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龙旗飘零
坐镇天津的李鸿章焦虑万分，无可奈何。由于各部队存在着错综复杂的派系矛盾，烟台以东清军归李秉衡节制，威海守御由李鸿章的淮军负责，彼此互不相干，而南方调来“勤王”之师又不听李秉衡调遣，这样就出现了威海孤军奋战，得不到援兵支援的奇怪景象。
李秉衡
自从威海电报局被日军占领后，李鸿章失去了对前方情况的系统了解。7日晚，他收到刘含芳电报，根据王平等人抵烟台带去的消息，刘公岛、日岛尚在，而大部分舰艇已丧失。9日，又听说“定远”搁浅在浅水处，“威远”“来远”沉没，丁汝昌将提督将旗挂在“镇远”上，突围的鱼雷艇全军覆没。眼看自己苦心经营20年的北洋海军毁于一旦，其痛苦心情可想而知。当日夜间，收到总署发来光绪皇帝电旨：
李鸿章电奏海军各舰被击覆没情形，览奏何胜愤懑。北洋创建海军，殚竭十年财力，一旦悉毁于敌，隳防纵寇，震动畿疆。李鸿章专任此事，自问当得何罪？惟念现在海防益急，若立予罢斥，转得置身事外，兹特剀切申谕，李鸿章当自念获咎之重，朝廷曲宥之恩，激发天良，力图补救。瞬届各海口水泮，敌船猛扑，处处可危。设彼乘间登岸，必须齐力合剿。[269]
而在早上，李鸿章已经预判日军在东北和山东的登陆部队，有可能将战火烧向京畿，华北沿海地势平阔，须有得力骑兵，预备勤王。他主动向朝廷建议，前来应援的陈凤楼马队系铭军旧部，素称劲悍，现丁槐部已准留山东调遣，请旨将陈部调往直隶布防，获得允准。上谕还说：“刘公岛兵舰尚存，有无可以救援之处，仍着李鸿章设法筹办。”10日，他将电旨转发李秉衡。[270]同时他收到刘含芳转来丁汝昌的最后一份告急文书：“自雷艇逃后，水陆兵心散乱。如十六七日（2月10、11日）援军不到，则船岛万难保全。”[271]李鸿章踌躇一日，无所措置，次日晚间，将电报转发总理衙门了事。
“忍泪失声询使者，几时真有六军来？”11日夜，丁汝昌得到消息，李秉衡已由烟台移师莱州，陆援绝望。同时，他又收到刘含芳派人转送的李鸿章命其突围的电报。他召集各舰管带和洋员商议对策。早在5天前，当日本鱼雷艇进港击沉“来远”那会儿起，岛上已出现崩溃的危险征象。数千名岛上居民聚集铁码头，哀求生路，一部分士兵也参与其间。经好言劝慰，方才散去。7日晚，护军各营士兵鼓噪，云集码头或挤上“镇远”，要求乘舰离岛。他们担心海军的大舰也会像鱼雷艇一样开走，剩下的人，会像旅顺口那儿发生的一样遭到屠杀。洋员们在军官俱乐部开会，讨论在士兵普遍缺乏勇气的情况下的投降问题。他们邀来牛昶昞、马复恒商议，又派戴理尔、克尔克、瑞乃尔前去访问丁汝昌和马格禄，劝他们投降。丁汝昌断然拒绝，认定决不投降，否则他将自杀。[272]瑞乃尔曾是德国炮兵士官，参加过1866年普奥战争。1870年作为克虏伯公司代理商派立洋行派出的炮手，曾为山东巡抚丁宝桢的登州水师做炮术教官。1880年，李鸿章接管了登州水师官弁，调往“超勇”“扬威”服役，此时派立洋行已经破产，瑞乃尔就留在北洋做炮兵教官，也教过武备学堂学生段祺瑞。[273]他是岛上洋员中在华服务时间最长者，与海军诸多官员有着很深交谊。对这些洋员来说，有认真的职业操守即算可以，谈不上对大清的荣誉忠诚和家国情怀。也在这天的上午（巳刻），李鸿章密电刘含芳：“水师苦战无援，昼夜焦系，前拟觅人往探，有回报否？如能通密信，令丁同马格禄等带船乘黑夜冲出，向南往吴淞，但可保铁舰，余船或损或沉，不致赍盗，正合上意，必不致干咎。望速图之。”[274]接着，朝廷又一次密谕李鸿章通知丁汝昌设法突围。刘含芳接电后，回报说前已分三路发信未回，现派人将密谕抄作密码再送。[275]
