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太平广记》的编纂与成书
宋太宗为何诏命李昉等编纂《太平广记》等书？自《太平广记》等问世以来，说法颇多，李昉等在《太平广记表》中自呈初衷，谓“九流并起，皆得圣人之道”，“足以启迪聪明，鉴照今古”，然“以为编秩既广，观览难周”，故编此书。而后世许多学者，则颇不以为然，或以为宋太宗命李昉等人编纂卷帙浩繁的《太平广记》等书，实另有目的，即以此为借口将海内名士羁縻于文字之间。窃以为宋太宗下诏编纂《太平广记》《太平御览》《文苑英华》，是有其历史文化背景与现实需要的。而以李昉为首的参纂成员都是当时的饱学之士，他们的小说知识背景，对《太平广记》的迅速成书有着极大的影响。
一、“老英雄法”之说
宋太宗时，编纂成《太平广记》《太平御览》《文苑英华》三书，后宋真宗时又编纂成《册府元龟》。《太平广记》是与《太平御览》同时开始编纂的，据王应麟《玉海》卷五四《艺文·承诏撰述类书》“太平兴国《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条云：
《实录》：太平兴国二年三月戊寅，诏翰林学士李昉、扈蒙、左补阙知制诰李穆、太子少詹事汤悦、太子率更令徐铉、太子中允张洎、左补阙李克勤、右拾遗宋白、太子中允陈鄂、光禄寺丞徐用宾、太府寺丞吴淑、国子寺丞舒雅、少府监丞吕文仲、阮思道等（十四人），同以前代《修文御览》《艺文类聚》《文思博要》及诸书，分门编为一千卷。又以野史、传记、小说杂编为五百卷。八年十一月庚辰，诏：“史馆所修《太平总类》一千卷，宜令日进三卷，朕当亲览焉。”自十二月一日为始，宰相宋琪等言曰：“天寒景短，日阅三卷，恐圣躬疲倦。”上曰：“朕性喜读书，颇得其趣，开卷有益，岂徒然也。因知好学者，读万卷书非虚语耳。”十二月庚子，书成。凡五十四门（《书目》云：杂采经史、传记、小说，自天地事物迄皇帝王霸，分类编次）。诏曰：“史馆新纂《太平总类》一千卷，包括群书，指掌千古，颇资乙夜之览，何止名山之藏，用锡嘉称，以传来裔，可改名《太平御览》。”戊申，上于禁中读书（一云清心殿），自巳时至申时始罢，有苍鹳（一作鹤）自上始开卷，飞止殿鸱尾，逮掩卷而去。上怪之，以语近臣，宰相宋琪对曰：“此上好学之感也。昔杨震方讲间，有鹳雀衔三鳣鱼堕于庭，亦同其应。”《会要》：先是，帝阅类书，门目纷杂，遂诏修此书。兴国二年三月，诏昉等取野史小说集为五百卷（五十五部，天部至百卉），三年八月书成，号曰《太平广记》。（二年三月戊寅所集，八年十二月庚子成书）六年诏令镂版（《广记》镂本颁天下，言者以为非学者所急，收墨板藏太清楼）。二书所命官皆同，唯克勤、用宾、思道改他官，续命太子中允王克正、董淳、直史馆赵邻幾预焉。(2)
又据明嘉靖间谈恺刻本所录李昉《太平广记表》，李昉“太平兴国三年（978）八月十三日”上表进书，及表后所载“八月二十五日奉敕送史馆”“六年正月奉圣旨雕印版”等时间，可知《太平广记》的编纂，当始于太平兴国二年（977）三月，至太平兴国三年（978）八月完成上表进呈，同年八月送交史馆，太平兴国六年（981）正月雕版颁行。又据谈恺刻书序，“言者以《广记》非后学所急，收板藏太清楼”。
宋太宗为何诏命李昉等编纂《太平广记》等书？自《太平广记》等问世以来，说法颇多，李昉等在《太平广记表》中自呈初衷，谓是“九流并起，皆得圣人之道”，“足以启迪聪明，鉴照今古”，然“以为编秩既广，观览难周”，故编此书，其云：
臣昉等言：臣先奉敕撰集《太平广记》五百卷者，伏以六籍既分，九流并起，皆得圣人之道，以尽万物之情。足以启迪聪明，鉴照今古。伏惟皇帝陛下，体周圣启，德迈文思。博综群言，不遗众善。以为编秩既广，观览难周，故使采摭菁英，裁成类例。惟兹重事，宜属通儒。臣等谬以谀闻，幸尘清赏，猥奉修文之寄。曾无叙事之能，退省疏芜，惟增腼冒。其书五百卷，并目录十卷，共五百十卷。谨诣东上阁门奉表上进以闻，冒渎天听。臣昉等诚惶诚恐顿首顿首谨言。
太平兴国三年八月十三日。(3)
而后世许多学者，则颇不以为然，或以为宋太宗命李昉等人编纂卷帙浩繁的《太平广记》等书，实另有目的，即以此为借口将海内名士羁縻于文字之间。南宋王明清在《挥麈录》中首先提出这一看法：
太平兴国中，诸降王死，其旧臣或宣怨言。太宗尽收用之，置之馆阁，使修群书，如《册府元龟》《文苑英华》《太平广记》之类。广其卷帙，厚其廪禄赡给，以役其心。多卒老于文字之间云。（朱希真先生云）(4)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四八《经籍考七十五·集》总集类“《文苑英华》一千卷”条引用王氏之言，似亦持相似观点：
陈氏曰：太平兴国七年，命学士李昉、扈蒙、徐铉、宋白等阅前代文学，撮其精要，以类分之。续又命苏易简、王祐等。至雍熙三年书成。王氏曰：太平中诸降王旧臣，或宣怨言，太宗尽收用之，置之馆阁，使修群书，如《册府元龟》《文苑英华》《太平广记》之类，广其卷帙，厚其廪禄赡给，以役其心，多卒老于文字之间云。(5)
