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结 剑走偏锋的南京大屠杀叙事
为何需要把南京大屠杀的历史真相“告诉世界”？反复叙述南京大屠杀的意义何在？对于日本侵略者所造成的这场浩劫来说，“反战”“人性”这类通常的解说显得空泛。民族战争与历史创痛的回忆，需要进入政治民族主义的范畴，实现重建民族观念和国家形象的意图。然而，不同时期的中外作家介入南京大屠杀题材的方式和力度千差万别，大屠杀甚至成了民族国家观念角逐的战场。对南京大屠杀的审视和表述，重要的不是时间距离，而是民族意识、历史观念和文化态度。
中国作家阿垅、黄谷柳、张恨水、李贵、王火、邓贤、南翔、葛亮等对南京大屠杀的书写，是作为中国人自己的战斗和灾难来叙述，南京城中的中国人是叙述、情感和思想的主体，他们以自己的方式面对和承担一切，尽管这些作家偶尔也借助美国教堂或教会学校来生发故事。其中，唐人、周而复、王火等关于大屠杀的书写，出于阶级、政党的立场，谴责日军与中国政要同样应当为南京民众的劫难负责，同属“民族的罪人”。[99]这些小说从民族内部的平等原则出发，要求高层领导、底层民众均等承担前线抗战的责任与南京陷落的苦难，把从南京逃离/撤退的权势阶层和国军军官当作民族的罪人，对民族进行了内部区分。然而，阶级、政党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共同体观念存在龃龉，所塑造的民族国家形象是二元的，分裂的，其民族情感在民族战争叙事中难以一气呵成。日本作家的南京大屠杀叙事，构成了另一种意义上的大屠杀——对中华民族的精神虐杀。冷战时期中日作家的小说，缺乏对生命和民族共同体的怜惜之情，不过把南京劫难当作充满偏见的政治意识的宣泄口，根本谈不上尊重历史、治愈创伤。时至21世纪，美籍华人作家哈金、严歌苓、祁寿华和英国作家莫·海德等加入南京大屠杀的书写中，他们的小说留给我们的印象是：日本人是恶魔，西方人是救世主，而中国人是任人宰割的羔羊。他们把中国所遭受的这场灾难整合到西方的人性、生命、性别、拯救等惯常思想和宗教观念中，迎合了新殖民时代欧美社会对东方的文化宰制和权力想象。其实，很难要求海外华人作家真正从“中国人”的立场来叙述南京大屠杀。哈金就坦言，他的《南京安魂曲》是把南京大屠杀看作“美国经验的一部分”，小说本质上是“一个关于美国的故事”，隐含读者是英语读者。[100]总之，南京大屠杀事件实际上成了中外作家民族国家观念表达的一面镜子。
尽管“告诉世界”是南京大屠杀叙述的基本动机，然而在中外作家近年的小说创作中，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竟主要在“南京强奸”的意义上被叙述，而承担起维护/修复民族尊严和国家形象的，竟是在传统道德价值体系中身处卑贱的妓女（歌女）。这种叙述策略的背后有三个原因，首先，“铁蹄下的歌女”与被虐杀、被强暴的南京、中国具有换喻关系；其次，秦淮商女所定影的南京历史形象，极大地影响了“南京大屠杀”进入创作视野的方式；再次，悲惨的民族历史被用来满足读者和观众猎奇、窥视的色情幻想。近年来，作家热衷于把西方传教士与秦淮河歌女当成南京大屠杀的代言者，在南京大屠杀的民族疮疤上反复上演上帝和妓女的悲喜剧，宣扬传教士和妓女的荣光。这种现象颇为耐人寻味。
近年出版的《南京安魂曲》《魏特琳：忧郁的一九三七》《紫金山燃烧的时刻》《金陵十三钗》等小说，都是《魏特琳日记》《拉贝日记》面世后催生的产物，这些小说不仅从西方人的日记中获取创作素材和灵感，而且承续了其文化视点和宗教情怀，是对“西方经验”的复写和弘扬。也就是说，以中国人为受难主体的南京大屠杀，在进入小说后，很多时候承载、舒张的却不是中国的价值理想和民族精神，而是基督教义、女性主义和西方正义形象。我们的苦难历史成了全球化时代西方文化狂欢的舞台和世界主义的布道场。与此对照，纳粹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种族灭绝行径，往往被理解为质疑西方现代文明的历史事件。因此，无论从题材本身还是从民族国家观念的表达来看，在中国的历史伤口上铭刻现代西方优越形象的创作姿态，都不应成为南京大屠杀叙事的主流。
文学到底该如何记忆、再现南京大屠杀？我们该以什么方式把1937年发生在南京的惨剧“告诉世界”？马尔库塞认为：“忘却以往的苦难就是容忍而不是战胜造成这种苦难的力量。在时间中治愈的创伤也是含毒的创伤。思想的一个最崇高的任务就是反对屈从时间，恢复记忆的权利，把它作为解放的手段。”[101]南京大屠杀发生不久中日作家创作的《活着的士兵》和《南京血祭》值得称道，是因为这两部小说敢于正视人类的这场灾难，并在个体生存与民族询唤的苦恼中升华出感人至深的力量。南翔、哈金、严歌苓、莫·海德关于南京劫难的叙述，其思想和情感的深度，也体现在人性光辉、生命折损与民族国家意识剧烈碰撞而生的奇异形态。在碰撞所构成的两难时刻，个体生命的价值和民族共同体的情感，都得到了有力的声张。从既有的创作来看，南京大屠杀叙事的思想艺术力量，就在于聚焦个人生命在民族询唤下所生发的丰富的人性、伦理、道德和宗教内涵，这也是文学叙事区别于历史书写的价值所在。因此，南京大屠杀叙事既不能脱离个体生命、人类命运的关怀，也不能漠视民族意识的舒张。
当日本还未深入反省侵华罪恶，当《血染金陵》这样的小说还受到尊重，当《南京的恶魔》的作者还自认为开辟了“一条正确理解这次大屠杀的途径”，当《魏特琳：忧郁的一九三七》竟然夸大（与中外人士在大屠杀期间的日记记载比较）中国难民在大屠杀期间的抢劫、偷窃现象，那么，目前奢谈“让纪念南京大屠杀走向人类层面”[102]，就有些操之过急。南京大屠杀作为民族的灾难历史，必然需要历经“民族国家叙事”的阶段，只有在经过这一阶段的成功写作之后，再大范围地进入“人类层面”的书写，方是对死难者和民族历史负责的创作态度。
就民族意识的表达而言，南京大屠杀文学叙事应对以消费主义姿态把民族劫难隐私化、情色化的写作方式保持高度警惕。另外，阿垅的创作动机对我们也有启示作用。1938年，阿垅听说两个日本人创作的中日战争题材作品，是在打一枪写一笔的情形下完成的，这种态度为中国作家所不及。对此，他这样写道：
