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丰岛海战
战前，日本海军以“松岛”“高千穗”“千代田”“高雄”“大和”“筑紫”“赤城”“武藏”8舰作为常备舰队；“吉野”“八重山”“葛城”“大岛”“摩耶”“天城”6舰作为警备舰队；“金刚”“天龙”“筑波”“满珠”“千珠”“馆山”6舰为练习舰；“磐城”作为测量舰；“鸟海”作为预备舰；分属横须贺、吴、佐世保海军镇守府。“严岛”“桥立”“扶桑”“浪速”“秋津州”“比睿”“海门”“爱宕”“凤翔”9舰没有编入现役。
6月2日，日本内阁会议决定出兵朝鲜后，海军大臣西乡从道立即着手准备战争。他命令“吉野”“八重山”从横须贺驶往朝鲜西海岸，监视中国向朝鲜派兵的情况；急令率“松岛”“千代田”“高雄”在福州访问的常备舰队司令长官伊东祐亨海军中将，将三舰带回釜山，转赴仁川；命令前往中国观察北洋海军校阅后逗留在烟台的“赤城”，经威海转往仁川一带侦察。这样，加上原先停泊在仁川的“大和”和“筑紫”，朝鲜西海岸云集了多艘日舰。
7月10日和19日，日本海军进行了两次改编，将警备舰队改称西海舰队，并将常备舰队和西海舰队的主要军舰编成联合舰队，由常备舰队司令官伊东祐亨担任联合舰队司令长官。联合舰队的序列为：第一游击队：“吉野”“秋津洲”“浪速”；本队第一小队：“松岛”“千代田”“高千穗”；本队第二小队：“桥立”“筑紫”“严岛”。第二游击队：“葛城”“天龙”“高雄”“大和”；水雷舰队母舰：“比睿”；护卫舰：“爱宕”“摩耶”。[38]由海军大学校长坪井航三担任第一游击队司令官。
17日，日本召开第一次大本营御前会议，决定发动战争。同日根据天皇的特别指令，恢复枢密顾问官预备役海军中将桦山资纪子爵的现役，接替中牟田仓之助出任海军军令部长。桦山是主战派的头目，作风强悍，主张将日本海军舰队的力量全部集中起来，组成庞大舰队，采取攻势方针，消灭中国海军有生力量，夺取制海权。这同中牟田海军中将所主张的“舰队守势运动”完全不同。且桦山出身萨摩藩，在长州藩阀和萨摩藩阀掌控的陆海军高层中的沟通能力，高出肥前藩出身的中牟田。所以日本《国民新闻报》写道：“谁人不谓桦山氏的就职意味着现内阁对于清韩问题的最后决心呢？”成立联合舰队正是桦山就职后采取的第一个行动。
日本海军军令部长桦山资纪
联合舰队司令官伊东祐亨
第一游击队司令官坪井航三
大本营根据海军的胜负，决定了三种作战方针：
第一，若海战大胜，取得黄海制海权，陆军即长驱直入北京；
第二，若海战胜负未决，陆军则固守平壤，舰队维护朝鲜海峡的制海权，从事陆军增遣队的运输工作；
第三，若海战大败，则陆军全部从朝鲜撤退，海军守卫沿海。
19日，陆奥外相向英国代理公使巴健特宣布，中国政府若在5天内不接受日本关于朝鲜问题的修正方案，日本政府将不再与中国进行会商。海军大臣西乡从道询问陆奥，如果过了这个期限，日本舰队发现中国舰队后立即开战，在外交上有无问题？陆奥回答：“作为外交上的顺序，没有什么问题。”[39]
7月23日是个晴朗的星期一。早晨7时50分，伊东祐亨在“松岛”号上发出信号，通知各舰长来旗舰开会，布置联合舰队出航朝鲜的任务。11时，第一游击队3舰由坪井航三海军少将率领，驶离佐世保港，前往牙山。下午4时，伊东率领联合舰队其余12艘军舰及6艘鱼雷艇、运输船“门司丸”，以单纵队离开军港，前往朝鲜。桦山资纪乘坐“高砂丸”号，为联合舰队送行，他在船桅上挂出信号：
“发扬帝国海军荣誉！”联合舰队艨艟相接，缓缓消失在晚霞夕照的天际。
