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城市想象与民族国家观念的相互照亮
民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反帝反封的时代任务，以及对现代国家的追求，决定了民族国家观念一直强势在场，进而影响了文学意义的生产。而城市在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
美国城市学家伊利尔·沙里宁曾说：“让我看看你的城市，我就能说出这个城市居民在文化上追求的是什么。”[55]对于民国时期聚集于城市的知识分子来说，他们的文化追求、城市体验和文学想象，不可避免为民族国家观念所裹挟，因为外国势力的干预和民国政权的性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诸多城市的崛起缘由与所处境况。
首先，帝国主义势力主要盘踞于条约口岸城市。城市发展际遇和权力结构的新形态，与近代中国被强行纳入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的“条约体系”有密切关系，“中国城市近代化是与半殖民地化同步进行的”[56]。上海、天津、汉口、广州、厦门、宁波、九江、青岛、威海、烟台、旅顺等条约口岸城市，“是文化共生现象的产物，是西方的扩张与成长的面海中国的力量的结合点”，其最现代化的区域“主要由外国人治理但主要由中国人居住”[57]。老舍《猫城记》中的猫城，存在着无处不在的外国观念和殖民力量的强势干预，隐喻了被“条约体系”拖入虚弱溃败境地的民国。无论是以反帝反殖为旨归的民族主义事件，还是以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为目标的近代革命，多发生在中央政权难以控制的条约口岸城市。正是帝国势力和西方文化在条约口岸城市的扩张，不断激发和巩固了中国人的民族国家观念，“所有的民族主义要求都表现出外国的影响”[58]。自清末民初，由于这些城市“已成为技术革新和政治颠覆的焦点，而脱离了中国城市的传统。这一双重的演变是由外国人的到来所引起的，中国人从他们那里学到了新的生产技术和组织方法，并且在他们的租界的庇护下谴责帝国政府的暴虐与无能”[59]。殖民政策、民族革命和国家现代化，被编织进城市的历史进程中，这些城市的体验和叙事由此获得了民族国家层面的意义。无论熊佛西的独幕剧《当票——汉口租界虐待华工的写真》（1925年）、丁玲的小说《莎菲女士的日记》（1928年）、郑伯奇的散文《深夜的霞飞路》（1933年）所构设的反帝、启蒙和革命主题，还是现代作家被民族身份困扰的城市书写，如天津青年处理骚扰的方式（焦菊隐《租界里》），乔装成洋人游上海公园的屈辱体验（郭沫若《月蚀》），西洋女子坐电车的傲慢心态（彭家煌《教训》），都未脱离城市、殖民与民族国家的书写框架。
其次，民国政府是一个依托于城市而存在的政权，城市也因此成了建构民族国家形象、铭刻国家象征符号的重要空间，以及引发阶级矛盾和民族冲突的中心场域。南京政府“从来没有牢固掌握住中国的农村社会；它控制的地区基本上限于城市地区”，“例如以财政而论，南京政府的岁入几乎全部从现代城市经济部门中聚敛而来，从传统的农村地区的收入是微乎其微的。”[60]南京政府主导的现代化事业，以及发起的新生活运动，几乎只在城市展开；城市也是革命家、政治家活动的舞台，民族国家事件和反帝运动，如五四、五卅、抵制洋货、收回租界、废除治外法权等，主要发生在城市；20世纪三四十年代侵华日军的军事占领和殖民控制，也主要局限于城市及交通线。因此，城市的变迁史可以看作近代中国的缩影，百年中国历史看上海、看天津或看其他城市的说法，表明了城市具有“代表”民族国家的资格。茅盾的《子夜》（1933年）就以上海这一座城市的“形象的表现”，来诠释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性质”[61]。
最后，在民族国家观念的表达上，城市比乡村更有优势。就文化性质和启蒙关系而言，乡村是被城市唤醒的对象。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首先是在城市展开，现代化很大程度上以背离乡土传统作为价值指向，城市成了“现代”的代名词。同时，城市是全国或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中外势力对抗、中西文明碰撞、新旧文化交锋、劳资矛盾冲突的前沿地带和中心场域。因此，城市比乡村更适合成为民族国家观念的建构空间，体验、看待、想象城市的方式也常常带有民族国家隐喻的性质。熊月之考证孙中山与上海的关系时指出，“在近代中国，一个人的上海观，往往不只是对一个城市的看法，而是其政治观、世界观的折射”[62]。不仅上海，在现代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的其他城市亦如此。
以上三点，决定了作家的城市想象，会自觉不自觉地引向民族国家观念的表达。作家对城市的文学想象，不单是为城市赋形的问题，还常常融入关于国家政治、民族命运的思考，这使城市想象与民族国家观念在文学中频繁会叙。在研究中，城市想象与民族国家观念能够相互照亮：民族国家观念为城市想象研究提供了特别的视角；城市的文学想象则为探究民族国家观念提供了有效的路径。二者相结合，为本书的论题提供了可供开拓的空间。
