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黄海大海战
7月24日是丰岛海战爆发的前一日，北京犹如处在台风眼中，一片平静。这天慈禧太后从颐和园回宫，准备参加四天后的皇帝生日大典。翁同龢晨起无事，兴致勃勃地出东便门，乘舟沿通惠河到二闸郊游。日记中记录说：“徜徉野店看闸，水声如雷鼓。”[90]
这天，张謇给翁同龢写密信，为北洋海军的人事变更出谋划策。信中说：“丁须即拔，以武毅军江提督代之，似亦可免淮人复据海军（丁常与将士共博，士卒习玩之，亦不能进退一士卒）。惟江非水师，恐与驾驶事不行，转为士卒所轻，则左翼之林泰曾、右翼之刘步蟾似可择一。若论者有词，可以策励，似林逾于刘。”此处丁指丁汝昌，“武毅军江提督”似指江仁康，江仁康属仁字营系统的记名提督衔总兵，而非武毅军，究竟何人，尚待考证。张謇在中日正式交战之前，就如此深入地与翁同龢讨论淮系的人事进退，值得关注。尤其张謇在1882年朝鲜壬午事变时曾随吴长庆入朝，在北洋海军中也有不少熟人，他所谈到丁汝昌等人的情况，应当说是有依据的。不过，张謇在密信中提到日本海军的情况，却不准确，尤其他说日本虽有“金刚”“比睿”“龙骧”“东舰”“扶桑”5艘铁甲舰，“扶桑”最坚，但都已过时，“余二十九舰皆名巡海快船，无铁甲也，亦远不及我快练船”[91]，更是完全不知实际情况，严重误导了翁同龢，对翁的主战决心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几乎在同时，张佩纶私下也评论说：“若仍用闽将，恣其嫖赌……朝鲜中不能保也。”[92]二张是两路人，他们对海军内情的担忧却是一致的。
中国人不知道，7月26日，英国驻华公使欧格讷在给外交大臣金伯利的报告中是这样评价中国海军的：“中国军队虽然在数量上较日本有相当优势，但训练方面，尤其是装备方面远不及日本。自琅总兵离去后，中国舰队一直无有能力的首领，委托丁提督管理，这位军官与其说是位水兵，不如说是名陆军，未受过任何海军技术训练，他的习性和能力，远不足担任一名总指挥。”欧格讷还提到“镇远”管带林泰曾三天前提出请求开缺，被丁汝昌拒绝，而实际上是李鸿章拒绝了林泰曾的离职要求。李鸿章表示，谁再提这类申请，就将其处斩。欧格讷说：“我深怕诸如日本目前似乎企图突然发动强有力的侵略所造成的可怕后果；害怕无远见和缺乏军事知识的中国当局，将面临海军舰队被彻底摧毁的危险，将遭到一次导致现行极不完整的体制彻底解体的打击。”[93]无可否认，英国外交官的观察是细致和准确的。
翁同龢
张謇
中国人更不知道，19世纪初叶，德国开始进行具有世界影响的军事革命，从沙恩霍斯特、格奈泽瑙到毛奇，新型的总参谋部成为战争的指挥者、咨询者、命令制定者和传达者，而不具备军事天赋的皇帝和文臣，越来越放手依靠高级军官和受过严格训练的专业参谋人员来遂行作战指挥。明治维新之后，日本仿效西方，建立内阁体制，设有陆军省和海军省，负责军政管理。同时又设立陆军参谋本部和海军军令部，作为军事指挥机构。军令部长相当于海军参谋长。6月，为准备介入朝鲜和对华作战，日本设立战时指挥机构“大本营”，由天皇直接统率。幕僚长为有栖川宫炽仁亲王和小松宫彰大将（他是陆军参谋本部的参谋总长），陆军参谋为川上操六中将（参谋本部次长），海军参谋为中牟田仓之助海军中将（海军军令部长）和桦山资纪海军中将（海军大臣），此外还有兵站总监部统监、运输通信部长官、野战监督部长官、野战卫生部长官等人士。日本还统一海军指挥权，取消按区域划分舰队的方法，将全国海军重新划分为常备和警备两个舰队。军队进入战时状态，随时准备抓住机遇，与中国一搏国运。
而此时中国，决策者是光绪帝及协助其处理政务的军机大臣。慈禧太后已经归政，重大决策时皇帝会向她汇报请示。至1894年11月12日，又另设督办军务处，派恭亲王奕
督办，庆亲王奕劻帮办，翁同龢、李鸿藻、荣禄、长麟会办，节制各路统兵大员，有点类似日本的大本营。只是军机处、督办军务处行走的都是兼差文臣，并无军事知识，亦无参谋助手进行预案评估，更不能私养幕僚，全靠即兴讨论，或是各人周边往来密切的门生密友，七嘴八舌出些主意。外交和国际动向归总理衙门主管，决策流程亦是如此。此外，任何御史言官，皆可风闻上奏，对战事评说批判，甚至随时要求更迭军事首长。
军机处、督办军务处和总理衙门，每天将各种谕旨和有关指挥的要求建议，用电报发给驻扎天津的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李鸿章既是文官，也是大帅。在平定太平天国的战争中，他创建淮军；前些年他又创建北洋海军，一直负责华北、东北方向的国土安全和朝鲜事务。他虽然很早就购买洋枪洋炮和军舰，派人出国留学军事，但军事现代化仅仅停留在武器层面，没有建立现代指挥体系为其统辖军队。用西式装备武装起来的北洋海军，军服却是中式对襟丝绸面料。按照《北洋海军章程》，丁汝昌作为提督，他的指挥班底，仅有提标中军参将兼理粮饷事宜一员，提标大副都司、二副守备各一员、提标总察全军轮机事务参将一员，提标总察全军军械事务游击、守备各一员，此外再加随员、文案、翻译、书识若干，没有舰队司令部，没有日军早已建立和西方更早通行的参谋作业。
按照湘、淮军传统，李鸿章是用自己手下的几个亲信来指挥协调整个军事行动的。头号亲信是盛宣怀。盛宣怀是李鸿章进士同年盛康之子，很早进入李鸿章手下，李鸿章视盛亦如子弟。此时盛身兼津海关道、轮船招商局督办、中国电报局总办，后来还兼任总理后路转运事宜。由于他与李鸿章走得近，手中又握有电报局和招商局，得以转发各类来往电报，传递各种信息，俨然扮演着“总参谋长”的部分角色。
此外，外交事务李鸿章用罗丰禄，前敌营务处用周馥，文秘用于式枚，加上他的儿子李经方，外甥、天津军械局总办张士珩。这些人马，构成直隶总督身边的军事指挥核心，去应对前方瞬息万变的战事。虽然他们手下还握有若干“营务处”，但都不是近代意义上的军事机构，不懂各种参谋业务。本质上，中方作战指挥尚停留在中世纪，而他们面对的，却是铁甲蒸汽时代第一场规模最大的跨国战争。
7月28日，朝鲜局势已完全恶化了，朝廷却仍未想好应对方略。这天是皇帝万寿圣节，紫禁城里依然庆贺如仪。清晨略有些薄雾，迷迷茫茫，在夏日实为罕见。5时刚过，大小臣工已从东华门进入皇宫，在太和殿前循班排列。朝鲜使臣穿着圆领大袖的礼服，手执牙笏，站在西边末尾。7时，刚满23岁的皇帝升殿，苍白的脸上，毫无喜悦之色。群臣按例庆贺跪拜。8时，赴宁寿宫畅音阁听戏。畅音阁是座三层崇楼的戏台，阁的两侧，悬着一副楹联：
动静叶清音，知水仁山随所会春秋富佳日，凤歌鸾舞适其机
写的是海内晏和的升平景象，此时看来，尤为触目惊心。庆亲王、军机大臣翁同龢、李鸿藻等人奉旨筹措对策，他们在太和殿吃完御赐筵宴，又到会典馆去吃了真正果腹的午餐后，便云集军机处值庐商议。然而，一则前敌形势莫辨，消息极少；二则书生虽有心杀贼，却无策典兵。因此议而无决，依旧前去听戏，这时，天空中淅淅沥沥地飘洒起细雨来。[94]畅音阁的专场文艺演出至晚上7时后才散，而在宫外焦虑等待的张謇，再一次写信给翁同龢，建议将丁汝昌革职：
丁须速拔，仍令效力前线，戴罪自赎。李本势利人，非鞭策亦（不）可，则调度乖方，接应失机之罪，薄科其罚。亦应照东捻北窜故事，拔翎褫褂。
张謇还建议使用湘军，“略分淮势”。[95]
