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政变

1924年初，雄踞于浙江的卢永祥和江苏的齐燮元两个敌对军事领袖之间发生了冲突。关于卢齐之间争斗的起因无须去做过多的介绍，因为自民国这个怪胎产生后的十余年间，这种军阀之间的争吵和打斗，几乎从未停止过。这次稍有不同的是，卢齐之间相互搏杀的结果，很快使中国北方最具实力的两大军事集团——占据东北三省的奉系军阀张作霖同占据中原的直系军阀吴佩孚、靠贿选登上总统宝座的直系首领曹锟之间大动干戈，相互搏杀起来。因为张作霖是卢永祥的盟友，而吴佩孚和曹锟则是齐燮元的盟友。正是出于对盟友也是对自身利益的考虑，才使这两个军事集团不惜一切代价而决一雌雄。

早在1922年，直奉之间曾有过一次规模庞大的交锋，结果是不到一个星期，奉军大败而归。大败后的奉军不甘心失败，在一番痛定思痛之后，开始重新组织，整编了陆、海、空三军，摩拳擦掌，欲报当年的一箭之仇。这次卢齐之间的火并，恰好给予奉军一个出兵关内的借口和武装“调停”的理由。奉军将领们自不可能坐失良机。

秀才出身的直系军阀首领吴佩孚，对奉军的动向及心态是了如指掌。他知道作为辽西巨匪出身的张作霖，不会由于上次的兵败而善罢甘休。随着卢齐之间争斗的加剧，直奉之间的恶战也迫在眼前了。鉴于紧张的军事形势，吴佩孚决定立即派重兵云集山海关前，同时扣留京奉路列车，断绝交通，修筑工事，并派出游动哨遍布在绥中一带的长城脚下，以便更准确地观察、探听奉军的动向。

面对直系军的部署和采取的军事措施，张作霖虽怒火中烧，但不敢贸然行事。他不断派密探入关刺探曹、吴内部动静，以求知己知彼。当他得知自曹锟贿选以来，直系军阀已分裂为保定、洛阳两派（首领分别是曹锟、吴佩孚），以致貌合神离、各怀鬼胎，且吴佩孚手下大将冯玉祥又满腹牢骚，对吴颇为不满并准备拥兵自立时，张作霖大喜过望。他知道冯玉祥这位脑后有反骨的“倒戈将军”，什么事情都可能做得出来，便断然决定在直奉大战爆发前，先从冯玉祥身上下手，并密请北洋军阀元老段祺瑞和民国政府教育总长黄郛，策反冯玉祥。其条件是，一旦冯玉祥倒戈，奉军击败曹、吴直军后不再入关，北京政局由冯玉祥组阁主持。与此同时，张作霖又令他的儿子张学良密赴冯部，向冯玉祥暗中赠送“军饷”五十万元，以加重诱饵和砝码。冯玉祥听信了游说，收下了奉军的巨款，并答应见机行事。

当一切准备工作按预期计划就绪后，急于复仇的张作霖于1924年9月12日，宴邀各国驻奉天的领事，宣布由于直军增兵进迫山海关，所以奉军决定兴兵入关，请各国领事通知侨民迅速离开秦皇岛，同时通电讨直。

9月15日，张作霖将东三省保安军恢复为原镇威军，总司令是曾自称“镇威上将军”名号的张作霖本人，总参谋长是老谋深算的留日派军官首领杨宇霆。在杨宇霆的主持下，奉军将领张学良、姜登选、韩麟春、郭松龄、李景林、张作相、张宗昌等人，共同制定了对直作战的整个战略。这个战略是由热河南路、北路及山海关正面，三路并进。当热河两路到达喜峰口、冷口一带，与山海关一线齐平时，三路大军同时发动猛攻，力争一战而置直军于死地。

9月下旬，张作霖指挥六个军团，号称三十万众，分三路向山海关、热河南北路进发。同一天，由葫芦岛起飞的奉军飞机开始出现在山海关上空，一字型舰队也开足马力向秦皇岛方向集结。整个奉军已刀出鞘、弹上膛，一场恶战即将来临。