袁世凯与大鸟圭介在6月12日会谈时约定双方不再增添军队，至17日更达成了日军撤退四分之三，留二百五十名驻扎仁川；清军撤退五分之四，留四百名驻扎仁川附近，俟肃清农民军后再行全撤的口头协议。因此李鸿章在13日、18日两次电告叶志超，命其暂驻牙山，不要引兵北上仁川、汉城，以免激化双方矛盾。[40]但鉴于日本仍在增兵，仁川日舰已达8艘，而中国军舰仅“操江”在仁川，“济远”“平远”“扬威”在牙山，因此又令丁汝昌在刘步蟾、林泰曾两人中委派一人，统带数舰，速往仁川。[41]21日，林泰曾统带“镇远”“超勇”“广丙”抵达仁川口外，次日入港。
24日，叶志超急电李鸿章，仁川至汉城扼要各处，均被日军控制，且时来牙山窥探。我愈坚忍，彼愈猖獗。请将彻底情况转告总署，速发大兵，以弭大患。又称牙山屯兵为无用之地，拟移军阳城。[42]丁汝昌也去电，打算将北洋军舰调回威海，厚集兵力再图大举，李鸿章此时因正托俄国调解，故于25日电嘱叶志超静待勿动。又电丁汝昌通知林泰曾静守，不可遽调回威示弱。[43]这天，李鸿章收到上谕，提出日本侵朝，口舌争辩已无济于事。命妥筹办法，不要待日本占了主动再图补救。
26日，林泰曾再电李鸿章，认为仁川泊船，战守皆不宜。拟以一二船驻仁探信，余船驻牙山备战。请速派三艘雷艇来牙。李鸿章转询丁汝昌意见。丁汝昌表示，林的布置是根据不得示弱的指示精神设计的。在他看来，水陆添兵必须大举。若零星调往，有损无益，仍主张将“镇远”等军舰调回，与在威海各舰齐做准备，以待主力决战。[44]李鸿章同意了。于是丁汝昌立即命令“康济”7月1日前往仁川，带饷接应“超勇”“扬威”“平远”，派“超”“扬”驻牙山，“平远”“操江”驻仁川，“康济”随同“镇远”“济远”“广丙”回威海。[45]接到通知后，林泰曾率“镇远”“平远”从牙山驶往仁川，日舰“大岛”尾随而行。在仁川港口，与东乡平八郎驾驶的“浪速”相遇，“浪速”按海军礼节向林泰曾致少将礼号，但双方均在炮位配置炮手，暗中准备，以防突发事端。到仁川后，林泰曾再向李鸿章发电，建议再派军舰，与在韩各军汇成大队。[46]
在此半月中，由于李鸿章对日本的意图未能判断准确，因此在海军使用上缺乏总体打算，仅仅作为一种象征性的威慑力量而做些临时调度。
迨至6月28日，日本在朝鲜的态势益发明显。李鸿章约张佩纶、盛宣怀和幕僚于式枚在签押房密商局势。张佩纶建议李鸿章除用电报方式报告朝鲜局势外，还应正式上奏筹饷募兵，遂由于式枚执笔，30日向朝廷递呈奏折，提出“北洋铁快各舰堪备海战者只有八艘，余船尽供练运之用。近数年来部议停购船械，未能续添。而日本每年必添铁快新船一二艘，海上交锋恐非胜算”。又称沿海各军将领均久经战阵，器械精利，操演纯熟，合计仅二万人，分布直、东、奉三省海口，兵力本不为厚，若令出境援韩击倭，一经抽调处处空虚，转虑为敌所乘，需添募二三十营。请饬下户部预备饷银二三百万，以备随时指拨。[47]
7月2日，皇帝密谕询问：李鸿章督练海军有年，究竟海军所练之兵若干，北洋沿海防军若干及直隶绿营兵丁可备战者若干，着详加奏复。李鸿章汇报说：海军就现有铁甲巡洋各舰，助以蚊船雷艇与炮台相依辅，似渤海门户坚固，敌未敢轻窥，即不增兵饷，亦断不致稍有疏虞。[48]
9日下午，俄国公使喀西尼接本国训令，派参赞巴福禄、领事来觉福往见李鸿章，告之刚刚接到俄廷复电，日韩事显然是日本无理，但俄国只能以友谊劝日撤兵，再与华会商善后。未便用兵力强勒日人，至于朝鲜内政应革与否，俄国不愿预闻。李鸿章至此方才意识到调停无望，决定对日作战，但又感到“陆军无帅，海军诸将无才，殊可虑”[49]。
