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水中群魚，天空群鳥，其整體體態往往變化萬端，能隨地形、水流、外敵等因素而變换形態，並以此朝著某一方向前進。其間或有一二具領袖氣質者對群體之走向有先導之作用，但整個群體的變换進退，卻是群體中每一個體的力量會合作用的結果，因此，要明瞭此一群體的進退，除瞭解其開創領導者之外，勾勒其群體的樣態亦有重要的意義。這個道理也適用於群行群策的人類。以人的思想學術史而論，研究一代思想巨匠固然必要，而仔細勾勒整個群體的思想文化特徵，或許更能得社會歷史變遷之真實體相。
本書研究的主題是清代的學者群體與他們在閲讀中所創作的批校。有清一代，學者群體數量龐大，但是目前進入學術史討論的似乎只是非常少的幾個大背影——由後人所構建起來的大背影。(1)大部分的學者，都在被學術史所忽略。不僅如此，清代學者在讀書之時寫下的批校，更是如漫天飛雪，數量巨大而各自分散。而且，由於批校皆寫於書籍的天頭地腳或者夾注於正文之間，因此其原始材料的收集與整理耗時費力，多勞而少成，這就造成了對於批校的研究長期滯後的情況。學者也好，批校也罷，在没有得到重視的情況下，只能是在歷史中慢慢化爲陳跡，及至被後人漸漸淡忘，那一派歷史的動蕩翻滾、那一群人物的喜怒哀樂，也漸漸成爲真正的不可知的過去。學者與批校，都像是空中的遊絲一般，一時飄蕩搖曳，卻隨時可能稍縱即逝。
以前的史學家認爲了解歷史，須“觀風察勢”才能通古明變。(2)所謂“風”與“勢”，類似於現在所講的社會的整體面貌和人群的思想潮流，德語中有zeitgeist一詞，頗與之相近；“觀風察勢”，就是看思想與文化的整體如何變遷推移，這也與現今所流行的“文化史”頗有暗合之處。一般説人在時代的大潮中不知何去何從，從歷史中某一個體身上來了解“風”與“勢”，也往往難以準確。雖説每一條遊絲都知道風的方向，但也許只有將許多遊絲會和起來，才能看清“風”與“勢”的具體樣貌。宋代學者吕祖謙有《遊絲》一詩，前兩句作：“遊絲浩蕩醉春光，倚賴微風故故長。”(3)遊絲若能會合而成浩蕩之勢，也能給人帶來别開生面的春光，本書取其辭而定名“浩蕩遊絲”，希望也能爲認識清代的學術、思想與文化帶來别樣的春光。此處所謂“遊絲”既指有清一代數量巨大的普通學者，也指他們所創作的批校——清代的學者群體，數量巨大，但他們大多數都未必可被視爲歷史中的大背影，而其批校，較之於鴻篇巨製的高文大册，每一條都顯得纖細飄忽——而所謂“浩蕩”，則是説他們數量巨大，會合即成漫天之勢，勢成或可改變歷史的走向。
路徑
在過去的百年中，學者們對於清代學術史與思想史的認識、研究路徑與方法都經歷了比較巨大的變遷。大致來講，各代學術領袖所重視者，起先爲政治因素，再轉爲思想與精神因素，再轉爲社會經濟因素，再轉爲文化因素。其中，重視思想與精神因素者，往往會强調自身所討論者才是學術的“内部”（internal）方面，而視其他重視政治、社會經濟或文化因素的研究爲“外圍”（external）研究。(4)在這樣的角度下，清代學術史的研究會被分爲“内部研究”與“外圍研究”兩種路徑。當然，這樣的分類一般是從事“内部研究”者所聲稱，大部分的學者——即使是“内部研究”者——一般都是從比較綜合的角度切入其研究主題的，既關注所謂的“内部”因素，也會涉及所謂的“外圍”因素，只是對於不同因素的關注程度會有所不同。强制進行二分，並不符合事實。因此，本書不作這樣的劃分，而僅根據各種不同路徑所關注的重心，分類辨析之。
最早對清代學術進行比較全面的總結的，是清末民初的一些學者。其時，中國社會正在經歷千餘年來未有之“大變局”，很多學者的學術中都雜有對於清王朝的批評，學術中政治因素佔有極大的分量。其較著者如章炳麟（1868—1936）、劉師培（1884—1919），梁啓超（1873—1929）等，對於清代學術的討論，都會顯示出比較明顯的排滿情緒。章炳麟在《訄書·清儒》中説：“（清儒）不以經術明治亂。”(5)是説清政府實行思想高壓，而清儒不能學經以致用。劉師培甚而批評清儒爲與滿族政府合作，是其幫兇，他在《清儒得失論》中説“虜廷利用其術，而以朱學範民，則宰輔之臣，均以尊朱者備其位”，指責清儒“失身權貴，以文詞緣其姦，或伺候貴顯之門，奔走形勢之途”。(6)對於各類學者，劉師培也主要以其政治表現和道德操守來評判其得失，他説：
