前在下南地区，毛南族的民族文化共同体具有跨村落的特征，是以下南乡为中心的一个密不可分、互相依存并互相认同的文化生态圈。相比之下，村社（即自然屯）在文化上并不自成一个完整体系。

第一，从家庭与自然屯的关系上来看，在文化生活方面，家庭对自然屯的依赖性较小。

如今的下南乡几乎没有大庙，大多数庙都被毁，至今仍废。历史上，毛南族的宗教庙宇以三界庙、婆王庙为主，“三界庙每村立有一个，大小不一，内设三界石神像。每年五月肥庙（分龙节）各村请师公穿法衣戴面具到庙前唱神歌，跳娱神舞……毛南山乡最大的三界庙是广西环江毛南族自治县下南乡的三界庙，位于六圩街上，共3间房子，砖墙瓦顶，20世纪20年代被毁掉……婆庙位于广西环江毛南族自治县下南乡波川村，是旧时毛南人向花王圣母求子的寺庙，于20世纪20年代毁掉”。考察期间，除了波川村高川屯的近年新建的社王庙以外（图1-4），并未见到其他庙宇。

毛南人传统的民俗活动绝大多数以家庭为单位进行，除了根据具体情况若干年举行一次的围村和安龙谢土两种巫俗仪式以自然屯为单位进行，以及2006年刚刚恢复的肥庙（分龙节）中的庙祭仪式以上团（上南、中南地区）和下团（下南地区）为单位分别进行之外，基本不以屯或更大单位进行集体传统民俗活动；毛南族每家每户都在家中设有供奉各路家神的神位，各路家神所掌管的事务几乎囊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后文将详述），故一般的求神问神基本只需在家中神位前进行。因此，目前在下南乡，毛南族几乎所有求神祭祀的巫俗仪式、节日习俗以及人生礼俗等都在村民的家中开展，这体现了毛南族传统社会中重要的“家”特质：“毛南族最重要的社会特质就是其家特质，毛南族社会的生计模式、空间格局、社会结群、仪式文化都是围绕‘家’展开的。”

第二，从村落之间的关系上来看，各自然屯之间的关系也相对松散。

根据表3可知，“屯数众多，人口分散”是下南乡村落分布的显著特点。截至2015年2月，全乡共有11个行政村、173个自然屯。在这173个自然屯中，接近6成是户籍总人口不足百人的小屯，仅有不到7%的屯人口总数超过300人。其中人数最多的波川村高川屯，拥有200户，共800人口，人数最少的景阳村洞平屯仅有2户，共3人。以前，下南乡境内还有很多“独户屯”，近年来由于水电不便，大多搬迁至附近的安置点。

毛南族的民间信仰活动绝大多数需要神职人员主持和引导，但这些神职人员的“业务范围”并不限定在本村内，而是以乡为单位在各村之间“有求必应”地流动。毛南族的神职人员分为3种：掌管巫俗仪式的师公（毛南语称“三元”，或直接称呼为“师公”，师公作为下南乡周边毛南族、壮族、仫佬族等少数民族道教神职人员的一般称呼，已被大家普遍接受）、掌管丧俗仪式的“吉生”（毛南语音译，意为先生）以及负责阴阳之间搭桥卜卦的“伢”（毛南语音译，意为巫婆）。其中除了伢需要在“有事”时登门拜访求助之外，师公和吉生所掌管的民间信仰活动都是“上门服务”的。根据下南乡政府站长谭达道提供的数据，整个下南乡现有师公三四十人，有吉生约20人，分散居住在下南乡的各个自然屯中，有的甚至常年在外，有需要时才会回到下南乡；此外，师公在各屯的分布十分不均衡，以人口最多的高川屯为例，尽管全屯有800多人，但全屯目前没有师公，只有一位吉生。每逢法事，若干师公或吉生要组成临时的“班子”（或称“师班”）来到主家家中，等仪式活动结束后再回到各自的居住地。

与家—村落、村落—村落两组相对松散的关系相对应，下南乡的毛南族是以乡为单位构建自己的文化共同体的，原因大体有以下几方面：首先，毛南族本身就是个人口较少的民族，尽管下南乡是广西境内毛南族人口比例最高的民族乡，但与同县境内比邻而居的壮族相比，毛南族在整个环江县境内依然不具有人口数量上的优势，这使得他们整体的民族团结意识较为自觉和强烈；其次，神职人员在全乡范围内跨村落的组合和流动使得全乡家家户户所接触的仪式过程都基本相似，这决定了民间信仰习俗在全乡范围内的基本统一；且如上文所述，目前全乡境内仅有一个集市，商品物资交换以乡为单位进行，使得下南乡在经济层面也形成了一个稳固的共同体；此外，自然屯中民间庙宇的毁灭性破坏，以及政府30多年来开展的大范围移民搬迁工程，也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原本的村落相对封闭独立的文化格局，使其变得更为开放和多元，进而促进了全乡民族文化共同体的形成。

