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天下一统

自周平王东迁始，周王朝有序的政治秩序被打破，王室衰弱，诸侯坐大，开始轮番上演“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历史活剧。春秋五霸、战国七雄，诸侯国之间攻伐不断、战乱频繁。据不完全统计，春秋 200 余年间列国战争多达 400 多次；战国 200 余年间发生战争 200 多次；诸侯国的数量从春秋初期的 130 多个，减少到战国初期的 20 余个，到战国中期仅剩下 7 个诸侯国称雄当世。

尽管春秋战国时期，“争霸”“称雄”的战争史不绝书，争夺城池、扩张领土的诸侯国不计其数，然而，他们追求的目标始终无法与秦人同日而语，没有一个诸侯国的统治者对“帝业”的追求像秦国那样强烈而持久。大量事实表明，不断扩张领土以及图谋称霸天下是秦国历代国君最执着的追求。尤其是经过商鞅变法，秦国跃居“战国七雄”之首，由秦统一全国已成不可逆转之势。到秦王政执政时，关东六国先后衰败，唯独秦国越战越强。由秦国统一中国，已经是水到渠成。从前 230 至前 221 年，秦国继承历代远交近攻政策，采用先弱后强、先近后远的具体战略，前后用了十年时间，先后消灭了韩、赵、魏、楚、燕、齐六国，完成了统一大业，从此结束了春秋战国以来诸侯割据混战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

秦始皇统一六国，表面上是秦始皇统治的秦国发展壮大的结果，但究其深层原因，当与秦国价值观念以及国民精神风貌有极大的关系。由于商鞅变法以及在其前后秦国所采取的一系列强国政策，造就了秦国人锐意进取的观念和服从法制约束、步调一致、积极进取、不怕牺牲的精神，而其他诸侯国却由于文化传统的不同，重伦理、重仁义、轻功利，明显缺乏像秦人那样的进取精神，同时也使得东方各国的统治者对领土和“帝王之业”的追求受到一定限制。可以说，正是因为秦人功利主义的价值观及其强烈的进取精神和开拓意识，决定了在弱肉强食的战国时期，六国的灭亡是必然的，秦国的胜利也是必然的。而强烈的进取精神和开拓创新意识，则应该是秦人留给我们的一笔重要的精神财富。

◎秦统一六国图

秦王朝的建立，开创了大一统国家的新局面。至此而后的两千多年里，尽管曾多次出现过分裂割据的局面，但大一统始终是历史发展的主流。由于大一统国家的现实，也就造就了大一统的意识观念。从秦汉以来，大一统一直被视为“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有多少仁人志士，为大一统而奋斗而献身，直到今天，它仍是我们坚持的基本原则之一。追溯起来，这种大一统的心理定式的形成，就来源于秦。而秦统一后所建立的一套高度完善的政治制度，也奠定了中央集权政治制度的基础，影响极为深远，是秦代对中国历史的最大贡献。

商周和春秋战国时期，最高统治者一般都称“王”。秦国统一之后，秦王嬴政觉得“王”的称号已与他的功业和身份不符，于是他把“皇”和“帝”这两个在古代被认为是最神圣的字眼连在一起，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称号——皇帝，并自称为“始皇帝”。为了表示皇帝与众不同，从秦代开始规定了一套皇帝专用制度：皇帝的命令称为“制”或“诏”，文字中不准提及皇帝的名字，开始了对最高统治者的避讳制度。皇帝自称为“朕”，皇帝之印称“玺”。而在此以前，“朕”字表示“我”的意思，人人都可以用，一般人的印也可称为“玺”。此外，秦王朝还制定了一套服饰制度、陵墓制度和后宫制度。在此制度下，“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从中央到地方的主要官员，都由皇帝任免，按照皇帝的意志办事。

三公九卿制是与皇帝制度相配套的一种官僚体制，是秦国原来中央政权的延续与扩大。三公具体指丞相、太尉、御史大夫，是皇帝手下分管政务、军事、监察的最高长官。其中丞相地位最高，为百官之长。九卿为奉常、郎中令、卫尉、太仆、廷尉、典客、宗正、治粟内史、少府，是秦中央政府的主要军政官员，他们各有自己的一套机构，但均听命于皇帝。