11日，叶志超来电提出进退三策：速派水陆大军北来，叶部由牙山前进，择要扼扎为上策；撤回军队，迫日同撤，彼若不依，秋初再图大举为中策；守此不动，使韩人受困于日，绝望于我为下策。李鸿章表示他倾向中策。[50]然而光绪皇帝不同意，认为日军顿兵不动，我先行撤退，既先示弱，且将来进剿徒劳往复，殊属非计。如牙山地势不宜，即传谕叶志超移扎要退两便之地。[51]又谕李鸿章，速派水陆部队待进，加强旅、威防务。李鸿章把“要退两便之地”解释为平壤，计划派5艘轮船去牙山转运军队，命丁汝昌派5舰前去护航。[52]
在此期间，“经远”舰驾驶二副陈京莹给父亲写信，谈他对局势的看法：
日本觊觎高丽之心有年矣。兹值土匪作乱……高王请救兵于中国，中国兴兵靖难，日本乘此机会亦兴兵……要中国五款：一曰高丽不准属中国，二曰要斧（釜）山，三曰要巨文岛，四曰要兵费二十五万，五曰韩城准日本屯兵。如不照准所要，决定与战。且此番中堂奉上谕，亲临大阅海军，方奏北洋海军操练纯熟，大有成效，请奖等语，自应不能奏和，必请战。亦饬北洋海军及陆营预备军火水药候战，海军提督请战三次……但皇上以今年系皇太后六旬万寿，不欲动兵，屡谕以和为贵。故中堂先托俄国钦差调处，日本不听；后又托英德钦差，亦不听，必要以上五款。然此五款，系中国万不能从，恐后必战。以儿愚见，陆战中国可操八成必胜之权，盖中国兵多，且陆路能通，可陆续接济；但海战只操三成之权，盖日本战舰较多，中国只有北洋数舰可供海战，而南洋及各省差船，不特无操练，且船如玻璃也。……北洋员弁人等，明知时势，且想马江前车，均战战兢兢，然素受爵禄，莫能退避，惟备死而已。[53]
陈京莹是中级军官，对外交和宫中政事并不了解，他转述的中日交涉，是他在军中听到的传言。细细琢磨和回味这些传言，其实是很有意思的。他说海战只有三成把握，是北洋海军内部战前对己方力量研判的一个基本共识，与前述李鸿章指出“窃虑后难为继”是一致的。他说军中员弁想到马江之战，均“战战兢兢”，揭示了海军内部的普遍心态。他自己，则做好了牺牲的准备。“兹际国家有事，理应尽忠，此固人臣之本分也，况大丈夫得死战场幸事尔！”
在布置朝鲜军务的日子里，后清流文官再次扮演主战派角色，侃侃高论，同十年前中法战争时他们的前辈如出一辙。其代表人物，侍读学士文廷式指责北洋海军靡费千万却不能一战，力主对日作战，并请给北洋海军以先发制人的便宜行事权。15日，庆亲王奕劻面奏，朝鲜之事，关系重大，亟须集思广益。请简派老成练达之大臣会商，皇帝指派户部尚书翁同龢、吏部尚书李鸿藻会同军机大臣、总署大臣详议处理朝鲜之策。此时距甲申易枢，翁、李被逐出军机处已有十年。16日，皇帝召见军机大臣，大力主战，并传懿旨亦主战。然而翁同龢等与军机大臣、总署大臣会商的结果，仍是一面备战，一面和商，同皇帝的主战决心大有区别。进入7月以来，北京的天气晴晴雨雨，令人难以捉摸，中枢对朝鲜局势的指导也是飘忽不定，缺乏明确统一的连续方针。19日，李鸿藻写信派专人送往天津，向张佩纶了解战事情况。张佩纶复信称，李鸿章检阅海军回津后，对朝鲜前敌情况，或和或战，有告有不告。其告者必进正论，不听亦不争，如此而已。他说自己是“废籍闲人，而又合肥至戚，亦宜引嫌。反复思维，不如一默，希知我者谅其苦衷也”[54]。从更深层次而论，这次李鸿藻借朝鲜战事重新进入核心圈，但排名落在帝师翁同龢之后。张佩纶觉得，自己在政治上与李鸿藻的默契，要超过与李鸿章。“蒉言之，高阳必纳”。今后此李提建议若为彼李支持，翁同龢和军机大臣孙毓汶就会猜想是张佩纶的主意；反之，在许多与北京的沟通协调中，李鸿章还会怀疑他暗通李鸿藻，“生出种种窒碍，自处甚难”[55]。
淮军将领 左起：叶志超、郑国魁、吴育仁、潘万才
淮军将领 左起：左宝贵、刘盛休、徐邦道