3．多元融合的毛南文化

从历史的发展脉络来看，毛南族所处地区最早从宋代开始就是民族流动和多民族共同居住融合的重要区域。在经历了元代全国范围内的民族大融合之后，到了明清时期，大量汉族、苗族、瑶族因屯军、迁移、经商、流官等因素南下迁移，进入三南地区，与毛南族杂居。正如前文所述，占毛南族人口80%以上的谭姓其始祖谭三孝就是在这个时期迁至三南地区的，此外几乎同时期迁入的姓氏还有覃姓和卢姓。这些外来人口不仅带来了自己的姓氏，而且进一步在毛南地区发展了自己的宗族。更重要的是，他们在继承了当地土著居民的语言、文化和民族传说的基础上，带来了相对发展程度较高的外来文化，并吸取了周围汉族、壮族的文化知识和科学技术，使这里开始经历迅速的发展与变革。而明清两朝采取的例如军屯、商屯、改土归流、设立书院等军政和文化措施，以及民间更为广泛的如通婚、通商等社会经济交流，都起到了密切三南地区各民族间往来和促进各民族间经济文化交流的作用。

除去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外部因素，毛南族对外部文化的主动学习也有一定的内部原因。尽管环江是毛南族自治县，但就人口数量而言，全县毛南族人口总数远远少于壮族的人口总数。1953年，环江地区的毛南族人口比例占全县人口总数的10%，而壮族却占88%。1982年、1990年、2000年人口普查时，毛南族占全县总人口的比例分别是11.32%、16.84%、16.01%，而壮族占全县总人口的比例分别是77.60%、69.82%、71.18%。

人口数量上的劣势一定程度上培养了毛南人强烈的民族自尊心——“毛南人被视为落后的山民，有的到思恩县城或外地，因讲毛南话而受到当地人的讥讽和嘲弄，明清及“民国”官府把他们当作‘毛南苗’予以侮辱。以后，外出的毛南人彼此相见，不敢用毛南话交谈，也不敢承认自己是毛南族，都说自己是汉族。新中国成立前，除了经常来到毛南山区的外族农民之外，还有抓兵拉夫、派粮派款、趾高气扬、无恶不作的官兵以及来此进行不等价交换、巧取豪夺的外族商贩。由此，加剧了毛南族的对抗情绪，如湖南、宾阳等地的商贩，只要在圩场与毛南族人发生争执，往往就会掀起强烈的民族排外浪潮，被惹怒的村民当场捣毁或烧掉货摊的货物”。以上情况使毛南族人越发地重视主动学习汉族文化，摆脱封闭状态，加上经济的发展大大地夯实了物质基础。从清代中后期开始，三南地区对学习汉文并参与科举考试重视起来，一度享有“三南文风颇盛”的美誉。目前中南村下社屯对面的山腰上，尚存有一处曾作为私塾的岩洞——学岩，洞口有对联曰：“四乡父老兴办学岩培魁秀，八疆弟子苦读诗书树芳名。”《毛南族教育史》称：“清代，人口不足万人的毛南人考上县庠和应试科举文武秀才有30人左右，清末至新中国成立初期，三南一带就已设有70多个塾馆，许多农家子弟都有就近入学的机会，毛南人的文化素质不断提高，能用桂柳话或普通话与周围的壮、汉族频繁交流。”

到了晚清、“民国”时期，下南地区的农业、手工业、商业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例如毛南人的开山取石技术、房屋建造技术、建筑装饰技术都是在这段时期跟湖南、湖北等地的汉人学习并引进的；此外，这时期出现了独立的手工业以及个别具有雇佣劳动关系的手工业作坊，同时还形成了以下南六圩为中心的多个商业网点。这些变化都是毛南人与其他民族文化融合和促进的结果。

本次考察中我们发现，目前毛南人之间民族认同的最主要方式就是语言，除此之外，在服饰、装扮、建筑等方面已经与周围的汉、壮民族基本一致。这进一步说明了毛南族长期以来的多元融合历史发展轨迹。

（三）村社概况

以下南乡波川村高川屯为例，下南乡波川村村委会所在地高川屯位于下南乡府所在的下南街西北约1公里处，是下南乡173个自然屯中最大的屯。截至2015年2月，全屯共约有200户，约800人。这里由于离下南街（六圩）较近，交通十分便利，村民赶圩只需步行，且处在“田峒”区，耕地资源相对集中，是下南乡水稻的主产区，也是下南乡毛南文化的中心地带。本文将以高川屯作为下南乡众多自然屯的代表，介绍下南乡毛南族村社文化的一般状况。

《谭家世谱》碑文记述的八轻因为年代久远，很难考证其所述区域在今天的确切位置，但将碑文与毛南族口传史诗排见中关于八轻的诗句相对照，可得知八轻的大概位置。排见中有一句如是云：“龙轻在高川下谈，一公子住松银……”而《谭家世谱》碑文记述的“龙轻”所在称为“下川”，很有可能就是高川和下谈两屯的合称。排见版本众多，另一版本也有类似诗句云：“前妻后妾生八子，后来出为八个轻，‘龙轻’住的波川地，还有住在下谭屯。”可见，高川屯属于八轻中龙轻最早划定的区域范围，如果按照谭三孝“嘉靖年间，罢职为民”（《谭家世谱》碑文）以及八轻始于其曾孙之辈这两条线索来推断，高川屯建屯至少应有300年的历史而“高川屯”正式出现在传世文献中是在“民国”时期“民国二十年（1931年），思恩县重新划区，全县分为中前、左、右、后、附左六区……‘三南’属后区，在其地域内设置了毛难乡与仪凤乡……毛难乡下辖上板村十圩村……高川村……“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三南地区’首次被明确划分为上南、中南、下南三乡，均属道团区管辖……下南乡下辖六圩街、波川……10村24屯。”而这其中的波川村在“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三南”行政区划表中明确标注其下辖两个自然屯，而其中之一就是高川。