面对张作霖刺来的锐利剑锋，北京中南海总统宝座上的曹锟，急如星火地电召直系军阀实力派人物、在洛阳的吴佩孚火速进京主持应战事务。一日之内连拍三封紧急电报，由十万火急到百万火急，再到限时限刻。尽管如此，远在洛阳的吴佩孚却总是不肯动身。焦急万分的曹锟只好派心腹内侍李彦青，作为自己的全权代表亲赴洛阳劝驾。吴佩孚见到这位曹锟面前的大红人，仍不急不慢地说：“打仗要钱，平时欠饷还则罢了，现在不发足饷，谁肯去前方卖命？”

精明的李彦青知道吴佩孚肚里有气，想借此机会给曹锟个脸色看看。但在李彦青一番承诺、吹捧和苦苦哀求之后，吴终于答应即刻北上，担起御敌重任。

事实上，这时的吴佩孚从京城和前线发来的战情报告上，清楚地知道奉军已逼近山海关，他不能再等了。

9月17日下午八时，吴佩孚的专列抵达北京。为了迎接吴佩孚，惊喜交加的曹锟含着激动的泪水，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并于当天晚上在总统府摆下盛宴，以示心迹。当这一切在激动、兴奋、热闹中结束后，直系军队的高级将领举行了秘密军事会议。会上，曹锟以民国政府大总统的名义宣读了对张作霖的讨伐令，并任命吴佩孚为“讨逆军”总司令，王承斌为副总司令兼后方筹备司令。接下来，根据吴佩孚所开列的名单，任命彭寿莘、王怀庆、冯玉祥为第一、二、三军总司令。

军情紧急，容不得半点耽搁，在经过一天的密谋策划后，吴佩孚要正式发兵北上了。

这天晚上，设在中南海四照堂的直军总司令部灯火通明。前来参加会议的除直系各军将领外，还有因奉军进关，顾维钧坚辞代理国务总理职务，由曹锟坚邀承接的颜惠庆，以及全国陆军总长陆锦、海军总长李鼎新、海军总司令杜锡琰、航空署长敖景文等六十多人。一时，四照堂内将星闪耀，大有八方风雨聚京都之势。

正当众人围坐在会议桌前焦急地等待会议召开时，只听副官高声报告：“总司令到！”霎时，殿内嘈杂之声顿寂，六十多人包括新任国务总理颜惠庆在内，都不约而同“唰”地站了起来。

吴佩孚从外面慢慢踱了进来。只见他下身着一条白布打裹腿的裤子，上身穿一件酱色宁绸夹袄，外套玄色坎肩（罩在长袍外的背心），纽扣却都未扣，嘴里衔一根纸烟。他向众人点了点头，接着在会议桌的一端盘腿坐下。在这战云密布、直军吉凶难测的严峻时刻，吴佩孚主持如此重要的军事会议不着军服而穿便装，着实让各位将领大吃一惊。他们在先后落座的同时，眼睛仍在吴佩孚这身打扮上不时地晃动。吴佩孚已猜到了将领们的疑惑，但他没有主动解释。他此时特意穿一身便装而不穿军服的用意，无疑是在暗示各位将领，让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心情极为轻松，压根就没把气势汹汹的张作霖放在眼里。同时，他又示意众人忆起，去年自己五十寿辰时，康有为当场手撰的那副对联：“牧野鹰扬，百岁功名才半纪；洛阳虎踞，八方风雨会中州。”这副对联在迅速传遍四方的同时，他的声威也随之名扬天下——那天，他几乎就是这身轻松而又干练的打扮。