8日，各舰水兵跪求丁汝昌放其生路，丁汝昌晓以大义，慰勉固守，并承诺11日援兵若还不到，届时自有生路。10日，一部分士兵挟持张文宣至丁汝昌的住所，胁迫他投降。不久，牛昶昞和各舰管带亦来。丁汝昌慨然道：“你们想杀我可速杀之，我岂会吝惜这条生命？”众人嘘唏不语。丁汝昌命瑞乃尔出外安抚士兵，外面依然喧噪不已。瑞乃尔回来说：“兵心已变，势不可为，不若沉船毁台，徒手降敌较为得计。”丁汝昌沉思良久，命令诸将领候令，同时炸舰。诸将不应，因为怕沉舰投降，会触怒日本人。至此，丁汝昌明白，军心大势已去，无可挽回了。在11日晚间的会议上，丁汝昌提议突围烟台，无人答应，几次派人用鱼雷轰沉“镇远”，也无人动手。[276]
刘公岛如同一个垂死挣扎的晚期病人，肌体一面调集起最后的白细胞抵抗外敌的入侵，另一面，病灶也在迅速地蔓延到全身。官兵中弥漫着失败绝望的颓丧情绪。卢毓英承认，他同沈寿堃怕日军占领后受辱，决定买点鸦片烟以做服毒自尽的准备。他们在街上花一枚洋钱买回二钱烟土，旋又决定把大烟抽了先尽一乐，临到自杀时另想办法，并称此谓“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无钱明日愁”。于是点起烟灯，吞云吐雾，置外间事不闻不问。[277]
北京的官僚得不到刘公岛的确切信息，却也处在极度焦虑之中。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上奏，要求对海军官员分别予以严惩。他说：丁汝昌向来驻“定远”，而“定远”被轰之时适在“镇远”，其先知预避，情节显然。自去岁以来，盈廷弹劾，严旨拿问，而李鸿章护庇益悍，使国家利器殉于凶人之手，此实天神同愤。刘步蟾是个巧言谄媚、行为卑鄙的人，加之怯懦，素无一战之绩。朝廷误信北洋，委之重寄。今日之事，谁任其咎？海军营务处道员罗丰禄，阴险狡诈，唯利是图，闻与日本海军将领皆相狎习，海军不战，该员实是主谋。他故意使海军军械缺乏，人心涣散，其罪不在丁、刘之下，应请旨分别正法拿问，以泄天下之愤。此外，会办北洋水师营务处道员张翼、总办北洋水师学堂道员严复，亦有应得之咎。严复性尤狡猾，主持闽党，煽惑人心，似应从重查办。[278]锋芒所指，已从前线波及天津了。
丁汝昌安排好了自己的后事。不管任何理由，到了这一步，他决不奢望还有活下去的可能。他已经走到自己生命的尽头了。
12日上午，“广丙”管带程璧光持丁汝昌署名的投降文书，乘“镇北”号炮艇出，悬白旗至日舰阴山锚地，向日军接洽投降事宜。丁汝昌本人在凌晨2时服鸦片自杀，终年59岁。[279]中国近代海军史上第一位舰队司令，在为海军服务了17年后，这样结束了自己的军人生涯。他所说的官兵“届时自有生路”“吾誓以身殉，救此岛民尔”，就是任其乞降。反正再后来的事，他不管了，也管不了了。当时中外人士称赞丁汝昌保存了中国传统的道德精神，以他的死，使部下得到了解脱。但对于这支他亲身参与创建的近代化舰队的覆灭，他有着不可宽恕的责任。
同日自杀的，还有“镇远”护理管带杨用霖、北洋护军统领张文宣。杨用霖是北洋海军中唯一一个未经学堂正规培养，从基层奋斗，一步步成长起来的高级军官。在刘公岛一片乞降逃生的凄凉气氛里，他口诵文天祥的诗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用手枪自戕。当部下听到枪声冲入他的住舱时，只见他端坐椅上，头垂胸前，鲜血从鼻孔汩汩地流向胸襟，而枪依然握在手中。杨用霖是真汉子，即使自杀，他也比选择服食鸦片的三位上级更壮烈更为军人化。他发出的，是北洋海军的最后一枪。