根据波川村村委会副主任谭合教的介绍，高川屯村民95%以上都是毛南族，其他多是婚嫁到此地的壮族或汉族。村中的毛南族人口谭姓约占2/3，其他姓氏主要有蒙、覃、韦。目前，村中户籍人口中大约一半的人外出打工，留守在家的村民主要种植水稻、玉米、黄豆、柑橘等。稻谷一年种植夏秋两季，目前稻谷收购价每百斤130元，每亩纯收入为200～300元。村民很难单纯依靠种地生活，因此也会养殖一些家禽，如猪或者黄牛，有的人家也会养蚕。在高川屯，有两户村民专职饲养毛南菜牛。毛南人善养牛，毛南地区养殖“菜牛”的传统早在明清时期就已开始。至今，肉质鲜嫩的毛南菜牛仍是享誉周边地区特色美食的食材。全村人均月收入2000～3000元，大部分是外出打工从事非农业劳动所得。

目前，高川屯95%以上的住房已被现代砖瓦房取代（图1-5），但砖瓦都大多保留了干栏式建筑的核心特点，即都在一层水泥地面之下设有小型仓库或牲禽圈舍，整体从建材到外观上看是二到三层不等的现代砖瓦房，屋外设有庭院，房顶也由坡顶变为平顶。整个高川屯境内现仅存两处传统老屋（图1-6）且无人居住。毛南人的传统住房是以木、石、泥为主要建材的干栏式建筑，上层住人，下层养牲畜，只有少部分人的住房是汉族式白墙黑瓦的平地屋。

由于地处山区，高川屯房屋的布局与朝向并不固定，靠近波川小学的房屋因周围地势较为平坦，错落穿插在农田当中，并建于道路两侧，而东南侧的大部分区域坐落在地势相对较高的山坡上，因此选址与朝向都各有特点，并不讲究坐北朝南，在选址上更没有统一的规划。由此，村中道路蜿蜒曲折、交错纵横。

高川屯内有一所小学，即波川小学，建于1920年，目前共有学生153人。原校址之上是一座婆王庙（婆王是毛南族掌管生育送子的女神，后文将详述），因此高川屯以前也被称为“庙婆屯”。前文提到的《谭家世谱》碑就是在该校址内发现的。波川小学老师谭香兰（1964年出生）回忆：“70年代的时候，我还在上小学，那时候（婆庙）庙址还在，我们就在里面上课。后来我师专毕业后回来教书，住在学校的宿舍里，天天洗衣服的搓衣板就是那块碑（《谭家世谱》碑），学生下课还在上面打乒乓球，搞得碑的背面都快磨平了。当时不知道啊，之后有人讲，这是文物，不能用，就给立起来了。现在的亭子是2001年县文化局给建起来的。”

除了波川小学内现已不存的婆王庙，高川屯中还建有一处社王庙。社王是毛南地区的地方之王，负责保佑所有村落居民的安宁。高川屯的社王庙由村民自发建成，里面的神像也是村民在自己上山开采的石头上简单绘制的（图1-7）。春节以及分龙节期间，村民会自觉前来拜祭。除此之外，在高川屯的6个入口处都建有供奉守屯神李大将军的小神龛，神像也是由几块形状不一的石头组合而成，有的上面用黑墨画有人的五官。

高川屯的神职人员目前只有一位主持丧葬白事的吉生——谭醒雨（1943年出生，图1-8）。原来还有一位师公谭道正（1941年出生，图1-9），他曾在2000年10月代表中国参加日本第四届全国民间文化艺术节，表演毛南族木面舞，但去世之后其子并未继承其师公身份。

（四）村社文化

1．丰富、杂糅的民间信仰

在下南乡世代生活的毛南族人，他们的信仰呈现多神崇拜的特质——不仅有为数众多的本土神灵信仰，还在其中掺有儒教、佛教和道教的成分，呈现出丰富、杂糅的特质。

（1）祖先崇拜居首位

在下南乡，祖先被称为“家仙”，是护佑每家每户最重要的家神之一，也是下南乡毛南人肥套仪式的傩舞中被师公请出的重要角色之一（图1-10）。下南乡毛南人家家都用红纸将历代祖宗的名字列于其上，用玻璃相框装裱，供奉在家里厅堂中最醒目的地方，但位置要比供奉“天地君亲师”的香火堂（后文将详述）矮一些。