吴佩孚扔下烟蒂，轻轻咳嗽了一声，习惯性地摸了摸两撇黄胡子，开始说道：“奉张大逆不道，杀我人民，夺我土地，侵我主权，藐我武功。本总司令奉大总统之命，统率三军，大张挞伐，誓必除此元凶。切盼诸将用命，早奏凯歌。”说到这里，他环顾了一下众人，见大家都以极为崇敬的目光望着自己，不免更加得意，遂继续说道：“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奉张既分三路来犯，本总司令亦分三路迎击。第一军出山海关。再分三路进击。第一军总司令彭寿莘兼第一路司令，副总司令王承斌兼第二路司令，董政国兼第三路司令。第二军由总司令王怀庆率领迎击热河南路；第三军总司令冯玉祥率部出古北口，迎击热河北路。后援军共分十路，派张福来担任总司令……”

这便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四照堂点将”。由于曹锟予以全权，诸将唯命是从，吴佩孚慷慨激昂，神采飞扬，以未曾有过的非凡气度，实实在在地过了一把“全国兵马大元帅”的官瘾。

点将完毕，已过午夜。就在众人散去时，吴佩孚示意援军第二路司令胡景翼留了下来，悄悄赋予他一个秘密任务：监视冯玉祥。

同张作霖一样，吴佩孚也深知冯玉祥“脑有反骨”，所以这次点将，他特别强调古北口一路关系重大，非劲旅不足以胜任。其实这一路关山险阻，地瘠民贫，军队接济极为困难。吴佩孚有意要陷冯玉祥于绝地。尽管如此，他仍旧放心不下，除了密派副总司令王承斌，以指挥热河方面作战为名，随第三路行动，作为监视以外，另派胡景翼由喜峰口进军热河，表面支援第二军王怀庆，实际上是暗中对付冯玉祥。第二天，为防万一，吴佩孚又对胡景翼下达了一道密令：“只要冯玉祥一有越轨的举动，你立刻解决他的部队，使用任何手段都可以。”

吴佩孚的这一安排，自以为万无一失，然而他错了。他只知道胡景翼在陕西当护国军总指挥时，冯玉祥曾有过对他不利的举动，而去年胡率陕军第一师随冯玉祥入河南后，又因军饷问题加大了原有的裂隙，胡景翼由此与吴佩孚的心腹张福来及靳云鹏的胞弟靳云鹗结成“小三角联盟”，合力倒冯，胡冯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深。这时的吴佩孚尚不知道，胡景翼在此之前，已被冯玉祥的至交、大名镇守使孙岳拉拢，和冯玉祥一起又秘密结成了一个倒吴的“小三角联盟”。吴佩孚的这个计划，自然很快被胡告知了冯玉祥。

此时的冯玉祥并未表示出多大的吃惊，他早就看出自己与吴佩孚之间，已到了水火难容，且必须挑明的时刻了。此前在教育总长黄郛的策动以及张作霖那五十万“军饷”的诱惑下，他已准备轰轰烈烈地干一场“首都革命”。得此不利的消息，越发加强了他的决心。他很快向曹锟保荐自己的心腹孙岳为首都警备司令，孙与曹锟的关系极深，自然一保就准。与此同时，冯玉祥又暗中联络王承斌、胡景翼、孙岳、鹿钟麟等，秘密制订了两套行动计划：一种是吴佩孚获胜，他们就将自己的军队集中榆关，阻止吴军挥师入京，一面胁迫曹锟任命吴为东三省巡阅使，这是排吴而不倒曹的计划；一种是吴被打败，冯玉祥部应迅速回师北京发动政变，这是曹、吴并倒的计划。

当这一切商量妥当后，冯玉祥才在吴佩孚派人几番催促下，率领一师三个混成旅，于9月24日陆续开拔前线，这是直军参战部队最后一支离开京城的力量。临行之前，冯玉祥又在南苑[1]留下了部分军队，让孙岳率领，以做事后策应；同时又给教育总长黄郛留下了一个密码本，以保持京师内外的相互联络。

