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墓葬瑰宝

类似单氏家族的西周王臣贵族的青铜器窖藏，在宝鸡的周原遗址上屡屡被发现，而且相去不远，分布非常密集；这些窖藏的主人如南宫、函皇父、善夫克、裘卫、伯多父、史墙等都是权倾一时的重要人物。根据周人的丧葬习俗，这些贵族百年之后也必然会葬在他们世世代代生活的故土，尽管目前还没有发现他们的墓葬，但其他贵族的墓葬时有发现。比如，20 世纪20 年代被军阀党玉琨盗掘的宝鸡代家湾西周贵族墓葬群，2012 年在宝鸡石鼓山发现的西周早期贵族墓葬，以及 2014 年在岐山县京当乡贺家村北发掘的西鸡墓等，不一而足。

石鼓山三号墓 石鼓山因出土“中华第一古物”——石鼓而得名，也因出土青铜器而受世人瞩目。2012 年的端午注定是特别的，6 月 22 日，宝鸡市文物局接到石咀头四组村民徐海军的电话，说他们在挖地基时发现了青铜器。这个电话让宝鸡的西周考古工作再次成为焦点，热度也随着文物的出土不断上升，谜团也接踵而来……

出土青铜器的石鼓镇石咀头村，1983 年就出土过西周早期的青铜器；1992 年，也是因为村民盖房挖地基发现了一批青铜器，经过现场勘察，发现是一座西周早期的墓葬。2012 年的又一次发现，引起了文物部门的高度重视，文物部门立即组建了石鼓山考古队，对发现地进行抢救性发掘清理。经研究证实，该墓葬是一座西周早期贵族墓，命名为石鼓山三号墓（M3）。2013 年，又对墓葬周围进行大面积调查与勘探，发现商周时期墓葬 11 座，其他时期墓葬 46 座，以及新石器时期、商周时期的灰坑（古人倒垃圾的地方）、房址、陶窑数十处。这些发现告诉我们，商周之际，曾经至少有一族人生活在这里。根据墓葬的规模和出土青铜器的数量、质量，我们断定埋葬在这里的有西周早期的大贵族，同时也有平民。他们是谁，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他们是谁 丧葬制度不同，则文化属性不同。换句话说，墓葬的形制和埋葬方法，都是判断墓主人族别和身份的重要依据。这里的墓葬形制有些特别，在墓室的墙壁上有壁龛，随葬的礼器也是放在壁龛中的，这种设壁龛放置随葬品的习俗是“姜戎”文化的特征。石鼓山三号墓（M3）为南北向，墓主头南脚北，墓东、北、西壁各有两个壁龛，墓主脚部方向是编号K3、K4 的一大一小两个壁龛，有意思的是K4 中出土了唯一的一件陶器—高领袋足鬲（lì），高领袋足鬲同样也是“姜戎”文化的符号。与鬲同时出土的还有一件中臣鼎，有学者从这件鼎铭“中臣尊鼎帝后”六个字里分析了墓主的族属，认为“中臣”是《周礼》记载的管理王后祭祀等活动的官员—内小臣，铭文的意思是，内小臣管理的这件鼎是专门供帝后祭祀用的，而这个帝后就是武王的王后邑姜。同时，K4 的位置也非常特殊，与K3都处于墓葬主要位置，表现出墓主与周王室非同一般的关系。邑姜是何许人？邑姜是姜太公之女，武王的王后。姜是她的族姓（古代女子只有姓氏，没有名字，用姓氏以判断她的血缘归属，西周时期有同姓不婚制度）。也就是说，她的母族是姜戎族。这件“中臣鼎”是邑姜代表王室赠予墓主，为作为她娘家人的墓主助葬的。从墓室的壁龛、高领袋足鬲到中臣鼎，种种迹象表明，墓主是一位姜姓大贵族。

那么，问题又来了，族属清楚了，墓主又是谁呢？一般我们是依照该墓葬出土青铜器铭文来判断墓主的。M3 共出土青铜礼器 31 件，而位于墓主室北壁正中央的K3，出土青铜礼器 16 件，数量为出土青铜礼器的大部分。可见，这个K3 是M3 的主位。K3 中有一组摆放在铜禁上的六件青铜酒器格外引人注目。它们器形宏大，装饰手法夸张独特，纹饰神秘诡异，制作工艺精湛，其中，一件方彝和两件卣上都铸有 1 字铭文“户”。关于“户”字铭文青铜器，M3 不是首次发现。1983 年，石咀头发现的那批青铜器中就有两件当卢上有阳文的“户”字铭。宝鸡青铜器博物院收藏的 2件戈上也有“户”字铭，虽然出土地点不明确，但戈的风格与石鼓山出土戈的风格一致。2003年，纸房头M3 出土一件方鼎上也有“户”字铭。这些“户”字铭青铜器的发现，应该是其家族在石鼓山一带生活居住的反映。根据这组器物摆放的位置及核心器组上的铭文，结合历史上的发现，可以推测“户”字铭应该就是墓主人家族的族徽，石鼓山西周早期墓地为姜姓户氏的家族墓地。