8月1日中日两国宣战后，双方陆军在朝鲜排兵布阵，准备决战。两国海军奉命多次巡弋朝鲜海面，寻找战机。战场气氛日益紧张。11日，朝廷忽然发布上谕：“御史端良奏请将革员驱令回籍，以免贻误事机等语。革员张佩纶获咎甚重，乃于发遣释回后，又在李鸿章署中干预公事，屡招物议，实属不安本分。著李鸿章即行驱令回籍，毋许逗留。”[96]张佩纶此前已决定对李鸿章处的谋划采取超脱态度，为何还会受到攻击？他认为“端疏出于贿参，其意止要鄙人不在合肥左右而已”。所谓“贿参”，即花钱买人参奏，这是晚清官场中经常发生的黑箱运作。张佩纶推断幕后指使者是盛宣怀。此前他对朝鲜局势的判断和用兵建议，颇得李鸿章赞许，邀其参与赞画。但他听闻李、盛谋划议和，遂坚辞不就。李鸿章要他辅佐前敌指挥卫汝贵，被张拒绝。张佩纶推荐宋庆、曹克忠主持军事，李鸿章也未采纳。这些讨论和谋划，引起盛宣怀的不悦。张佩纶在日记中写道：“杏孙来三次，盖欲窃取余论以迎合合肥，可厌之至。”[97]他还告诉侄子张人骏：“盛为蒉（张佩纶字蒉斋）所不齿，且师（李鸿章）当蒉两（次）骂之，其贿参固宜。”[98]御史安维峻曾为此弹劾盛宣怀，提及盛寄端良的亲笔信，被英人以二百金从其家丁手中购去，李鸿章复以四百金购自英人。还说盛宣怀承认，此事系李经方吩咐。[99]另有一种观点认为，由于前方缺乏统帅，李鸿章长子李经方跃跃欲试，以为可以荣立军功，完全没有想过自己缺乏指挥能力，而为张佩纶所阻。[100]8月27日，北洋电报总局督办佘昌宇就曾致函盛宣怀，提及平壤岌岌可危，该处乃三韩最要之地，鄙意此本傅相（李鸿章）重任，而李鸿章万无亲征之理。刘铭传又托病不出，“淮军有将无帅，断难用兵，非伯行（李经方）代相前往不可。但此举傅相不便陈奏，伯行又难自请，必须廷臣封章入告，望兄设法暗中托人陈奏，如能奉旨赏给三品卿衔，授为钦差大臣督办朝鲜事务，实于大局有益。吾兄智珠在握，当以其言可采否？”[101]就道出拍马者的筹划。前线战事急迫，中方战时指挥能力落后，北洋核心团队还在窝里倾轧。最后，张佩纶被迫携妻从直隶总督衙门搬出，移居南京。
根据报告，丁汝昌27日率北洋海军9舰，开往汉江洋面巡游，寻找日本舰队。牙山叶志超部则音信杳然。皇帝和军机处不知道，李鸿章给丁汝昌的指令是“惟须相机进退，能保全坚船为妥”。[102]因此丁汝昌只是虚晃一枪，未见日舰便折回威海。29日，皇帝询问丰岛海战和朝鲜陆战场的情况，关于朝鲜，李鸿章一点准信也没有。他回奏说叶志超军在牙山一带打死一千多日军，平壤被日兵占领。其实平壤并未失陷，叶军也从未取得如此战绩，倒是在这天从成欢败退。中国最高当局，就是在一片混沌中指挥作战。
从丰岛海战战场回航后，方伯谦向李鸿章发出电报，称“午时，我船整理炮台损处，日船紧迫，我连开后炮，中伤其望台、船头、船腰，彼即转舵逃去”。又说“装运军械之‘操江’差船适抵牙口，被倭船击拿；英轮‘高升’装兵续至，在近牙小岛西南，亦被日船击中三炮，遂停查而沉”[103]。
丁汝昌也是两眼漆黑。他向李鸿章发出的丰岛海战正式报告称：“兹已分诘管带、员弁、水手，均称二十三四点，‘济’‘乙’由牙开，七点余遇敌，彼先开炮，三船聚攻‘济远’，密如雨点，望台、炮架、三舵机均受伤，阵亡弁勇，初甚失势。‘济’‘乙’炮力不及敌远，还炮不却，迨敌以一船横截‘广乙’，‘济’只剩十五生（厘米，centimetre的音译）一炮，猛击命中，敌二船始折回，而‘吉野’督船尾后，连追不止，‘济’停炮诈敌，彼驶近拟擒我船，‘济’即猝发后炮，一弹飞其将台，二弹毁其船头，三弹中其船中，黑烟冒起，‘吉野’乃移逃，四弹炮力已不及矣。查却敌保船，全恃此炮，水手李仕茂、王国成为功魁，余帮带放送药送弹之人，亦称奋勇，昌已传令为首李、王赏一千两，余众共一千两，告谕全军，以为鼓励。风闻提督阵亡，‘吉野’伤重，途次已没，如果属实，查确后尚当照前定赏额划清补给，以昭信赏。”又说“广乙”毫无消息，“迄今莫视，必被击沉”[104]。
这两份报告均存在很大的漏洞和虚假消息，比如完全不提“高升”“操江”驶入战场与“济远”当时所处位置等细节，不提曾升白旗和日本海军旗，反而谎称“济远”以一门尾炮击退两艘日舰，还称日提督阵亡、“吉野”沉没。李鸿章得报后，通过驻日公使汪凤藻进行核实，得知没有提督死、“吉野”沉的消息，在电报中斥责丁汝昌：“如无确实证据，岂能滥赏？”又命北洋海军进入戒备状态。各船保持常火，官弁夜晚住船，不准回家。[105]
近年来，有人使用“广甲”管轮卢毓英《卢氏甲午前后杂记》来为方伯谦翻案。卢文写道：“‘济远’自雅（牙）山逃归，船中血肉狼藉，三军望之骇然。方管带禀报丁汝昌，陈明其如何遇敌，如何攻击，如何被围，如何悬挂白旗以诱敌，至敌临近下锚，而后出其不意击中敌舰要害，庶反败为胜，始得脱离虎口逃归各情节。丁概置若罔闻，仅问‘广乙’‘威远’何往？方答以‘威远’不堪御敌，故令其先行远避。‘广乙’遇敌与战数时之后，不知所之。丁曰：令尔保护载兵之船，竟被击沉，全军尽覆，五艘同出，一艘独归，保护之谓何不力可知矣。且悬挂白旗辱国甚，孰尔有何面目归来见我，独哓哓不休道功绩耶？方无言而退，丁乃电奉李相，请治方悬挂白旗辱国之罪，李相疑之，派员前来查办审明各情节，具实奉复，李相传谕探明‘广乙’确实情形再行审究。”[106]
卢毓英的记录存在问题：第一，从前引档案可知，方伯谦回威海后，有权直接向李鸿章上禀，丁汝昌不能阻止他报告战况；第二，方伯谦是否向丁汇报了升白旗的情节暂且不说，丁汝昌在给李鸿章的报告中不仅只字未提请治方伯谦悬挂白旗辱国之罪，还误传所谓“提督阵亡、‘吉野’沉没”的谎言；第三，更没有“李相疑之，派员前来查办审明各情节”之事。由此再看卢氏解释挂白旗是为“诱敌”的说法便觉勉强。反观《中倭战守始末记》记载，“倭奴击我‘高升’轮时，方望风而遁……海军提督丁禹廷军门调询‘济远’管旗头目，始悉溃逃各节，独以寡众不敌恕之。”[107]以之比较对“济远”的实际处理，似乎后者的说法更近于事实。
8月1日，中日两国同时向对方宣战之后，李鸿章传达总理衙门的意见，要海军往仁川截击日本运兵船。他再次强调“速去速回，保全坚船为要”。[108]2日，丁汝昌率6舰第二次巡弋朝鲜大同江的洋面。
这天，朝廷电诘李鸿章，前报丁汝昌往返汉江口，未遇倭船，折回威海，不知做何进止？[109]李鸿章次日汇报：丁汝昌云，我无侦察船为前驱，若在大洋明战可冀取胜，若入汉江寻敌，则恐触敌水雷。我军精锐只“定”“镇”等七舰，“不可稍有疏失，轻于一掷，大局所关”。又说丁汝昌已赴朝鲜洋面，发现日本运兵船即行截击。[110]皇帝对此并不满意，指出威海僻处山东，并非敌锋所指，究竟有何布置，抑或借此藏身？着查看丁汝昌有无畏葸纵寇情事。5日又谕：“丁汝昌前称追倭船不遇，今又称带船巡洋。倘日久无功，安知不仍以未遇敌船为诿卸地步？近日奏劾该提督怯懦规避、偷生纵寇者，几乎异口同声。若众论属实，该大臣不行参办，则贻误军机，该大臣身当其咎矣！”[111]龙颜震怒，锋芒显然已指向李鸿章。
李鸿章赶紧申辩说：“西人佥谓我军只八舰为可用，北洋千里全资屏蔽，实未敢轻于一掷，致近畿门户洞开……海军全仿西法，事理精奥，绝非未学者所可胜任。且临敌易将，古人所忌。似宜随时训励，责令丁汝昌振刷精神、竭力防剿。”[112]他给丁汝昌布置了战略意图，要他每月带队往返威海与大同江口两次，相机击逐日舰及运兵船，并就近前往鸭绿江口巡查，使日舰不敢肆行窜扰，以稳定局面。