丁汝昌
程璧光，字恒启，号玉堂，广东香山人，船政后学堂第五届学生。毕业后在粤舰任职，随“广丙”参加甲午战争。他将投降书送至日本旗舰“松岛”号上。投降书全文如下：
革职留任北洋水师提督军门丁为咨会事：
照得本军门前奉贵提督来函，只因两国交争，未便具覆。本军门始意必战至船没人尽而后已，今为保全生灵起见，愿停战事。所有刘公岛现存船只及炮台军械，委交贵营。但冀不伤中西水陆官弁兵勇民人之命，并许其离岛还乡。如荷允许，则请英国水师提督为证。为此具文咨会贵军门，请烦查照，即日见覆施行。须至咨者。
右咨日本海军提督军门伊东。
光绪二十一年正月十八日。[280]
伊东祐亨接书后，召集主要军官幕僚开会，商议受降事项。并复书丁汝昌，表示接受投降，日方将在明日受降和接缴军用物品之后，用船护送中方人员至双方认为妥善之地，并建议丁前往日本，以待战争结束。并称可用他的军人荣誉担保，而无须英国舰队司令官做保证人。要求中方在次日10时前对该信做出确答。[281]
同日，李秉衡在莱州致电陈凤楼：
潍县陈修五军门鉴：……盼公正切，忽奉朝命调公赴津，畿疆重要，又不敢强留。东省失此劲旅，怅怅！……顷接烟电抄来丁（禹）庭寄公函云：“修五仁兄大人阁下：此间被困，望贵军极切。如能赶于十七日（11日）到威，则船、岛尚可保全。日来水陆军心大乱，迟到弟恐难相见。乞速援救。如弟汝昌叩”云云。如公能即日拔队往救岛舰，弟当电奏乞留。请赐电复。衡。巧。[282]
陈凤楼是丁汝昌的淮军同乡袍泽，同治年间就曾在铭军马队一起作战。当陈读到这封泣血呼唤的乞援信，丁汝昌已然不在人间。
13日上午9时30分，程璧光乘坐“镇边”炮艇，再次来到“松岛”，递交伪造的丁汝昌复信。他称丁汝昌昨晚写完复信后自杀了，复信称兵勇卸缴军装、收拾行李稍需时日，要求将投降日展限至16日。[283]伊东同意展期，条件是必须在当日下午6时前，由一负责的中国官员去“松岛”，就军舰炮台及其他军器的交缴以及释放在威海的中外人员事项订立确实条项。伊东强调，前来协商的官员应为中国人，不得为外国人。
程璧光，1911年访美时所摄
下午5时30分，牛昶昞作为威海卫守军代表，与程璧光乘“镇边”，来到“松岛”舰。日方参与谈判的是：联合舰队司令官伊东祐亨、参谋长出羽重远、第二军参谋副长伊地知信介、顾问官有贺长雄。双方谈判持续了5个小时，牛昶昞接受了日方提出的清军投降条件。[284]14日下午，牛、程再登日舰，商讨投降细节。牛昶昞以威海卫水陆营务处提调的身份，同伊东祐亨一起在投降书上签字。双方议定的投降条约共计11款，其要点是：
开列岛中中外文武各员名单，以上人员须立誓现时不再预闻战事。日方许于16日正午后乘“康济”舰遣返。
中国海军指定军官负责承办移交兵舰炮位之任。于15日正午前提交其所负责的舰船、炮台以及现存大炮、步枪等武器清单。日方同意“康济”舰不在收降之列，拆去炮械后，供遣返中外军官及丁汝昌等人灵柩所用。
日军从16日午前九时开始登陆刘公岛，接收炮台、军用品及各军舰。
中国海陆军不得抵抗日本海陆军。若发生抵抗，此规约就归于无效，日本海陆军可立即重开战斗。[285]
15日拂晓起，狂风怒吼，海浪汹涌。中国军舰无法出海。日舰除“松岛”仍在阴山口抛下双锚外，其余皆撤至荣成湾避风。16日上午9时，程璧光乘“康济”来到“松岛”，缴出威海卫海陆投降军官及洋员名册和兵勇军属统计表，以及不再参与对日作战的宣誓书。共计投降5124人，其中陆军2040人，海军3014人。[286]
以丁汝昌名义致伊东祐亨第一信
以丁汝昌名义致伊东祐亨第二信