新奇的户氏家族瑰宝 户氏的陪葬品可谓相当丰厚，有礼器 31 件之多。其中，具有时代文化特色的一批青铜器引起世人的关注。说到这些令人耳目一新的青铜器，不能不提与之隔河相望的戴家湾遗址出土的青铜器。在1901 年和 1927—1928 年在戴家湾出土过两批青铜器，当时就因其新颖的器类、独特的风格引得万众瞩目。而戴家湾铜器群与石鼓山户氏铜器群，从器类到器形纹饰都惊人地相似，所以学界普遍认为，他们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石鼓山西周早期贵族墓葬的发掘，为解开这个谜团提供了科学依据。

新奇之一 ——新器类铜禁 新器类非铜禁莫属。石鼓山三号墓出土一大一小两件铜禁，形制均为长方体，古朴端庄。大铜禁器高 20.5 厘米，长 94.5 厘米，宽 45 厘米，重42.8 千克，是目前所见铜禁中最大的 1 件；禁面及四壁以西周早期特有的直棱纹配以“Z”形顾首龙纹与长身卷尾龙纹装饰，简洁大方，主次分明。石鼓山铜禁不是第一次出土，首次发现铜禁地点是 1901 年在宝鸡市斗鸡台（戴家湾），也是一大一小两件，并命名为柉禁。该禁出土后被端方收藏，并收录于《陶斋吉金录》中，1924 年端方的后人将其卖给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现藏于美国大都会博物馆。在已知发现的六件西周铜禁（戴家湾四件，两大两小；石鼓山两件，一大一小）均出自宝鸡，这些发现表明宝鸡是铜禁的发源地。

铜禁是西周早期才出现的新器类，是贵族在祭祀、宴飨时摆放卣、尊等酒器的几案。《仪礼·士冠礼》载“尊于房户之间，两庑（wǔ）有禁”，郑玄注：“禁，呈尊之器也。”石鼓山铜禁出土时其上摆满彝、卣（yǒu）、觯（zhì）等酒器，从考古学的角度证实了铜禁的功能。

放置酒器的几案为什么会被命名为“禁”呢？郑玄认为“名之为禁者，因为酒戒也”，禁的意思是戒与止，其命名源于戒酒，所以把安放酒具的几案命名为“禁”。

这种特殊酒器诞生在西周初期，有着深层次的社会文化背景。周朝建立初期，周人就建立了一整套较为完整的治理国家的政治体系，上到国家层面的祭祀、军事、法律制度，下到百姓日常生活秩序、伦理纲常等，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周礼”。酒礼是西周礼乐制度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国家不仅设置酒正和酒人等官职来控制酒的生产和消费，而且为了改变前代的饮酒奢靡之风，周人为中国酒文化赋予了特色鲜明的“酒礼”“酒德”的含义，并颁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关于禁酒的成文法典—《酒诰》。

西周禁酒令的颁布，要从周公平定武庚叛乱、分封康叔封说起。据《史记·卫康叔世家》载，周公少弟康叔封被分封到卫国，卫国处在黄河和淇水之间，是殷商的故地。殷人酗酒乱德，周公担心这种恶习蔓延，影响社会稳定，动摇国家根本，也担心康叔年少无力掌控政局，因而命令康叔在卫国首先宣布禁酒令，禁止酗酒。《酒诰》作为我国历史上颁布的第一部关于禁酒的成文法典，首先，表明了周人对酒的态度，周人认为上天让人造酒，不是供人享乐，而是为了祭祀；不能经常饮酒，只有祭祀的时候才能饮酒，而且饮酒要在礼制的约束下进行，要有节制，不能喝得酩酊大醉；同时，要爱惜粮食。其次，历数酗酒的危害，认为商王朝的兴亡皆因对饮酒的态度不同所致，商初的明君，敬天勤政，不敢酗酒享乐，所以商得以兴旺；而纣王抛弃先人的优良传统，纵酒作乐，酗酒失德，众叛亲离，招致亡国大祸。最后，指出了本条禁令的关键：一是禁酒的内容，朝廷内外所有官员要“唯祀饮”“无彝酒”，不能“腼于酒”；二是惩戒手段，“群饮”杀无赦；但对待殷商遗留下来的工匠，则以教育为主，屡教不改者格杀勿论。从西周禁酒令的制裁手段来看，用“严苛”形容，一点也不为过，但“严苛”也明确了周王朝在禁酒这件事上鲜明的态度。

《酒诰》中以民为本、爱惜粮食、不能聚众饮酒等周人禁酒的主导思想构成了中国历代禁酒的基本思想，成为对后世影响较为深远的禁酒法典。

周人禁酒绝非纸上谈兵，清代道光年间出土于宝鸡的大盂鼎铭文记录了西周康王时期的“册命礼”，值得注意的是，该“册命礼”中的一个环节是康王对盂进行任职前的教育，教育内容之一是要盂谨记殷商酗酒亡国的教训，训诫盂不可沉湎于酒。可见，周天子时刻不忘贯彻禁酒令。其铭文与《酒诰》所记也相互印证，以实物的形式反映了当时真实的社会生活。