我不相信，“伟大的作品”不产生于中国，而出现于日本，不产生于抗战，而出现于侵略！即使是从分量和写作态度来说，我也有反感。
这是耻辱！
…………
中国有血写成的“伟大的作品”！
并且，墨水写成的“伟大的作品”，假使是血写成的“伟大的作品”的复写，那不久也可以出现的。
那作品，将伟大于火野苇平的《麦雨士兵、土雨士兵和花雨士兵》[103]的！
否则，是中国的耻辱！[104]
正是在这种态度下，阿垅创作了关于南京保卫战和大屠杀的小说《南京》（即《南京血祭》）。他说：“我不能让敌人在兵器上发出骄傲一样，在文字上也发出他们的骄傲来！我们要在军事上胜利，也要在文艺上胜利！”[105]时过境迁，阿垅的话依然铿锵有力，令人警醒。然而，几十年过去了，作为“血的复写”的作品仍然寥若晨星，对传教士日记的“复写”却不断涌现。这与历史的记忆曾被中断有关。文学关于以奥斯维辛集中营为中心的纳粹大屠杀的书写，存在多种情形，艾尔鲁德·蚁布思按照创作发展，把纳粹大屠杀书写分成“回忆性的写作”“被回想的历史”“被想象出来的历史”等几个阶段。在“被想象出来的历史”这一阶段，“作者会将那些受害者再现为在极端屈辱的环境中带有自身弱点的人类，同时还应尊重他们作为受害者的角色。”[106]而南京大屠杀因各种外在因素的制约曾被遗忘，其书写的阶段基本上是由“回忆性的写作”跳到了“被想象出来的历史”，故走向了偏至。
对今日中国而言，如果不愿直面南京保卫战和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几百万中国军人用“血写成的‘伟大的作品’”，如果还在为张灵甫是“抗日名将”还是“手下败将”争论不休[107]，中国作家就难以获得耻辱与愤怒相激荡的民族精神的原动力，那么，为秦淮河妓女颁发勋章，为几个外国传教士唱赞歌，以及女性身体与民族权力的换喻模式，也许还会继续引领“南京大屠杀”叙事的潮流。
[1] 叶兆言：《烟雨秦淮》，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2002年，第23页。
[2] 艾尔鲁德·蚁布思著、王蕾译：《文学与创伤史：纳粹大屠杀个案研究》，《中外文化与文论》第15辑，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52—156页。
[3] 陈金龙：《南京大屠杀纪念：国家公祭的价值解读》，《光明日报》2014年12月24日。
[4] ［日］石川达三：《活着的士兵》，唐卉译，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8年，译者序第1页。
[5] ［日］曾根一夫：《南京大屠杀亲历记》，陈惠堃译，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6年，原序第2页。
[6] ［美］张纯如：《南京大屠杀》，马志行等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年，第231页，第257页。
[7] ［英］莫·海德：《南京的恶魔》，刘春芳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第18页。
[8] 参见严歌苓《金陵十三钗》的创作谈《悲惨而绚烂的牺牲》（《当代·长篇小说选刊》2011年第4期）和哈金《南京安魂曲》（江苏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的“作者手记”中所提到的系列著作。
[9] 战后的东京审判把日军在南京的暴行称为“南京暴虐事件”，日本的历史教科书称为“南京虐杀事件”“南京大虐杀”“南京事件”等。
[10] ［美］苏珊·布朗米勒：《违背我们的意愿》，祝吉芳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57页。
[11] 张恨水：《大江东去》，《大江东去 一路福星》，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161页。
[12] ［美］鲁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吕万和、熊达云、王智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26页。
[13] ［美］哈金：《南京安魂曲》，季思聪译，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1年，第271页。
[14] ［澳］比尔·阿希克洛夫特、格瑞斯·格里菲斯、海伦·蒂芬：《逆写帝国：后殖民文学的理论与实践》，任一鸣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07页。
[15] ［美］苏珊·布朗米勒：《违背我们的意愿》，祝吉芳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8页。
[16] 陈顺馨：《强暴、战争与民族主义》，《读书》1999年第3期，第17—24页。
[17] ［日］石川达三：《活着的士兵》，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4年，第56页。
[18] ［日］曾根一夫：《南京大屠杀亲历记》，陈惠堃译，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6年，第63页。
[19] 赵鑫珊、李毅强：《有关战争的哲学断想》，《战争与男性荷尔蒙》，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7年，第8页。