城市想象研究是近二十年的热点话题，涌现了诸多重要的成果，同时这些成果也留下了可供继续拓展的空间。首先，相关成果大多以“现代性”作为评析的尺度，并采取“现代与传统”的比较视角来看待城市与乡村的关系，简化了对城市与乡村的理解。其次，绝大部分成果未能形成统观的视野与格局，往往针对单个城市、流派、作家，只有少数采取京海并举、沪港合论、江南综观的方式。再次，极少有成果论及城市想象与民族国家观念之间的关系。在这少数成果中，特别需要提到的是张鸿声的专著《文学中的上海想象》。该著聚焦国家与现代意义上的上海想象，认为上海想象包含了转喻国家的总体模式。[63]张鸿声从民族国家的角度进入上海想象的分析，或者说选择上海想象来谈论现代性与民族国家的建构，极具历史眼光与学术洞见，从多个维度揭示了上海想象如何充当了民族国家主体性建构的载体。
鉴于城市想象研究的现状，以及城市想象与民族国家观念的共生互动关系，本书从民族国家的观念视野对南京、重庆、北京、天津、成都等民国城市的文学想象进行探究，以呈现每个城市与民族国家进行对话的独特方式，在比较中探究民族国家观念的常与变，发掘出城市想象与民族国家观念相互照亮所带来的深意。
在民族国家观念的表达上，并不是所有的城市文本都具有同样的优势，实际上，民族国家观念的表达对城市类型有着自己的偏好和选择。那些处于内忧外患中心地带的城市，那些被域外文明强势嵌入的城市，或被寄予民族国家崛起厚望的城市，是民族国家话语的聚集地与争讼场，比其他城市更加受到民族国家观念表达的青睐。对于中心城市而言，它的历史既是地方的，也是民族国家的。有种说法——中国历史两千年看西安，五百年看北京，一百年看上海。这说明中心城市是民族国家的缩影，从城市景观到精神追求皆具有代表民族国家的资格。在全国或区域的中心城市中，国都、租界城市的文学想象最易引发丰富的民族国家观念思绪。这也是本书选择以这两类城市作为研究重点的原因。
国都（首都）伴随国家而出现，是国家最高权力机构所在地，是国家的政治中心。国都与国家之间存在象征、转喻的关系，国都即国家。本书选择“国都”这一概念而不是更常用的“首都”概念来指称，是想强调其国家性质，突显国都作为国家象征城市的特殊意义。国民政府明了“首都之于一国，不特为政治上发号施令之中枢，且往往象征一国之团结与进步，一国之文化与建设，国际观瞻所系，全国向心所关”[64]，故极其重视国都的形塑，积极充实国都的精神感召力与现代城市气象。1927年张其盷主张建都南京，其理由就包括“南京历代建都，皆有民族独立之精神”，“南京为最富于历史兴味之都会，……仰高山而怀先烈，过城垣而思故国”[65]。行政院新闻局编印的《首都建设》一书指出，南京“不可不有适应于首都的宏伟气象与未来发展之远大而完善之建设，于是南京之广大的现代化的都市建设乃告开始”[66]。国民政府之所以重视首都南京、战时国都重庆的建设和形塑，显然考虑到了其国家象征意义。与其他城市比较，国都想象包含了更为浓烈的感时忧国、复兴中华的情愫。正因为国都与国家之间的转喻关系，作家对民国国都的感怀就折射出对国家命运与时代动向的思索，对现代化的期冀，并充斥着社会政治的争议。
因时代语境、国都历史、创作者身份等因素的影响，不同时期的国都想象所承载的民族国家观念有所不同。北京想象一直在追求国家现代化和保留民族传统之间徘徊犹疑；南京想象既表现了对国家独立、复兴的渴望，又流露出对以秦淮河为代表的古典诗意传统的衰颓的叹惋；关于战时国都重庆的文学想象，抗战建国是主调，共赴国难的心愿激发了对社会平等的公开诉求，对投机商人、腐败官僚的批判在战时国家的名义下显得义正词严，个人、家庭与国家的关系以有别于五四的方式加以处理，家国同构的观念得以重申。北京、南京、重庆的文学构形，体现了国都想象与民族国家观念相互映射的动态关系。
根据中外条约而开辟、建造的租界城市，是典型的被迫现代化的产物。其发展不是在封闭的中华文化圈中展开，而是由帝国主义势力和异域文明观念所主导，并在城市景观与制度上模仿西方现代城市，上海、天津、汉口等设有外国租界的城市皆如此。
“城市是无根的”，它的文明形式“可以四处为家”[67]，巴黎、伦敦、莫斯科等大都市的空间形式和文化观念，可以在近代上海、天津、汉口、哈尔滨等遥远的东方城市进行复制，制造出东西混杂的城市景观。“东方巴黎”（上海）、“东方莫斯科”（哈尔滨）、“东方芝加哥”（汉口）、“东方瑞士”（青岛）等称号，就是大都市四处为家的结果。被称为“小上海”或“像上海”的诸多近代中国城市，同样是效仿大都市的结果。域外的城市文明在近代中国的外国租界、通商口岸落地开花，或借魔都上海的影响力二度传播，进而带来了新旧文化的角逐和中西文明的冲突问题，民族国家的建构也因此进入现代与殖民、西化与民族化相纠缠的复杂境地。
租界作为“借来的时空”，其现代与殖民的双重属性既激发、又扰乱了素朴的民族国家观念。在彭家煌的《势力范围》《出路》、郭沫若的《湖心亭》、焦菊隐的《租界里》等作品中，人物穿越华界和租界，产生了穿越国家权力和中西文明边界的类似感觉，“华租交界处的神秘”[68]正是由租界城市的多重权力主体带来的。身居外国权力庇护下的租界，中国知识分子的民族国家观念的生发难以一气贯通。郁达夫留学日本时曾备尝弱国子民的屈辱。在东京时，给他心灵带来最大烦扰的，“是男女两性的种种牵引，以及国际地位落后的大悲哀”[69]。留日学生的民族国家体验有着较为清晰的中华与异族、祖国与他国的边界。但是，他们到了上海，民族国家观念的边界变得含混。郁达夫1925年写道：