6日，李鸿章再电丁汝昌，转告丁他已接获上谕，要查看丁“有无畏葸纵寇情事，不得有片词粉饰”。李鸿章告戒丁汝昌：“汝当振刷精神，训励将士，放胆出力。如林泰曾前在仁川畏日遁走，方伯谦牙山之役敌炮开时躲入舱内，仅大、二副在天桥上站立。请令开炮，尚迟不发，此间中西人传为笑谈，流言布满都下。汝一味颟顸袒庇，不加觉察，不肯纠参，祸将不测，吾为汝危之。”[113]显然，李鸿章对丰岛海战的实情已有所耳闻，对丁的呵斥十分严厉。
9日，丁汝昌率10舰第三次出洋。10日至大同江口，寄泊樵岛。11日继续梭巡。12日西驶海洋岛。13日清晨回到威海，依旧一艘日舰也未见。而在此期间，伊东祐亨率领联合舰队21舰，于10日直薄威海卫口外挑衅，与刘公岛炮台展开火炮对射。11、12日清晨，又派数舰至旅顺口、威海卫洋面巡游，弄得北洋全线紧张、草木皆兵，飞檄丁汝昌回航守御。
13日，皇帝责问丁汝昌巡洋数日，何以未遇一船。若再迟回观望，致令敌船肆扰畿疆，定当重治其罪。于是，丁汝昌只得在14日第四次匆匆率舰出巡渤海，经鹿岛、秦皇岛，回至大沽，掩护“图南”等运输船装运军火煤炭前往旅顺。
近一个月中，丁汝昌率舰队来去匆匆，奔波往返于威海、大同江、旅顺一线，不敢行驶出北纬37°线以南地区，更不敢前往日本舰队锚地隔音群岛，名为搜索日舰，实际竟像有意捉迷藏，以回避主力决战。这种行为，使得激进的士大夫大为不满。李鸿藻在给翁同龢的信中说：“海军船只一无所用，真可杀也。”[114]反映了当时人们的普遍情绪。礼部右侍郎志锐、御史安维峻和钟德祥、翰林院编修张百熙、侍读文廷式等纷纷弹劾，清议汹涌，力主撤换丁汝昌。这批人以翁同龢为领袖，松散地云集在皇帝周围，常被后人称作“帝党”或“抵抗派”。
无论皇帝，还是“抵抗派”中的激烈分子，对于如何正确使用海军，其实都无把握。8月21日，叶志超率牙山残部历尽周折，转战千里，撤至平壤，被朝廷委为“钦派总统诸军”，节制入朝的各支陆军部队。同日皇帝询问：“今又数日，未据电奏，丁汝昌现在何处？倭船自东去后，有无消息，著即日电复。嗣后海军各船巡至何口，即由该口电报……不得数日无电，致劳廑系。”[115]23日，军机处直接电令丁汝昌，称威海、大连湾、旅顺口为北洋要隘、大沽门户，海军各舰应在此处来往梭巡，严行扼守，不得远离。勿令一日船阑入。倘有疏虞，定治丁汝昌重罪。[116]这道训令表明，朝廷对于海军的使用，与李鸿章并无二致。同日，李鸿章派汉纳根前往襄助海军防剿事宜。汉纳根与丁汝昌相商，称因无快船可以飞驶查看敌舰动向，且敌舰不免还要前来窥伺，所以“水师现在不能甚做大事”。[117]
25日，庆王奕劻，军机大臣、总署大臣及翁同龢、李鸿藻在军机处讨论军情。在议论到御史高燮曾、易俊分别参奏丁汝昌贻误军情，请另派大员统领海军的两个折片时，翁同龢、李鸿藻坚决主张要将丁汝昌治罪，否则难孚公论。军机大臣额勒和布提出先请北洋保举替代之人，然后再降旨，孙毓汶主张以电旨传达而不要明发，翁同龢均不同意，两方展开激烈争论。最后写成一个意见，报皇帝定夺。[118]次日明发上谕，将丁汝昌即行革职，责令其戴罪自效。又命李鸿章在诸将领中遴选堪以胜任海军提督者，酌保数员，候旨简放。[119]27日，军机处再一次电寄谕旨：“兹特严谕李鸿章，迅即于海军将领中遴选可胜统领之员，于日内复奏。丁汝昌庸懦至此，万不可用，该督不得再以临敌易将及接替无人等词曲为廻护，致误大局。懔之！”[120]显然，光绪帝对于丁汝昌的避战已经极为痛恨了。
28日，李鸿章指示丁汝昌：大东沟似有倭船在口外窥探，“东沟转运饷械只此一线，海路极关紧要，汝应酌带兵船速往梭巡，遇敌即击。威海仍留船协防，倘日船闻信西来，亦迎头痛剿。朝廷责备甚严，勿稍玩忽。”[121]丁汝昌当天回电：明早统“定”“镇”“致”“靖”“经”“来”“济”“平’等船往海洋岛，由大鹿、三山各岛巡查，遇敌即击。如见倭船西来，迎头痛剿。9月2日，丁汝昌向李鸿章报告，第五次出巡，依然未见日舰。[122]
丁汝昌的避战，既有其自己的胆怯，也有李鸿章的掣肘。李鸿章的避战，既有保存实力的私心，也有对海军战略的错误认识。关于后者，人们历来极少论及。
中国近代海军是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侵略蹂躏造成的民族危机中产生的。通过进口和自制军舰，至1889年，其规模冠亚洲之首，排在英、法、俄、德、荷兰、西班牙、意大利、土耳其之后，美国、日本之前。由于朝廷对建设海军的重要意义和国家防务重点由内陆向沿海转移缺乏心理准备和足够的认识，因此对海军战略以及海军发展中的一些基本构想，考虑极不充分。在战略防御总态势下，中国海军究竟应该采取内线与外线相结合的作战方法，通过控制沿海海域以取得制海权，还是放弃海上角逐，倚据海岸炮台和陆军进行陆基作战？对于这个涉及海军建设的基本战略方针，朝廷长期没有取得正确的认识。
军事学上的防御理论，包括积极防御和消极防御两类。积极防御又叫攻势防御、决战防御。消极防御又叫专守防御、单纯防御。由于海洋的特殊性，除了毗邻海岸的近海地区外，在本国和敌国领海之间，往往隔着辽阔的公海。海军外线作战具有广阔的舞台，积极防御的纵深地带，有很大的弹性。在战争状态下，能否利用这种弹性，将海军的作战前沿尽量前伸，创造机会进行主力会战，从而消灭敌方主力，夺取一定时间内对一定海区的控制权，确保己方海上行动自由和安全，同时剥夺敌方的海上行动自由和沿海安全，是衡量各国海军战略和作战能力的重要标尺。这里的关键，是争夺制海权。
明朝抗倭战争中，文臣武将对此已有深刻的认识。胡宗宪认为：“防海之制，谓之海防、则必宜防之于海。”杨溥说：“鏖战于海岸，不如邀击于海外。”归有光云：“所谓必于海中截杀者，贼在海中，舟船火器皆不能敌我，又多饥乏。惟是上岸则不可解矣。不御之外海而御之内河，不御之海而御之于海口，不御之海口而御之于陆，不御之陆则婴城而已，此其所出愈下也。”俞大猷也指出，要以有效的战船和火炮灭倭寇于海上，根本不让其有登陆的机会，并从战术原则上提出：“海上之战无他术，大船胜小船，大铳胜小铳，多船胜寡船，多铳胜寡铳而已。”[123]在这种积极防御的战略理论中，已经孕育了制海权的思想。对倭作战，中国拥有强大的海上力量和发达的造船技术，也是主张海权论者的重要依托。
到了鸦片战争时，由于英国舰队在武器舰只的性能上优于中国，广东水师无法在正面海域同侵略者进行大规模的主力决战，致使中国海战理论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魏源在《海国图志》第一页上提出了“守外洋不如守海口，守海口不如守内河”的观点。这一针对清军水师装备落后，从破敌战术出发提出的专守防御理论，对于当时人们确定海军战略，起了消极作用。在魏源的同时代人中，林则徐的海防思想产生过从重陆防到重海军的变迁，但人们把它忽视了。