16日中午，李鸿章通知叶志超，将派轮船至牙山接运其部，并散布假消息，声言撤退，至洋面大青岛一带再转驶大同江登陆，同马玉昆、卫汝贵、左宝贵的援军在平壤会合。[56]叶志超表示用商船渡兵十分危险，打算从陆路转移。李鸿章的一位幕僚建议，既然运兵去和运兵回同担风险，不如不撤叶军，另用轮船载运军队前去增援。李鸿章接受了这个建议。17日，他决定调北塘护军统领吴育仁部二千人，由记名提督衔总兵江自康统带赴朝。雇英国商船“爱仁”“高升”“飞鲸”运送。又因轮船行至牙山口外，需换驳船行70里抵岸，而叶志超手中仅有三十艘驳船，每船载30人，轮船齐至，万一日军袭击或阻挠，进退维谷，十分危险，遂决定21、23、24日分三次发船。[57]马玉昆、卫汝贵的部队，亦由跨黄海运至平壤改为沿海岸运至大东沟。
20日，大鸟圭介向朝鲜政府发出最后通牒，要求驱逐清军，限于22日答复。夜间，又照会朝鲜，要求废除中朝间一切条约章程。战争已是一触即发。李鸿章要叶志超保持冷静，“谁先开战即谁理诎”[58]，同时令丁汝昌派军舰至牙山巡护。21日下午6时，“爱仁”载江自康部离大沽前往牙山。22日上午9时，方伯谦率“济远”“广乙”“威远”离威海驶向牙山。这支分舰队的任务是守护运兵船完成登陆行动，留“威远”往来仁、牙，换“扬威”随队回航威海。[59]
22日上午，李鸿章收到从长崎发来的情报，获知佐世保的11艘日舰20日出港，去向不明。这个情报并不准确，但李鸿章是认真看待的。他立即命丁汝昌带海军大队前往牙山一带巡护，以保障运船安全。他说：“如倭先开炮，我不得不应。祈相机酌办。”[60]丁汝昌通知“定”“镇”“致”“靖”“经”“来”“超”“甲”“丙”9舰及2艘鱼雷艇升火待发，并向李鸿章报告：“船少力单，彼先开炮，必致吃亏。昌惟有相机而行。倘倭船来势凶猛，即行痛击而已。”又说：“牙山在汉江内口，无可游巡。大队到彼，倭必开战。白日惟有力拼。倘夜间暗算，猝不及防，只听天意。”[61]
电报半夜到达天津。傍晚5时30分，“飞鲸”轮已载着七百名士兵和47匹战马离开大沽。本来决定“飞鲸”改往新城运送盛军赴平壤，它在大沽的载运任务，由次日启程的“高升”号完成。但命令下达时，已有大批粮饷、军械、帐篷和二百名士兵上了船。经过商量，这个航次还是开行。谁也没料到，这样竟使七百多名士兵避免了一场葬身大海的厄运。
但李鸿章仍未放弃最后的和平努力。22日下午，他在总督衙门接见了俄国驻华使馆参赞巴福禄。巴福禄谈及俄国对日本在朝鲜的行为十分不安。俄驻朝鲜代办韦贝屡次与大鸟圭介调处，均未有成效。日军在汉城筑炮台，作据城状。现已电请俄国，请求派兵驱逐。李鸿章问俄国海军现驻摩阔崴军舰几只，巴福禄说有大舰10艘，调往仁川甚便。李鸿章说，贵国如派军舰，我海军提督亦可派往会办。巴福禄表示，一旦接到本国回电即知会中方。当晚，李鸿章又接到驻英公使龚照瑗的电报，谓英国政府已电令其驻日公使警告日本要对战争爆发负责。[62]这些消息对李鸿章紧张焦虑的战前情绪无疑是一帖安慰剂。此外，也正是在这天，他安排罗丰禄向日本驻天津领事荒川表示了派罗做密使，到东京与伊藤博文直接谈判朝鲜问题的意向，他在等待东京的回话。他判断日本在此形势下不至于立即挑起战争，而丁汝昌貌似请战的言辞后面却掩盖着胆怯。所以李鸿章立即去电将其训斥一顿：
牙山并不在汉江内口，汝地图未看明。大队到彼，倭未必即开仗。夜间若不酣睡，彼未必即能暗算。所谓“人有七分怕鬼”也。叶号电，尚能自顾，暂用不着汝大队去。将来俄拟派兵船，届时或令汝随同观战，稍壮胆气。“扬威”可即调回。[63]
这样，北洋海军主力的出海计划取消了。这天，佐世保的联合舰队和大沽口的“高升”轮几乎同时出发，一场力量悬殊的海战即将爆发。李鸿章停止舰队出航的命令看来是个巧合，却反映出他对敌我形势完全失算。在7月上、中旬，中国军队有足够的时间进行兵力调动，以取得战场主动，可是时间白白浪费了。日本武士敲响了战争之门。