我们大家一样的寄住在租界上，在坐外国人的电车，在用外国人的电灯，并且有时候拿起笔来写点东西，还在抄袭抄袭外国人的可以扶助我们的主义的文章。现在寄寓在租界上的中国人，差不多生活境况，都是这样的。在这样的状态之下，我们当大谈国家主义之余，若受旁人一问：“你们的国家在哪儿？”有时恐怕要回答不出话来。……以国家主义者自命，歌于斯吃于斯，坐高车驷马于斯，觉得有点不大对。[70]
郁达夫所指出的国家主义者的尴尬，只是租界体验与民族国家观念的一个侧面，文学中展开的情形要复杂得多。而且，各个租界的发展历史、权力格局以及与邻近的中国城市的关系存在差异，租界城市的想象方式与民族国家观念的生成机制也有所不同，有待仔细辨析。
把握各个城市文学想象的风貌，需要抓住两个身份，即城市的身份和作者的身份。这两个身份造就了城市想象丰富而歧异的情形，也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城市隐喻民族国家的路径和方向。国都、租界是城市的身份，作者的身份则由国籍、地域、民族、阶级等因素所决定。城市、民族国家参与了个人文化身份的生成，反过来，文化身份的混杂或改变也会造成民族国家意识的更新或重建。郭沫若想象上海、重庆等城市时，人与城的关系中隐含着留日经历带来的文化身份、民族认同的犹疑和焦虑。老舍的小说和话剧所构设的北京、重庆、济南等城市面影，对新潮洋派的景观、物品和人物多有嘲讽，对老派市民的文化性格多持体谅的态度，对内战、政党斗争风潮则感到不安和忌惮，其民族国家观念隐藏着满清后裔的隐秘文化心态。对于在租界城市度过童年生活的外侨，或寓居海外的华裔作家而言，他们对中国城市与民族国家的书写，则提供了边缘的、跨界的观念视野，以及由于主体含混而带来的民族国家观念表达的进退失据。有过天津租界生活经历的两位外侨分别在《租界生活：一个英国人在天津的童年》《小洋鬼子：一个英国家族在华生活史》中对天津与母国的书写就触及了这种情形。
城市、民族国家作为相互关联的问题场域，容含了不同国度的作家借中国城市书写所展开的种族观念和国家意识的较量，因此，关于城市想象与民族国家观念表达的问题，我们可以置于跨国、跨文化的视野中来打量。这在“小说中的南京大屠杀与民族国家观念表达”“谁的北京：作家身份与北京想象的叙事选择”两章中都有所体现。通过“谁的城市”这个视角，可以发现南京、重庆、北京、天津等城市想象与民族国家建构的差异。例如：同样是对丑恶南京的书写，王平陵、袁昌英、张恨水等党国文人和自由作家的南京想象，饱含了民族危亡时刻催生的强烈忧患意识，以及民主政治的希望落空而产生的愤懑，而艾芜、聂绀弩等左翼作家的南京想象则体现出鲜明的阶级意识，通过城市的文学构形来动摇甚至颠覆南京政权的合法性。
本书的研究对象为民国城市的文学想象，但为时间精力和知识准备所限，不可能把民国时期所有重要的城市皆纳入考察的范围。本书未能论及香港、台北、哈尔滨等与民族国家观念有着密切关联的城市，甚至对本该列入讨论重点的汉口租界也几乎未涉及。关于上海租界也未列专章进行讨论，只在本书最后附上了十年前研究上海怀旧书写的一篇论文，这是考虑到诸多学者已对上海想象有过深入的探讨，[71]而且笔者出版的《租界文化与30年代文学》《租界文化语境下的中国近现代文学》两部著作，也多少对上海想象与民族国家观念有所研究。
如此处理，对于论题的研究而言，无疑是一大缺憾。但本书也不打算只讨论一个或两个城市，因为无论就城市想象还是民族国家观念的探究而言，同时考察多个城市，一定程度上提供了比较的视野与统观的格局，这种互观的城市考察视角，能够彰显城市想象的独特风貌，有助于历史地、结构性地把握城市想象与民族国家的关系。
就创作来说，城市想象本来就具有互文性的特征——作家总是企图把“这一个”城市的表述与其他城市区别开来，其他城市的形象总是作为显性或隐性的存在进入作家关于“这一个”城市的想象之中。而且，在城市之间迁徙，是民国作家、文艺机构、文学报刊存在的常态，城市想象与民族国家观念表达也因此成了一项联络各个城市的系统工程。要理解抗战时期茅盾的延安想象，就当考虑他离开上海后在香港、迪化、重庆、桂林等地的城市体验和差异性书写，他的《如是我见我闻》系列散文对大后方多座城市的书写，在政治地理的比较视野下，建构了以延安为中心的战时中国形象。要理解老舍在《谁先到了重庆》等作品中的重庆想象，需要同时关注他对北平、上海、武汉、成都等城市的态度，以及战时国家观念对他的城市趣味的修改。城市之间的形象互观和观念互动，通过单个城市形象的考察难以全面洞悉，多个城市的研究则可以在城市的互观、互动中发现民族国家观念的变迁与分野。
本书讨论民国城市的文学想象，限定词“民国”是指城市时间，而不是文学时间，涉及的作品不仅包括现代文学，也包括当代文学对民国城市的书写。笼统地说，也就是研究近百年文学的民国城市想象。把时间拉得这么长，倒不是企图把握百年城市的历史，厘清城市想象的百年演进，这对于笔者来说显然力有不逮，而且这也不是本书预设的研究目标。之所以涉及的文学时间跨度长达百年，一则是考虑到有必要对城市与国家事件的书写状况进行长时段的考察，如中外小说的南京大屠杀书写，从1938年延续到了21世纪，长时段的考察更能揭示各个时代不同的观念寄寓，揭示城市想象如何被各个时代、各种立场的民族国家观念所征用。二则是基于文学创作的现实状况，如关于旧天津的文学想象，现代时期相关的新文学作品非常少，通俗作家刘云若的社会言情小说虽多以天津为背景，其叙事却少有聚焦城市与民族国家的关系，而新时期以来的小说创作——主要是天津作家的创作，却热衷讲述旧天津的故事，在市井生存与民族国家观念之间想象旧天津。三则同时代与异时代的城市想象，其观念的参差与对照，值得探究。艾略特强调，“不但要理解过去的过去性，而且还要理解过去的现存性”[72]。当代文学对民国城市的想象，就是城市历史形象的现存性的表现。民国城市的记忆作为一笔遗产如何参与并显明当代观念的建构，历史与现实在对民国城市的想象中如何辉映出特殊的观念形态，是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话题。对天津、上海想象的研究，本书讨论的主要是新时期以来的创作。