帖括之家，稍習宋明語録，束書不觀，均得自居於理學；經世之談，僅守才辯；詞章之學，僅恃華藻；而校勘金石，必施徵實之功；若疏理群經，講明條貫，則非好學深思，不能理衆説之分，以歸一是。故惟經學爲難，能甘爲所難，所志必殊於流俗。……純漢學者，率多高隱。金石校勘之流，雖已趨奔競，然立身行己，猶不至蕩檢踰閑。及工於詞章者，則外飾倨傲之行，中懷鄙佞之實，酒食會同，惟利是逐。況經世之學，假高名以營利；義理之學，借道德以沽名。卑者視爲利禄之途，高者用爲利權之餌。(7)
其中僅僅純粹的漢學家因埋頭學術而未蒙批駁，其他學者，皆被劉氏斥以嚴辭，批評不可謂不嚴苛！
梁啓超没有劉師培那麽激進，在其《中國三百年學術史》和《清代學術概論》中，梁氏對有清一代的學術進行了較爲全面的介紹，對於各類學者的學術貢獻也有比較公正的評價。但當討論清代中期考證學之盛行的時候，梁氏也將政治因素置於重要的地位，他説：“文字獄頻興，學者漸惴惴不自保，凡學術之觸時諱者，不敢相講習。然英拔之士，其聰明才力，終不能無所用也。詮釋故訓，究索名物，真所謂‘於世無患、與人無争’，學者可以自藏焉。”(8)這個觀點，影響至今不息。當代學者討論考據學的興盛之時，仍然將清廷的思想高壓政策作爲重要因素。(9)
梁氏受西學影響頗深，又欲“啓蒙”以求新民，因此對於學術演變的規律，持有一種“反動説”。他説：“‘清代思潮’果何物耶？簡單言之，則對於宋明理學之一大反動，而以‘復古’爲其職志者也。其動機及其内容，皆與歐洲之‘文藝復興’絶相類。”(10)這種“反動”，實則是一種歷史進化論的觀點。他説：“大抵甲派置全盛時必有流弊，有流弊斯有反動，而乙派與之代興。乙派之由盛而弊，而反動亦然。然每經一度之反動再興，則其派之内容，必革新焉而有以異乎其前。”(11)其説具有明顯的革命色彩。
梁啓超既將宋明理學當做清學反動的對象，他討論清學之時，自然重此輕彼，對於理學著墨不多，因此招致諸多反對。
大約在梁氏《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出版十年之後，錢穆出版了同名著作，(12)大有與梁氏商榷之意。不同於梁氏的“理學反動説”，錢穆强調明清學術的連續性，指出“清初學風盡出東林”，(13)東林學風承自王陽明，而陽明學問源於宋明理學與心學。也就是説，清初諸大儒的學術並非如梁啓超所説的具有對於理學的“反動性”或者“啓蒙性”，而是遠紹理學和心學。錢書凡十三章，重點論述了從黄宗羲到康有爲的五十一位學者，其中大部分都是理學或心學中人，還有一部分是後來的所謂“今文學家”，漢學家、考據家等很少進入錢氏的論述。錢穆引出了一條由理學、心學到今文學的脈絡，看似稍顯突兀，實則有其内在因素。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的自序中，他提到：
夫不爲相則爲師，得君行道，以天下爲己任，此宋明學者之幟志也。今曰“以天下治亂爲己任尤大不可”，無怪乾嘉學術一趨訓詁考訂，以古書爲消遣神明之林囿矣。(14)
蓋錢穆認爲真的“學術”是應該有政治訴求的，真正的學者應該“爲相”“爲師”，“得君行道”，那些爲學術而學術、以“求真”和現在所説的“科學”爲鵠的的學術是遭到錢氏貶斥的。儒學中的宋明理學、漢代今文學都曾爲政府的主流意識形態，或立於學官，或爲科舉的核心内容，都有錢氏等人構建“新”儒學的思想元素。也就是説，錢穆的學術史在梁啓超等人所重視的政治因素之上，又加上了思想因素，是一種以儒家理念爲根本的政治思想史。對於乾嘉考據學之成因，錢穆其實與梁啓超看法類似，都指出清廷政治高壓之下學者借考據以遁世。只是二人對其態度迥異，梁啓超指出清學的反動性和啓蒙性，欲以學術爲革新確立精神基礎；而錢穆指出清學的繼承性，想要藉以爲其所信奉的（新）儒學政治思想立本。
在評價學者方面，錢穆與劉師培類似，都是以其政治表現作爲評價的第一標準，只是二人觀點幾乎完全相反。劉師培對於考據學家頗少微詞，而貶斥附庸清廷者；而錢穆則讚揚“爲相”“爲師”甚而“得君行道”者。