方伯谦率领“济远”等3舰23日抵达牙山。24日清晨4时，“爱仁”号运兵船来到。6时，驳船亦到。于是立即换乘。仅一个小时，1150人和116箱弹药全部移上驳船，8时，“爱仁”返航烟台。下午2时，“飞鲸”轮到达，“济远”“广乙”派各船随带汽船帮助装运士兵、马匹和军需。
5时半，前往仁川交送电报的“威远”舰回到牙山，带来了日军昨天攻入朝鲜王宫，劫持国王的消息。在仁川的英国“阿察”舰长罗哲士透露，大队日舰将于明天开到。方伯谦立即命令官兵抓紧帮助陆军卸船。又令“广乙”“威远”迅速升火开船回国，路上若遇“高升”等运兵船，可令其速返威海卫或天津。由于“广乙”随带的汽艇已进入白石浦江，“广乙”不能立即动身；“威远”是条木舰，行驶缓慢，不堪炮击，单独回国，若遇敌船袭击，只能徒失一船。遂于当晚11时，改令“威远”先赴大同江一带，等待“济远”“广乙”到齐后一同回国。[64]
25日拂晓4时，“济远”“广乙”起锚，鱼贯驶出牙山口。这时夜色清朗，繁星满天，微风拂熙，海不扬波。东方的天际尚未透曙，西面的夜幕更是一片不可名状的深邃。两舰向西疾驶，至5时半，南方的地平线上显现出几缕淡淡的黑烟。7时，看清是日本军舰“吉野”“秋津洲”“浪速”。7时15分，方伯谦下令，全体官兵进入岗位，准备迎敌。[65]
日本联合舰队驶离佐世保后，一直搜寻中国军舰未得。这天上午4时30分，第一游击队来到忠清道西岸浅水湾安眠岛附近，与“八重山”“武藏”等舰相遇后，又向丰岛一带搜寻。6时30分，遥见远方有2艘蒸汽船冒着黑烟疾驶。第一游击队司令官坪井航三海军少将立即下令各舰戒备，以15节航速向前逼近。当相距5000米时，辨认出是中国军舰“济远”和“广乙”号，按照出发前的训令，在牙山湾附近遇到中国舰队弱小时，不必发动攻击。只有在遇到强大的中国舰队时才发动攻击。显然，日本海军领导人把战机定在决定胜负的会战上。此时，舰队参谋釜谷忠道大尉却认为：“究竟是强是弱，都必须通过战争来判断。总之，无论如何也要攻击。”[66]这样就奠定了日本在丰岛对中国舰队开仗的军事行动。
日舰此时正处在丰岛附近狭窄水道，不利于作战机动，便向右偏转16度，向东驶去，然后再向左转舵16度，追击中国军舰。7时20分，日舰下达战斗命令。43分30秒，“吉野”放一空炮。45分，“吉野”首先向中国军舰开火。52分，“济远”发炮还击。55分“秋津洲”开炮。56分，“浪速”开炮。日本不宣而战，挑起了丰岛海战[67]——不宣而战的突然袭击从此成为日本海军的传统。
刹那间，宁静的海面响起了震耳欲聋的爆炸轰鸣。3艘日舰与2艘中国军舰展开了对射。虽然按双方实力相比，中国分舰队比日本少一舰，总排水量少7800余吨，火炮少50余门，航速也较日舰慢，但中国军舰依然沉着回击。“浪速”未及开炮前，“济远”的炮弹已在其舰艏20余米处爆炸，弹片将其信号索截断，“济远”桅炮炮弹从空中扫向“吉野”。
“济远”号（此照为该舰被日本俘获后所摄，故悬日本旗帜）
日舰也猛烈轰击“济远”。不久，一颗炮弹落在指挥台附近，大副沈寿昌被弹片击中头部，当场牺牲。沈寿昌是19世纪70年代容闳带往美国留学的120名幼童之一，也是北洋海军高级军官中唯一的上海人。又有一颗炮弹在前炮台爆炸，枪炮二副柯建章被弹片打穿胸部。天津水师学堂毕业、上舰实习的练习生黄承勋奋然登上炮台，召集炮手装弹射击。这时又一块弹片将黄承勋的手臂炸断，两个水兵抬他去包扎。他摇摇头说：“你们各有自己的职责，不要管我了。”说毕气绝，时年21岁。坚持在前炮台发炮而牺牲的还有水勇正头目王锡山、管旗头目刘鹍以及其他一些水兵。前炮台边积尸累累，竟至无法转动。