尽管直军内部产生了不祥的阴谋，但直奉之间一场残酷的厮杀还是不可避免地开始了。

当直军的精锐彭寿莘部到达山海关前沿时，遭到了奉军第一军姜登选部和第三军张学良部的猛烈冲击。奉军派出飞机在轰炸山海关、北戴河直军精锐的同时，又分别对直军第十五师司令部及彭寿莘驻地天泰栈进行轮番袭击，致使彭寿莘不得不向北京发出急电，请求空中支援。9月28日下午，九架直军飞机飞过山海关，开始轰炸奉军阵地，其中两架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大维梅式飞机。与此同时，吴佩孚还派来一个配置了意大利高射炮的炮团，专门对付奉军飞机。此时的山海关前沿阵地，直奉双方旗鼓相当，各不相让，厮杀进入白热化。

9月30日，奉军以重炮轰击直军阵地。

10月2日，奉军主力相继攻占了山海关前沿的万家屯、黄场、龙王庙、姚家庄等直军阵地。

10月4日，奉军接着攻克了红墙子，剑锋直逼直军第十五师阵地姜女庙。直军总司令彭寿莘急调大军进驻姜女庙一带，阻击奉军的进攻。

10月7日拂晓，奉军凭借从英、美等国购进的火力明显强于直军的大炮，开始轰击直军阵地。上午九时，奉军一、三联军司令姜登选、张学良，下令奉军进击，并严令官兵只许前进，不许后退，务必攻下直军前沿阵地姜女庙。随着冲锋号的吹响，两万余名奉军跃出战壕，兵分两路向前扑去。面对奉军的强大攻势，直军司令官彭寿莘指挥几乎和奉军人数相当的部队拼命反击，奉军没有成功，只得退却。

下午三时，奉军在暂缓了一口气之后，再次向直军阵地开炮，并以重炮集中轰击姜女庙一带。几乎与此同时，张学良又调来十七架飞机，配合炮兵对直军阵地狂轰滥炸。在强大的炮火和飞机的猛烈轰击下，直军支持不住，阵地出现溃败的迹象。奉军趁势再次发起总攻，直军终于支撑不住，被迫撤退，姜女庙落入奉军之手。紧接着，张学良、姜登选指挥大军向山海关扑来，却不料踏响了直军布下的地雷阵，奉军官兵伤亡惨重，不得不停止攻击，开始撤退。直军司令彭寿莘趁势挥师进击，姜女庙很快被夺回。此时的山海关战场，直奉双方已经过七八个昼夜的鏖战，虽打得昏天黑地，死尸遍野，但都没有多大进展，双方暂呈对峙的僵局。

就在山海关正面战场枪炮轰鸣，山摇谷应之时，九门口一带，由奉军李景林、张宗昌为正副军长的第二军的一个团，突破了黄土岭口，接着攻克了九门口。九门口是除山海关之外，又一条通向关内的通道，为兵家必争之地，此处失守，对直军构成了极大威胁。

按照吴佩孚的战略，先用大量兵力，在山海关至九门口一线，吸引奉军主力第一、第三联军，再由冯玉祥出热河，牵制奉军在锦州、绥中一带待命的预备队。这个预备队是张作相的第四军与吴俊升的第五军，官兵素质和装备虽不如一、三两军，却是能征惯战的老兵，是奉军的第二主力。至于李景林、张宗昌的第二军，吴佩孚并没有放在眼里，只以为王怀庆的第二军凭险便可固守无忧。

此战略看似极为高明，但让吴佩孚想不到的是，冯玉祥的第三路军，将行军路线拉得极长，而且越到前线官兵越少，但战报却很热闹，经常有“遭遇敌军，力战歼之”的报告飞往北京。事实上，冯玉祥一出古北口便拥兵观望，时时刺探情报准备倒戈，哪里还有心思和精力去牵制锦州、绥中一线的奉军。