錢穆重視儒學思想本身的演變，是一種以思想爲核心的研究路徑，其學生輩將其發展得更爲完備，更加重視對思想本身之演變的爬梳和辨析，也更加重視對學術史的研究進行“内”、“外”之别。余英時即稱其所論述者爲“儒學的内在發展”（internal development of Neo-Confucianism）或者思想史的“内在理路”（inner logic），(15)並稱自身研究“專門從思想史的内在發展著眼，撇開政治，經濟及外面因素不問”。(16)從這樣的角度出發，余英時對於由宋到清的思想演變提出了一個新的理論框架，即從“智識主義”和“反智識主義”（intellectualism and anti-intellectualism）的鬥争中認識思想的流變。這樣的“内在發展”觀，對於認識思想史和學術史具有一定的啓發。只是，此種研究路徑比較難以解釋的是：思想的演變是否是脱離歷史的概念系統的自身演繹？(17)
近年來，港臺、日本，特别是西方的學者，紛紛將西方的新理論、新視角、新方法引入中國思想史和學術史的研究中，取得了可觀的成就。本傑明·艾爾曼（Benjamin Elman）、倪文森（David Nivison）、濱口富士雄、林慶彰、黄進興等人即指出，考據學家也有其思想層面的追求，也有處理實際問題的諸多討論。這些研究也都提醒研究者不僅應該將政治、思想因素納入學術史，還應該將社會、經濟和文化等諸多因素也納入研究的視野。例如，艾爾曼將社會經濟因素作爲討論考據學與常州今文學發展和興盛的主要因素，産生了不小的影響。(18)其他如勞倫斯·凱斯勒（Lawrence Kessler）、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蓋博堅（Kent Guy）等人對於清代學者與政府之間關係的研究，(19)托馬斯·威爾遜（Thomas Wilson）和黄進興等人對於儒家祭祀、孔廟和其他儒學實踐的研究，(20)王汎森等人對於清代政治文化與學術心態的探索等等，(21)無一不是受到了西方新近史學理論的影響並綜合了政治、思想、社會與經濟諸因素對於清代學術史和思想史所作的新闡釋。流風所及，一些大陸學者也紛紛選取他山之石以攻己之玉，比如楊念群《何處是“江南”：清朝正統觀的確立與士林精神世界的變異》、葛兆光《中國思想史》等一系列著作，在在顯示出對於西方漢學家的某種回應。(22)
思想史的研究，若脱離學者（或稱思想所有者）本人，很難有較爲堅實的結論。學者的生活、情感、思想、信仰、實踐、交遊以及他們所生活的物質世界等等，都會對其思想産生影響，這是研究者不可迴避的問題。因此，諸如政治環境、社會結構、經濟狀況、文化生態、閲讀習慣等等因素，都可以幫助我們了解學者的生存狀態與學術生活，從而使得我們可以更爲全面而深刻地理解學術與思想演變的樣態與規律。前述學者的研究，多數在其中的一個方面取得了較大的突破，爲我們進一步研究打下了堅實的基礎。然而，在思想史的研究中，如何將諸多因素綜合爲一體，而非偏於一隅，卻是我們應該仔細思考的問題。本書即欲在這一方面做一些嘗試，以期拋磚引玉。
方法
本書將學者的“學術行爲”（scholarly practice）當做一種人類的文化現象，所研究的對象則可以稱爲“學術文化”（scholarly culture）。
一般“文化史”（cultural history）所討論者，大要有人類的行爲層面（practice）與精神層面（thought）兩途。前者可包括具體的行爲，以及行爲之表達（expression），如一些特定的符號（symbol）、書寫（writing）等；後者一般有情感（emotion）、意義（meaning）、信仰（belief）和一些人所堅守的價值（value）等。研究者可以從行爲層面出發，通過梳理前人所行之事，認識前人所造之符號與書寫，來體會其情感，理解其行爲與表達背後的意義和價值，從而進入其精神世界。也可以反過來，從精神層面入手，解釋其一定的行爲與表達。文化史的一般假設是，每一個人類的群體都有其特定的文化，而所謂文化，就是人們思考與行爲的特定方式，是一種在各種因素之下逐漸形成的較爲固定的思考模式與行爲習慣；文化在形成之後，就變成一種無形的但是强大的力量，影響生活在其中的大多數個體，決定他們以某種特定的方式思考問題、表達自我與從事實踐活動。文化史並不關注單個的政治、經濟、社會、思想等因素，而是將所有與人的行爲和精神有關的因素都納入其考察的視域，多數情況下研究的是一個群體，是浩蕩的遊絲。