战斗刚打响时，“广乙”趁日舰围攻“济远”，向“吉野”和“秋津洲”之间疾驶，企图切入。“吉野”害怕“广乙”发射鱼雷，向左紧急规避。7时58分，“广乙”又逼近“秋津洲”至600米处，正要发射鱼雷，忽被炮弹击中桅杆，桅炮炮手当即从空中坠落。此时战场上空浓烟笼罩，敌我军舰除了在偶尔的间隙里露一下面外，几乎难以分辨。蓦然，“浪速”发现“广乙”已逼近其三四百米处，立即向左转舵，并用前主炮、左舷炮及机关炮向“广乙”疾射。炮弹击中“广乙”舰桥。几乎同时，“广乙”的一发炮弹穿透“浪速”左舷，由内部钻过后部钢甲板，炸断备用锚并炸坏锚机。[68]“广乙”趁势向朝鲜西海岸方向撤退。
“广乙”号
海战中引起争议最大的，莫过于“济远”管带方伯谦的表现。方伯谦，字展堂，福建侯官人。16年前，他在格林尼治皇家海军学院留学时，是个聪明伶俐的学生。回国后，担任过“威远”练习舰管带。中法战争时，他奉命带舰戍守旅顺，亲自督修了威远烟台，因用费低廉而颇得好评。朝鲜事起，他于6月6日至7月初，曾先期前来观察事态。他向李鸿章建议集中使用兵力，以威、旅基地为依托，不宜分防仁、牙。又谓海军当添新式快船和快炮，才足以威慑日本。[69]在丰岛海战中，有说他躲进舱中装甲最厚处，也有说他与沈寿昌并立望台指挥，沈寿昌中弹时，脑血溅洒在他的身上。[70]8时20分左右，“济远”后主炮的一颗炮弹穿入“吉野”右舷，打坏发电机，又穿过机舱防御装甲，落入轮机舱，可惜竟未爆炸。“济远”趁机向西撤退，日本3舰穷追不舍。这时，忽见西面有三道黑烟，不知何国舰船正向战区驶近。坪井航三下令各舰自由运动。于是“秋津洲”转换航向，前去追击东撤的“广乙”；“吉野”“浪速”仍然尾随“济远”。不久，日舰看清驶来的是中国军舰“操江”号和英国商船“高升”号。“浪速”接着超越“吉野”，继续对“济远”发炮。8时53分，“济远”升起一面白旗，但并不停轮。“浪速”紧追，两舰相距3000米时，“济远”桅杆上升起一面日本海军旗和一面白旗。“浪速”发出信号：“立即停轮，否则炮击！”“济远”的火炮便停止发射。海面上忽然安静下来，只有军舰的蒸汽机在“呼呼”地呻吟喘息。“浪速”向旗舰“吉野”报告：敌舰已经降服，已发停轮信号，准备与它接近。[71]
林国祥
沈寿昌
“浪速”发现从右舷驶过的“高升”号上有中国官兵，便用旗语打出“立即停轮”的信号。“济远”利用机会加足马力西撤。“吉野”紧紧追击。到12时38分，两舰相距2500米，“吉野”右舷炮开始射击，连发6炮，皆在附近海中爆炸，溅起巨大的水柱。[72]这时，“济远”水手王国成、李仕茂用后主炮仔细瞄准，急发4炮。首发命中“吉野”桅楼，第二发也命中。第三发打偏。第四发击中要害。“吉野”舰艏开始低俯，不敢再追，于12时43分转舵撤退。“济远”舰得以在26日清晨返抵威海。
趁着日舰围攻“济远”，负伤的“广乙”向朝鲜西海岸踽踽而退，至十八岛附近搁浅。全舰110余人，在战斗中牺牲30余人。管带林国祥纵火焚舰，率残部70余人登岸。其中9人被朝鲜地方官雇小船送回国，8月4日到达成山。大副率54人另行雇船，9日亦回成山。林国祥带18人，前往牙山寻找叶志超部队。叶军已走，便辗转赴仁川，躲匿在白石浦一带。英舰长罗哲士闻讯，8月29日率3位英国医生驾舢板冒雨接应，将他们乘夜渡上“阿察”舰，次日送回中国。英国公使欧格讷要求中国官兵签署不再参与兵事的声明，才能释放。李鸿章认为这批官兵经历战事，甚为宝贵。可按要求令弁兵自行出结，以后是否打仗，非外人所能追查。林国祥如需留营效力，可让他改个名字。并要刘含芳代表他向罗哲士舰长和英国海军提督致谢。[73]罗哲士1885～1890年曾在北洋海军担任鱼雷教习，因琅威理事件被英方撤退回国，他与丁汝昌、刘含芳和北洋海军官兵有着很深的友谊。