城市想象与民族国家观念的强度关联，往往取决于城市是否被卷入国家命运与政治风云的中心，是否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卷入国家命运与政治风云中心的具体城市，随国内外形势而更替，各个城市的文学想象所投射的民族国家观念的强弱也在不断变化。十年南京（1927年—1937年）、战时国都重庆（1937年—1946年）、民国北京（1912年—1949年）、清末民初与40年代的天津、大后方的成都与延安，这些城市的文学想象，都是在特定的年代被民族国家观念集中照亮。本书对具体城市考察时段的选择，就是基于这种考虑。
[1] ［德］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第2卷，吴琼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第83页，第79页。
[2] ［法］菲利普·潘什梅尔：《法国》下册，叶闻法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第183页。
[3] 汪民安：《如何体验和研究城市？》，见汪民安、陈永国、马海良主编：《城市文化读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页。
[4] 成砚：《读城：艺术经验与城市空间》，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4年，第64—66页。
[5] ［美］理查德·利罕：《文学中的城市：知识与文化的历史》，吴子枫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页。
[6] 袁昌英：《山居散墨》，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241页。
[7] ［德］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第2卷，吴琼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第79页。
[8] 林语堂：《迷人的北平》，见姜德明编：《北京乎》下，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第507页。
[9] 师陀：《师陀全集》第2卷，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79页。
[10] ［美］理查德·利罕：《文学中的城市：知识与文化的历史》，吴子枫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页。
[11] 李天纲：《文化上海》，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348页。
[12] ［美］理查德·利罕：《文学中的城市：知识与文化的历史》，吴子枫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页，第383页。
[13] ［英］迈克·克朗：《文化地理学》，杨淑华、宋慧敏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0页。
[14] 陈平原：《序一 北京记忆与记忆北京》，见陈平原、王德威编：《北京：都市想像与文化记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5页。
[15] 汪民安：《如何体验和研究城市？》，见汪民安、陈永国、马海良主编：《城市文化读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5页。
[16] 黄万华：《研究沦陷区文学应重视文化环境的考察》，《文学评论》1988年第4期，第168—170页。
[17] ［美］凯文·林奇：《城市的印象》，项秉仁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0年，第2页。
[18] 汪民安：《如何体验和研究城市？》，见汪民安、陈永国、马海良主编：《城市文化读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页。
[19] 娑婆生、包天笑：《人间地狱》，陈正书、方尔同标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3页。
[20] 郭沫若：《创造十年》，上海：现代书局，1932年，第112页。
[21] 《1886年的上海：租界见闻》，见郑曦原编：《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第62页。