程璧光前往日舰谈判
程璧光又向伊东祐亨提出，他是“广丙”管带，隶属于广东水师，现作为北洋海军军使与日军交涉，纵使朝廷不苛责，仅是失去“广丙”，他返回广东后，广东方面必会严罚，因此请求返还“广丙”。他还带来牛昶昞的书信，亦做同样请求。伊东给牛昶昞回信称：“广丙”名单已上奏天皇陛下，今日已无法变动。但程氏以身当难局，尽力于公务。此次为送致丁提督灵柩，日方让予“康济”，可任命他为舰长，程氏也会感阁下厚意，岂不一举两得？[287]
17日上午10时，日本联合舰队正式占领威海卫港，俘获北洋海军的“镇远”“济远”“平远”“广丙”“镇东”“镇西”“镇南”“镇北”“镇中”“镇边”等10艘军舰。下午1时，“松岛”军乐队奏起《君之代》，日军全体人员齐集甲板，雀跃狂欢。
下午4时，被卸去大炮的“康济”号练习舰，载运丁汝昌、刘步蟾、杨用霖、戴宗骞及“济远”大副沈寿昌、“广丙”大副黄祖莲的灵柩及1000余军民及洋员，黯然离开威海卫基地，前往烟台。郝威因违反不参战誓约被押回日本，送交军事法庭，关押三个月后获释。他转赴上海，不久居然成为“康济”舰的炮术和鱼雷教习。[288]张文宣的灵柩，护军差弁不允用“康济”载运，另用民船，单独启行。此时汽笛低回，春雨潇潇。北洋海军烟消云散了。
牛昶昞代表威海卫陆海军，前往松岛舰与伊东祐亨谈判。（美术作品）
乘“康济”到达烟台的海军军官，包括“靖远”管带叶祖珪、“来远”管带邱宝仁、“济远”管带林国祥、“威远”管带林颖启、“康济”管带萨镇冰、“广丙”管带程璧光；以及六“镇”管带蓝建枢、吕文经、黄鸣球、陈镇培、林文彬、潘兆培及大二副、正副管轮；精练后营（练勇学堂）营官刘学礼，学堂委员李继纲，机器厂委员张尔梅、杨作宾，护军营官袁雨春、李春庭、余发恩。
2月25日，刘含芳给李鸿章去电，汇报来烟台海军官兵的处置情况。已将“镇远”、六“镇”兵勇发饷遣散，其余军舰兵勇亦陆续遣行。拟将海军军官在开河之后送往天津，听候发落。李鸿章当即回电：“海军有缺大小官，本随船支薪俸。今船失则官亦虚悬，均应斥革，令其各回原籍”，不准他们去天津。[289]他同意了刘含芳的另一请求，由程璧光替代萨镇冰，担任“康济”管带。次日他再次向刘含芳重申：“船失人存，有何用处？况吾已交卸他往。应饬同陆军营哨官一并南归。”[290]这无疑反映了李鸿章失落和颓唐的悲观心理。
3月初，朝中有人上奏，称刘公岛失陷后，日人将丁汝昌等灵柩并军民四千余人送至烟台，军舰均为倭掳。情节支离，未敢深议，请旨深查。6日，皇帝下旨，着李秉衡详细查明奏复。李秉衡向牛昶昞、马复恒核查，他们坚持说投降决定是丁汝昌做出的，称丁言“只得一身报国，未能拖累万人”，在派程璧光送降书去倭船开船之后，仰药自杀，至晚而死。他们回避程璧光曾经分两次携带伪造丁汝昌信件前去接洽投降的细节和丁汝昌死亡的确切时间。[291]李秉衡据此上奏提出，若死事属实，对丁汝昌只可宽其既往之愆，此外无庸深论。同时还表彰了戴宗骞、刘步蟾、杨用霖的英勇气节，沈寿昌、黄祖莲的作战表现。[292]其实刘公岛投降可能另有隐情，除了洋员顾问之外，北洋海军存续的管带们忽然全无声息，接洽投降的竟是广东水师的程璧光。他们私下达成了什么默契，还能使萨镇冰接受伊东建议（这是放不上桌面的羞耻和赏赐），以身体原因辞职，把军舰和职务统统让给程璧光。
威海卫陷落后的港内情形
丁汝昌的灵柩停厝在烟台广仁堂，3月20日午刻发引南归，由海防营嵩武军簇拥而行，前导有衔牌仪仗，至海关码头，上“康济”舰，刘含芳前往送行。22日，“康济”载丁汝昌及其他12具灵柩出发，在鸡鸣岛附近再被日本“天龙”舰拦截，带往刘公岛。经管带程璧光说明情况，次日放行。28日经过上海，再从长江入安徽庐江老家。[293]丁的继配魏夫人年底殉夫而死。[294]