“济远”在丰岛海战中所受到的炮伤。左1为甲板上的指挥塔，沈寿昌牺牲于此。
德国退役军官汉纳根设计并督建的旅顺、威海海岸防御炮台竣工后，于1887年返回德国。上年底，他从欧洲再来天津，最近听说中日在朝鲜展开军事对峙，风声鹤唳，大有一触即发的气氛，便自告奋勇地要去朝鲜观察形势。李鸿章同意他搭“高升”轮前去牙山。他在“高升”号离大沽启锚前的最后一刻登上了轮船。
“高升”是英商怡和轮船公司所属的一艘1355吨货轮，它于7月20日从上海开抵大沽后，被清政府租用。23日，淮军仁字军帮办高继善及营官骆佩德、吴炳文率两营官兵共一千一百多人，乘该船前往牙山。
25日晨，“高升”驶近牙山湾，远远已能看到朝鲜的陆地了。大约8时，汉纳根和船长高惠悌注意到一艘日本军舰正迎面驶来。隔了10分钟，又发现有3艘日舰尾随其后，他们感到有些紧张。9时左右，第一艘军舰从“高升”左舷驶过。它的桅杆上挂着一面白旗和一面日本海军旗。其实这是“济远”，但“高升”船上的人并不明白。“济远”把它的旗降落又升起，这个举动使得汉纳根以为日舰正按和平时代的礼节，向“高升”表示问候。[74]
据“济远”舰军官说，他们在发现“高升”和在它后面护航（其实不是）的“操江”后，立即挂出“我已开仗，尔须速回”的旗号。[75]但汉纳根和高惠悌事后都没有提到这种信号。汉纳根只注意到右后方的“操江”正在减速并掉头回驶。日舰向“操江”驶去，有一艘已经介入“高升”和“操江”之间了。[76]
前出的日本军舰是“浪速”号。大约在9时15分，“浪速”向“高升”发出“立即停轮”的信号。“高升”停了下来。这时两船相隔四分之一英里。日舰对装有中国援兵的英国商船颇感棘手，“浪速”向“吉野”“秋津洲”靠拢，似乎想商量对策。“高升”挂出信号，询问能否继续前进。“浪速”回答：“抛锚，否则承担一切后果！”[77]并乘机追赶“济远”。这时，坪井航三从“吉野”上发出命令，呼唤“浪速”和追赶“广乙”的“秋津洲”归队。“吉野”通知要把捕获的舰船带回群山冲锚地，向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伊东祐亨汇报。[78]
中国增援朝鲜部队登船出发
“高升”船长高惠悌
汉纳根
“浪速”舰长东乡平八郎
“浪速”舰长东乡平八郎派海军大尉人见善五郎乘汽艇前往“高升”，船上的中国军官看到事态紧急，再次表示他们宁死不当俘虏。汉纳根把这个意思转告给高惠悌，并且约好，必须坚持让“高升”返回始发港大沽。因为轮船出发时，中日两国并未宣战。[79]日本人登上“高升”轮。他们检查了有关文件。高惠悌船长提醒人见，这是一艘英国商船。人见充耳不闻，只是问道，“高升”是否跟着“浪速”走？高惠悌说：“如果你命令，我没有别的选择余地。但是我抗议。”[80]人见返回“浪速”后，东乡平八郎向“高升”发出立即起锚的命令。[81]
“高升”上的官兵听到这一消息，立即激动起来，拒绝“高升”跟着“浪速”走。高善继说：“我辈自请杀敌而来，岂可贪生畏死？吾家身受国恩，今日之事，有死而已。”骆佩德、吴炳文也说：“公愿赴死，我辈岂可独生？”[82]汉纳根劝高惠悌再与日舰联系谈判一次。于是“高升”再发信号，说有紧急事件，请日方再派小艇前去。
这次是汉纳根与人见善五郎谈判。他说：“船主已失去自由，不能服从你们的命令，船上的士兵不许他这么做。军官和士兵都坚持让他们回到原出发港口去。船长和我都认为，即使已经宣战，这也是一个公平合理的要求，因为我们出发时还处在和平的时期。”[83]