1873年，傅兰雅、华蘅芳联合译出了曾经参加过美国南北战争的普鲁士军官希理哈的著作《防海新论》。书中介绍了海军防御的两种样式。一种是抵岸封锁的积极防御，“将本国所有兵船径往守住敌国之各海口，而不容其船出入”，从而使本国的防御线一直前出至敌国的领海线，这被称为“防守本国海岸之上策”。一种是保卫本国海港要冲的消极防御，即在本国沿海要塞屯扎重兵，实行专守防御。[124]这种说法，本来并不全面，因为它忽视了抵岸封锁和海口防御之间，还有广泛的海域可供角逐。可是李鸿章居然奉为圭臬。本来他就认为：“我之造船，本无驰骋域外之意，不过以守疆土，保和局而已。”[125]此时读了《防海新论》，更评论说：“中国兵船甚少，岂能往堵敌国海口？上策固办不到，欲求自守，亦非易言。自奉天至广东，沿海延袤万里，口岸林立，若必处处宿以重兵，所费浩繁，力既不给，势必大溃。惟有分别缓急，择尤为紧要之处，如直隶之大沽、北塘、山海关一带，系京畿门户，是为最要；江苏吴淞至江阴一带，系长江门户，是为次要。盖京畿为天下根本，长江为财赋奥区，但能守此最要、次要地方，其余各省海口边境，略为布置，即有挫失，于大局尚无甚碍。”[126]说到底，便是主张放弃海上决战，放弃争夺制海权。这恐怕正是20年后北洋海军穿梭于威、旅基地之间，回避与日军主力相遇的奥秘所在。此后，尽管李鸿章给友人的信中也说过“海上如练成大枝水军，益以铁舰、快船数艘，南略西贡、印度，东临日本、朝鲜，声威及远，自然觊觎潜消，鄙人窃有志焉”[127]之类豪言壮语，但基本属于幕僚执笔的应酬文字，算不得他自己真正的海防战略思想。
1885年，天津机器局刊印了李凤苞节译的奥国海军官军学校教习阿达尔美阿所著《海战新义》。书中归纳了五种最主要的海战样式：一是舰队出海寻求对敌国舰队的进攻；二是舰队在本国海岸防御击敌；三是派遣舰队攻击敌国海口或本土，牵制敌国舰队的行动；四是当敌国舰队将集中于我海岸时，我舰队出他处机动，以吸引和分散敌方兵力；五是将我海军分编成数队，分别行动，在机动中创造战机，适时集中各队击敌一部。书中提到：“凡海权最强者，能逼令弱国之兵船出战，而弱国须守候机会，以伺候强国一分股之船。”这是在中国海军学术词汇中首次使用“海权”这一名词。[128]但我们尚未见到中国海军人士当时就寻求海上主力决战，创造机会聚歼敌国舰队的任何讨论文章。即便将海军的作用局限在海岸要塞防御上，对于海陆联合作战的指导理论和合成训练，也没有认真研究和演练，从而建立自己的海军战略战役理论体系，以指导战争实践。
对晚清官员产生很大影响的《防海新论》，其中介绍了抵岸封锁和守口防御
几乎没有中国人知道，进入19世纪90年代之后，制海权已不仅仅只是海军战略的概念了。美国海军军事学院院长马汉连续发表了《制海权对1660～1783年历史的影响》和《制海权对法国革命和法帝国1660～1783年历史的影响》两部著作，从而震动了世界。制海权被提到国家战略的高度来认识，海洋同国家的生存与发展产生了直接联系。马汉风靡世界。英国人为他倾倒，法国人把马汉著作印发给海军每一艘舰艇。日本也很快出了译本，用作军事院校的教科书。唯有中国依然故我，虽然濒临大海，仍是大陆国家的胸怀。
日本在华间谍宗方小太郎8月上旬在他的报告书中写道：
今日之急务，为以我之舰队突入渤海海口，以试北洋舰队之勇怯。彼若有勇气，则出威海、旅顺作战。彼若不出，则可知其怯。我若进而攻击威海、旅顺，则甚为不利，应将其诱出洋面，一决雌雄。……根据鄙见，我日本人多数对于中国过于重视，徒然在兵器、军舰、财力、兵数等之统计比较上断定胜败，而不知在精神上早已制其全胜矣。噫！今日之事，唯有突击之一法，“突击”二字，虽颇似无谋之言，然不可不知无谋即有望也。[129]
由此可见，连一个日本间谍都已清楚地看到海上决胜的重要意义，看透了决定双方国运的，不仅是简单的军力对比，还有力争胜利的精神状态。
北洋海军不去主动寻找战机，争夺黄海制海权，日本就抓紧时间往朝鲜运兵。从7月25日到9月12日，在联合舰队护航下，日本分四次向朝鲜运送了2800余名官兵，并在8月12日把临时锚地从隔音群岛改为长直路。8月16日，联合舰队再次改编。新的编队序列为：本队，“松岛”“严岛”“桥立”“千代田”“扶桑”“比睿”；第一游击队，“吉野”“秋津洲”“高千穗”“浪速”；第二游击队，“金刚”“葛城”“大和”“武藏”“高雄”“天龙”；第三游击队：“筑紫”“爱宕”“摩耶”“鸟海”“大岛”；本队附属舰，“八重山”“盘城”“天城”“近江丸”；鱼雷舰母舰“山城丸”。
9月13日，当日本舰队护送陆军登陆的任务完成后，桦山资纪命令其北驶大同江口，寻找北洋海军主力决战。14日至16日，日本军舰在渤海及朝鲜西海岸游弋，寻找战机。桦山乘坐由商船改装为军舰的“西京丸”同行观战。按照“聚歼清国舰队于黄海”的作战方针，日本舰队主动出击，志在必得，不管中国舰队如何回避，一场海上决战必将发生。
9月7日，协助李鸿章办理军务的周馥、盛宣怀联名给丁汝昌去电，告之有人建议北洋海军乘日本国内空虚，直捣长崎，得胜即回扰仁川。建议者认为，此时日军在朝鲜元山、仁川登陆，船已分散，我以整攻散，以实击虚，是难得的好机会。李鸿章的意见是，现日军进逼平壤，海军能否助叶志超战，或直接进袭日本本土，请丁即与汉纳根妥筹径报李鸿章。[130]此一甲午战争中最为重大的进攻性战略构想，后来未见丁汝昌回复而夭折。
9月12日，日军兵临平壤城下。驻守平壤的清军既不听从统一指挥，又观望而无战意，两万大军，一夕数惊，月余未前进一步，坐待敌围。15日，日军开始对平壤发起总攻。为了接济在朝部队，李鸿章派招商局“新裕”“图南”“镇东”“海定”及北洋海军“利运”等5艘轮船，以及美商的“哥伦比亚”轮，运送刘盛休部12营5500人，从大连湾至中朝边界大东沟登陆，再辗转前线。15日，北洋海军奉命到大连湾，担任船队的护航任务。这期间，丁汝昌曾打算让“超勇”“扬威”“平远”“广丙”“镇中”“镇边”及两艘鱼雷艇护送运兵船在大东沟登陆，自己带主力军舰前往大同江一带巡阅。但盛宣怀提醒说：“东沟过船不易，必须海军留护。”还请求海军在运兵完成后将商船护送回旅顺。[131]这样，丁汝昌就将巡海计划取消了。16日凌晨，运输船装卸完毕。丁汝昌先率“定远”“镇远”“济远”“致远”“靖远”“经远”“来远”“平远”“超勇”“扬威”“广甲”“广丙”“镇南”“镇中”14舰及“福龙”“左队一”“右队二”“右队三”4雷艇，起锚出发。命运输船于一小时后启程，循护航舰队航迹前进。
“经远”号水兵在洋员指挥下装填鱼雷。
月光倾洒在万顷碧涛上，也给军舰披上银白色的寒光。秋夜的海风微微吹来，使人心旷神怡。然而，丁汝昌的心绪却不平静。经过十几年海上颠沛，他对于如何驾驭这支全国最新式的舰队算是懂点皮毛了，但能否指挥舰队进行海上决战却毫无把握。李鸿章对他指挥舰艇作战的能力也表怀疑，特派汉纳根担任北洋海军总教习兼副提督。可是汉纳根这个前陆军少尉又有多少海军知识？战前有位英国人戴理尔（亦译泰莱、戴乐尔）愿意加入北洋海军，就被派作汉纳根的秘书，后来又做帮办“定远”副管驾。戴理尔曾在英国练习舰“伍斯特”号上学过两年航海，自称海军后备队中尉，1888年加入大清海关巡船当三副，显然也不是正规军。汉纳根多次呼吁更新炮械，到中日宣战后总算运来20门格鲁申1.79英寸口径速射炮。但与日舰装备的速射炮数量相衡量，还是难成比例。
16日午后，舰队和运输船队平安抵达大东沟。丁汝昌命“平远”“广丙”两舰泊于口外，“镇中”“镇南”及鱼雷艇护送运输船进入江口，上溯15海里，将增援平壤的军队运至远离战区的大东沟。此时舰队中无人知道，这天平壤已经陷落，而日本舰队正向海洋岛方向驶来。
17日早晨，天气晴朗。7时左右，运输船队接到指令，可以自行返回港口。[132]舰队则在锚地停泊。9时，各舰按例进行了一小时的常操。10时，“镇远”的瞭望哨发现南方天际出现了一抹淡淡的轻烟。他加强了警戒，不时用望远镜严密地注视着这个方向。不久，已能看清8艘日本军舰正向这个方向驶来，于是发出战斗警报。此时正值午饭之际，官兵们纷纷涌出餐厅，奔向战斗岗位。丁汝昌、汉纳根、刘步蟾在“定远”舰桥上发出“立即起锚”的信号，各舰烟囱吐出浓浓黑烟，北洋海军10舰以5节航速向南迎击。