4月9日，朝廷颁谕，刘步蟾、张文宣、杨用霖、黄祖莲照军官阵亡例从优议恤。业已革职的丁汝昌无庸置议。[295]丁汝昌为北洋海军的投降背起了沉重的十字架，也使他的部下免除了处分。直至1910年4月25日，朝廷方以“力竭捐躯、情节可怜”，开复了丁汝昌的原官原衔。[296]
甲午战败，人人痛诋海军误国。一时间，似乎拨银数千万两营建海军本身也成了错误。且海军衙门系中法战争后醇亲王创办，素为恭亲王不喜，趁机釜底抽薪，将该衙门撤除。3月12日上谕称：
总理海军事务衙门奏，岛舰失陷，时局艰危，遵议更定海军章程，非广购战舰巨炮不足以备战守，非合南洋统筹不足以资控驭，非特派总管海军大臣不足以专责成。目前各事未齐，衙门暂无待办要件，拟请将当差人员及应用款项暂行停撤，以节经费。其每年应解海军正款，亦请统解户部收存，专为购办船械之用。又奏，海军内外学堂亦请暂行裁撤。均依议行。[297]
门户派系之见，竟使朝廷在中日战争尚未结束时，先将海军衙门撤销，毫无振兴复仇之志。
接着，4月28日，皇帝又颁上谕，将林国祥、叶祖珪、邱宝仁、李和、林颖启、林文彬、黄鸣球、陈镇培、潘兆培、蓝建枢、吕文经、何品璋、李鼎新、马复恒、牛昶昞、严道洪等人一并革职，听候查办。三个月后，署理直隶总督王文韶奏：“北洋海军武职实缺，自提督、总兵至千、把、外委，总计三百十五员名。现在舰艇全失，各缺自应全裁，以昭核实；并将关防印信钤记一律缴销。仅存之‘康济’一船，不能成军，拟请改缺为差。”[298]从此，北洋海军的各级职务，从建制上被正式取消了。
从1874年讨论南北洋海防，到1895年北洋海军覆灭，前后历时21年。曾几何时，这支舰队无比显赫，成为洋务运动中的一颗璀璨明珠，中国军事近代化事业的象征。然而好景不长，很快，海军便从它的巅峰状态跌落下来，直至全军覆灭。对此人们有过许多评论，其中两位当事人的话是值得咀嚼体味的。
李鸿章说：
十年以来，文娱武嬉，酿成此变。平日讲求武备，辄以铺张糜费为疑，至以购械购船悬为厉禁。一旦有事，明知兵力不敌而淆于群哄，轻于一掷，遂至一发不可复收。……知我罪我，付之千载。[299]
李鸿章又说：
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应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300]
赫德则说：
恐怕中国今日离真正的改革还很远。这个硕大无朋的巨人，有时忽然跳起，呵欠伸腰，我们以为他醒了，准备看他作一番伟大事业。但是过了一阵，却看见他又坐了下来，喝一口茶，燃起烟袋，打个呵欠，又朦胧地睡着了。[301]
他们的话，从不同程度涉及国家政治制度对海军事业的影响。面对垂死的封建帝国，既不想触动本质，又要起死回生，任何人都力不从心。李鸿章的话，虽有替自己洗刷辩白的成分，但异常坦率，也说出了这个位极人臣的显赫人物实际所处的可怜地位。赫德的话，从较为旁观的角度揭示了中国近代化道路的反复曲折。倘若从更为长远的历史范围讨论这个问题，人们岂不感觉到这位英国人早已十分精明地看到了阻碍中国社会进步的那种慢性病态？
甲午战败后，周馥赋《感愤五首》，其三曰：
十年经营瞥眼空，敢言掣肘怨诸公。
独支大厦谈何易，未和阳春曲已终。
好固藩篱留北道，深防雀鼠启西戎。
贤王远略心如见，雪涕陪陵墓木风。[302]
他借怀念醇亲王，说出自己的怨恨。周馥参与了1888年颁布的《北洋海军章程》的起草和海军建设的诸多运作，目击了海军的勃兴和覆灭。