郡县制是一种地方政区制度。秦统一全国后，彻底废除了分封制，把在原秦国实行的郡县制推广到全国。初为 36 郡，后来随着边境的开发而设置新郡，总数最多时曾达到 46 个。郡以下为县。郡的主要长官为郡守，掌管政事；另有郡尉，辅佐郡守，掌管军事；还有监御史，为中央派遣的监察官吏。县的主要长官，万户以上的设县令，不满万户的设县长。县令（长）掌政事，县丞掌管文书、刑法等，县尉掌管军事。郡县的长官均直接由中央任命。

秦王朝建立的“皇帝—公卿—郡县”的官僚科层结构及其制度，自秦至清，除了职官名称因时有所变化外，基本模式并无更改。故谭嗣同喟叹“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毛泽东也曾挥笔写下了“千载犹行秦制度”的著名诗句。

除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外，秦王朝在文字、货币、度量衡及法律方面所实行的一系列统一措施，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国文字，起源很早，至战国时期已经发展得相当成熟，但由于长期处于分裂状态，文字异形的现象极为严重，同一个字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写法，给政令的推行和文化的交流造成严重障碍。有鉴于此，秦统一的当年，秦始皇即下令，罢六国文字“不与秦文合者”，规定以秦的小篆为官方文书的标准字体。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书同文”。为了有效推行统一的字体，秦始皇令李斯、赵高、胡毋敬分别用小篆编写了《仓颉篇》《爰历篇》《博学篇》，作为标准的文字范本。从此以后，中国有了统一、标准化的文字字体，这对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同时，它对加强民族向心力、文化认同，促进民族的统一和发展，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秦诏版

其上刻有秦始皇为立皇帝称号以及统一度量衡而发布的诏令。诏文为：“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绾，法度量则不壹，歉疑者，皆明壹之”。1961年咸阳长陵火车站附近出土

战国时期各国货币形状、大小、轻重皆不相同，计算单位也不一致，特别是价值不等，换算困难。秦消灭六国后，废除了其他各国的货币，将货币分为两等，黄金为上币，以镒为单位，一镒为 20 两；以铜钱为下币，重半两，形制为圆形方孔。由于暗含了中国传统的“天圆地方”观念，自秦以后，圆形方孔一直是中国古代流通最广的铜钱的基本形制，2000 多年不曾改变。货币的统一，克服了过去货币使用及换算的困难，便利了各地商品交换和经济交往，有力地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度量衡又称权量，具体指测量长度、体积、轻重的器物。秦统一前，各地区的度量衡标准大小各异、轻重不一、长短不等，既不利于经济、文化的交流，也不利于统一事业的发展。统一全国后不久，秦始皇就颁布诏书统一度量衡，命令将秦国地区的度量衡标准颁行全国。如规定长度单位为步和尺；重量单位为铢、斤、钧、石；容积单位为升、斗等。

实际上，秦早在商鞅变法时就曾做过统一度量衡的工作，传世的商鞅方升，就是当时的标准器。值得注意的是，秦始皇统一度量衡的诏书多加刻于秦统一前所使用的标准器上，商鞅方升底部即加刻有诏令。1972 年在礼泉县出土的两诏铜椭量的外壁则刻有秦始皇和秦二世发布统一度量衡的两次诏书。在一件器物上，同时刻有两位皇帝的诏书，既显示了秦王朝对统一度量衡的重视，同时也极大地增加了这件器物的价值。

◎秦统一文字、货币示意图

秦王朝开创的大一统新局面以及为加强统一而采取的各项措施，不但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而且也使中国的声威远播世界。在外国人的心目中，“秦”就是中国的代名词。英语的“China”（中国），即“秦”的音译。国外古文献中对中国的一些称呼，如“赛尼”“希尼”，也均为“秦”的音译。可以说，中国以一个文明国家著称于世，是从秦王朝开始的。

◎两诏铜椭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