[20] 严歌苓：《创作谈：悲惨而绚烂的牺牲》，《当代·长篇小说选刊》2011年第4期。
[21] ［美］苏珊·布朗米勒：《违背我们的意愿》，祝吉芳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57页。
[22] ［德］鲁屯道夫：《全民族战争论》，张君劢译，上海：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1937年，第9页。
[23] 蒋公榖：《陷京三月记》，见张宪文主编、张连红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三册·幸存者的日记与回忆》，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凤凰出版社，2005年，第62页。
[24] 《首都沦陷记》，见陈鹤琴、海燕编：《敌军暴行记》，汉口：中央图书公司，1938年。
[25] 《陷后南京惨象》，《湖北省政府公报》1938年第355期。
[26] 黄谷柳：《干妈》，广州：花城出版社，1990年，第2页。
[27] 汝尚：《当南京被虐杀的时候》，《七月》1938年第8期，第233—235页。
[28] 阿垅：《南京血祭》，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后记第216页。
[29] 阿垅：《南京血祭》，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后记第219页。
[30] ［德］鲁屯道夫：《全民族战争论》，张君劢译，上海：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1937年，第7页。
[31] 阿垅：《南京血祭》，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后记第224页。
[32] 《南京的陷落》叙述的“杀人竞赛”事件，与日本的新闻报道存在时间上的出入。小说把事件的时间推迟了，推到南京沦陷后，变成单纯的屠城，大概是想突出大屠杀的惨烈。但是小说还是给读者留下了这样的阅读印象：杀人魔王竞争的是军人荣誉，杀人对于日本人来说是民族英雄行为。这与小说的视点有关，由杀人者来解说虐杀行为，就有可能造成这样的叙事效果。
[33] 黄东：《塑造顺民：华北日伪的“国家认同”建构》，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179—182页。
[34] 赵锐：《魏特琳：忧郁的一九三七》，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0页。
[35] 《魏特琳：忧郁的一九三七》夸大南京难民的盗窃抢掠现象（《拉贝日记》《程瑞芳日记》等文献可以证明），认为难民“比日兵更无情、做得更绝”；为自治会的会长辩护；夸张地叙述日军庆祝活动中难民的群体狂欢场面；没有根据地想象大屠杀后南京市民对魏特琳所持的恶劣态度。尽管该作品被装扮成纪实小说的模样，然而，作者缺乏客观的历史态度，对南京受难同胞更是缺乏应有的理解与尊重。
[36] 阿垅：《南京血祭》，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后记第226页。
[37] ［日］石川达三：《活着的士兵》，唐卉译，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8年，第40页。
[38] ［日］东史郎：《东史郎日记》，张国仁等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年，序第1页。
[39] ［德］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第1卷，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年，第11页。
[40] 徐志耕：《南京大屠杀》，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7年，第123页。
[41] ［日］东史郎：《东史郎日记》，张国仁等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203页。
[42] ［美］鲁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吕万和、熊达云、王智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27—29页。
[43] ［德］鲁屯道夫：《全民族战争论》，张君劢译，上海：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1937年，第3页。
[44] ［日］石川达三：《活着的士兵》，唐卉译，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8年，第65页。
[45] ［日］石川达三：《活着的士兵》，唐卉译，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8年，第78—79页。
[46] ［日］堀田善卫：《血染金陵》，王之英、王小歧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89年，第43页。
[47] ［日］堀田善卫：《血染金陵》，王之英、王小歧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89年，第30页。
[48] ［日］堀田善卫：《血染金陵》，王之英、王小歧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89年，第7页。