摆放这张历代祖先位的供桌毛南语音译叫做“强公八”，逢年过节、办事宴请或有心愿相求时，必须将正餐吃的菜肴盛一小碗，摆上筷子，斟上酒，供奉在祖先位前，点香拜祭后才可开饭。另外如遇重大节日、红白喜事或平时杀牲，都要在强公八前点香焚纸供奉（图1-11）。

此外，根据我们的调查，下南乡的毛南人至今依然十分看重清明节，重视程度甚至与春节不相上下。清明当天，不论离家多远，下南乡的毛南人都要回到家乡祭祖扫墓，用五彩饭、粉蒸肉、鸡、酒等祭品祭祀祖先。下南乡波川村高川屯村民谭宏钊（1963年出生）向我们描述：每年清明节，去凤腾山古墓区扫墓的人多得几乎将整个山头全部占满，香烟、纸钱以及供品摆满整个山坡，山下那条公路上停的都是私家车，排队能排到一里之外。这些都是从外地赶回来的后代，其中有好些人连春节都不一定回来。除了凤腾山，在村外墓地扫墓的人也是多得不得了。

（2）为数众多的本土神灵

下南乡毛南人供奉的本土宗教神灵可分为家神和外神两个类别。

①家神

下南乡毛南族的家神供奉在每家每户房屋内，并按照所司职能将红底黑字的牌位（图1-12）供奉在家中的特定位置。除了上文详述的家仙之外，还有灵娘、三界公、婆王、社王等。

在下南乡，灵娘的牌位供奉在每家每户的正门后的墙根上，主管家里的财运。她们是本土民间宗教中的地主神，也是财神，一共两位，一位姓廖，一位姓尹。

下南乡毛南人的灶王和汉族的灶王非常相似，是保护家中烟火和人畜健康的神，供奉在每家的灶台边。如今已经住上砖房的毛南人告别了以前的土灶，于是便把灶王神位供奉在液化气台式灶或电磁炉旁。每年腊月二十三，毛南人要在神位面前点香焚纸，并用素品（如酒、茶等）送灶王上天，让灶王爷在玉皇大帝面前给自己说说好话。

三界公是下南乡毛南族最信仰的神灵。道教中有三官大帝（也称为“三界公”），是三位神。但根据毛南人关于三界传说的推断，毛南人信奉的三界公应是三南地区的一位本地神。

在下南乡广为流传的民间故事中，三界公原来是一个放牛人，平日一面放牛，一面上山砍柴。一天，他砍柴的时候遇到八仙在下棋，便站在一旁看着，后来八仙下完棋，拿出一盘仙桃做晚餐，把多出的一个仙桃分给了他吃，他就这样成了仙。但因为是从人变成的仙，所以他只能成为半仙。三界公回到人间后，成为一位能让人起死复生的神医，还为毛南人保平安、保丰收，既了解民间疾苦，又通晓天庭大事，成为连接天地的“中间人”。

以前，各村各寨都在村口建立三界庙，每年五月肥庙（又称“分龙节”），都要举行椎牛仪式来祭祀三界公。此外，“还三界公愿”也是肥套仪式中的主要环节之一。

婆王又称“万岁婆王”“万岁娘娘”，是下南乡毛南人信奉的掌管生儿育女、保佑孩子平安成长的大神。在波川小学校址内，原有一处婆王庙，是人们祈求生儿育女的重要场所，因而其所在的高川屯原名为“庙婆屯”。新中国成立后，婆王庙被废，20世纪70年代其庙址还曾当作教室，现今已完全毁坏。但时至今日，“还婆王愿”依然是肥套仪式中最重要的环节。

三界公与婆王的神位均设在香火堂上。此外，所有的重要节日、仪式或红白喜事上都要在家神前摆放供品，烧香供奉。

下南乡的地方之王被称为“社王”，当地人认为其是人和神的联系者、中间人，受玉皇大帝委派，负责保佑所有村落居民的安宁。在整个三南地区，社王在不同地域有不同的名字，其名字是表示这一处的社王从何处而来。在下南乡，波川村下辖的松马屯、干孟屯、木国屯属于圣母社王管辖，原因是这3个自然村建在圣母山脚下，传说该地区的社王正是从圣母山上下来的；而波川村等其他16个自然屯则都属于水源社王管辖范围，据说是因为管辖这一片区域的社王是从水源镇的方向来到这里的。此外还有官名社王、古今社王等等。以前，每村都建有社王庙，但现在仅存高川屯的水源社王庙这一座。此外，社王的神位也会被写入香火堂的牌位之上。

②外神

负责守护下南乡每村每屯的神称为“屯神”，即李广将军或李大将军。在下南乡，每一个屯的每一个入口处都有一个李大将军小神龛，神龛内放着一块形状奇特的石头作为偶像，保护村内人畜平安。每个自然村在刚刚建立或乔迁新址时都要请师公进行“围村”仪式来安放守屯神，让他守卫全村，祛除瘟神。

当地传说，雷王是专管风雨雷电的天神，毛南地区常受旱灾困扰，因此毛南人对掌管风雨的雷王十分崇敬。

据传说，原本每年分龙节雷王都要吃一个小孩，由毛南百姓每家轮流供奉，各家苦不堪言。后如来佛施法制伏了他，之后雷王就跟随如来佛祖修行，只在每家做肥套时收下供品小猪一只。