本書所要討論的學術行爲，大致可以包括以下内容：學者們如何收集書籍與其他文獻，他們相互之間如何傳遞信息與文獻資料，如何進行學術交流，如何閲讀和理解文本，同代學者是否以類似的方法和路徑來做學問，他們的閲讀品味與閲讀習慣如何與學術研究相互動，他們的學術生活如何與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發生關係等等。可以看出，在學者的學術行爲中，閲讀與表達佔有極爲核心的地位，信息的傳遞、資料的搜集以及交遊、政治社會生活等等都可以看做是在服務於其閲讀與表達，因此，考察學者對於他者的閲讀和對於自身的表達，應該在我們的研究中佔有重要的地位。而這卻是先前的研究所最爲或缺的。一般的討論，會以學者的著作爲中心，根據其中引文和表述，描畫其思想脈絡。而事實上，從前代的文本，到某一學者的著作，中間有一個巨大的鴻溝，即閲讀。若不知道學者如何閲讀和理解前代的文本，我們便很難知道彼文本如何對此學者産生何種作用，這樣，任何對於二者關係的描述，都會顯得牽强。而關於閲讀史的研究，之所以較爲滯後，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材料難以收集。史學研究的基礎就是史料，史料不足徵，則研究舉步維艱。然而史料不足，有時候不是因爲往事皆如雲煙散盡，而是因爲我們對史料的認識不足，研究的路徑需要更新，研究的視野需要擴大。以閲讀史而論，以前不入史家法眼的日記、類書、各種選本、評點、批校等等，其實都是絶佳的材料。鑒於篇幅，本書即以清代的批校爲材料，從閲讀史的角度來認識清代的學術文化。
本書所論述的核心是清代的“批校文化”（marginalia culture），即清代學者與批校有關的一系列行爲，這些行爲所創造的學術成果、所反映的清人的學術心態，以及這種學術文化對更爲廣闊的社會與歷史的影響。
本書的研究方法，受到近年來西方書籍史（history of the book）、閲讀史（history of reading）與新文化史的啓發頗多。近三十年來，西方的書籍史研究取得了非常大的進步。其領軍人物之一，美國學者羅伯特·達恩頓（Robert Darnton）稱自身所從事者爲“新書籍史”，並宣稱新書籍史的研究“把史學家、文選研究專家、社會學家、圖書學專家或任何對書籍在歷史上的作用感興趣的人組織到一起”，“用社會史和文化史的方法研究人類如何溝通和交流”，並藉以理解“人們的想法和觀念是怎樣通過印刷品得到傳播的，閲讀又是怎樣反過來影響人們的思想和行爲”。(23)也就是説，書籍史是融合了社會史、文化史、思想史甚至人類學和圖像學等等新方法的一個跨學科的研究領域。達恩頓的同時以及之後，又有麥肯錫（D. F. McKenzie）、羅傑·夏蒂埃（Roger Chartier）、安·布萊爾（Ann Blair）等一批書史學家，不僅將書籍史的研究領繼續深化，而且開闢出了閲讀史等新的領域，(24)這些都是值得我們借鑒的方法與路徑。
以批校作爲閲讀史研究材料，也並非本書首創，西方已經有非常優秀的研究成果，代表作有美國學者希瑟·傑克森（Heather Jackson）的《批校：書籍中讀者的書寫》、威廉·霍華德·謝爾曼（William Howard Sherman）的《二手書：在文藝復興時期的英格蘭標記讀者》以及安東尼·格拉夫頓（Antony Grafton）等諸多學者所寫的單篇論文，(25)這些作品都是本書借鑒的對象。
結構
本書的主體部分以清代學者創作批校、過録批校和刊刻出版批校爲專題，大致依照時間順序展開，討論這種“批校文化”的興起與興盛的過程，嘗試揭示其對於清代學者與學術的影響以及對於我們所閲讀的各類文本的塑造。
本書第一章將批校與另外兩種更爲傳統和常見的次生文本注疏與評點進行對比，希望藉此説明批校的文本性質，以方便我們用更爲合適方式對待這種特殊的文本。