鉴于敌舰距离尚远，旗舰发出抓紧午餐的命令。瞭望哨这时准确地报告说，前方日舰共12艘。丁汝昌下令舰队把航速提高至7节。
北洋海军在迎敌时，最初排出的是五叠小队双纵队行进。“定远”“镇远”为第一小队，“致远”“靖远”为第二小队，“来远”“经远”为第三小队，“济远”“广甲”为第四小队，“超勇”“扬威”为第五小队。每小队的两艘军舰前后错开，呈梯队状。因此，远远望去，模样上有点像夹缝鱼贯阵。[133]
自从丰岛海战后，北洋海军已做好了海战准备，各舰除留一艘六桨小艇外，将其余救生艇全部卸除。一来显示全体官兵与军舰共存亡的决心，二来也是清除容易被敌击中的目标。为了第二个需要，各舰还把与战斗无关的索具、木器、玻璃窗乃至“定”“镇”两舰主炮塔的钢炮罩皆留在岸上，以减少火灾燃延和炮弹造成的空气震荡。军舰涂上深灰保护色。速射炮之间用沙袋或煤包堆置起来，以作防护。当战斗命令下达后，水兵们迅速关闭所有无关舱门，从弹药舱提取炮弹。所有的炮口，都森森地指向远远而来的敌舰。
日本舰队这天上午6时30分抵达海洋岛附近。他们没有找到中国舰队，便向大洋河口附近的大鹿岛海域进发。按照7月23日内部规定的战术规则，联合舰队采用单纵列战斗队形。航行中侦察单位位于本队之前，保持5海里间距航行。如发现敌方单舰或力量较日方弱时，可以立即攻击。如发现敌方主力舰队，应立即向本队报告，并在合适位置等待本队前来，一同作战。[134]此刻，“吉野”“高千穗”“秋津洲”“浪速”4舰组成第一游击队，担任侦察任务。“松岛”“千代田”“严岛”“桥立”“比睿”“扶桑”6舰组成本队，行驶在后。10时23分，在右舷方向极远处的海平线上，观察到一缕黑烟，接着又出现几缕。至11时30分，日方判定迎面驶来的正是北洋舰队。坪井航三海军少将率领的第一游击队没有停驶等待大队，而是迅速前出。海军编队的航速，类似水桶的“短板原理”，是以编队内航速最低军舰的最高航速来确定的。第一游击队中的“吉野”，航速23节，是当时世界上航速最高的巡洋舰，但本队的“赤城”仅10节，大大低于其他战舰速度。伊东祐亨下令，本队紧紧跟上，以单纵队向东北方向迎击。为保护乘坐“西京丸”观战的海军军令部长桦山资纪的安全，命令“西京丸”“赤城”两舰转移到本队的左舷。[135]
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
“定远”管带刘步蟾
“镇远”管带林泰曾
“致远”管带邓世昌
“经远”管带林永升
“靖远”管带叶祖珪
“来远”管带邱宝仁
“济远”管带方伯谦
“扬威”管带林履中
“广甲”管带吴敬荣
“定远”副管驾，洋员戴理尔
“镇远”帮办管带，洋员马吉芬
丁汝昌见日舰以单纵队向己方驶来，便根据战前预案，命令舰队在行进中变阵为双横队（Line Abreast，夹缝雁行阵）迎敌。第二列的军舰与第一列夹缝排列，而前后交错的各对姊妹舰彼此结为小队。[136]他下达的训令规定：
1.战斗中，各姊妹舰或编为一个小队的军舰，尽可能留在一起，协同动作，互相援助；
2.主导原则是保持舰艏向敌；
3.所有军舰必须遵守一个基本规定：随同旗舰运动。[137]
以双横队迎战单纵队，显然是受1866年利萨海战战例的影响。[138]当时奥地利海军就打破一般的单纵队侧舷交战常例，用三列楔形横队去冲击意大利海军的单纵队。这种战法来自琅威理对欧洲海军战术的传授，战前日本海军大学的战术教材《海军战术一般》中也做过重点介绍，体现的是“战斗主义，冲锋至上”的战术思想，对各舰官兵的勇气和航海技能要求极高。可怕的是，由于北洋舰队在行进变阵中航速没有保持好，侧翼诸舰开始落到后面。结果当舰队逼近敌舰时，呈现的竟是一个散漫的单横编队，中间突出，像个楔形。其序列为“济远”“广甲”“致远”“靖远”“定远”“镇远”“来远”“经远”“超勇”“扬威”。[139]战线拉得很开，弱舰散在两翼，缺乏保护。单横队不是丁汝昌的本意，但已无能为力。
大约在12时18分，联合舰队观察到前方的北洋海军有两组目标：大鹿岛右侧的主力舰队和从大东沟出发，正在追赶大队的“平远”“广丙”等舰。伊东在旗舰“松岛”上挂出旗语：“攻击右翼之敌。”而坪井将其理解为“攻击敌之右翼”，日本第一游击队迅速提速，驶过北洋舰队主力正面，企图包抄其薄弱的右翼。丁汝昌在刘步蟾、戴理尔建议下，命令全队同时向右转移4个罗经点，即全体军舰向右旋转45度，企图在临战前改变为右翼单梯队阵形，同在“定远”上的汉纳根战后给李鸿章的报告中也说，我队“终至采用后翼单梯阵”[140]，但是，已经来不及了（亦有说法称这个变阵因刘步蟾未予执行而未被实施）。[141]
12时50分，中日舰队相距5300米。这时，“定远”右主炮塔305毫米口径巨炮首先发出了震耳欲聋的第一炮，揭开了黄海海战的序幕。
在火炮技术尚不发达的年代，一般采用三发试射、修正定位的方法。中国舰队利用重炮射程远的特点，先发制人，力争战场主动。5分钟后，“松岛”325毫米口径炮塔被“定远”150毫米口径舰炮击中，两名炮手负伤。接着，“定远”又连连击中“松岛”。中国其他各舰，也以主炮猛轰日本联合舰队本队6舰。
日本舰队冒着弹雨向前迫近。12时52分，“松岛”在中国军舰3500米处，首先开炮迎击。55分，“严岛”开炮。同时，第一游击队的“吉野”开炮射击右翼最弱的“超勇”“扬威”。58分，“桥立”开炮。1时，“千代田”开炮。整个海面被浓烈的硝烟笼罩。[142]
开战未久，日舰炮弹击中“定远”舰桥，正在观敌的丁汝昌从舰桥上跌落负伤。[143]同时摧毁了“定远”的信号装置，破坏了中国旗舰同其他军舰的联络手段。丁汝昌在战前又没有明确自己的代理人，因此中国舰队从一开始便失去了统一指挥。
战斗开始时，中国舰队的楔形编队顶部正好楔入了日本舰队之间，将第一游击队和本队一截为二。中国舰队集中攻击日舰本队。“严岛”右舷被一发210毫米的炮弹击中，11名水兵被杀伤。接着，又一炮弹穿过右舷，在汽罐室爆炸，6名水兵伤亡。1时10分，“桥立”主炮炮塔被击中，分队长高桥义笃大尉、炮术长濑之口觉四郎大尉和二等兵曹广重源槌被炸死，7名水兵负伤。“比睿”在猛烈炮火的轰击下与本队拉开距离，慌不择路，突入北洋舰队阵中，从“定远”和“经远”中间通过。[144]中国军舰集中向其攻击，顿时将它的舰体、帆樯、索具打得体无完肤。“经远”在“比睿”右舷正横方向近距离驶来，最近时逼近至400米，并组织登船队，欲在撞击“比睿”号后进行跳帮夺船。“比睿”以机关炮进行急速射击，使暴露的登船队伤亡惨重。“定远”一发305毫米炮弹贯入“比睿”侧舷，在后桅处爆炸。大军医三宅贞造、大主计石塚铸太、少军医村越千代吉等17人当场毙命，分队长高岛万太郎大尉等32人负伤，整个后甲板被彻底破坏了。“比睿”拖着浓烟烈火，逃出重围。
黄海海战
“镇远”
“致远”
“经远”
日舰“松岛”
日舰“吉野”