谈恺刻《太平广记》，其所撰《刻太平广记序》亦重复王明清之言，“宋太平兴国间，既得诸国图籍，而降王诸臣，皆海内名士，或宣怨言。尽收用之，置之馆阁，厚其廪饩，使修群书。以《修文御览》《艺文类聚》《文思博要》经史子集一千六百九十余种，编成一千卷，赐名《太平御览》。又以野史传记小说诸家，编成五百卷，分五十五部，赐名《太平广记》”(6)。明陆深亦以为宋太宗本意如此，他说：“宋太宗平列国，所得祼将之士颇多，无地处之，于是设馆修三大书。命宋白等总之三大书者，《册府元龟》《太平御览》《文苑英华》也。《御览》外又别修《广记》五百卷，亦皆优为供给。盖将以驰驱一时之人才，使之乐而忘老，其本意初不为书籍也，明君贤相真自有度。”(7)清吴任臣《十国春秋》卷二八《殷崇义传》亦云：“是时诸降王死，多出非命，其故臣或宣怨言。太宗俱录之馆中，俾修《太平御览》等书，丰其廪饩，诸臣多卒老于中，崇义其一也。”(8)鲁迅先生撰《中国小说史略》，言及《太平广记》，亦云：“宋既平一宇内，收诸国图籍，而降王臣佐多海内名士，或宣怨言，遂尽招之馆阁，厚其廪饩，使修书，成《太平御览》《文苑英华》各一千卷；又以野史传记小说诸家成书五百卷，目录十卷，是为《太平广记》。”(9)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亦言：“此在政府的目的，不过利用这事业，收养名人，以图减其对于政治上之反动而已，固未尝有意于文艺……”(10)邓嗣禹在《太平广记篇目及引书引得·序》中亦承王氏之说。另外，日本岛田翰也大致承王明清之说：“宋太宗忧诸降王旧臣或宣怨言，欲使修群书以役其心，卒老死于文字之间，于是有敕修之书，敕修之书以《太平御览》《册府元龟》《太平广记》《文苑英华》为钜册。”(11)
王明清首言宋太宗诏修《太平广记》等书，实是以修书为由羁縻名士，是一种高明的“老英雄法”，王明清以降如马端临、谈恺、鲁迅等，皆附和其说，影响颇大。不过，质疑亦历代不绝。宋李心传在《旧闻证误》卷一中即指出王氏所言有误：
朱希真云：太平兴国中，诸降王死，其旧臣或宣怨言，太宗尽收用之，置之馆阁，使修群书，如《册府元龟》《文苑英华》《太平广记》之类。广其卷帙，厚其廪禄赡给，以役其心，多卒老于文字之间（出王仲言《挥麈后录》）。按《会要》：太平兴国二年，命学士李明远、扈日用偕诸儒修《太平御览》一千卷，《广记》五百卷。明年《广记》成，八年，《御览》成，九年，又命三公及诸儒修《文苑英华》一千卷，雍熙三年成。与修者乃李文恭穆、杨文安徽之、杨枢副砺、贾参政黄中、李参政至、吕文穆蒙正、宋文安白、赵舍人邻幾，皆名臣也。杨文安虽贯浦城，然耻事伪廷，举后周进士第。江南旧臣之与选者，特汤光禄、张师黯、徐鼎臣、杜文周、吴正仪等数人。其后汤、徐并直学士院，张参知政事，杜官至龙图阁直学士，吴知制诰，皆一时文人。此谓“多老于文字之间”者，误也。当修《御览》《广记》时，李重光尚亡恙，今谓“因降王死而出怨言”，又误矣。《册府元龟》乃景德二年王文穆、杨文公奉诏修，朱说甚误。(12)
不仅“多老于文字之间”有误，“因降王死而出怨言”有误，且“《册府元龟》乃景德二年王文穆、杨文公奉诏修”亦与历史实际不符，辨说甚详。而元代的刘埙，在其《隐居通议》卷一三中则又以为参与编纂的李昉等算不上英雄，故王氏之言不妥。其云：
如宋初编《文苑英华》之类，尤不足采。或谓当时削平诸僭，其降臣聚朝多怀旧者，虑其或有异志，故皆位之馆阁，厚其爵禄，使编纂群书，如《太平御览》《广记》《英华》诸书，迟以岁月，困其心志，于是诸国之臣俱老死文字间。闲世以为深得老英雄法，推为长策。以予观之，是惟无英雄尔。果有英雄，此何足以束缚之！彼以翻阅故纸、寻行数墨者谓之英雄，宁不足笑耶！当时如江南徐铉，号为辩士之雄，然犹不能使其国之不亡，孰谓既亡之后，犹能逞异志而使亡者复存邪！此好议者之过也。又如《文选》诸诗，乃昭明太子一时偶取入集，初非立体，而后世作诗者，乃创立一名曰“此为选体”，尤非确论。(13)
宋张端义则认为宋太宗的这一做法是效法唐太宗，主要目的在于笼络：“唐武德四年，太宗作文学馆，召名儒十八人为学士，皆用隋之旧臣……此唐皆用陈、隋旧人，置之文学，是以尊崇之，使之究其用之勿疑也。本朝太宗取诸国有名之士入弘文馆修书，如《太平御览》、《太平广记》，皆徐铉、陶谷之笔，是亦祖唐之遗意。”(14)
近代以来，如聂崇岐、胡道静等，虽不同意王氏所谓宋太宗诏修《太平广记》等书为“老英雄法”之说，但亦以为此举是有政治目的的，聂崇岐指出王氏之说虽“实有两种错误”，但“太宗之敕修群书，不过为点缀升平、欲获右文令主之名”(15)。胡道静以为且“宋太宗赵光义确有‘惭德’的问题，他的帝王位置是从他哥哥太祖赵匡胤手中夺得的，且有杀兄的嫌疑——所谓‘烛影斧声’者是。当时他必须安定人心，首先是须安定太祖旧臣之心。用这点来窥测太宗广修类书的心理及其政治作用，则李、聂所举抵牾之点皆可通；朱敦儒的说法诚有错误——不应当联系到‘诸降王死’的问题上去，而他的说法的基本精神是应该认为有所根据的”(16)。不惟胡道静认为宋太宗敕修类书有“惭德”的原因，清乾隆皇帝亦以为如此，他说：“亦由宋太宗身有惭德，因集文人为《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三大书，以弭草野之私议。”(17)今之研究者，虽多批评王明清之说的史实谬误、不赞同其说的武断，但多不否认宋太宗这种做法的政治目的性。如日本学者竺沙雅章即认为：“这一大规模的编纂事业，主要是为了转移新征服的南方各国的文人学士对宋朝的不满，使他们在优越的条件下埋头编书，去掉那种失意愤恨的情绪……一般说来，中国历代王朝，完成了统一天下大业的皇帝，往往注意大力发展文化事业。如唐太宗时编纂《五经新义》、明永乐帝时编修《永乐大典》、清代康熙皇帝时编纂《古今图书集成》就是例子。这些帝王往往以此标榜自己是中国传统的文治国家的继承者，同时又可以作为笼络知识分子的手段。”(18)
二、《太平广记》的诏修缘起
《太平广记》与《太平御览》同时编纂，始于太平兴国二年（977）三月，而《太平广记》于太平兴国三年（978）八月先成，《太平御览》于太平兴国八年（983）十二月完成。太平兴国七年（982）九月，又诏修《文苑英华》，至雍熙三年（986）十二月完成。宋太宗诏修《太平广记》等书，是否为“老英雄法”、是否因为“惭德”，当然只是他人与后人的揣度，因为即使这是宋太宗的本意，他是不会诉诸言说、行诸文字的，且必然会多方掩饰，给出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正如清乾隆皇帝在言及为何诏修《四库全书》时说：“若今所辑《四库全书》，惟在搜罗遗佚，以广流传，为万事书林津逮，用意固不同耳。”(19)显然，“老英雄法”与“惭德”等，实是一种无法言说或者不便言说的理由，那么，宋太宗诏修《太平广记》等书，是否与其国家治理理念相关？是否是其国家治理策略中的措施之一呢？答案是肯定的。