第二章以清初學者何焯的《後漢書》批校爲中心，通過細緻分析其批校的特點來説明其在學術史上的意義。何焯是清初著名學者和書法家，曾親受康熙賜進士出身，供職于武英殿，又爲皇八子胤禩伴讀。他是目前可知最早的大量創作批校的學者，被康熙稱爲“讀書種子”。經何焯所批之書不下百種，在何氏殁後廣爲流傳，影響廣泛。可以説，何焯是清代“批校文化”的先導者。
第三章和第四章追溯何焯批校本的流傳與過録，考察與之相關的清代中、晚期之學術文化生態，藉以探索清代一般學術知識流傳的模式、清代學者交往的特點，了解其間所反映出來的一般學者的學術生活與日常生活，窺探其思想與心態等。第五章討論清代中期以後批校本的整理與刊刻，藉以説明“批校文化”對於清代學術文化的影響，及其對於後人所閲讀的文本乃至於閲讀方式的形塑作用。
本書所描述者，並非純爲政治作用在學術領域的反映，也非一定社會經濟因素對於學術的促進作用，亦非單純的思想理念的某種演變過程。本書所勾勒者，是學者的學術行爲和學術心態，是一種學術文化的生成、演變和産生影響的過程。本書希望藉助對於學術文化的探索，使得我們對於清代的學術生態有一個更爲質實，甚至可觸的認識。
本書涉及的清代學者，大多是今天的讀者（甚至學者）比較陌生的一群人，但他們其實才是學術的真正創造者和踐行者，萬木成林，群體之力可以成“風”成“勢”，他們對於當時乃至於今天的學術都有至關重要的影響，因此，他們應該成爲學術史研究的主要對象。在這一方面，張舜徽先生的《清人筆記條辨》這一類著作具有很大的借鑒意義，可惜其書未能成爲專門而系統的史著，此則有賴後輩學人完成之。本書僅是一個開端和嘗試。書中錯誤、疏漏之處，還望方家指正。
韋胤宗
2019年8月於珞珈山
(1) 《清儒學案》中，有正案的179人，附922人，諸儒案68人，凡1169人；張之洞《書目答問》後附有《國朝著述家姓名略》，録清代“著述家”五百餘人（見徐世昌等編纂，沈芝盈、梁運華點校：《清儒學案》，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張之洞編撰，范希曾補正，孫文泱增訂：《增訂書目答問補正》，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從廣義上來講，“儒”與“著述家”都可納入“學者”這一現代的範疇，若將傳統學術史不甚關注的籌人、醫家、藝術鑒賞家等一併歸入的話，清代的學者數量應該會更爲巨大。而一些代表性的清代學術史專著討論的對象卻非常有限，比如，清人江藩《漢學師承記》有正傳者40人，附傳17人；近代學者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主講17人，附列34人（見江藩纂，漆永祥箋釋：《漢學師承記箋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年）。其實都是從某一角度對清代較爲著名的學者之學脈的勾勒，很難算作全面的“學術史”。
(2) 關於“風”與“勢”的概念，參見王汎森：《“風”——一種被忽略的史學觀念》，見王汎森《執拗的低音：一些歷史思考方式的反思》，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4年，第167—209頁；羅志田：《假物得姿：如何捕捉歷史之風》，《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2016年第05期，第73—82頁。
(3) 吕祖謙撰，黄靈慶、吴戰壘主編：《吕祖謙全集》第一册《東萊吕太史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5頁。
(4) 例如，余英時（Ying-shih Yü），“Some Preliminary Observations on the Rise of Ch’ing Confucian Intellectualism，” Ch’ing-hua hsueh-pao 11（1975）：105—144.
