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将军的写法与士兵的写法

从理论上来说，南京大屠杀事件的讲述，可从个体生命的角度，也可从民族国家、政党、人类的角度；可着眼于全局，也可描写南京城受难一隅；可采取见证者的眼光，也可采取旁观者视角；可从侵略者的立场，也可从受难者或第三者的立场来叙述。不过，叙事方式不同，唤起的民族观念及其艺术感染力也会有别。

南京攻守战和大屠杀，是几十万人在南京城内外上演的人类惨剧。面对宏阔、绵密、杂乱、流动的浩劫场景，如何用语词进行有序赋形，是一个富有挑战性的叙述问题。阿垅提出了两种写法：将军的写法和士兵的写法。“在战争里，将军所看见的是森林，不是树；而士兵所看见的恰好是树，而不是森林”。[31]不仅战争的写法有这种区分，大屠杀的写法亦复如此。周而复《南京的陷落》、邓贤《落日》、唐人《血肉长城》（《金陵春梦》第四集）的宏伟叙事属于将军的写法，其他小说则是士兵的写法。

事实证明，将军的写法对于南京大屠杀来说并不合适。邓贤在《落日》中怀着敬意进入南京保卫战的书写，把战争的讲述与抗战将领的悲壮传奇相结合，实现了民族战争与个人命运交织的宏大叙述，感染力充沛。但是一旦进入“大屠杀”的故事环节，作者就似乎失去了操控叙事的自信。第二十四章“首都沦陷”以极简省的笔墨来叙述日军的南京大屠杀事件，主要通过日军高层的命令发布和意见分歧来间接透露日军暴行。相比之下，第二十五章“重祭石头城”倒是耗费更多的笔墨来质问为什么要以宽容的态度对待屠杀者，并由大屠杀引发对中日文化、民族性格的反思。周而复的《南京的陷落》则以胜王败寇的事后姿态来嘲讽蒋介石军政集团在南京保卫战中的表现，对于围城前的整体局势，小说尚能通过披露党国领导的战时动机、派系盘算、高层决策和外交局面来呈现，而一旦进入陷落后南京的叙述，全局显然不好把握，除非使用极度残酷的形容词和触目惊心的统计数据。然而，这只能算是南京大屠杀的“内容摘要”，缺乏想象力和感染力。因此，《南京的陷落》从将军的写法中撤退，以“杀人竞赛”事件来折中大屠杀叙述的森林与树的关系。从杀人恶魔的日军视角来叙述大屠杀，叙述他们对军人荣誉的竞争，那么，我国民族意识的表达与民族形象的塑造可能陷入有违初衷的境地。如何调配政治党派、民族国家和反法西斯的关系，是长期困扰抗战题材小说的一个重要问题，处理不好的话，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形：在日本媒体与《南京的陷落》提供的“杀人竞赛”故事中，杀人者竟然被赋予相似的“英雄主义”色彩[32]，而《血肉长城》对战时国民政府执政者的妖魔化，与日伪的宣传何其类似[33]。在《南京的陷落》和《血肉长城》中，我们看到了民族国家形象被双重虐杀：日本的他杀和中国的自我虐杀。这与小说简单地以阶级、党派立场打量抗战、屠杀的整体图景有关。南京大屠杀属于民族的灾难，如果不采取民族国家的叙事立场，那么，民族整体立场在向阶级、党派立场转移的过程中，民族惨剧就延伸出向内与向外的双向指控，内部的裂隙就会折损对日本法西斯的批判力量。

将军的写法只能提供虐杀事件的框架，士兵的写法则以丰富的细节刻画了个体生命遭受虐杀的具体情形和独特体验。每一个生命都是不可取代的，每一次施暴行为都是具体的，每一次虐杀都散发着独特的死亡气息。因此，士兵的写法更具有悲剧的感染力，能够真切触摸到战争中被异化或被伤害的一个个生命，体味到战争中民族情感的喷发方式。

