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研究现状

儒学、儒家思想研究一直是哲学史、思想史、学术史研究的热点和焦点，而先秦、秦汉儒学又是其后儒家思想发展的基础与源泉，是中国古代学术文化的根本。所以，关于先秦、秦汉儒学的研究更是热点中之热点，可以说，先秦儒学研究是历代学术研究中之显学，其研究成果称之为“汗牛充栋”毫不为过。《史记》之《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传》《孟子荀卿列传》等，是儒家学者的专传，记述儒家学说在先秦的发展。班固《汉书·艺文志》中《总论》《六艺略》《诸子略》中之儒家部分，也都是对先秦、秦汉儒学的总结、概括与评价。之后，历代学者都十分重视对先秦儒学及其儒家经典的研究。汉代经学家遍注先秦儒家典籍，形成了今文经学派与古文经学派，促进了先秦儒学研究的深入。魏晋以至隋唐，虽然玄学、佛学盛行，但儒学、经学从未退出时代的学术舞台。中唐以后，以韩愈、李翱为首的儒家学者以复古的形式大倡儒学，开启了宋代理学的大门。宋之道学理学、明之心学，借鉴吸收道家佛家思想，重新对先秦儒学的基本思想进行探讨、阐释和发展，形成了新的儒家思想，出现了一大批关于先秦儒家经典研究的著作。儒家典籍《诗》《书》《礼》《春秋》《易》及其先秦儒家著作《论语》《孟子》《荀子》《大学》《中庸》等，得到了重新的理解与阐释。清代考据学尤盛，“我注六经”是其主要的学术形式，因此，这一时期儒家经典再一次成为学者们书案上反复“切磋”“琢磨”的对象。近代以来，无论是维新派的康有为、梁启超，还是古文派的章太炎、刘师培，抑或今文派的廖平、皮锡瑞，对于先秦儒学和经学都用力颇深，一些新的观点和见解不断出现。“疑古”思潮的兴起，再一次把先秦儒学连同整个先秦学术、上古历史推向了学术研究的风口浪尖，一时间怀疑之声四起，似乎整个先秦典籍都是出于后人的伪造，先秦学术、先秦历史一时陷入了“恐慌”“危机”之中。现代新儒学的出现，又一次使儒学焕发了新的活力，梁漱溟、熊十力、唐君毅、张君劢、钱穆、徐复观等一大批学者把儒学，特别是先秦儒学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不但出现了一大批关于先秦儒学研究的专著，而且赋予了儒学以新的生命与活力。

1949年后，儒学和先秦儒学的研究是在马克思主义和阶级学说的指导下进行的，也取得了一些成果，如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文革”时期，政治性的“批儒评法”成了“学术研究”的主题，不少观点与历史实际不相符合，难以成立。新时期以来，随着思想解放，儒学研究也不断升温，再次成为学术研究中的显学。随着文化热的兴起，思想史、学术史也日益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各种思想史、哲学史、文化史、学术史的成果纷至沓来。如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新编》[14]、任继愈的《中国哲学发展史》[15]、张立文主编的《中国学术通史》[16]、尹继佐主编的《中国学术思潮史》[17]、张岂之主编的《中国思想学说史》[18]、姜林祥主编的《中国儒学史》（七卷）[19]、姜广辉主编的《中国经学思想史》[20]等，其他单册的思想史、学术史、儒学史成果亦不断涌现。这些关于中国思想研究的著作，对于先秦儒学的研究都起到了不小的推动作用。但坦诚而言，学术界对于先秦、秦汉儒学方面的研究依然存在不少问题。就笔者的感受来讲，我们认为对儒学由先秦至汉代的转变研究，仍然是目前先秦、秦汉儒学研究的一个薄弱环节。

对于儒学由先秦至汉的转变，特别是这一转变过程及其内部原因，学术界论之未详。目前所见到的各种思想史、学术史，都是以个别思想家思想的叙述及其著作的阐释为线索来书写的，而对儒学各思想范畴的演变过程缺少明晰的勾画与描述。如由西周之“德”到春秋之“礼”，继以孔子之“仁”、孟子之“义”，再到荀子之“礼”，它们之间存在什么联系，是怎样逐渐演变的，影响这种转变的社会文化环境又是怎样，等等。儒学、儒家思想研究一直是哲学史、思想史、学术史研究的热点和焦点，然而，无论是儒学史、哲学史、思想史、学术史，抑或通史、断代史，对于儒学由先秦至汉的转变，都尚未作深入的探究。它们或者是圣贤、先哲及精英思想家们的生平及其思想的辑录，或者是对经典著作的叙述和阐释。也许这种写法与中国古代的史传文体和目录学的传统有关，但这种思想史或者学术史给我们的是“点”的印象，而非“线”的逻辑。似乎中国二千多年的儒家思想就是这样由一个个“支离”的思想“闪光点”构成，每个思想家、每一种思想都是独立存在的单元。这种思想史写法一个最大的问题是缺少思想的“内在秩序”“内在理路”的梳理。我们对每个时代的每一个精英思想家们的著作与思想可以一目了然，但是儒学思想内部的发展变化我们却无从寻找，每种儒学思想范畴由三代历春秋、战国至秦汉一步一步发展演变的轨迹却无法清晰地呈现在人们面前。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思想史便失去了“史”的意义。

以往思想史、儒学史、学术史，由于受时代思想、学术方法或意识形态的影响，或者受文献资料的局限，对于儒学从先秦至汉的研究多是概括性的。平面的叙述代替了多层次、多方位的论述，现象、流派的简单梳理代替了背后深层次原因的挖掘，即使有少数著作涉及先秦原始儒学到汉代儒学转变的原因，也往往过于简单化和表面化，往往以一句“统一的帝国需要统一的思想”来概括本身十分复杂的学术思想变化。学术史的研究非细不密，这样的成果难以满足我们窥测思想阃奥的渴求和追寻历史底蕴的愿望。

随着近年来出土文献的不断发现，特别是郭店楚简和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儒家文献的陆续出土公布，使得我们有机会对“儒学由先秦至汉代的转变”这一问题进行重新认识和更加深入的探讨，对原始儒学的面貌有更加清晰的了解和认识。本书以儒学由先秦至汉代的转变为考察对象，以出土儒家文献和传世文献为材料，力求对先秦至汉代的儒学发展作全面系统的研究，力图较为清晰地勾画出儒学由先秦至汉代的思想演变轨迹；并对这种转变的原因作系统深层的探讨，以期填补儒学思想发展研究史上的一项空白，以期对儒学史、思想史、学术史的研究提供一定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