冯玉祥这一反常举动，使本来就不算精干的王怀庆倒了大霉。面对各路进击的奉军，他感到了独木难支的痛苦与惊慌。

9月20日，奉军李景林、张宗昌部集中兵力进攻王怀庆部的阵地朝阳县城，直军退却。

9月29日，奉军张宗昌部相继攻克王怀庆部的直军阵地建平、凌源。

10月8日，直军阵地赤峰落入奉军之手。10月11日，直军在奉军张宗昌部的猛攻下，撤离玉麟山，退守冷口。至此，热河的重要地区全被奉军占领。

自9月17日之后，向以儒将自誉的吴佩孚一直在中南海四照堂饮酒赋诗，颇有一番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样子。尽管曹锟对直军在前线的节节败退忧心忡忡，心急如火，但吴佩孚好像一点都没放在心上，继续吟诗作赋，谈笑风生，仍不把土匪出身的张作霖放在眼里。直到九门口失守，热河全区几乎落入奉军之手时，他才感到事态严重，自己不能不亲自出马上阵了。

10月10日上午，吴佩孚到中南海怀仁堂向曹锟辞行，决定即日赴山海关督战。“总统不必担忧，佩孚此去山海关，与前方将士协同抗敌，胜利在握。只是近几日我有一事仍放心不下，这就是冯玉祥。我总在担心他有倒戈的可能。为稳妥起见，我意撤掉他的总司令职务，将他的部队划归王怀庆统一指挥，以绝后患。”吴佩孚说到这里看了一眼曹锟。

曹锟知道吴冯之间有些芥蒂，但自己对冯玉祥不薄，心想他还不至于干出如此背信弃义的事来，便说道：“子玉（吴佩孚字），兵书云：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冯玉祥已率部奔赴前线，我们怎好撤换他，况且临阵换将，也为兵家所忌呀……”吴佩孚知道曹锟有意袒护冯玉祥，也就不好再说什么。“只是我走后，总统在京中要多加提防，免生不测才好。”吴佩孚关照说。

曹锟听了，极为感动地点了点头。

10月11日晚九点，吴佩孚身穿上将军服，率领直属部队，坐上“讨逆军总司令”的专列，由北京前门站出发，随行的有各国观战武官及中外新闻记者共一百余人，浩浩荡荡地向东北开去。此时的吴佩孚觉得风光无比，神气十足，认为比一年前在洛阳过生日时，那“八方风雨会中州”的场面还要心情畅快。

第二天凌晨四点半，吴佩孚的专列抵达山海关，并在黎明的夜幕中视察了直军的前沿阵地。凭着多年的作战经验和对地形的侦察知识，吴佩孚在分析了当时直奉两军的情势后，认为非夺回已被奉军占领的石门寨不能扭转战局。他立即命令由温树德指挥的直军渤海舰队预定进攻葫芦岛的两万名预备队员，全部在秦皇岛登陆，由后援军总司令张福来指挥，务必夺回石门寨与九门口。同时吴佩孚又调集各路军队赶赴山海关正面战场，欲与奉军决一雌雄。张作霖见吴佩孚亲临前线，各路直军纷纷向山海关扑来，也火速调兵遣将，向山海关集结。一时山海关前沿阵地，大军云集，气氛几至凝固。

10月22日，吴佩孚亲自指挥八个师又三个旅近二十万精兵，在山海关全线及山羊寨一带向奉军扑去。顿时，山海关前沿炮火连天，乱石纷飞，横尸遍地。

直军如此强大的攻势，使奉军受到了未曾有过的重创，战局急转直下，胜利的曙光朝着吴佩孚指挥的直军悄然降临。

正当前沿阵地的奉军将领张学良、姜登选、韩麟春、张作相等在惊天动地的炮火中为战事忧心忡忡时，突然接到总参谋长杨宇霆自奉天司令部发来的一份密电：“金坛密示，大树回师，延陵全线动摇。”隐语中的“大树”指冯玉祥，“延陵”指吴佩孚，“金坛”指段祺瑞。这一消息的突然到来，使奉军将领如释重负，由忧转喜。看来那五十万“军饷”果然起了作用，冯玉祥倒戈了。