第一游击队利用舰速优势，迅速通过中国舰队正面后，包抄中国舰队右翼薄弱的“超勇”“扬威”。“超”“扬”顽强抵抗，击中“吉野”后甲板，引起堆积在那里的炮弹、火药的连续爆炸，浅尾重行少尉和一名水兵被炸死。又炮击“高千穗”和“秋津洲”。“高千穗”右舷后部被炮弹撕裂了一道大口子。“秋津洲”的永田廉平大尉等5名官兵被炸死。又一发炮弹击穿“浪速”一号炮台下的水线部分，引起海水灌入。但“超”“扬”毕竟是旧式巡洋舰，航速慢、火力弱，在第一游击队的猛烈攻击下，终于燃起熊熊大火。“超勇”舰体渐渐向右舷倾斜，依然发炮不止，至1时30分沉没。[145]管带黄建勋落水后，有人抛长绳相救，他不就而亡，时年42岁。黄建勋是福建永福人，15岁考入船政学堂第一期驾驶班，十年后被派赴英国留学，担任过“镇西”管带，1887年任“超勇”管带。他为人慷慨，尚侠义、性沉默，出言憨直，不喜作世俗周旋之态。[146]及至战时，临危不惧，从容赴死，有古烈士之遗风。
日舰“赤城”
日舰“西京丸”
日舰“千代田”
日舰“比睿”
日舰“高千穗”
“扬威”情况与“超勇”相似。由于内部隔舱俱为木结构，因此难以扼制火势的蔓延。接着军舰开始下沉，舱面进水，首尾两炮间不能通行，弹药也无法提取。无奈之中，向北面大鹿岛方向撤退，后来搁浅在近岸海边，水兵纷纷跳水逃生，管带林履中，愤然蹈海成仁。[147]
左翼的战斗仍在继续。中国舰队猛攻另一艘弱舰“赤城”号，双方距离仅800米。中方炮火先是击伤“赤城”分队长佐佐木广胜大尉，击毙海军少尉候补生桥口广次郎等。1时25分，又将正在舰桥上观看海图的舰长坂元八郎太少佐当场炸毙，鲜血和脑浆溅满海图桌。蒸汽管被炸裂后，使得航速下降，弹药供应也被断绝。“赤城”只能一面抢救、一面撤退。“来远”乘胜追击，2时15分，再次击中舰桥，炸伤代理舰长指挥作战的航海长佐藤铁太郎大尉。“赤城”急放尾炮，击中“来远”前甲板，造成“来远”起火撤离。
乘坐“西京丸”观战的军令部长桦山资纪看到“比睿”在2时挂出“本舰火灾，退出战列”的旗号，又看到“赤城”陷于合围之中，便于2时15分挂出“‘比睿’‘赤城’危险”的旗号，召唤第一游击队回援左翼。“定远”“镇远”及其他2艘中国军舰立即集中火力攻击“西京丸”。四发305毫米炮弹、一发210毫米炮弹、两发150毫米炮弹、四发120毫米炮弹相继从200米处飞来，在两舷、上甲板、轮机房爆炸，使得蒸汽管破裂，蒸汽舵无法转动。“西京丸”挂出“我舵故障”的信号。接着，一发150毫米炮弹和数发速射炮弹横扫后甲板，将舵及信号机装置破坏。另一发炮弹洞穿下甲板，摧毁五个舱室，引起大火燃烧。“西京丸”只能用手工操舵，艰难地掉转航向。这时，正遇上前来助战的“平远”“广丙”和鱼雷艇“福龙”。“福龙”向“西京丸”连续发射3枚鱼雷，其中有一次攻击双方距离仅40米，可惜都未命中。“西京丸”得以逸去，单独返回日军锚地。
黄海海战中“扬威”舰残骸
战斗极为惨烈。丁汝昌本来不能指挥海战，负伤后便坐在甲板上，鼓舞官兵杀敌。中国官兵在战斗中表现英勇。“镇远”主炮在发射中忽然中弹，一名炮手的头骨当场被炸碎，血迹飞溅。其余炮手毫无惊惧，将尸体搬开后继续射击。炮术长的弟弟战前来舰访兄，因故未能离舰，此时也在炮台上协助作战，哥哥负重伤后，他略作安慰，仍回岗位。为了防止通气管把甲板上的火焰引入机舱，水手们把风斗卸除。这样，舱内人员冒着超热的高温工作不息。“来远”水手王福清在搬炮弹中，脚跟被弹片削去，竟毫无察觉，依然奔跑如飞。
至下午2时40分左右，战场上的中国舰队损失“超”“扬”两舰，但“平远”“广丙”及诸雷艇前来参战，大中型军舰仍有10艘。日舰“比睿”“赤城”“西京丸”退出战场，仅剩9艘。中国军舰虽然顽强作战，但缺乏统一指挥，只是以两铁甲舰为核心，相邻诸舰自行协调，各自为战，处于内线防御态势，加上弹药储备不足，大口径火炮减少发射，用小炮抵御攻击。而日舰减去了弱舰，反而丢掉包袱，便于机动，以第一游击队和本队两个单纵队，前后环击，并以速射炮的优势，向中国军舰倾泻弹雨。
第一游击队在看到“西京丸”发出的信号后迅速左转，回驶北洋舰队正面。本队则驶过中国舰队右翼，继续右驶，企图包抄后路。2时34分（一说2时45分），“平远”的一颗炮弹击中“松岛”左舷。炮弹从士官次室穿入，水雷长事务室、左舷鱼雷发射管、油槽及主炮机件均被炸坏。3时10分，“平远”炮弹击中“松岛”左舷中央鱼雷室上部，炸死鱼雷发射员2人。日本舰队也拼命回击，致使“来远”“平远”“广丙”相继起火。“定”“镇”两舰临危不惧，依凭坚固装甲与敌周旋激战。3时30分，两发305毫米口径巨弹命中“松岛”4号炮位，引起堆积在甲板上的弹药大爆炸，顿时发出惊天动地的巨响。[148]死者的头、手、足、肠到处散乱着，脸和脊背被炸得难以分辨。那些断骨上，肌肉早被烧毁，就像火化后的白骨。黏糊糊的鲜血沿着船体倾斜方向汩汩流去。滴着鲜血而微微颤动的肉片贴在炮身上，尚未冷却。[149]爆炸使大部分火炮被击坏，指挥塔内的舵机受损，各种电缆被炸得乱七八糟。“松岛”失去了作战能力。伊东祐亨只得调集军乐队员充当炮手和参与灭火。至4时，“松岛”悬起不管旗，命令各舰自由行动，伊东率幕僚将旗舰移至“桥立”。
北洋舰队中航速最高的巡洋舰“致远”此时受到重伤，水线下有10英寸和13英寸炮弹击出的大洞。而水密门隔舱的橡皮，因年久破烂，难以起到防堵海水贯通全舰的作用。海水汹涌地灌入，使军舰向右倾斜，随时有沉没的危险。管带邓世昌知道军舰已到最后关头，猛然驾舰驶出队列，冲向敌阵。全舰官兵同仇敌忾，鼓足马力，一面用抽水机不停地抽去舱中海水。日舰见状，紧急发炮，一发320毫米炮弹击中水线，炮弹从舰体的一侧打穿到另一侧，终于将“致远”击沉。[150]“致远”的头部首先扎入水中，船尾在海面上高高翘起，露出它仍在旋转的螺旋桨。接着，整艘军舰渐渐在海上消失，留下一个巨大的旋涡。
邓世昌，字正卿。广东番禺人，生于道光二十九年八月十八日（1849年10月4日），死于光绪二十年八月十八日，按农历推算，恰好45岁。[151]
“致远”沉没是北洋海军的一个重大损失。“济远”管带方伯谦见“致远”沉没，大惊失色，便驾舰退出战场，向旅顺口方向逸去。“广甲”管带吴敬荣见状仿效。这时，“靖远”“经远”“来远”也负弹累累，火势蔓延，便随之而去。4时16分，“靖远”发出信号，同“来远”先后朝大、小鹿岛驶去，而“经远”位置，适在“广甲”后方，接近庄河县黑河镇海域，距离“致远”沉没位置，直线距离约26公里。日本第一游击队尾随追击。坪井航三命令“吉野”测定位置，4时30分取航向西北西、航速14节逼近。“经远”发炮反击，炮弹从日舰顶上掠过。4时48分，相距3300～2500米距离，“吉野”用右舷炮和桅盘机关炮开火，日舰继续逼近至1800米的距离。此时“经远”向左舷倾斜，舰内冒出黑烟，航向不定，无法取舵。下午5时5分，日舰确认“经远”前部的机关炮破坏，但“经远”又掉头向东。“吉野”遂将航速减至10节，左转16点。后续日舰也接近而来，集中攻击“经远”。“吉野”加速接近，准备发射鱼雷，“经远”火势益炽，中部及后部烟焰冲天，但仍然坚持抵抗。其舰体渐次向左舷倾斜，蒸汽机仍没有止歇，故“吉野”中止鱼雷发射。下午5时25分，“经远”倾斜益甚，右侧螺旋桨露出水面，接着前部起火。5时29分在老人石附近舰首向左渐沉水中，最终翻转沉没。原先烈火翻腾的海域上空，一下被漆黑的浓烟笼罩。日方确认“经远”没有搭载救生舢板。[152]“经远”管带林永升，字钟卿，福建侯官人，性情和易，从不在众人面前训斥部下，与部曲感情深厚。海战时被弹片击中头部，当场牺牲。他死之后，帮带大副陈策、二副陈京莹接替指挥，也先后殉国。[153]