另有一位剑华道人，在甲午战败后回忆起数年前的往事：中国在中法战争之后创设海军衙门，宏辞伟议，纲目条举，引起日本方面的恐惧，议院中议论纷纷。这时，著名政治家和汉学家副岛种臣佝偻而起，微笑陈词：
谓中国海军之可虑，则实不足以知中国也。盖中国之积习，往往有可行之法，而绝无行法之人；有绝妙之言，而绝无践言之事。先是以法人之变，水军一旦灰烬，故自视怀惭，以为中国特海战未如人耳……于是张皇其词，奏设海军衙门，脱胎西法，订立海军官名及一切章程，条分缕析，无微不至，无善不备。如是，而中国海军之事亦即毕矣。彼止贪虚有其名，岂必实证其效哉？又何曾有欲与我日本争衡于东海之志哉？[303]
副岛种臣早已看透清政府办海军“止贪虚有其名，岂必实证其效”的本质。他的议论，也为我们探究北洋海军的覆亡提供了注脚。
在国事艰难的关头，2月22日，李鸿章应召抵京，当天召见于乾清宫。早在13日，皇帝已发出上谕，派他出任议和大臣，赏还翎服、黄马褂，开复处分。李鸿章是个久历官场的政治家，当然知道这是他政治生涯的关键时刻。日本政府指名要他前去谈判，并要赋予赔偿军费、确认朝鲜脱离中国及割让领土的全权。把这些列入接受和谈的前提，无论谁去签约，必被千古唾骂，指为汉奸。而拒绝使臣之命，显然又不可能。
根据常识，在形势不利的情况下，通过继续战争以扭转危局，或是进行妥协以谋求和平，都是主权政府保护其根本利益的不同手段。但在中国人的道德观中，即便在劣势下的和谈和妥协，都是不可饶恕的卖国行为。皇帝召见时，李鸿章首先声明，割地之说，不敢承担。假如日本占地勒索赔款，户部恐也无钱。翁同龢表示，只要不割地，即使多赔款，亦当努力筹措。孙毓汶、徐用仪着急了，认为这样闪烁其词地兜圈子无济于事，因为不答应割地，便不能为和谈铺平道路，而继续战争，国家已无此力量。李鸿章说，请翁师傅一同去日本议和。翁同龢赶紧推托：若我以前办过洋务，此行必不辞。今以生手办重事，怎么行呢？李鸿章又表示，割地是不可行的，议不成我就回来。众人相对默然。
此后几天，李鸿章和枢臣不断地在御前讨论议和对策，不断地奔走于各国使馆。28日，慈禧太后说肝气发作，臂痛腹泻，拒绝见人，表示“一切遵上旨可也”。但皇帝也不同意割地。[304]3月2日，太后密召李鸿章，授权“以辽东或台湾予之，如不肯，则两地均予”[305]。4日，光绪单独召见李鸿章密谈。6日，李鸿章出京。
与此同时，日本继续发动对中国东北的战争。牛庄、营口、田庄台相继失守，新调的湘军一败涂地。日军完成了“作战大方针”的第一期计划，准备在华北与清军进行主力决战，并派舰队南下，3月23日在澎湖强行登陆。26日，在马公成立“澎湖列岛行政厅”。
日军虽然在军事上节节胜利，但持续八个月的战斗，已使它在人力、财力和物力上感到难以支撑下去了。日本在中国连连得手，也触犯了西方列强在华利益，受到列强很大压力。在诸多因素作用下，日本政府同意议和。14日，李鸿章和他的儿子李经方及随员共计32名官员和92名仆从，分乘“公义”“礼裕”二轮从天津前往日本，19日到达马关。24日下午4时，李鸿章在双方会谈结束返回旅馆途中，受到日本人小山六之助的刺杀。凶手从路边用手枪击中李鸿章左眼下颧骨处，双方谈判一度中断。4月17日，李鸿章和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在马关春帆楼签订了《讲和条约》十一款，即著名的《马关条约》。