(5) 章炳麟：《清儒》，見章炳麟撰，徐復觀注《訄書詳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61頁。
(6) 劉師培：《清儒得失論》，見《劉師培史學論著選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420頁。
(7) 劉師培：《清儒得失論》，見《劉師培史學論著選集》，第427頁。
(8) 梁啓超：《清代學術概論》，見《梁啓超論清學史二種》，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85年，第23—24頁。
(9) 例如孫欽善：《中國古文獻學史》，北京：中華書局，1994年，第831—835頁。
(10) 梁啓超：《清代學術概論》，第3頁。
(11) 梁啓超：《清代學術概論》，第6頁。
(12) 梁書大約作於1923年冬到1925年春之間，爲梁氏任教於清華大學和南開大學時所編的講義，説見朱維錚《校注引言》（《梁啓超論清學史二種》），第2頁。錢書撰於1930到1937年之間，首版於1937年，見錢氏《自序》（《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第1—4頁。
(13) 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第20頁。
(14) 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自序》第2頁。
(15) 余英時，“Some Preliminary Observations on the Rise of Ch’ing Confucian Intellectualism，” Ch’ing-hua hsueh-pao 11（1975）：105，112，128；《清代思想史的一個新解釋》，見《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99頁。
(16) 余英時：《清代思想史的一個新解釋》，見《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第199頁。
(17) 需要注意的是，余英時的研究路徑也經歷過多次變化，此處所論，僅代表其前期對於清代思想史研究的成果。
(18) 艾爾曼著，趙剛譯：《從理學到樸學——中華帝國晚期思想與社會生活面面觀》，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5年；《經學、政治和宗族——中華帝國晚期常州今文學派研究》，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8年。
(19) Lawrence Kessler，“Chinese Scholars and the Early Manchu State，”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31（1971）：179—200；Frederic Wakeman，“The Price of Autonomy：Intellectuals in Ming and Ch’ing Politics，” Daedalus 101，no. 2（1972）：35—70；Kent Guy，The Emperor’s Four Treasures: Scholars and the State in the Late Ch’ien-lung Era，Cambridge：Harvard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1987.
(20) Thomas Wilson，“The Ritual Formation of Confucian Orthodoxy and the Descendants of the Sag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5.3（August 1996）：559—584. Thomas Wilson，ed.，On Sacred Grounds: Culture，Society，Politics，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Cult of Confucius in Imperial China，Cambridge：Institute for East Asian Studies，Harvard University, 2002；黄進興：《優入聖域——權力、信仰與正當性》，臺北：允晨文化出版公司，1994年。
(21) 王汎森：《權力的毛細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學術與心態》，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4年。
(22) 楊念群：《何處是“江南”：清朝正統觀的確立與士林精神世界的變異》，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0年；葛兆光：《中國思想史》，第二版，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3年。
(23) 羅伯特·達恩頓：《書籍史話》，見達恩頓著，蕭知維譯《拉莫萊特之吻：有關文化史的思考》，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85—96頁。
(24) 關於西方書籍史、閲讀史研究狀況的詳細論述，參見本書附録一《閲讀史：材料與方法》（原載《史學理論研究》2018年第3期，第109—117頁）。
(25) Heather Jackson，Marginalia: Readers Writing in Books，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1；William Howard Sherman，Used Books: Marking Readers in Renaissance England，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08；Antony Grafton，“Is the History of Reading a Marginal Enterprise？” Papers of the Bibliographic Society of America，Vol.91，1997，pp. 139—157．關於這些作品的較爲詳細的評介，參見本書附録一《閲讀史：材料與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