东乡得悉这一要求后，用信号通知“高升”号上的欧洲人立即乘小艇离船。但中国士兵控制住所有救生艇，高惠悌又发信号：“我们无法离船。”于是，“浪速”便向“高升”驶来。在相距150米处，它的船首悬起一面红旗，右舷鱼雷管发射出一枚鱼雷。接着，右舷五炮同时轰鸣，进行了5次齐射。“高升”的锅炉被击中爆炸，蒸汽和煤屑弥漫在空气间，天昏地暗，白昼变为黑夜。“高升”激烈地震动着，开始迅速下沉。此时大约是下午1时。[84]
“浪速”攻击“高升”
“浪速”号
这是一个可怕的时刻，会水的人纷纷跳向大海。不会游泳的人，便在船的高处用步枪射击日舰，做垂死的抵抗。一艘日本小艇驶来。它只搭救落水的欧洲人，并向水中失去抵抗能力的中国士兵开枪射击。高惠悌和大副田泼林被救上“浪速”号，汉纳根靠游泳幸免于难。
这天上午10时，“飞鲸”离开牙山返航，它在丰岛海面上目睹了“高升”沉没的惨剧。当时船头先沉，船尾向上，忽然翻转45度，然后全船下沉。至1时半，没入水中，只有桅杆露出水面。事后法舰“利安门”号从桅杆上救出43人，又从水中捞起2人；汉纳根等112人游至海岛，被德舰“伊力达斯”号运回；英舰“播布斯”号运回87人。其余官兵全部殉难了。[85]
在“浪速”盘查和击沉“高升”的同时，“秋津洲”竭力追逐“操江”。“操江”于24日早晨3时离烟台前往威海，取得丁汝昌托带的文书后，又于下午2时前往牙山。舰上载有20万两饷银和一批军械。当它在丰岛海面看到日本袭击中国舰船时，立即转舵西驶。但由于航速仅9节，故至1时50分，被“秋津洲”追上。“操江”降下国旗投降。搭船而行的中国电报局洋匠弥伦斯原系奉派接管汉城的电报局，他见势不好，便将随身携带的密码本毁弃，并劝“操江”管带王永发销毁丁汝昌的文书，把饷银投入海中。文书销毁了，20万两饷银却未及投海。2时10分，“秋津洲”派人登上“操江”，驾驶该船于7月28日返回佐世保。被俘的中国官兵被押着游街，受尽屈辱和折磨。[86]
“高升”事件引起英国舆论大哗，认为日舰无故击沉中立国船只，是粗暴违反国际法的。英国驻日公使向日本外务省提出强烈抗议。李鸿章指望由此引起英国政府的干预。陆奥宗光则十分紧张，担心此事难以调解。日本法制局长末松谦澄解释说：“浪速”是在中日两国已经交火之后，向“高升”行使“交战者”权利的。“高升”虽属英籍船只，可在事变中，船长被夺去行使职权的自由，即“高升”号为清军军官所劫夺。“高升”号船主与清政府订有契约，一旦开战，该船即交清政府。这种解释，完全是强词夺理的狡辩。因为丰岛海战是日本采用突然袭击的手段挑起，中日两国要到8月1日才正式相互宣战。中国租用“高升”号，得到英国公使欧格讷的同意。当丰岛海战爆发后，船长要求退回出发港口是完全合理的。英国政府起初有意干涉，但随着中日战局的确定和日本在外交上的努力，使得英国政府不欲多事。英国外交部后来居然认可了日本的说法，认定“高升”号在遭到拦截前，中日双方已经开始交战，不必正式宣战即可开始战争。“高升”号当时受雇向朝鲜运送中国军队和军用物资，日本有权拒绝该船继续驶往目的地。为保持中立，高惠悌船长准备服从“浪速”舰长的命令，但中国军官奋力夺取了控制权，意欲交战，准备积极反抗日军，使“高升”号事实上成为交战一方。“浪速”舰长也就有权将其作为交战船对待。英国外交部说，法官找不到任何一条国际法原则来替船主向日本索赔，倒是中国政府应负赔偿责任。[87]英国国际法学家胡兰德也在《泰晤士报》上撰文，说击沉“高升”在国际法上是合法的。[88]这样就逐渐平息了英国国内的愤怒情绪。李鸿章对此无可奈何，指望英国干涉的如意算盘完全落空。最后只能由招商局出钱，向怡和轮船公司赔偿了“高升”轮的损失。[89]这是中国战时外交的又一次惨痛失败，在强权时代，国际法往往只是胜利者手中的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