由于“经远”与敌相持，使得“靖远”“来远”得以扑灭火焰，堵塞漏洞，施行各种损管措施。当日舰见“经远”即将沉没，掉头前来攻击时，二舰背倚浅滩，沉着应战，直到战斗尾声。
坚持在海战场上的中国军舰，此时只剩“定”“镇”两舰。日本舰队本队五舰环绕着“定”“镇”继续猛攻。两舰巍然屹立在茫茫大海中，鏖战不息。日本设计“松岛”“严岛”“桥立”，专为对付“定远”“镇远”。舰上装备了320毫米口径巨炮，认为可以贯穿30英寸厚的装甲。在“定”“镇”的装甲及炮塔护甲上，被日舰炮弹击出的弹坑密如蜂巢，但深度没有超过4英寸以上的，以致日本水兵三浦虎次郎惊叹地叫道：“‘定远’号怎么还不沉呢？”[154]
“致远”舰向日军发起攻击（美术作品）
“致远”舰被击沉（美术作品）
下午5时45分，太阳西垂，暮色将临。伊东感到单凭“严岛”“桥立”“千代田”及负伤的“松岛”“扶桑”，要击沉“定”“镇”几无可能。于是下令升信号旗召唤第一游击队归队，一起驶回临时锚地。
“靖远”“来远”见日舰退去，便往“定”“镇”两舰方向驶去。“靖远”管带叶祖珪，知道“定远”桅楼被毁，主动升旗，召集其他军舰集中。“定远”“镇远”“靖远”“来远”“平远”“广丙”6舰尾随日本联合舰队撤退方向追击了一阵，便转舵退回旅顺口。
持续了5个小时的黄海大海战至此结束。
18日凌晨，“济远”首先驶抵旅顺。管带方伯谦称，“济远”舰首漏水，火炮均坏，不能发射，所以退出战场。余船仍在交战，胜负不明。旅顺的人们才知道，昨天下午中日海军已进行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海上会战。营务处道员龚照玙立即把情况电告李鸿章。
天亮后，北洋海军诸舰到达旅顺口。“广甲”因天黑和慌不择路，在大连湾外三山岛搁浅。丁汝昌右面头部及颈项至右臂，被火烧伤，左臂和左脚也有撞击伤和挤压伤，被人抬下“定远”。他布置各舰入坞修理后，便考虑如何向李鸿章汇报战况了。
电文颇费斟酌。评功摆好，推诿责任，保奖参劾，都是官场的大学问。然而时间紧迫，不及核实，上午便把第一通电报发往天津。这份电报讲了中方的损失后，声称击沉3艘日舰。[155]
2018年9月，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在辽宁庄河附近水域发现“经远”残骸，图为 “经远”舰名牌。
以今天的眼光细核黄海海战的失利原因，至少包括以下五条：
一是丁汝昌指挥无能，对舰队掌握也存在问题。丁汝昌下令用横阵迎击联合舰队的纵队，一直是后世争论不休的问题，至今尚无定论。但人们往往忽视了另外两个重要问题，即丁汝昌不懂海战指挥，以及在海战开始后中断了对舰队的控制，使得舰队失去统一协调，完全处于各自为战的状态，最后陷入一片混乱。丁汝昌为人随和，不拘形迹，虽行伍出身，却晓畅文墨，能起草文翰。唯领兵15年，始终未能认真学习海军业务。近代海军是个技术性很高的专业军种，指挥军官需要多年的专门培训。丁汝昌以陆军将领来统率这样一支新式舰队，主要凭资历治军。他从不觉得自己需要有精深的海军知识，这是他的悲剧，也是世界海军史上的怪事。他曾这样坦率地批评一个弄坏了昂贵鱼雷的外国雇员：“损失一枚鱼雷不是什么大事，但我不满意你装成专家。我是海军提督，我能够假装知道关于军舰和航海的一切事吗？”[156]他敢于承认自己不是一个懂行的海军军人，这份勇气固然可爱，但到作战时就一筹莫展了。负伤真是他解脱自己的最好理由。丁汝昌本人或许并不怕死，裹伤后仍坐在甲板上，用微笑和鼓励的话语激励官兵作战，但舰队最高指挥官仅能做此动作，海战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二是编队变阵的错误。以散漫的单横编队迎战日本单纵队进攻，是丁汝昌始料未及的，说明北洋海军的军事素质存在很大问题，造成了后来交战中的一系列被动。“定远”大副沈寿堃战后写道：“大东沟之役，初见阵时，敌以鱼贯来，我以雁行御之，是也。嗣敌左右包抄，我未尝开队分击，致遭其所困。此皆平时操演未经讲求，所以临时胸无把握耳。”北洋海军由五叠小队鱼贯前进的纵队变为夹缝雁行的双横队，并不是旗舰的临时措置，而是早有预案的。那么，这一战术动作怎么又会失败呢？沈寿堃认为，关键在于将领之勇怯不同：“勇者过勇，不待号令而争先；怯者过怯，不守号令而退后。此阵之所以不齐，队之所以不振也。”他问道：“致败之由，能勿咎此乎？”[157]这个责问是切中要害的。
三是“济远”“广甲”等舰的临阵脱离。在下午3时30分以前，中国舰队以2艘铁甲舰、8艘巡洋舰及若干鱼雷艇与日本舰队9艘军舰鏖战，双方在舰艇数量和吨位总数上略有出入，但很接近。3时30分，“致远”沉没，“济远”“广甲”相继逃离战场。接着“靖远”“经远”“来远”“平远”“广丙”也陆续退出，使得正面海战场上仅剩“定”“镇”两舰，顶住5艘日舰的轮番进攻。丁汝昌在第一份战报中，其实没有详述海战情况和各舰责任，但李鸿章几乎同步发来的电报却直接询问：“何以方伯谦先回？”[158]次日，远在辽阳负责前敌转运事务的直隶按察使周馥也向盛宣怀发出疑问：“必仍是‘济远’先遁，七艘继之，倭得以全力攻围四船，致沉一失三耳。”[159]以周馥对北洋海军的了解，他一眼就看出了方伯谦的蹊跷。丁汝昌在给李鸿章的第二份战报中先写道：“自‘致远’冲锋击沉后，‘济远’倡首先逃，各船随之西去。”后来又把“随之西去”改为“观望星散”，其实就是婉转地表达除“定”“镇”之外，其他军舰一度都脱离主战场的实情。中国巡洋舰此时都已遭到不同程度的损伤，难以继续坚持作战。退出战场修理和逃离战场回基地，对于战争结局已无很大区别。当“经远”遭到日本第一游击队4舰进攻时，“靖”“来”“平”“丙”也没能给予必要的援助，等于是坐视“经远”遭劫而沉没。但是“济远”和“广甲”的退出毕竟造成军心动摇，也使舰队左翼完全瓦解，责任十分重大。北洋军舰的逃跑，反映出部分官兵的胆怯、缺乏牺牲精神和求生意识。
四是军舰航速落后和弹药供应不足。前已指出，至中日战争爆发，日本军舰在总吨位与航速上，都已接近和赶上中国。而在黄海大战中，日舰在航速和速射炮方面的优势更为明显。北洋舰队航速最快的巡洋舰为“致远”和“靖远”，时速为18节，其余各舰皆在14～15节之间。日本除了航速高达23节的“吉野”外，第一游击队其他各舰的航速亦在18～19节，从而取得机动灵活的有利条件。此外，日舰装备了大量先进的速射炮。如“松岛”“严岛”“桥立”各装有11～12门4.7英寸口径速射炮，“吉野”装有4门6英寸口径速射炮、8门4.7英寸口径速射炮，而中国舰队速射炮却极少。[160]根据报道，4.7英寸口径速射炮每分钟发射8～10发炮弹，6英寸口径速射炮每分钟发射5～6发炮弹，而同样口径的旧式火炮，其发射速度为50秒钟1发。这样，日舰在速射炮上占有压倒优势，它们能把炮弹雨点般倾泻到中国军舰上来。此外，日本虽然拥有320毫米口径的巨炮，其规模仅次于英国和意大利海军所拥有的两种巨炮，但在海战中并没有发挥原先期待的作用。整个战斗中仅发射13次（“严岛”5发，“松岛”“桥立”各4发）。相比之下，“定远”“镇远”两舰上的8门305毫米口径主炮却大显威力。可是，中国舰队的弹药准备却有问题。海战前半个月，赫德在一封信中透露：“当前的难题是军火。南洋舰队每一门炮只有二十五发炮弹。北洋舰队呢，克虏伯炮有药无弹，阿姆斯特朗炮有弹无药！