[22] 杨东平：《城市季风：北京和上海的文化精神》，北京：东方出版社，1994年，第65页。
[23] 转引自熊月之：《历史上的上海形象散论》，《史林》1996年第3期，第139—153页。
[24] ［美］凯文·林奇：《城市的印象》，项秉仁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0年，第41页。
[25] ［英］科林·麦克阿瑟：《中国盒子与俄罗斯玩偶——寻找无形的电影城市》，见［英］大卫·克拉克编：《电影城市》，林心如、简伯如、廖勇超译，台北县新店市：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第24—25页。
[26] 陈少红：《香港诗人的城市观照》，见张美君、朱耀伟编：《香港文学@文化研究》，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43页。
[27] 丁玲：《重庆一瞥——西南通讯》，《文艺月报》1957年第4期，第31—32页。
[28] ［意］伊塔洛·卡尔维诺：《看不见的城市》，张密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年，第126页。
[29] 中国之新民（梁启超）：《新民说 四》，《新民丛报》第四号，光绪二十八年二月十五日（1902年3月24日），第1—12页。
[30] 孙中山：《三民主义》，《孙中山全集》第9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86—187页。
[31] ［英］休-西顿-沃森：《民族与国家：对民族起源与民族主义政治的探讨》，吴洪英、黄群译，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页。
[32] 杨剑龙、陈海英：《民族国家视角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1年第2期，第1—11页。
[33] 张中良：《民族国家概念与民国文学》，广州：花城出版社，2014年，第11—12页。
[34] ［英］安东尼·史密斯：《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第2版）》，叶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1页。
[35] 孙中山：《三民主义》，《孙中山全集》第9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88页。
[36] ［法］吉尔·德拉诺瓦：《民族与民族主义》，郑文彬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6页。
[37] ［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6、45页。
[38] ［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5页。
[39] ［英］安东尼·史密斯：《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第2版）》，叶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3页。
[40] ［美］理查德·利罕：《文学中的城市：知识与文化的历史》，吴子枫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0页。
[41] ［英］安东尼·史密斯：《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第2版）》，叶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9页。
[42] 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见李世涛主编：《知识分子立场：激进与保守之间的动荡》，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13页。
[43] ［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13页。
[44] ［英］季尔克立斯：《政治学原理》上册，吴友三等译，上海：黎明书局，1932年，第23页。
[45] ［荷］克拉勃：《近代国家观念》，王检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年，英译者序第19—20页。
[46] ［美］乔尔·S.米格代尔：《社会中的国家：国家与社会如何相互改变与相互构成》，李杨、郭一聪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9—20页。
[47] 陈独秀：《中国的一日》，见茅盾主编：《中国的一日》第二编，上海：生活书店，1936年，第32页。
[48] 李永东：《租界文化语境下的中国近现代文学》，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98—99页。