[49] ［日］堀田善卫：《血染金陵》，王之英、王小歧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89年，第14页。
[50] ［日］堀田善卫：《血染金陵》，王之英、王小歧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89年，第22—23页。
[51] Lancelot Foster：《蒋介石将军及其夫人》，杜衡译，《世界展望》1938年第1期，第2—5页。
[52] ［日］堀田善卫：《血染金陵》，王之英、王小歧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89年，第26页。
[53] ［日］堀田善卫：《血染金陵》，王之英、王小歧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89年，第59页。
[54] ［日］堀田善卫：《血染金陵》，王之英、王小歧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89年，第64页。
[55] ［日］堀田善卫：《血染金陵》，王之英、王小歧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89年，第61页。
[56] ［日］堀田善卫：《血染金陵》，王之英、王小歧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89年，第106—107页。
[57] ［日］堀田善卫：《血染金陵》，王之英、王小歧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89年，第64页。
[58] ［波兰］塔杜施·博罗夫斯基：《石头世界》，杨德友译，广州：花城出版社，2012年，第306页。
[59] ［荷兰］塞姆·德累斯顿：《迫害、灭绝与文学》，何道宽译，广州：花城出版社，2012年，第193页。
[60] 徐志耕：《南京大屠杀》，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7年，再版自序第4页。
[61] 以群选编：《南京的虐杀》，上海：作家书屋，1946年，第99—100页。
[62] 陈顺馨：《强暴、战争与民族主义》，《读书》1999年第3期，第17—24页。
[63] ［美］哈金：《南京安魂曲》，季思聪译，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1年，第24页。
[64] 张再林：《中国古代身体政治学发微》，《学术月刊》2008年第4期，第22—31页。
[65] 葛亮：《朱雀》，北京：作家出版社，2010年，第113页。
[66] ［美］洛易斯·惠勒·斯诺编：《斯诺眼中的中国》，王恩光等译，北京：中国学术出版社，1982年，第162页。
[67] 中篇小说《金陵十三钗》原载《小说月报·原创版》2005年第6期，长篇小说《金陵十三钗》原载《当代·长篇小说选刊》2011年第4期，2011年6月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长篇版与中篇版的主要区别在于：长篇版增加了抗战胜利后姨妈孟书娟在日本战犯审判大会现场寻找赵玉墨的“引子”；结尾交代了秦淮河十三个妓女的最终命运。此外，两个版本中间部分的情节有所变更：在中篇版中，孟书娟对妓女赵玉墨充满敌视，因为玉墨曾闯入孟家的生活，引诱了书娟的博士父亲，造成书娟与父母的分离；长篇版把这一情节变成赵玉墨与教育部司长张世祧的风尘之恋，隐约透露了书娟父母的出国与孟父流连烟花有关，增加的情节为孟书娟与同学徐小愚的微妙关系。长篇版添加的开头和结尾改变了故事的时间形态，把叙事时态由正在进行的故事变成回忆的故事，追加了对日军暴行的历史审判。
[68] 严歌苓：《金陵十三钗》，《当代·长篇小说选刊》2011年第4期。
[69] 陈顺馨：《强暴、战争与民族主义》，《读书》1999年第3期，第17—24页。
[70] 严歌苓：《创作谈：悲惨而绚烂的牺牲》，《当代·长篇小说选刊》2011年第4期，第69页。
[71] 在南京大屠杀的叙事中，歌女（妓女）李代桃僵、以身饲虎的形象，并非始自小说《金陵十三钗》或电影《避难》（编剧李克威、李贵、严歌苓，1988年上映），而是始自李贵的长篇小说《金陵歌女》。《金陵歌女》1988年2月出版，小说末尾注明的创作时间为1984年6月—1986年11月。严歌苓的《金陵十三钗》在人物、情节、主题等方面明显受到《金陵歌女》的影响，甚至可以看作对《金陵歌女》的仿写。
[72] ［英］莫·海德：《南京的恶魔》，刘春芳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第324页。
[73] ［英］莫·海德：《南京的恶魔》，刘春芳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第278页。
[74] ［英］莫·海德：《南京的恶魔》，刘春芳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第267页。
[75] ［英］莫·海德：《南京的恶魔》，刘春芳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第312页。
[76] ［美］苏珊·布朗米勒：《违背我们的意愿》，祝吉芳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4页。
[77] ［英］莫·海德：《南京的恶魔》，刘春芳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第83页。