汉纳根已受命办理北洋防务催办弹药，天津兵工厂于十日前就已收到他所发的赶造子弹命令，但迄今一无举动！他想凑集够打几个钟头的炮弹，以备作一次海战，在海上拼一下，迄今无法到手。最糟的是恐怕他永远没有到手的希望了！”[161]这个问题到海战爆发时仍未解决。“镇远”帮办管带，美籍洋员马吉芬毕业于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毕业后因名额原因，无法加入美国海军，24岁时来华闯荡，此时已在北洋海军服务9年。他战后回忆，弹药供应极为不足。到战斗结束前半小时，“镇远”舰305毫米口径主炮的爆破弹全部打光，仅剩15发穿甲弹。150毫米口径炮的148发炮弹也全部打完。“定远”的情况也是如此。他说：“如果再过30分钟，我们的弹药将全部用尽，只好被敌人制于死命。”“敌方炮弹则绰绰有余，直到最后还一直猛烈射击。”他把弹药供应的责任归咎于天津当局者的贪污腐化。外国记者肯宁咸也说，这是“军需局的坏蛋官吏的罪恶”。[162]此时担任天津军械局总办的，是李鸿章的外甥张士珩，张士珩自然成了千夫所指的罪魁祸首。但近年来从档案中保存的北洋海军弹药统计资料发现，情况远非如此。当年二月到八月，天津军械局共向北洋海军提供了182发305毫米口径爆破弹（开花弹），740发210毫米口径爆破弹。海战中，“定”“镇”二舰8门305毫米主炮分别发射了120发和94发炮弹，到海战结束，剩余的爆破弹连同陆上库存数量为243发，剩余穿甲弹（钢弹）244发；“靖”“来”“济”舰7门210毫米主炮分别发射103发、30发、53发炮弹，剩余的爆破弹连同陆上库存数量为852发，剩余穿甲弹163发。显然，要么军舰上其实并不缺乏炮弹，要么相当一部分炮弹没有运上军舰，被堆放在旅顺、威海的基地中。假如是后一原因造成弹药供应不足的话，只能说明北洋海军在黄海海战前的作战准备极不充分，丁汝昌对此难辞其咎。[163]
五是训练水平和装备保养水平低下。在这场海上大决战中，中国舰队没能击沉一艘敌舰是无论如何说不过去的。“福龙”鱼雷艇抵近向“西京丸”发射3发鱼雷，居然都无法命中目标，暴露出北洋海军训练水平差劲，前述编队变换队形失败，也显示出同样的问题。管带们在费用包干的情况下，军舰维修不力，备件也不充分，“致远”因水密门橡胶封条失修，导致军舰中弹后迅速沉没，都使人们对这支舰队的许多过去不太触及的深层次问题产生联想和思索。为了应付上级的检查，在演习时做一些诸如预定靶位的“手脚”，以及克扣军饷和维修费用，在军队中是历来存在的，假如在战时能够击败敌人，倒也一俊遮百丑。然而没有和平年代的刻苦训练和上下同心的英雄主义精神，平日军纪涣散，军官腐败，到了战场上能指望发生克敌制胜的奇迹？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北洋海军在黄海海战中的失利，是这支军队必然要付出的沉重代价。以往在讨论海战失败的原因时，一些论者仅从装备上寻找原因，其实，倘若将日本舰队的装备与北洋海军交换一下，谁能获胜呢？如果我们进一步注意到“吉野”是1893年9月底在英国竣工，次年3月方驶回日本，“桥立”于1894年6月26日在日本竣工，能够那么快地将其编入现役并形成作战能力，日本海军的训练和管理能力不值得引人深思吗？
19日，丁汝昌派“济远”前往三山岛牵引“广甲”出险，未获成功。方伯谦见远处有日舰驶来，而本舰炮械全坏，失去作战能力，便避入大连湾。后来又派“金龙”拖船去拖，也未成功，于是就地把军舰炸毁了。
20日，丁汝昌因伤势恶化，头脚皆肿，两耳流血水，眼不能睁，日流黄水，脚也发肿，皮肉发黑，疼痛异常，言语稍多，便感心悸，不能自持，请李鸿章在林泰曾、刘步蟾中择人暂代职务。李鸿章选择了刘步蟾。接着，丁汝昌向李鸿章发出战况的第二份战况汇报：
当酣战时，自“致远”冲锋击沉后，“济远”管带方伯谦首先逃回，各舰观望星散。倭船分队追赶“济远”不及，折回将“经远”拦截击沉。余船复回归队，“超勇”舱内被敌炮击入火起，驶至浅处焚没。“扬威”舱内火起，又为“济远”拦腰碰坏，亦驶至浅处焚没。查战时，“定远”“镇远”舱内亦为敌弹炸烧，一面救火，一面抵敌，皆无失事。“超”“扬”若不驶至浅处，火即可救。“经远”同“致远”一样奋勇摧敌，闻自该管带等中炮阵亡，船方离队，如仍紧随不散，火亦可救。“广甲”管带吴敬荣随“济远”逃至三山岛东搁礁。……窃自日寇起衅以来，昌屡次传令，谆谆告诫，谓日人船炮皆快，我军必须整队攻击，万不可离，免被敌人所算。此次“来远”“靖远”如不归队，“定”“镇”亦难保全，乃“济远”首先退避，将队伍牵乱，“广甲”随逃，若不严行参办，将来无以警效尤而期振作。余船请暂免参，“定远”“镇远”异常苦战，自昌受伤后，刘镇步蟾尤为出力……查十九丑刻“济远”先回旅，据称船头轰裂漏水，炮均不能施放，情有可疑。兹据丁汝昌查明，“致远”击沉后，该管带方伯谦即先逃走，实属临阵退缩，应请旨将该副将即行正法，以肃军纪。[164]
这份报告，有意打乱时间顺序，虚虚实实，把整个海战失败的原因全推到方伯谦一人身上。甚至造成“超”“扬”沉没在“济远”逃跑之后的印象。又为丁汝昌整队集中的战术摆好，似乎“超勇”“扬威”“经远”只要不离旗舰，火灾便能扑灭，而船不致沉没。报告末尾，还为刘步蟾单独添上“尤为出力”的考语，而整场战斗究竟如何进行，却没有实事求是地说明。但方伯谦临阵脱逃，罪无可逭，从执行战场军纪以儆效尤的角度看，是一个必要措施。
李鸿章接电后十分震怒，奏准将方伯谦以临阵逃脱罪名即行正法，吴敬荣虽随同逃跑，因丁汝昌称其“惟人尚明白可造”，革职留营，以观后效。[165]24日清晨，方伯谦被押到黄金山下大船坞西面的刑场斩首。
方伯谦临阵脱逃，罪无可逭，成了祭祀死难将士的一具牺牲。[166]但仅此远不能弥补黄海大战所带来的巨大损失和消极影响。尤其是到了这个时候，朝廷仍为部下蒙蔽，不知丰岛、黄海两战真相。所有管带和北洋海军提标本部，都没有如日舰那样，按时间线写下书面的作战报告和绘制交战状态的图示，由此也无法进行作战总结和反省。龚照玙在给李鸿章报告中竟说：“此次日舰伤重先退，可谓小捷，若后队不散，当获全胜。”[167]翰林院侍读文廷式上奏说，丰岛海战时，“广乙”管带林国祥独与日本三船鏖战，及船身受伤将沉，犹开足马力，突撞“松岛”，与之俱没。[168]这种纯属胡诌的表彰，使得林国祥被破格提拔为“济远”管带，接替方伯谦的遗缺，实在是个莫大的讽刺。制造假信息，并以假信息自欺欺人，这是王朝末日吏治腐败的典型表现。
10月5日，李鸿章根据丁汝昌海战报告，为死难的邓世昌、林永升、陈金揆、黄建勋、林履中请恤。邓世昌的事迹早已传遍都下，所以除同林永升一样，按提督例从优议恤外，还被赐予“壮节”谥号。同日，李鸿章还转呈丁汝昌所撰《海军劝惩章程》，援引邓世昌船沉不愿独存之例，建议今后各舰凡前敌冲锋尽力攻击而致船沉，或机器损坏，或子弹罄尽，或伤焚太甚者，准免治罪，仍予论功，以为海军保存人才。[169]这个建议被允准了。
23日，朝廷颁谕，刘步蟾以记名提督简放，并赏换格洪毅巴图鲁名号，林泰曾赏换霍伽助巴图鲁名号，丁汝昌着交部议叙。其他得到奖励和提升的，也都是“定”“镇”两舰军官。此外，赏洋员汉纳根二等第一宝星和提督衔。[170]
黄海海战后，丁汝昌提交给李鸿章的报告草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