[49] ［美］卡洛琳·加拉尔等：《政治地理学核心概念》，王爱松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6页。
[50] ［荷］克拉勃：《近代国家观念》，王检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年，英译者序第57页。
[51] ［法］吉尔·德拉诺瓦：《民族与民族主义》，郑文彬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15页。
[52] ［法］吉尔·德拉诺瓦：《民族与民族主义》，郑文彬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8—9页。
[53] ［美］卡洛琳·加拉尔等：《政治地理学核心概念》，王爱松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6页。
[54] 左翼作家联盟执行委员会：《告无产阶级作家革命作家及一切爱好文艺的青年》，《文学导报》1931年第6、7期合刊，第2—5页。
[55] ［美］伊利尔·沙里宁：《城市：它的发展、衰败与未来》，顾启源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6年，序第1页。
[56] 隗瀛涛主编：《近代重庆城市史》，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9页。
[57] ［美］费正清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杨品泉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25、29、813页。
[58] ［美］费正清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杨品泉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29页。
[59] ［美］费正清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杨品泉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813页。
[60] ［美］帕克斯·M.小科布尔：《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1927—1937》，蔡静仪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15年，序言第16页。
[61] 茅盾：《〈子夜〉写作的前前后后》，《茅盾全集》第3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第482页。
[62] 熊月之：《孙中山与上海》，《历史教学问题》1997年第3期，第7—10页。
[63] 张鸿声：《文学中的上海想象》，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82—84页。
[64] 《首都建设》，行政院新闻局编印，1947年，第2页。
[65] 张其盷：《中国之国都问题》，《东方杂志》1927年第9期，第1—8页。
[66] 《首都建设》，行政院新闻局编印，1947年，第2页。
[67] ［德］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第2卷，吴琼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第95页。
[68] 彭家煌：《出路》，上海：大东书局，1934年，第106页。
[69] 郁达夫：《雪夜》，《郁达夫全集》第4卷，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06页。
[70] 郁达夫：《牢骚五种》，《郁达夫全集》第8卷，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2—13页。
[71] 相关专著有张鸿声《文学中的上海想象》、李欧梵《上海摩登》、孙绍谊《想象的城市——文学﹑电影和视觉上海（1927—1937）》、张英进《中国现代文学与电影中的城市》、刘永丽《被书写的现代：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上海》、陈晓兰《文学中的巴黎与上海》、曾一果《想象城市：中国当代文学与媒介中的城市》、陈惠芬《想象上海的N种方法》、蒋述卓等《城市的想象与呈现》、杜心源《城市中的“现代”想象》、景秀明《江南城市：文化记忆与审美想象》、路春艳《中国电影中的城市想象与文化表达》、王海威《借来的时间：香港电影中的上海想象》、华霄颖《市民文化与都市想象》等。
[72] ［英］托·斯·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艾略特文集·论文》，卞之琳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