《宋史·太祖本纪》末赞云：“建隆以来，释藩镇兵权，绳赃吏重法，以塞浊乱之源；州郡司牧，下至令录、幕职，躬自引对；务农兴学，慎罚薄敛，与世休息，迄于丕平；治定功成，制礼作乐。”(20)宋太祖赵匡胤立国，即实行“务农兴学”“与世休息”的一系列政策措施，特别是“释藩镇兵权”，“治定功成，制礼作乐”以文靖国理念的提出与施行，确立起了有宋一代右文抑武的基本国策，影响深远。继立的宋太宗继续推行并深化这一国策，“兴文教，抑武事”(21)，诏修《太平广记》等书，无疑是践行宋太祖这一政策的具体举措。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三云：
上尝谓近臣曰：“朕每读《老子》，至‘佳兵者，不祥之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未尝不三复以为规戒。王者虽以武功克定，终须用文德致治。朕每退朝，不废观书，意欲酌前世成败而行之，以尽损益也。”(22)
于此可见，从宋太宗读《老子》而叹，说明他对以文靖国的理解是深刻的，特别是“王者虽以武功克定，终须用文德致治”一语，更是以文靖国理念的直接表达，显然是深思熟虑的结论。而要实现“文德致治”，全社会重文风气的养成是至关重要的，而要养成重文风气，书籍又是不可或缺的。宋太宗对此是有清晰认识的，他在雍熙元年（984）说“夫教化之本，治乱之源，苟无书籍，何以取法”，并下令在民间征集图书：
雍熙元年春正月壬戌，上谓侍臣曰：“夫教化之本，治乱之源，苟无书籍，何以取法？”今三馆所贮遗逸尚多。乃诏三馆以《开元四库书目》阅馆中所阙者，具列其名，募中外有以书来上及三百卷，当议甄录酬奖，余第卷帙之数等级优赐。不愿送官者，借其本写毕还之。自是，四方之书往往间出矣。(23)
而此时，《太平广记》《太平御览》业已编纂完成，《文苑英华》正在编纂之中。当然，宋初对图籍的收集并不仅止于此，宋太祖在勘平各地时，便注意搜罗图书，“以实三馆”：
宋建隆初，三馆有书万二千余卷。乾德元年，平荆南，尽收其图书，以实三馆。三年，平蜀，遣右拾遗孙逢吉往收其图籍，凡得书万三千卷。四年，下诏购募亡书。《三礼》涉弼、《三传》彭幹、学究朱载等皆诣阙献书，合千二百二十八卷。诏分置书府，弼等并赐以科名。闰八月，诏史馆：“凡吏民有以书籍来献，当视其篇目，馆中所无者收之，献书人送学士院试问吏理，堪任职官者具以名闻。”开宝八年冬，平江南，明年春，遣太子洗马吕龟祥就金陵籍其图书，得二万余卷，悉送史馆。自是群书渐备，两浙钱俶归朝，又收其书籍。(24)
宋太宗太平兴国初，幸三馆，因见其“湫隘卑庳，才蔽风雨”，诏令别建：
先是，朱梁都汴，贞明中始以今右长庆门东北庐舍十数间，列为三馆，湫隘卑庳，才蔽风雨，周庐徼道，出于其侧，卫士驺卒，朝夕喧杂，历代以来，未遑改作。每诸儒受诏有所论撰，即移于他所，始能成之。太平兴国初，太宗因幸三馆，顾左右曰：“若此之陋，岂可以蓄天下图籍，延四方之士邪！”即诏经度左升龙门东北旧车路院，别建三馆，命中使督其役，栋宇之制，皆亲所规画。三年二月书院成，诏曰：“国家聿新崇构，大集群书，宜锡嘉名，以光策府。其三馆新修书院，宜目为崇文院。”自经始至于毕功，临幸者再，轮奂壮丽，甲于内庭。(25)
所以，从宋立国以来，自太祖至太宗，在“文德致治”的理念下，均重视图书的收集和保存。既然“教化之本，治乱之源，苟无书籍，何以取法”，因此，仅仅收集前代留存的图书是远远不够的，为便于“取法”，编纂适合时代要求的书籍也就成为必然。宋太宗诏修《太平广记》等书，应当是宋初“文德致治”理念下为培养整个社会重文风气而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
宋太祖本人好读书，不仅如此，他也希望皇子们多读书，特别是经书，而不必学作文章，司马光《涑水记闻》载其曾与秦王侍讲云：“帝王之子，当务读经书，知治乱之大体，不必学作文章，无所用也。”(26)还曾向近臣表达欲尽令武臣读书的想法，《涑水记闻》又载云：“太祖闻国子监集诸生讲书，喜，遣使赐之酒果，曰：‘今之武臣，亦当使其读经书，欲其知为治之道也。’”(27)《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亦有类似记载：“太祖建隆三年……壬寅，上谓近臣曰：‘今之武臣欲尽令读书，贵知为治之道。’近臣皆莫对。”(28)而陈均《九朝编年备要》则记载更详：
尝谓近臣曰：“今之武臣，欲尽令读书，贵知为治之道。”近臣莫对。上性严重寡言，独喜读书，虽在军中，手不释卷。显德中，从世宗平淮甸，或谮上曰：“赵某下寿州，所载数车，皆重宝也。”世宗遣使按之，唯书数千卷，无他物。世宗召谕曰：“卿方为朕作将帅，何用书为？”上顿首曰：“臣无奇谋，上赞圣德，所以聚书，欲广闻见、增智虑也。”(29)