当吴佩孚指挥直军精锐在山海关和奉军激战时，冯玉祥在古北口外承德以西的滦平，正和他手下的将领谋划着如何倒戈、回师北京的大计。为了稳妥起见，冯玉祥向山海关“讨逆军总部”发了一份电报，报告所部途经承德，因沿途粮饷接济困难，炮弹又受潮湿，战斗力大受影响，同时探问第一路军作战的情况。

吴佩孚此时正命他的参谋长张方严电催各军，火速前进。给冯玉祥的复电，同样是催促进军。为了加强语气和显示战局的紧迫，特缀一句：“大局转危为安，赖斯一举。”冯玉祥召集手下将领对电报内容进行了分析，同时参看了由密探发来的“直军牺牲惨重，势已不支”等战情报告，认为直军兵败已成定局，回师北京的时机已经到来。冯玉祥立即发电报叫京中的孙岳将驻防在大名的军队迅速调回南苑和留守的部队会合，同时下令所部将士，后队变前队，火速回师北京。这支三千余人的队伍，沿途割断电话线，封锁消息，以最快的行军速度悄无声息地向北京直扑而来。

此时在山海关的吴佩孚对这支军队的倒戈毫无察觉，而冯玉祥自然也不知道九门口已被直军第三师夺回，这时恰是吴佩孚组织他的精锐对奉军进行全面反攻的前夜。

10月22日晚，冯玉祥率部赶到密云，和前来接应的教育总长黄郛会面，并召集部下又开了一个短暂的会议。就在这次会议上，冯玉祥将所部改称为国民军，并以“为停止内战，不恤执戈以相周旋，实现全国和平统一”的名义向全国发出通电，以示倒戈之理由。

几乎在通电发出的同时，冯玉祥部的前锋，第八旅旅长李鸣钟、第二十二旅旅长鹿钟麟两部已开进北京，并迅速占领了各城门以及车站、电报局、电话局等交通电信机关。次日凌晨时分，鹿钟麟亲率一个营和孙岳的部队配合，用大车堵塞了北京城内的交通要道，同时切断了总统府和政府各机关的电话线，包围了总统府。至拂晓时分，冯玉祥的部队完全占领了北京——一场政变就这样悄无声息地发生了。

10月23日九时，总统府卫队营营长孙海清，被孙岳部队叫了出来，并命令他率部缴械投降，否则，大总统的性命难以保证。这位卫队营营长，曹锟的干儿子，一看政变军队的阵势，立刻意识到事态的严峻和抵抗的结果。他二话没说，返回中南海向曹锟急急地禀报。

这时的曹锟尚不知外面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他只是觉得有些不对劲，因为从早晨到现在，他没有见到一个幕僚，电话也奇怪地接不通。正在房间踱着步暗自疑惑时，孙海清哭着跑了进来，第一句话就是：“大总统，不好了，冯玉祥政变了！”

如一瓢冷水浇到曹锟那昏昏沉沉的头上，他猛地打了个冷战，顿时目瞪口呆。

当孙海清把中南海外的情形大体说了一遍时，曹锟才木讷地张着口断断续续地说道：“冯玉祥……政变？！”

“是政变了，他们的军队包围了总统府，还命令我的卫队缴械，如不缴械……”孙海清没有将后边那可怕的话说出来。

这时的曹锟才稍稍回过神来，他想起吴佩孚临赴山海关时对自己说过的话，但自己却没放在心上，想不到真被吴佩孚言中了。现在冯玉祥的大军已经控制了整个北京城，后悔已是无济于事了。况自己一个小小的卫队营，怎能抵得冯玉祥的虎狼之师，如若反抗也只有死路一条。想到这里，曹锟对站在身边的孙海清说：“你们缴械吧！”说完，整个身子退压到一把太师椅上，闭上眼睛不再吭声。