“藏礼于器”是西周礼制的最大特色，将西周的禁酒令物化为人们祭祀宴飨时用的青铜礼器，以潜移默化的形式教化民众，达到润物细无声的教化效果，更有效地督促民众自觉执行禁酒令，更是为了时刻提醒、警示大家不要忘记殷商亡国的教训。于是，具有时代风格的酒器—“铜禁”便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应运而生了。

这些与禁酒有关的青铜器首先出现在宝鸡地区，说明作为西周王朝宗庙所在地的宝鸡，在贯彻执行禁酒令方面走在了时代的前端；更重要的是宝鸡地区当时的酿酒业非常发达，出产了最早的以产地命名的国酒——“秦酓（yǎn）”。酒业的繁荣，在某种程度上也影响了本地区人们的正常生活秩序。因而，能够集中体现西周时代风格和地方文化特色的青铜酒器—“铜禁”在 3000 年后出土于宝鸡地区，就不难理解了。西周的禁酒，不只有冰冷的文字，更有铸造精美的青铜艺术品——铜禁来彰显，把一件原本森严肃穆的法令用如此委婉的方式表达，堪称绝唱！周人的禁酒，禁的不是酒，是文化！

新奇之二——新形制、新纹饰户方彝 从宝鸡的石鼓山和戴家湾两处的遗存来看，周王朝成立初期在青铜器形制和纹饰上都有创新。比如，四耳簋，增加双耳似乎并非出于实用，仅仅是审美取向的变化；从实用的角度出发，给簋加了底座（几、案），抬高了簋的高度，演变成方座簋。纹饰方面，在主体纹饰中大量应用直棱纹，由乳钉纹衍生出乳刺纹（尖状乳钉纹）等，凡此种种都让我们看到了继承、扬弃和发展。而户方彝在这方面的表现，更是令人刮目相看。

彝是盛酒的容器，在商末周初流行，西周中期之后逐渐消亡。因器形方正，宋人命名其为“方彝”并沿用至今。彝也是青铜礼器的泛称，泛指祭祀礼器，在金文中常常出现“某作宝尊彝”，这里的尊、彝即泛称，指祭祀礼器。户方彝因其盖内及器内底有“户”字铭而得名。

一如《诗经·小雅·斯干》里描述的那样“如跂斯翼，如矢斯棘，如鸟斯革，如翚（huī）斯飞”，户方彝看上去就像是一座建在高台上的宫殿：盖是庑殿式屋顶的样子，硬山式盖钮，长方体深腹仿佛是森严肃穆的大殿，高高的圈足使整个器物更加刚毅挺拔。户方彝作为现存体积最大的单体方彝，器型硕大端庄（通高 63.7 厘米，体重 35.55 千克）、棱角分明，不正是“如跂斯翼，如矢斯棘”吗？方彝的整体设计不拘泥于传统模式，大胆采用高扉棱装饰，独树一帜地在盖四隅的扉棱上设计一支跳出器外的勾羽，仿佛为这厚重的屋顶插上了翅膀，俨然诗人笔下周王室宫殿的样子。方彝的主体纹样使用了青铜器上传统的兽面纹，但是在器身四面中央突出的圆雕兽首的角上做了文章，把兽角设计成手掌形，并在掌中央装上了眼睛。

与户方彝同放在禁上的两个户卣，在装饰风格和纹饰的设计方面与户方彝表现出高度一致性：硕大的身躯（大户卣通高 50 厘米，重 17.85 千克）是其他卣望尘莫及的，通体高扉棱装饰，盖两侧有夸张的翼；主体纹饰如凤鸟的羽冠、兽首的角都一改传统纹饰变为有眼睛的手掌纹。不仅如此，在结构上也标新立异，将带状提梁与器身连接处设在前后而不是两侧。这种风格不局限于户器组，同出土于K3 的另外一件单父丁卣与其风格一致，甚至在渭河北岸的戴家湾的遗存中，这种现象同样普遍存在。然而，这种现象在其他地区仅为偶然出现，并不多见。我们无法知道这种新颖独特的设计灵感源于哪里，但我们隐约能感觉到时代变革带来的文化突变，也正是这种张扬的否定震撼到了我们，这种震撼萦绕心中，久久挥之不去。

3000 年过去了，当年那些生活在陈仓大地上的世家大族已经被湮没在历史的长河，那段被历史遗忘了的记忆正慢慢地被不断出土的青铜器唤醒，它们或美轮美奂，或正史之误、补史之缺，或工艺精湛，正在用自己的方式一点一点地为我们还原历史，只为了让我们把“青铜器之乡”的历史面貌看得清楚一点、再清楚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