除了上文说到的神灵之外，下南乡毛南族人所信奉的本土神灵还有神农、上宫大王、蒙官、瑶王、太子六官、花灵仙官、三光等，他们大部分会出现在肥套仪式的傩舞环节或其他还愿仪式中。他们和上述诸神一道，共同构建了下南乡毛南族多神信仰的神灵体系，是当地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当地族群认同的重要参照。

下南乡毛南族所信仰的大部分神灵与周边壮族、仫佬族十分相似，尤其是其中的婆王，是岭南一带民族普遍信奉的掌管生育的女神。另外，壮族也十分崇拜社王和三界公。

（3）儒释道杂糅的信仰观念

儒家思想在下南乡毛南族信仰体系中除了体现在上文提到的祖先崇拜之外，还体现在家家户户均供奉“天地君亲师”位这一习俗上。下南乡毛南族的“天地君亲师”牌位即上文提到的“香火堂”，设置在每家厅堂正对大门的墙面中上方，牌位正中间书就天地君亲师5个大字，两边则是婆王、三界公、祖先、社王、孔子等神位（图1-13）。供奉天地君亲师位的习俗在中国古代社会普遍存在，不仅下南乡家家供奉，在整个环江县乃至在我国整个西南地区都普遍存在，“天地君亲师作为中国传统社会的精神信仰体系，其思想来源于先秦儒家，在中国古代社会发挥了全体国民共同的精神信仰的作用”。

而在下南乡毛南族的祭祀禳解活动中，明显可见道教、佛教的痕迹和影响——掌管敬神驱鬼法事的神职人员毛南语称为“三元”“肥谟”（音译），现在大多数村民以及神职人员自己也会直接称之或自称为“师公”。师公自称道教梅山派，祖师是“三元”（上元、中元、下元的简称，也是唐、葛、周三兄弟合称的化身），其法事当中所执法器以及所念谟文的手抄本上都有明显的道教符号（图1-14、1-15）。

而掌管送终法事的神职人员被称为“吉生”（毛南语音译，即先生）。吉生自称是佛教的神职人员，祖师是释迦牟尼，所使用的仪式道具以及所穿戴衣帽均有佛教特征（图1-16、1-17），且吉生在法事期间要吃斋。在送终法事当中，吉生也要念经作法，吉生作法事时所念的词叫做“经文”，而念唱经文的行为叫做“念经”。所作法事的主要目的是为亡灵求得往生。

师公、吉生在从业性质上都属于兼职，并没有寄居的道观或寺庙，也没有固定的修行活动。神职人员的传承方式一般是家传，现也有师传，交接仪式被称为“接货担”或“接担子”。

从下南乡毛南族宗教信仰中包含的大量道教系统科仪、所供奉的佛道神祇以及蕴含的儒家思想观念中可以看出，汉族移民、汉族文化在毛南族和毛南族文化的形成上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儒释道三家观念经过毛南族的本土化和民族化，最终形成了其信仰观念和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

2．毛南族的节日、礼俗及巫俗文化

（1）节日

下南乡的毛南族没有自己的历法，传统村社中使用汉族农历。自古以来，下南乡的毛南族与壮、汉、仫佬等民族比邻而居，外族文化的影响使得下南乡毛南族既有与壮、汉等民族相同的节日，如春节、清明节、端午节、中元节、中秋节、重阳节；又有自己独特的节日，如肥庙（分龙节）等。但即使是在汉、壮民族共同的节日中，毛南人也会有独具民族特色的活动穿插其中。总体上看，毛南族的节日习俗多与农耕文化与农作时令密切相关。

①春节

春节是毛南、壮、汉等多民族共度的节日，但下南乡的毛南族过春节时有几种特殊的习俗，包括放鸟飞、晨读、洗枪、打竹炮等，但现今依然在延续的只有放鸟飞了。根据下南乡村民的介绍，春节来临前，他们会用野菠萝叶编织成形似飞鸟的空心工艺品，统称“百鸟”，除夕清晨，各家主妇在百鸟中灌上糯米，煮熟后，横挂在堂屋正中的香火堂下面，以祈祝新年山鸟不啄食谷物、专啄害虫。等到正月十五，再将百鸟从香火堂上拿下，当晚食用，这就是“放鸟飞”。但目前，该项习俗已日趋简化，有的家庭已用常见的粽子代替百鸟。

②清明节

如前文所言，下南乡毛南族对清明节的重视程度堪比春节。清明节期间，下南乡毛南人在给祖先扫墓时有插柳的习俗，又称“插路”。尽管汉族也有清明插柳的习俗，但毛南族插的并不是真的柳枝，而是用砂纸剪成的3束蜈蚣状剪纸挂于3根青竹上，插于祖先墓顶。这是为了纪念和辨认祖先的坟墓。此外，根据年长村民们的回忆，下南乡的毛南族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每年清明都会在波川村境内的“卡林”（地名）坟坡上进行“赶祖先圩”的活动，是专门摆给去世祖先们的圩市，在晚上进行，摆卖蜡烛、香纸等祭祀用品。这项活动在20世纪50年代后就已停止，但无疑是毛南族十分独特的习俗之一。