与宋太祖相比，宋太宗尤嗜读书，虽日理万机而不费观书，晨间视事，既罢，便即观书。据《宋朝事实》卷三记载：“太宗尝谓侍臣曰：‘朕万几之暇，不废观书。见前代帝王行事多矣，茍自不能有所剸裁，全倚于人，则未知措身之所。’因言宋文帝恭俭，而元凶悖逆，及隋杨素邪佞、唐许敬宗谄谀之事。侍臣耸听。苏易简曰：‘披览旧史，安危治乱尽在圣怀，社稷无穷之福也。’”又载云：“太平兴国九年，太宗谓宰相曰：‘朕每日所为，自有常节，晨间视事，既罢，便即观书，深夜就寝，五鼓而起，盛暑尽日亦未尝寝。’”(30)《宋太宗实录》多载其勤奋读书之事：“庚辰，诏：‘史馆所修《太平总类》一千卷，宜令日进三卷，朕当亲览焉，自十二月一日为始。’宰相宋琪等言曰：‘天寒景短，日阅三卷，恐圣躬疲倦。’上曰：‘朕性喜读书，颇得其趣，开卷有益，岂徒然也。因知好学者读万卷书，非虚语耳。’”(31)此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亦载：“庚辰，诏：‘史馆所修《太平总类》，自今日进三卷，朕当亲览。’宋琪等言：‘穷岁短晷，日阅三卷，恐圣躬疲倦。’上曰：‘朕性喜读书，开卷有益，不为劳也。此书千卷，朕欲一年读遍，因思学者读万卷书，亦不为劳耳。’寻改《总类》名曰《御览》。”(32)《渑水燕谈录》云：“太宗锐意文史，太平兴国中，诏李昉、扈蒙、徐铉、张洎等，门类群书为一千卷，赐名《太平御览》。又诏昉等撰集野史为《太平广记》五百卷，类选前代文章为一千卷，曰《文苑英华》。太宗日阅《御览》三卷，因事有阙，暇日追补之，尝曰：‘开卷有益，朕不以为劳也。’”(33)《宋太宗实录》又云：“乙亥，诏史馆所编文集将就，可令接续进来，上谓宰相曰：‘自去年冬末，日读《御览》三卷，未尝废阙，有故即追补之，已读八百余卷矣。’”(34)宋太宗在观览前代典籍的过程中，发现诸如《修文殿御览》《艺文类聚》等“门目繁多，失其伦次”，“稗官之说，或有可采”，因而产生了编纂新书的想法：
太宗笃好儒学，尝览前代《修文殿御览》《艺文类聚》，门目繁杂，失其伦次。乃诏翰林学士李昉、扈蒙、知制诰李穆、右拾遗宋白等，参详类次，分定门目，编为《太平总类》一千卷，俄改为《太平御览录》（案：《宋史》及各家书目皆作《太平御览》，此多一录字，与各书异）。又谓稗官之说，或有可采，令取野史、传记、故事、小说编为五百卷，赐名《太平广记》。(35)
李昉《太平广记表》亦云：“以为编秩既广，观览难周，故使采摭菁英，裁成类例。”(36)可见，宋太宗嗜读书，而在阅读前代典籍的过程中发现前代典籍存在缺点与不足，“门目繁杂，失其伦次”，“编秩既广，观览难周”，且“稗官之说，或有可采”，因而直接导致了其诏修《太平御览》《太平广记》，促成了二书的编纂完成，而《太平广记》《太平御览》的完成，又启导了《文苑英华》以及《册府元龟》的编纂。当然，宋太宗读书，不仅是因为爱好，也是为了从书中获得治身治国的道理，他在读《兵法阴符经》后说：“朕每日退朝，不废观书，意欲酌先王成败而行之，以尽损益也。”读《老子》后又说：“伯阳五千言，读之甚有益，治身治国，并在其内。”(37)而修《太平广记》等书，当然也是为了更方便地从典籍记载中获得治身治国得失成败的知识启迪。
三、《太平广记》参纂人员的构成及其简况
据李昉《太平广记表》，参与修纂《太平广记》的共有十三人：
将仕郎守少府监丞臣吕文仲、臣吴淑。
朝请大夫太子中赞善柱国赐紫金鱼袋臣陈鄂。
中大夫太子左赞善直史馆臣赵邻幾。
朝奉郎太子中允赐紫金鱼袋臣董淳。
朝奉大夫太子中允紫金鱼袋臣王克贞、臣张洎。
承奉郎左拾遗直史馆臣宋白。
通奉大夫行太子率更令上柱国赐紫金鱼袋臣徐铉。
金紫光禄大夫上柱国陈县男食邑三百户臣汤悦。
朝散大夫充史馆修撰上柱国赐紫金鱼袋臣李穆。
翰林院学士朝奉大夫中书舍人赐紫金鱼袋臣扈蒙。
翰林院学士中顺大夫户部尚书知制诰上柱国陇西县开国男食邑三百赐紫金鱼袋臣李昉。(38)
又据王应麟《玉海》卷五四《艺文·承诏撰述类书》“太平兴国《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条云：“《实录》：太平兴国二年三月戊寅，诏翰林学士李昉、扈蒙、左补阙知制诰李穆、太子少詹事汤悦、太子率更令徐铉、太子中允张洎、左补阙李克勤、右拾遗宋白、太子中允陈鄂、光禄寺丞徐用宾、太府寺丞吴淑、国子寺丞舒雅、少府监丞吕文仲、阮思道等（十四人），同以前代《修文御览》《艺文类聚》《文思博要》及诸书，分门编为一千卷。又以野史、传记、小说杂编为五百卷……二书所命官皆同，唯克勤、用宾、思道改他官，续命太子中允王克正、董淳、直史馆赵邻幾预焉。”(39)则修纂《太平广记》与《太平御览》的是同一团队，在修纂过程中，团队成员又略有变动，李克勤、徐用宾、阮思道因改他官中途退出，王克正、董淳、赵邻幾补入修纂团队。张国风先生比较了《太平广记》各传本，包括谈恺刻本、清人陈鳣据宋本所校明许自昌刻本、明沈与文野竹斋抄本，认为舒雅也中途退出修纂团队，他说：“结合《玉海》卷五四的记载，使我们进一步确认：《太平广记》的编纂开始于太平兴国二年三月；第二年八月十三日成书；负责纂修的有李昉、扈蒙、李穆、汤悦、徐铉、宋白、张洎、王克贞、董淳、赵邻幾、陈鄂、吴淑和吕文仲等人。其中王克贞、董淳、赵邻幾三人一开始并未参加，而李克勤、徐用宾、舒雅、阮思道四人是开始参加而中途退出……”(40)由于《太平广记》在不到一年半的时间里就得以完成，则中途退出的李克勤、徐用宾、舒雅、阮思道四人可能还未来得及参与具体工作就离开了，故李昉《太平广记表》的修纂人员不列其名。本书讨论亦不涉及此四人。
李昉，《宋史·李昉传》：“李昉，字明远，深州饶阳人。父超，晋工部郎中、集贤殿直学士。从父右资善大夫沼无子，以昉为后，荫补斋郎，选授太子校书。汉乾祐举进士，为秘书郎。”(41)李昉有才学文章，后周显德中，宰相李谷征淮南，李昉为记室，其所作章奏，深得周世宗赏识，并因此被擢为主客员外郎、知制诰、集贤殿直学士。李昉亦有史才，入宋，太宗即位后，曾参与撰写《宋太祖实录》，“加昉户部侍郎，受诏与扈蒙、李穆、郭贽、宋白同修《太祖实录》”(42)。又据《宋史·李昉传》，“昉和厚多恕，不念旧恶，在位小心循谨，无赫赫称。为文章慕白居易，尤浅近易晓”；“有文集五十卷”(43)。