条约规定：一、中国承认朝鲜独立，废除中国对朝鲜的宗主权；二、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及澎湖列岛；三、中国赔款库平银2亿两；四、增开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五、日本人得以在中国通商口岸从事工艺制造；六，在订约后一年内中国分两次交清1亿两赔款，并重新签订通商行船章程前，日本派兵占领威海卫。
在所属的另约中具体规定，驻守威海卫的日本军队不超过一旅团。在驻守期间，中国政府每年贴交库平银50万两。日军驻守范围，包括刘公岛、威海卫沿岸40华里以内。[306]
在马关谈判的第一次见面时，伊藤博文向李鸿章谈起了中国的情况。伊藤说：“十年前我在津时，已与中堂论及，何至今一无变更？本大臣深抱歉。”李鸿章答：“维时闻贵大臣纵论及此，不胜佩服，且感佩贵大臣力为变革俗尚……我国之事，囿于习俗，未能如愿以偿。……今转瞬十年，依然如故，本大臣更为抱歉，自惭心有余力不足而已。贵国兵将，悉照西法，训练甚精；各项政治，日新月异。此次本大臣进京，与士大夫相论，亦有深知我国必宜改变方能自立者。”[307]回想十年前两人在天津会谈后彼此的观感，历史竟是如此难堪和无情。
李鸿章当然知道甲午战争的失败，乃至签订《马关条约》，必定是他自己个人声誉的完全毁灭。他的女婿张佩纶也作2000余字长信表示反对。作为政治上的失意者，张佩纶熟悉官场的世态炎凉；作为女婿，他更关注李鸿章的身后评价。故借讨论李鸿章归国后是否应借枪伤请假休息一事，引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之例进行比较：
曾文正于丰大业一案所云：内疚神明，外惭清议。今之倭约，视法约何如？蒉恐续假哗然，销假哗然，回任更哗然，将终其身为天下哗然之一人耳。此数纸，蒉中夜推枕濡泪写之，非惟有泪，亦恐有血；非惟蒉之血，亦有鞠耦之血；非惟蒉夫妇之血，亦恐有普天下志士仁人之血，希公审察之，毋自误也。[308]
这几句血泪交加的话语，写得极为沉痛，为我们展示了李鸿章家族内部对《马关条约》的强烈反对态度。文中“蒉”即张佩纶的自称（张字蒉斋），鞠耦为张的夫人，李鸿章的女儿李经璹。
马关谈判
早在李鸿章马关议和期间，英国驻华公使欧格讷就注意到，北京的“大臣们不准备承担给李鸿章指示的责任，而是坚持必须让李鸿章特使采取主动，而大臣们将批准他所做出的任何决定”。[309]到了向日本割让台湾的时候，朝廷又命李经方前去办理。据议和使团顾问，美国前国务卿科士达披露，李鸿章“对此非常生气和吃惊，这表明北京感兴趣的是把人们对条约的全部憎恨都加在他和他的亲属身上”。[310]他给儿子去电，说“我父子独为其难，无可推诿，汝宜妥筹办法”，又给总署去电，说李经方回国后忧劳成病，牵发旧疾，症忡日剧，神志不清，断难胜此巨任。[311]并要求科士达也给北京的政要拍电报以取消成命。然而朝廷不允，诏命“李经方迅速前往，毋许畏难辞避。倘因迟延贻误，惟李经方是问，李鸿章也不能辞其咎”。[312]在翁同龢的日记中，我们读到“面奉谕旨，总署致李鸿章电信一件，为李经方事也”，淡淡的语气背后，又隐含着多少政海波澜呢？
4月23日，俄、德、法三国照会日本，要求其放弃对辽东半岛的占领。这便是“三国干涉还辽”事件。三国认为日本割占辽东半岛，妨碍了他们的在华利益，尤其是影响到俄国在中国东北的利益。日本被迫向列强让步，但要求中国增加3000万两赔款。这或许是李鸿章“以夷制夷”外交所取得的唯一成果。
《马关条约》签字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