③端午节

在下南乡，端午节并不算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节日，也没有十分讲究的习俗。端午节当天，家中的主妇会习惯性地做些糍粑，此外并无其他特殊活动。

④肥庙

这是毛南族特有的节日。目前，下南乡的肥庙是周边地区（主要指上南地区）中规模最大的。

毛南语中，“肥”就是“做”，意思是祭祀作法，而“庙”指的是三界公庙，是举办肥庙中“庙祭”的场所。“肥庙”顾名思义就是指为三界公庙举办祭祀活动。三界公也是肥庙的主要祭祀神灵。《思恩县志》中载：“毛难夏做庙，祈雨祈福，椎牛大享，亲眷咸集，馈遗甚丰。”根据毛南族师公谭福军的介绍，传说夏至过后，天上的龙要重新被玉帝分配各自的“管辖范围”，于是下南乡的毛南族希望三界公能在人间和神界之间充当中间人，代表他们传达对来年下南乡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深切企盼。因此，肥庙又称“分龙节”或“庙节”。

在整个三南地区，进行肥庙的日子分为“上团庙”和“下团庙”两个时间段。三南地区的地势西南高、东北低，其间以铁坳（山名）为界，铁坳以上被称为“上团”，以下被称为“下团”，对应现在的行政区划大约是：上团对应上南和中南地区，下团对应下南地区。下团庙从夏至之日起，按地支顺序，数第一个辰日（龙日）便是；而上团庙比下团庙（节）提前5天，即从辰日倒数至亥日便是。两团过节的内容和形式都一样。目前，尽管下南乡从行政区划上来看包括了下南和中南两个区域，但目前分龙节只以“乡”为单位按照下团的时间进行。

肥庙节分为两个阶段，共3天，前两天是庙祭，第三天是家祭。庙祭时，要在三界庙前进行椎牛祭祀三界公仪式，由师公主持；家祭在各村民家中进行，要在自家神位前祭祀三界公、婆王、祖先、灶王和神农氏，并制作五色糯米饭款待亲朋。

根据村民回忆，以前，毛南地区每屯都有自己的三界庙，因此那时的“庙祭”每年都以自然屯为单位进行。20世纪30年代初，因破除迷信活动的开展，各村寨的三界庙相继被拆毁，庙祭部分内容从此失传，只保留家祭。目前，家祭氛围已经非常淡薄，除了给家中神位烧香供奉之外，主要进行聚餐和娱乐活动。

自2009年开始，环江县文化部门联合毛南族年长的师公一起恢复庙祭（只是恢复仪式，而没有恢复三界庙，据说三界庙正在筹备重修），也从此开始将毛南族的肥庙打造成一年一度展现毛南族文化的品牌活动，现已列为广西民族文化节庆十大品牌，并正在着手进行申遗工作。2016年肥庙期间，环江县人民政府举办了为期9天的2016年广西环江·毛南族分龙节暨第二届世界自然遗产文化旅游节。

⑤中元节

传说毛南族祖先的鬼魂要在中元节那天回家，七月初七便要迎接，七月十五大清早要送回。在下南乡，中元节对应的民俗活动是农历七月十四晚上要烧纸衣、元宝等。

⑥中秋节

目前，下南乡毛南族的中秋节和汉族的基本一致，且节日色彩日益淡薄。根据下南乡年长村民回忆，以前八月十五这天夜晚，有“乒尼年”（即射月亮，赏月时在一旁放上插着柚子的竹竿，并在柚子上点香）、“菲压脚”（即问仙姬，一种女性参与的问卜活动）、“菲拳禁”（即打阴拳，一种巫术娱乐）等毛南族特有的民俗活动，但这些活动在20世纪70年代后都已消失。

（2）人生礼俗

①出生

下南乡的毛南族人十分重视孩子的出生，婴儿出生后，必须请算命先生来给婴儿算命，因为人们相信人的一生一共要渡过72个“关”（关口、劫难），如果婴儿被算出会在哪几个特定的关遇到困难，无法突破，就要请师公来“解关”，也叫“破关”。师公根据需解关的具体类型读谟作法，解关法事当中有时会用到剪纸（后文将详述）。另外，和汉族一样，下南乡的毛南族婴儿出生后家里会给他占“五行”，若命里缺什么，就要拜拥有此“行”的人做干爷。

②婚礼

在下南乡，男女双方父母（一般是男方父母）在子女结婚前要请算命先生算生辰八字，看双方是否“相合”，如果有“不合”的地方，要再请师公做“合命”法事；在举办婚宴时，还要请师公来“保筵”。以前，婚礼当晚新郎新娘不能圆房，第二日新娘便回到娘家，之后只在过年、农忙以及男方红白喜事时到男方家小住，直到怀孕快生孩子了才久居夫家，被称为“不落夫家”，而整个来来回回的过程叫做“走媳妇路”。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这种独具特色的旧俗已基本消失。根据波川村村委会副主任谭合教的介绍，十几年前，毛南人的婚宴都要请30桌以上，2000年以后，村委会成立了移风易俗委员会，认为如此大范围的宴请是铺张浪费的陋习，于是明令禁止。“现在喜酒都不大办了，大家比较重视满月酒。”谭主任如是说。