扈蒙，《宋史·扈蒙传》：“扈蒙，字日用，幽州安次人。曾祖洋，涿州别驾。祖智周，卢龙军节度推官。父曾，内园使。蒙少能文，晋天福中举进士，入汉为鄠县主簿。”宋初，由中书舍人迁翰林学士，扈蒙有史才、史识，亦曾参与撰写《宋太祖实录》，“太宗即位，召拜中书舍人，旋复翰林学士，与李昉同修《太祖实录》”。又曾参与撰写《五代史》，“六年，复知制诰，充史馆修撰。开宝中，受诏与李穆等同修《五代史》，详定《古今本草》”。并曾上书建议保存当代日常重要文献，以备史官将来撰著之用，“望自今凡有裁制之事，优恤之言，发自宸衷，可书简策者，并委宰臣及参知政事每月轮知抄录，以备史官撰集”(44)。《宋史·扈蒙传》又称其好释典，有文集二十卷行世：“蒙性沉厚，不言人是非，好释典，不喜杀，缙绅称善人。有笑疾，虽上前不自禁。多著述，有《鳌山集》二十卷行于世。”(45)
李穆，《宋史》卷二六三《李穆传》：“李穆，字孟雍，开封府阳武人。父咸秩，陕西大都督府司马。穆幼能属文，有至行。行路得遗物，必访主归之，从酸枣王昭素受《易》及《庄》、《老》书，尽究其义。周显德初，以进士为郢、汝二州从事，迁右拾遗。宋初，以殿中侍御史选为洋州通判。亦曾参与纂修《宋太祖实录》，“太平兴国初，转左补阙。三年冬，加史馆修撰、判馆事，面赐金紫。四年，从征太原还，拜中书舍人。预修《太祖实录》，赐衣带、银器、缯彩”(46)。《宋史·李穆传》又称其工篆隶、绘画，深信释典，“穆善篆隶，又工画，常晦其事。质厚忠恪，谨言慎行，所为纯至，无有矫饰。深信释典，善谈名理，好接引后进，多所荐达。尤宽厚，家人未尝见其喜愠。所著文章，随即毁之，多不留稿”(47)。
徐铉，《宋史·徐铉传》：“徐铉，字鼎臣，扬州广陵人。十岁能属文，不妄游处，与韩熙载齐名，江东谓之‘韩徐’。仕吴为校书郎，又仕南唐李昪父子，试知制诰，与宰相宋齐丘不协。时有得军中书檄者，铉及弟锴评其援引不当。檄乃汤悦所作，悦与齐丘诬铉、锴泄机事，铉坐贬泰州司户掾，锴贬为乌江尉，俄复旧官。”(48)太平兴国初，徐铉直学士院。“从征太原，军中书诏填委，铉援笔无滞，辞理精当，时论能之，师还，加给事中”。《宋史·徐铉传》又称其不喜释氏而好神怪，且精小学，“性简淡寡欲，质直无矫饰，不喜释氏而好神怪，有以此献者，所求必如其请。铉精小学，好李斯小篆，臻其妙，隶书亦工。尝受诏与句中正、葛湍、王惟恭等同校《说文》”；“铉有文集三十卷，《质疑论》若干卷。所著《稽神录》，多出于其客蒯亮”(49)。《宋史·艺文志》又著录徐铉、汤悦《江南录》十卷。
宋白，《宋史·宋白传》：“宋白，字太素，大名人。年十三，善属文。多游鄠、杜间，尝馆于张琼家，琼武人，赏白有才，遇之甚厚。白豪俊，尚气节，重交友，在词场名称甚著。”建隆二年（961），窦仪典贡部，擢进士甲科。乾德初，献文百轴，试拔萃高等，解褐授著作佐郎。宋太宗即位，擢为左拾遗，权知兖州。后召还，参与修撰《宋太祖实录》《文苑英华》。“预修《太祖实录》，俄直史馆，判吏部南曹。从征太原，判行在御史台。刘继元降，翌日，奏《平晋颂》。”“雍熙中，召白与李昉集诸文士纂《文苑英华》一千卷。”(50)《宋史·宋白传》又称其“学问宏博，属文敏赡，然辞意放荡，少法度”；“尝类故事千余门，号《建章集》，唐贤编集遗落者，白多缵缀之”；“有集百卷”(51)。《宋史·艺文志》又著录宋白、李宗谔《续通典》二百卷。
张洎，《宋史·张洎传》：“张洎，滁州全椒人。曾祖旼，澄城尉。祖蕴，泗上转运巡官。父煦，滁州司法掾。洎少有俊才，博通坟典。江南举进士，解褐上元尉。”(52)后归宋，拜太子中允，岁余判刑部。太宗即位，以其文雅，选直舍人院，考试诸州进士。《宋史·张洎传》又称其曾参与修撰《国史》，“俄奉诏与李至、范杲、张佖同修国史，又判史馆”；后与寇准一同秉政而无所参预，“专修时政记”；“洎风仪洒落，文采清丽，博览道释书，兼通禅寂虚无之理。终日清谈，亹亹可听”；“有文集五十卷行于世”(53)。
赵邻幾，《宋史·赵邻幾传》：“赵邻幾，字亚之，郓州须城人，家世为农。邻幾少好学，能属文，尝作《禹别九州赋》，凡万余言，人多传诵。周显德二年，举进士，解褐秘书省校书郎，历许州、宋州从事。太平兴国初，召为左赞善大夫、直史馆，改宗正丞。四年，郭贽、宋白授中书舍人，告谢日交荐之，俄而邻幾献颂，上览而嘉之，迁左补阙、知制诰，数月卒，年五十九。中使护葬。”(54)《宋史·赵邻幾传》又云邻幾体貌尫弱，如不胜衣，“为文浩博，慕徐、庾及王、杨、卢、骆之体，每构思，必敛衽危坐，成千言始下笔。属对精切，致意缜密，时辈咸推服之”；“常欲追补唐武宗以来实录，孜孜访求遗事，殆废寝食”。赵邻幾卒后，其家属寄居睢阳，太宗遣直史馆钱熙往取其书，“得邻幾所补《会昌以来日历》二十六卷及文集三十四卷，所著《鲰子》一卷、《六帝年略》一卷、《史氏懋官志》五卷，并他书五十余卷来上，皆涂窜之笔也。诏赐其家钱十万”(55)。
吴淑，《宋史·吴淑传》：“吴淑，字正仪，润州丹阳人。父文正，仕吴至太子中允。好学，多自缮写书。淑幼俊爽，属文敏速。韩熙载、潘佑以文章著名江左，一见淑，深加器重。自是每有滞义，难于措词者，必命淑赋述。以校书郎直内史。江南平，归朝，久不得调，甚穷窘。俄以近臣延荐，试学士院，授大理评事，预修《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56)《宋史·吴淑传》又云吴淑“性纯静好古，词学典雅”，“善笔札，好篆籕”，又曾撰《九弦琴五弦阮颂》，“又作《事类赋》百篇以献，诏令注释，淑分注成三十卷上之。迁水部员外郎。至道二年，兼掌起居舍人事，预修《太宗实录》”；“取《说文》有字义者千八百余条，撰《说文五义》三卷，又著《江淮异人录》三卷、《秘阁闲谈》五卷”；“有集十卷”(57)。