[78] ［英］安妮·怀特海德：《创伤小说》，李敏译，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4—5页。
[79] ［英］莫·海德：《南京的恶魔》，刘春芳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第322页。
[80] 阿垅：《南京血祭》，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第146页。
[81] 阿垅：《南京血祭》，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第147页。
[82] ［法］吉尔·德拉诺瓦：《民族与民族主义》，郑文彬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38页。
[83] ［日］堀田善卫：《血染金陵》，王之英、王小歧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89年，第121页。
[84] ［英］莫·海德：《南京的恶魔》，刘春芳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第86页。
[85] ［美］哈金：《南京安魂曲》，季思聪译，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1年，第9页。
[86] 李永东、李雅博：《论中国新时期文学的西方接受：以英语视界中的〈狼图腾〉为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1年第4期，第79—89页。
[87] 严格说来，观音菩萨的本事来之佛教，属于“佛教故事”，而非“中国神话传说”，此为莫·海德“误读”。
[88] ［英］莫·海德：《南京的恶魔》，刘春芳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第227页。
[89] ［英］莫·海德：《南京的恶魔》，刘春芳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第336页。
[90] ［法］吉尔·德拉诺瓦：《民族与民族主义》，郑文彬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29页。
[91] ［法］吉尔·德拉诺瓦：《民族与民族主义》，郑文彬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119页。
[92] ［法］吉尔·德拉诺瓦：《民族与民族主义》，郑文彬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29页。
[93] 张恨水：《大江东去》，《大江东去 一路福星》，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220页。
[94] 张恨水：《大江东去》，《大江东去 一路福星》，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221页。
[95] 南翔：《1937年12月的南京》，《北京文学（精彩阅读）》2006年第9期，第70—93页。
[96] ［美］哈金：《南京安魂曲》，季思聪译，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1年，第144—145页。
[97] ［美］哈金：《南京安魂曲》，季思聪译，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1年，第145页。
[98] ［美］哈金：《南京安魂曲》，季思聪译，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1年，第243页。
[99] 王火：《战争和人（第一部 月落乌啼霜满天）》，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第504页。
[100] 石剑峰：《哈金把“南京大屠杀”写成美国的故事》，《东方早报》2011年10月11日，B04版。
[101] ［美］赫伯特·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对弗洛伊德思想的哲学探讨》，黄勇、薛民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第179—180页。
[102] 徐萧：《“让纪念南京大屠杀走向人类层面”》，《东方早报》2014年12月13日，A12版。
[103] 书名印刷有误，应为《麦与士兵》《土与士兵》《花与士兵》，统称“士兵三部曲”。
[104] 阿垅：《南京血祭》，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后记第222—223页。
[105] 阿垅：《南京血祭》，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后记第228页。
[106] 艾尔鲁德·蚁布思著、王蕾译：《文学与创伤史：纳粹大屠杀个案研究》，《中外文化与文论》第15辑，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52—156页。
[107] 洪哲政：《诋毁张灵甫 扭曲抗战史》、《中共拿张灵甫开刀 民国粉丝怒》，台湾《联合晚报》2015年2月3日，A2版。同时参见南京军区原副司令王洪光、国防大学教授徐焰少将于2015年1月底在国内媒体发表的关于抗战和张灵甫评价问题的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