③丧俗

相对于逐渐简化的婚俗，下南乡的丧俗至今依然相当隆重。在本次调查期间，下南乡高川屯吉生谭醒雨和上光屯吉生卢长胜向我们介绍，当毛南人家里有人过世，子女亲属首先要给逝者买水沐身。所谓“买水”，就是在准备沐身之水时要在打水的井边或河里投下一些钱币给水神，然后用“买”来的水给逝者沐身。丧俗进行期间将遗体停放于卧房。接着就要报丧，传统的报丧分为“报荤丧”和“报素丧”两次，主要是向舅家报丧，但现今都已简化，只需电话通知舅家和亲友即可。

在完成以上两个步骤之后，就要请来前文提到的掌管送终法事的神职人员——“吉生”来为死者做道场。正如前文所述，吉生自称是佛教弟子，举办道场主要就是为逝者念诵佛教经文，帮逝者洗去生前所犯的罪恶从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在电话联系吉生时，吉生会主动询问逝者的年龄、性别以及去世原因这些基本问题，因为在下南乡毛南族的丧俗中，不同年龄、不同死因对应着不同的丧葬仪式。如果是年纪大了正常死亡的，根据年龄性别确定法事所需的经文之后，吉生会提供几个下葬的吉日供主家选择，主家根据需要（下葬时间距离去世时间越长，所办法事的时间也会相应变长，因此花销会增多）定好下葬日期之后，吉生也便可确定接下来法事所需的人力，进而确定班子人数的多少。

吉生带领班子来到主家后，首先进行的步骤是在祖先位前进行“开路”。开路时吉生用毛南语念唱《召度亡人开路科仪》，主要目的是请家仙把逝者带到祖先居住的地方，并请家仙以后照顾逝者。开路过后，就要搭起神坛，进行长达数日的打斋，即念经超度亡灵。此过程包括初供、请经，然后才开始念诵各种经文，每天大约从早上8点到晚上12点，除去吃饭时间都要念诵，一直念诵到出殡下葬那天，期间还要选择在一个晚上（一般是第二天的晚上）进行“肥谱”——这是下南乡毛南族独有的习俗，即在遗体前摆上素食供品，孝子孝孙跪在遗体前，由吉生念经唱词，带领晚辈向逝者以及所有先祖们敬食，以求先祖保佑子孙后代。

到了出殡下葬那天，要将逝者抬至之前选好的墓地。毛南人的墓地一般都位于本屯的耕作区内，现在依然实行土葬，具体的选址和朝向由专门的算命先生来定，也可以由吉生来定。在下南乡，下葬之日是不立墓碑的，立墓碑的仪式叫做“安坟”，一般在下葬之后由吉生另择吉日进行。下葬后，众人回家，吉生还需继续念诵经文，经过送经（诵《送经科仪》）、辞佛（诵《辞佛科仪》（图1-18），最后还要经过“回筵”，整个道场才最终结束。

下葬4个月之后的第一个农历七月初七或者十四，要将逝者的衣物烧给他，叫做“过火”。

以上是正常死亡的丧俗仪式流程，而对于非正常死亡（犯了大罪死、大伤死、打胎死、难产死、夭折以及男性36岁之前去世或女性40岁之前去世等）的情况，另有不同的丧俗与仪式。

（3）巫俗

在下南乡，毛南族的巫俗活动十分丰富。除了有特殊事情要找伢（巫婆）“问”事之外，其他几乎所有的巫俗仪式都由师公群体主持操办。具体仪式内容大多是以读谟供奉为主。大多数师公并不是专职，平时都有自己的主要工作，但当别人有事邀请时一般都会答应。每次法事结束，师公们都会得到一定的报酬和馈赠。因此，师公作为毛南族绝大部分重要巫俗仪式的参与者和引导者，掌握着毛南族巫俗文化最核心的文化信息。

在下南乡，毛南族的巫俗活动可分为还愿和其他巫俗两类。由于还愿是毛南族每个人一生中的大事，且相对于其他的巫俗仪式所耗费的时间和人力物力都相对较大，故将其单独划分为一类。

①还愿

在下南乡，至今每个毛南族成年男性一生中都要还五愿——婆王愿、雷王愿、三界愿、上宫愿、神农愿。婆王愿是祈祷万岁婆王送子送孙，雷王愿是祈祷雷王保佑风调雨顺、家中进财进福，三界愿是祈祷三界公保佑全家老幼出入平安、万事顺利，上宫愿是祈祷北方黑土大王保佑子孙后代平安健康，神农愿是祈祷神农保佑家里粮食充裕、稻谷丰收。其中，婆王愿是五愿之中最重要且最为盛大的一个。