吕文仲，《宋史》卷二九六《吕文仲传》：“吕文仲，字子臧，歙州新安人。父裕，伪唐歙州录事参军。文仲在江左，举进士，调补临川尉，再迁大理评事，掌宗室书奏。入朝，授太常寺太祝，稍迁少府监丞。预修《太平御览》、《广记》、《文苑英华》，改著作佐郎。”(58)《宋史·吕文仲传》又云其“富词学，器韵淹雅”，“有集十卷”(59)。
参与修纂《太平广记》的汤悦、王克贞、董淳、陈鄂四人，《宋史》无传。汤悦，原名殷崇义，清吴任臣《十国春秋·殷崇义传》云：“殷崇义，陈州西华人。”殷崇义博洽能文章，深得南唐元宗及后周世宗赏识，“国亡入宋，避宣祖庙讳，易姓名曰汤悦。宋太宗敕撰《江南录》十卷，自言有陈寿史体，当世颇称之”(60)。王克贞，明彭大翼《山堂肆考》卷一二三《文学·著书下》“《太平广记》”条云：“宋王克贞，庐陵人。南唐进士，宋初授太子中允，知汉州。太宗闻其词学，命直舍人院、诰命典正，预修《太平广记》。”(61)董淳，《宋史·王溥传》《宋史·郑起传》言及，《宋史·王溥传》云：“恭帝嗣位，加右仆射。是冬，表请修《世宗实录》，遂奏史馆修撰都官郎中知制诰扈蒙、右司员外郎知制诰张淡、左拾遗王格、直史馆左拾遗董淳同加修纂。”(62)《宋史·郑起传》云：“又有颖贽、董淳、刘从义善为文章，张翼、谭用之善为诗，张之翰善笺启。贽拔萃登科，至太子中允。淳为工部员外郎、直史馆，奏诏撰《孟昶纪事》。”(63)则董淳善为文章，后周时参与编修《周世宗实录》，宋时又撰《孟昶纪事》。陈鄂，《宋史·西蜀孟氏》言及，其云：“时玄珏方就学，为选起居舍人陈鄂为教授。至是，自陈愿以钱赐鄂，昶嘉而许焉。鄂尝仿唐李瀚《蒙求》、高测《韵对》为《四库韵对》四十卷以献，玄珏益赏之。”(64)《宋史·艺文志》子部杂家类著录陈鄂《十经韵对》二十卷，又《四库韵对》九十九卷。陈鄂亦曾参与李昉等人编纂的《开宝通礼》，《宋史》卷九八《礼志第五十一·礼一》云：“开宝中，四方渐平，民稍休息，乃命御史中丞刘温叟、中书舍人李昉、兵部员外郎知制诰卢多逊、左司员外郎知制诰扈蒙、太子詹事杨昭俭、左补阙贾黄中、司勋员外郎和岘、太子中舍陈鄂撰《开宝通礼》二百卷，本《唐开元礼》而损益之。既又定《通礼义纂》一百卷。”(65)
四、《太平广记》参纂人员的小说知识背景
“取野史、传记、故事、小说”而成的《太平广记》(66)，由于其卷帙的巨大，正如鲁迅在《破<唐人说荟>》中所说，“从六朝到宋初的小说几乎全收在内”(67)，而成为中国小说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作品。而这样一部五百卷的巨著，却能在短短的一年半时间里完成，其成书速度可谓速捷。综观之，其采摭不可谓不广，类例不可谓不善，裁夺不可谓不工，编排不可谓不精。《太平广记》之所以能做到如此，是与李昉等编纂成员完整、全面的小说知识背景息息相关的。
从《太平广记》的参纂成员构成情况看，参与修纂《太平广记》的十三人，可以说都是文章之士。李昉文章早年即为周世宗所赏，见相国寺《文英院集》，“益善昉诗而称赏之，曰：‘吾久知有此人矣。’”《宋史》称其“为文章慕白居易，尤浅近易晓”(68)。扈蒙“少能文”，很早就有文名，后汉李榖曾称“蒙文学名流，不习吏事”(69)。李穆亦“幼能属文”，为文尚雅正，“五代以还，词令尚华靡，至穆而独用雅正，悉矫其弊”(70)。徐铉亦“十岁能属文”(71)，宋白亦“年十三善属文”，“在词场名称甚著”，“学问宏博，属文敏赡”(72)。张洎亦少有俊才，“文采清丽”(73)。赵邻幾“少好学，能属文”，“为文浩博”，“属对精切，致意缜密，时辈咸推服之”(74)。吴淑“幼俊爽，属文敏速”，“词学典雅”(75)。吕文仲亦“富词学，器韵淹雅”(76)。汤悦、王克贞、董淳、陈鄂四人亦博洽能文章，如《宋史·郑起传》即称“又有颖贽、董淳、刘从义善为文章”(77)。
十三人不仅文才富赡，且大多曾任职史馆，有史才，编撰过实录、国史等史著。如李昉就曾为史馆修撰、判馆事，扈蒙曾充史馆修撰，李穆亦曾为史馆修撰、判馆事，宋白亦曾直史馆，四人都曾参与撰写《宋太祖实录》，扈蒙又曾参与撰写《五代史》，并曾建言注意保存日常史料。张洎曾判史馆，参与修撰国史。董淳曾直史馆，参与修撰《周世宗实录》。吴淑则曾预修《宋太宗实录》。《宋史》卷二〇四《艺文志》史部霸史类著录有“徐铉、汤悦《江南录》十卷”，“董淳《后蜀孟氏记事》三卷”，则徐铉、汤悦曾作《江南录》，董淳曾作《后蜀孟氏记事》。赵邻幾曾欲撰唐武宗以来实录，未成而卒，留下《会昌以来日历》《六帝年略》《史氏懋官志》等史著。
而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十三人中，也有释氏、神仙之好者。扈蒙、李穆好释氏，《宋史·扈蒙传》云扈蒙“好释典，不喜杀”(78)；《宋史·李穆传》云李穆“深信释典，善谈名理”(79)；而徐铉则不喜释氏而好神怪，《宋史·徐铉传》云徐铉“不喜释氏而好神怪，有以此献者，所求必如其请”(80)；《宋朝事实类苑》卷六五引杨大年《杨文公谈苑》亦云：“徐铉不信佛，而酷好鬼神之说……专搜求神怪之事，记于简牍，以为《稽神录》。尝典选，选人无以自通，诡言有神怪之事。铉初令录之，选人言不闲笔缀，愿得口述。亟呼见问之，因以私祷，罔不遂其请。”(81)明胡应麟又云：“小说称徐铉好言怪，宾客之不能自通者，与失意见斥绝者，皆托言以求合……铉所著《稽神录》，其中必有诳于宾客，如夷坚所得者，岂皆实哉！”(82)而张洎则兼好释道，《宋史·张洎传》云张洎“博览道释书，兼通禅寂虚无之理”(83)。