面对南京大屠杀的持续性和广延性，叙事者难以拥有“卫星图”那样的全局视野，难以提供大屠杀的“全息”图景。大屠杀注定适合采取见证者、亲历者的限知视角进行讲述。“个人经历的大屠杀”既是拉贝、魏特琳、程瑞芳、东史郎等记录大屠杀的方式，也统领了《干妈》《大江东去》《血染金陵》《月落乌啼霜满天》《南京安魂曲》《南京的恶魔》等小说的叙事观念。个人限知视角也有其局限性，难以承载南京浩劫的巨量信息和民族临危的丰富世相，因此就出现了将军与士兵写法的折中。赵锐的长篇小说《魏特琳：忧郁的一九三七》虽然采用死去的魏特琳的视角，类似于空中俯瞰的全知视点，但也仅限于小说开头对南京大屠杀研究者张忆宁（以张纯如为原型）一次采访的空中俯瞰。在小说第一部分的结尾，空中的魏特琳决定在张忆宁离开她故乡的前夜，走进张忆宁的梦里，和盘托出当年南京发生的一切。[34]由此，小说巧妙地实现时光倒流，从头说起，进入南京浩劫前后魏特琳的经历。尽管事后讲述给了魏特琳拓展视野的部分权力，但仍然有限。小说的作者大概擅长写抒情散文，把握南京大屠杀这样繁复的题材有些力不从心，于是引用拉贝、程瑞芳和魏特琳日记来代替自己的叙述。小说有借讲述魏特琳的遭遇向一所学校（金陵女子学院，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致敬的嫌疑，情节显得散漫，作者的立场亦显得可疑[35]。总的来看，《魏特琳：忧郁的一九三七》仍然属于士兵的写法，讲述的是魏特琳一个人经历的南京大屠杀。

阿垅《南京血祭》和祁寿华《紫金山燃烧的时刻》采用第三人称多视角以及空间与时间相互推进的拼图式叙事。在《南京血祭》中，南京战役前后的各个角落、各路士兵的限知叙事，构成了阿垅笔下的“全局”，这是由“士兵的写法”叠加组成的“全局”。《紫金山燃烧的时刻》同样采取散点透视的方式。小说以天为时间单位，轮番叙述日军少将中本千夫，国军上校林耀光，金陵女子学院的魏特琳、林海伦和伊娃，躲藏在家的宁宁和外公，安全委员会主席拉贝，外科医生威尔逊等每天的心理、行动和遭遇。几个主要人物各处于自己特定的空间（住房、难民所、医院、军营、阵地等），空间的被入侵和空间的转移既是联络相关人物的纽带，也是惨剧发生的时刻。小说各部分的行动主体都拥有自己聚焦、体验南京大屠杀的局部视角，各个主体的所见、所想与所遭遇到的暴行，组构起一幅视点分散、细节饱满、心理深描的南京大屠杀地图。第三人称多视角、多空间与时间推进相结合的拼图式叙事，获得的不是从空中俯瞰的全局视野，而是跳跃式的点的汇集，这种写法带来结构上的散漫，但能够造成很强的带入感，让读者充分领略大屠杀中个体生命的恐惧、绝望、愤怒和承担，以及战时民族主义的生发与变异形式。散点透视的拼图式叙事适合呈现南京抗战与大屠杀的繁复情形，阿垅采取这种写法试图传达出这样的观念：“抗战并不是某一个英雄的业绩，也不是少数人壮烈的行为；而是属于全民族，属于全体中国人民，每一个将士都有血肉在内的。”[36]阿垅的观念透露出把民族当作整体看待的民族主义立场。在民族战争中，肯定个人（从士兵到领袖），也就是对民族精神、民族形象的维护，并构成对侵略行为的有力回应。

不论作者的“位置”如何，对日军暴行的叙述，都排斥置身事外、冷静客观的书写方式，它召唤着“愤怒出诗人”的民族主义的激情表达，即便像张纯如的历史著述《南京大屠杀》、徐志耕的报告文学《南京大屠杀》，亦是如此。这也是“士兵的写法”统领南京大屠杀书写的重要缘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