还愿包括立愿和还愿两个环节。

立愿所对应的仪式为“撰写愿文”。平日里，除蒙姓之外的毛南人如果遇到难事和不顺利的事情时就会向三界公许愿，并写上书面愿文，明确表明待到家庭兴旺时会举行还愿仪式，写完后的愿文要放进竹筒封存；毛南人成婚之时会向婆王进行口头许愿，以求得子，有儿有女之后，为了感谢婆王赐子，要请师公来作法立愿，撰写婆王愿文，并取3根花枝和愿文一起封存于竹筒中，之后等孩子平安长大后再着手还愿；而雷王愿文、上宫愿文和神农愿文都是在还愿仪式进行之前由师公现场写就（图1-19）。

而还愿就是在愿望实现之后为众神举办的答谢仪式，仪式也由师公主持。

其中还上宫愿的仪式要在山上找一个隐蔽的地方进行；而为保佑稻谷丰收的神农还愿时则在自家田地中进行；只有还婆王愿、雷王愿、三界愿的仪式在家中进行（因为婆王、雷王、三界公都是供奉在毛南族家中的“家神”）。为方便起见，毛南人往往将这三愿的还愿仪式合并为一场大的仪式，并且会在仪式过程中运用傩戏的形式，即由师公通过佩戴木面具的方式把“神”请到人间，这就是毛南族引以为豪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肥套。

肥套中的“肥”即毛南语中“做”的含义，而婆王愿、雷王愿、三界愿合称为“套”。其中还婆王愿的过程又叫“红筵”，还雷王愿的过程又叫“黄筵”。完整肥套耗费的财力物力相对较大，因此其中还三界愿以及还婆王愿中的架楹桥部分可以单独做。肥套仪式也可以让后代“代还”，即父亲或祖辈可能因为经济条件不允许没有在生前完成还愿，后代子孙可以在父辈或祖辈去世之后将父辈或祖辈的那场肥套与自己的肥套一并进行，帮父辈或祖辈“补还”，但补还之时师公要进行“破牢”仪式，帮父辈或祖辈解除生前因没有还愿而死后被“关在牢房中”的惩罚。这种合并还愿的仪式会按照所还代数的多少称为“二代愿”“三代愿”……相应花费的财力也随代数的增加而递增。根据本次田野调查，目前在下南乡，平均每家做一场“一代愿”肥套的费用在一万到两万元不等。

根据在下南乡的口述调查以及现有文献资料，可大致得知毛南族肥套在近现代历史上的一波三折：

据各地方志记载，从明到清，是傩在广西发展兴盛的时期。1851年，广西发生了太平天国运动，这个运动提出“斩邪留正”的口号，于是首次对傩戏（当时称“邪戏”）进行了严厉打击。半个世纪后，辛亥革命的“革故鼎新”活动又使傩戏遭受第二次灾难。“民国”初年的“破除迷信”，傩戏也成了破除的对象。1950年后，傩戏又经历了几次冲击。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毛南族傩戏班子的师公被揪斗、游街，唱本及服饰、道具被收缴焚毁。在毛南山乡，到1980年后，肥套又在民间渐渐复活起来。

毛南族师公谭福军（1953年出生）告诉我们：“文革”前，肥套仪式的规制分为上、中、下3个等级——上等肥套为期半个月，一般需要十几名师公参与，师公的服饰也有着严格的区分和要求。除此之外，仪式中搭建的神坛还要分为内外两层，肥套仪式时要先请诸神在外坛“喝茶休息”后再进内坛领供；中等肥套为期10天，一般需要10名师公参与，神坛外设有宫门，师公在神坛外的宫门内读谟；下等肥套为期4天，一般需要6～8名师公参与，服装没有特别的规定。“文革”期间，肥套被严令禁止，但少部分的毛南族师公和村民还会选择在夜晚偷偷进行，条件所限，故只能一切从简。“文革”过后，长时间的经济困难也不允许收入微薄的村民大规模操办肥套。久而久之，随着年老师公们的相继离世，中等、上等肥套也逐渐失传。目前，我们看到的肥套只能算是下等肥套的简化版。

波川村高川屯村民谭创新（1949年出生）回忆：“1980年以前实行集体经济，一个工分才4分钱，且到年底才能结，所以根本没有条件做肥套及其他法事；1980年后实行分田到户，各类法事才慢慢恢复开展。直到1987年以后（1986年环江毛南族自治县成立），下南地区的村民才敢正大光明地做肥套。但当时经济也不好，用作祭品的鸡只有‘巴掌大’，‘稍微能看出公母就拿去做肥套了’，用的牛也是小水牛。80年代，作法事的师公都没有工钱，只有封包（红包），一个封包3毛6，最多3块6。我是30岁以后才见到第一场肥套。2002年以后，尤其是2006年肥套被评上国家级非遗之后，政府才大力开始支持肥套在民间的开展，才开始‘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了。”

②其他巫俗活动

除了还傩愿以及前文所述的给新生婴儿解关、为相亲的男女双方合命之外，目前在下南乡毛南族日常生活中依然留存的巫俗仪式还有为身体不好的老人举办的“添粮补寿”、乔迁新宅之后的“安宅”、为纠正村中“龙脉不正”所做的“安龙谢土”（又叫“朝龙”）、新屯建立或者村里灾祸频生时敬屯神祛灾祸的“围村”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