我们知道，佛教、道教在传播发展过程中，常造作、撰集教宗先圣灵迹故事，“意在自神其教”，以为辅教之用，于是，出现了大量的释氏、老氏的辅教撰作，这些撰作多呈现出显著的故事性与虚构性，具有小说性质。如鲁迅先生言：“释氏辅教之书……大抵记经像之显效，明应验之实有，以震耸世俗，使生敬信之心，顾后世则或视为小说。”(84)佛教辅教之书如此，道教亦如斯。佛教自汉末传入中国以来，经历魏晋南北朝及隋唐五代自宋初，产生了大量的弘佛小说(85)，这些小说大致包括经像灵验故事、因果报应故事以及僧人传记三类。道教自汉末兴起，迄宋初，亦产生了许多弘道小说，包括各种仙传以及道教历代真君传记，魏晋南北朝出现一次撰作高潮，而在唐五代则出现两次撰作高潮，“一是高宗武后至玄宗时期”，“二是唐末五代时期”(86)。扈蒙、李穆、徐铉、张洎等人喜好释道之书，当然也包括这些小说性质的辅教之书，可以说是有比较深厚的小说知识背景的。而如徐铉，则有明显的小说癖好，《宋史·徐铉传》即好神怪之事，近于痴迷，至有“有以此献者，所求必如其请”，可以说不惜一切搜求积聚，这些搜求所得，当成为其所著《稽神录》的资材。虽然《宋史·徐铉传》称《稽神录》“多出于其客蒯亮”(87)，而无疑徐铉是《稽神录》资材的主要收集者与编定者，其客蒯亮或只是协助其整理编排。
另外，吴淑也是小说家，《宋史·吴淑传》称其著《江淮异人录》三卷、《秘阁闲谈》五卷，《宋史·艺文志》又著录吴淑《异僧记》一卷。宋白亦当对小说有着特殊的爱好，《宋史·宋白传》称宋白“尝类故事千余门，号《建章集》”，这些千余门“故事”，亦恐多具小说性质或者就是小说，可见宋白也应当是熟悉小说并喜好小说的。其余诸人包括李昉、赵邻幾、吕文仲、汤悦、王克贞、董淳、陈鄂，虽不见史籍明确记载他们有小说之好，但他们均由唐末五代而入宋，必受到其时社会上浓郁的小说之风熏染。自中唐以降至五代，小说创作勃兴，实现了中国古代小说体裁的成熟并迎来了一次创作高潮，产生了大量的小说，并取得了可以和诗歌比肩的成就。桃源居士《唐人小说·序》即云：“唐三百年，文章鼎盛，独律诗与小说，称绝代之奇。何也？盖诗多赋事，唐人于歌律，以兴以情，在有意无意之间。文多征实，唐人于小说，摛词布景，有翻空造微之趣。至纤若锦机，怪同鬼斧，即李杜之跌宕、韩柳之尔雅，有时不得与孟东野、陆鲁望、沈亚之、段成式辈，争奇竞爽。犹耆卿、易安之于词，汉卿、东篱之于曲，所谓厥体当行，别成奇致，良有以也。”(88)不仅把唐人小说与唐人诗歌相提并论，认为唐人小说和唐诗一样，是有唐一代的文学标志之一，而且指出唐人小说在艺术上也成就巨大。据李剑国先生，“今存可以考见的大约百多种单篇传奇和百多种专集（不包括笔记），其中志怪和传奇是两大宗”(89)。李剑国先生统计的是传奇和志怪，另外，还有大量的轶事小说，即所谓笔记。李昉等人皆当时文坛名宿，虽不能完全肯定他们喜好小说，但熟悉小说、拥有完整的小说知识背景则应是无疑的。而从他们快速完成《太平广记》五百卷的编纂来看，这种推断是可靠的，因为，如果不熟悉宋前小说或者说汉唐小说的整体面貌，没有完整、全面的小说知识背景，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
五、《太平广记》的成书
总共五百卷的《太平广记》，虽卷帙巨大，但编纂所用时间却极短，不到一年半的时间即完成。关于《太平广记》成书的具体过程，李昉《太平广记表》及王应麟《玉海》都曾述及。李昉云：
臣昉等言：臣先奉敕撰集《太平广记》五百卷者，伏以六籍既分，九流并起，皆得圣人之道，以尽万物之情。足以启迪聪明，鉴照今古。伏惟皇帝陛下，体周圣启，德迈文思。博综群言，不遗众善。以为编秩既广，观览难周，故使采摭菁英，裁成类例。惟兹重事，宜属通儒。臣等谬以谀闻，幸尘清赏，猥奉修文之寄。曾无叙事之能，退省疏芜，惟增腼冒。其书五百卷，并目录十卷，共五百十卷。谨诣东上阁门奉表上进以闻，冒渎天听。臣昉等诚惶诚恐顿首顿首谨言。
太平兴国三年八月十三日。(90)
……
八月二十五日奉敕送史馆。
六年正月奉圣旨雕印版。
王应麟《玉海》卷五四《艺文·承诏撰述类书》“太平兴国《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条云：
《实录》：太平兴国二年三月戊寅，诏翰林学士李昉、扈蒙、左补阙知制诰李穆、太子少詹事汤悦、太子率更令徐铉、太子中允张洎、左补阙李克勤、右拾遗宋白、太子中允陈鄂、光禄寺丞徐用宾、太府寺丞吴淑、国子寺丞舒雅、少府监丞吕文仲、阮思道等（十四人），同以前代《修文御览》《艺文类聚》《文思博要》及诸书，分门编为一千卷。又以野史、传记、小说杂编为五百卷……《会要》：先是，帝阅类书，门目纷杂，遂诏修此书。兴国二年三月，诏昉等取野史、小说集为五百卷（五十五部，天部至百卉），三年八月书成，号曰《太平广记》。（二年三月戊寅所集，八年十二月庚子成书）六年诏令镂版（《广记》镂本颁天下，言者以为非学者所急，收墨板藏太清楼）。二书所命官皆同，唯克勤、用宾、思道改他官，续命太子中允王克正、董淳、直史馆赵邻幾预焉。(91)
综合李昉、王应麟之所言，《太平广记》成书过程大致如下：
太平兴国二年（977）三月戊寅，同时诏修《太平御览》与《太平广记》(92)。
太平兴国三年（978）八月书成(93)。
太平兴国三年（978）八月十三日李昉进书。
太平兴国三年（978）八月二十五日奉敕送史馆。
太平兴国六年（981）正月诏令镂版，旋即有言者以为非学者所急，收墨板藏太清楼。
《太平广记》之所以能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就能编纂完成，是与文献资料的充足特别是小说资料的充足密切相关。胡应麟注意到这一点，他说：
《太平御览》引用书一千六百九十余种，非必宋初尽存，大率晋宋以前，得之《修文御览》，齐梁以后，得之《文思博要》，而唐人事迹，则得之本书者也。《广记》引用书凡三百四十余种，前此靡所因袭，当是采集众小说为之，盖小说本易传，中唐后稍稍知印刻，而引用之书又仅得《御览》五中之一，足证本书具存。然宋元间小说，陶氏《说郛》尚数百种，今全书存者，第《桯史》《笔谈》百余家而已，余大半湮没矣。(94)
据胡应麟推测，《太平御览》引文来源大致分为两个部分，即唐前引文来源于《修文御览》《文思博要》等现成类书，唐代引文则来源于本书。而《太平广记》因前代无此种总集可供参照和抄录，故引文主要来源于本书。并据此推测《太平广记》引文所用的那些宋前或者说汉唐时期的小说类书籍，在宋初编纂《太平广记》之时，应当大量存在，且多完好。
唐末五代，图书散佚是十分严重的，尤其是国家秘阁所藏图书，毁失更是触目惊心。南宋程俱对此有云：“古今文字皆在禁中，两汉或徙金马门，历代不常其处。唐季流离，中原多故，儒雅之风几将坠地；故百王之书；荡然散失，兰台延阁空存名号。”(95)大致而言，国家秘阁所藏图书经历了三次严重的毁失。第一次是黄巢攻陷并占领长安、洛阳期间，《旧唐书·经籍志》云：“及广明初，黄巢干纪，再陷两京，宫庙寺署，焚荡殆尽，曩时遗籍，尺简无存。及行在朝诸儒购辑，所传无几。昭宗即位，志弘文雅。秘书省奏曰：‘当省元掌御书十二库，共七万余卷。广明之乱，一时散失。后来省司购募，尚及二万余卷。及先朝再幸山南，尚存一万八千卷，窃知京城制置使孙惟晟收在本军，其御书秘阁见充教坊及诸军占住。伏以典籍国之大经，秘府校雠之地，其书籍并望付当省校其残阙，渐令补辑。乐人乞移他所。’并从之。”(96)第二次是后梁朱温在开平元年（907）迁都洛阳，秘书阁书籍“又丧其半”(97)。第三次是开宝八年（975）冬，宋太祖命曹彬征江南，南唐后主李煜见大势已去，焚毁南唐宫中所藏图籍近万卷。马令《南唐书》卷五《后主书》载：“宫中图籍万卷，尤多钟、王墨迹，国主尝谓所幸保仪黄氏曰：‘此皆累世宝惜，城若不守，尔可焚之，毋使散逸。’及城陷，文籍尽炀。”(98)陆游《南唐书》列传卷一三《后主保仪黄氏》亦云：“元宗、后主俱喜书法，元宗学羊欣，后主学柳公权，皆得十九，购藏钟、王以来墨帖至多，保仪实掌之。城将陷，后主谓之曰：‘此皆先帝所宝，城若不守，汝即焚之，无为他人得。’及城陷，悉焚无遗者。”(99)
国家秘阁图书虽然在唐末五代的动乱中毁失严重，但经太祖尽力收聚劫后所余及征集民间所藏，宋初三馆之书的数量还是相当可观。《宋史》云：“宋初，有书万余卷。其后削平诸国，收其图籍，及下诏遣使购求散亡，三馆之书，稍复增益。”(100)据《文献通考》，宋初三馆尚存“有书万二千余卷”，其后，平荆南、蜀及江南、两浙，收得大量图书：乾德元年（963），“平荆南，尽收其图书以实三馆”，乾德三年（965），“平蜀，遣右拾遗孙逢吉往收其图籍，凡得书万三千卷”。开宝八年（975）冬，“平江南，明年春，遣太子洗马吕龟祥就金陵籍其图书，得二万余卷，悉送史馆”。后来“两浙钱俶归朝，又收其书籍”。同时，在乾德四年（966），又“下诏购募亡书”(101)。经过努力，在宋太宗初年修纂《太平御览》《太平广记》之时，国家三馆的藏书规模实际上已十分可观，《宋史·艺文志》称“始太祖、太宗、真宗三朝，三千三百二十七部，三万九千一百四十二卷”(102)。且在这些藏书中，正如胡应麟所言，“小说本易传”，因而“野史、传记、小说”的数量应当十分巨大。
这一点，从《崇文总目》的著录情况是可以得到证明的。太平兴国初，宋太宗幸三馆，因见其“湫隘卑庳，才蔽风雨”，“岂可以蓄天下图籍，延四方之士邪”(103)，诏令于左升龙门东北别建新馆，太平兴国三年（978）二月建成，赐名崇文院，“而徙三馆之书以实之，又分三馆书万余卷，别为书库，目为‘秘阁’”(104)。也就是说，到太宗太平兴国三年（978）后，原三馆所藏国家图书分藏于崇文院和秘阁两地。至真宗时，“命三馆写四部书二本，置禁中之龙图阁及后苑之太清楼，而玉宸殿、四门殿亦各有书万余卷，又以秘阁地隘，分内藏西库以广之”。后王宫失火，延及崇文、秘阁，书多煨烬，乃命重写书籍，选官详覆校勘，藏于太清楼。至仁宗时，编纂《崇文总目》六十六卷，共著录“书凡三万六百六十九卷”(105)。以四部法分为四十五类，计三千四百四十五部。从《宋史·艺文志》记载可知，仁宗时编《崇文总目》以前，崇文院、秘阁、太清楼、玉宸殿、四门殿等各处所藏图书，应相当可观，虽然在真宗时崇文院、秘阁经历了一次火焚，但由于先时已“命三馆写四部书二本”，分置在龙图阁及太清楼等处，故已有书籍不应当因此而失传。则《崇文总目》所录，当是囊括了宋初几乎所有国家藏书。
考《崇文总目》分类(106)，属于“野史、传记、小说”者，分散于史部的杂史类、伪史类、传记类及子部的小说类、道书类、释书类等类别中。今考此诸类所录，卷三史部杂史类“杂史上共六十八部计六百七十一卷”，“杂史下共三十四部计三百三十五卷”，卷三史部伪史类“共二十七部计三百二十六卷”，卷四史部传记类“传记上共七十八部计三百七十卷”，“传记下共七十三部计四百七十六卷”，卷五子部小说类“小说上共七十部计二百八十八卷”，卷六子部小说类“小说下共七十九部计二百九十卷”，卷九子部道书类“道书一共五十五部计一百四卷”，“道书二共五十部计二百八十六卷”，“道书三共五十八部计八十一卷”，“道书四共八十三部计九十八卷”，“道书五共五十八部计八十四卷”，“道书六共五十五部计四十七卷”，“道书七共五十一部计八十一卷”，“道书八共五十五部计八十五卷”，“道书九共六十部计一百六卷”，卷十子部释书类“释书上共五十七部计三百三十六卷”，“释书下共二十七部计二百二卷”，共计一千〇三十八部，四千二百六十六卷。书籍数量几乎占了《崇文总目》全部著录的三分之一，这还仅是著录于史部的杂史类、伪史类、传记类及子部的小说类、道书类、释书类之书就有如此之众，可见当时“野史、传记、小说”之书的数量应当是巨大的。此外，李昉等人的私家藏书中的“野史、传记、小说”亦当不少。公私藏书的丰富，特别是“野史、传记、小说”之书的丰富，正是能够迅速而顺利地完成《太平广记》编纂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