一个小时后，总统府的卫队营被迫缴械。鹿钟麟的一个营进驻中南海，将曹锟居住的延庆楼团团围住，并称：没有冯玉祥的命令，曹锟不得离开延庆楼半步。

当日下午，冯玉祥请内阁总理颜惠庆到延庆楼，向曹锟提交了三项条件：一、颁停战令；二、免吴佩孚本兼各职；三、召集各省代表会议，共决时局。

曹锟虽被困牢笼，但依然对前线的吴佩孚抱有战胜奉军的幻想，他望着颜惠庆长叹一声道：“虎落平阳遭狗欺，你先回去办理一下以示应付，一切等子玉回师北京再做计较。”颜惠庆听罢即回内阁召集会议商讨对策。

下午六时，颜惠庆拿着会议决议来到延庆楼请曹锟过目。曹锟看了“吴佩孚免去本兼各职，派任青海垦务督办，其余职务一律撤销”等字样后，沉思片刻，说了句：“我对不起子玉啊！”随即颤抖着双手，将总统大印拿了出来。随着鲜红的大印落于纸面，几滴浑浊的泪珠也溅到曹锟的手上。

就在冯玉祥指挥军队把北京政局搅得翻天覆地之时，在山海关前线的吴佩孚得到了消息。这个不幸的消息是他的日本军事顾问冈野增次郎最早传来的。冈野增次郎同时拿出两份已由日文译成中文的电报给他看。这两份电报，一份来自北京日本守备队，一份来自天津日本驻屯军司令部，内容大致相同，说：“讨逆军第三军司令冯玉祥，于23日下午六时退出战场，未经枪战，即攻入北京，发动政变。曹锟总统已失自由，北京情况不明。”下面列着一串发动政变人士的名单。

吴佩孚看过电报，大惊，接着长叹一声：“果然不出我之所料。当初我本想撤换他的第三军司令之职，因大总统替他求情方才作罢。看来曹大总统今日是作茧自缚，自作自受了。”停顿片刻，他又望着硝烟弥漫的战场前沿说：“最近这几天，我辗转反侧，夜不成寐，身子转到这面，想到张作霖，转到那面，又想到冯玉祥。事情到底还是发生了，这让我怎么办好？！”

正当吴佩孚悔恨交加又焦灼万分之时，一个参谋送来了一份由洛阳大本营发来的电报，内称驻守洛阳的第二十七师憨玉琨部的团长孙殿英发生哗变，其部纠集了一个机关枪连、一个骑兵连，先后攻占了彭婆镇、临汝镇、郏县、禹县和嵩县县城。孙殿英自封独立旅旅长，沿途广招土匪、散兵游勇，从者甚众，声势颇大，洛阳受到威胁……

吴佩孚看完电报，沉思片刻，回头对站立的参谋说：“我怎么不记得有这么个团长？”

参谋干脆利落地回报道：“据司令部调查，孙殿英其人原是一名土匪，后投河南陆军第一混成团丁香玲部，由士兵升任机枪连连长，再后来被憨玉琨部收编，任混成营营长，后升团长。两年前，其人在洛阳聚众制造烈性毒品，曾被大帅严令缉捕过，但未能捕获……”

吴佩孚轻轻“噢”了一声，接着说道：“我想起来了，是有这么个人。”吴佩孚看了参谋一眼，脸上明显带着不可遏制的愤怒，声音不由得提高了几分：“一个小小河沟里的癞蛤蟆也想兴风作浪，你电告憨玉琨，让他迅速派兵将这个悍匪擒获，等我杀了冯玉祥，再回去杀他。”

“是！”参谋答应着转身返回司令部。

“奶奶的，前院后院都在起火。”向以儒将自称的吴佩孚已没有了早年那个山东秀才的儒家风范，禁不住恨恨地骂了一句。

面对极其严峻的局势，吴佩孚不敢迟疑，立即下令召开军事会议。此时直军正在山海关正面战场进入总反攻。除此之外，王承斌指挥的第二十三师及第九师，正奉命出义院口，经千沟镇，直攻东面的绥中。此地是山海关第一个屯兵要地，如果攻下来，足以截断山海关正面奉军的归路，这是吴佩孚此次用兵的一个绝好计划。而王承斌在率部浴血奋战，即将大功告成之际，接到了冯玉祥倒戈、吴佩孚召集会议的急电。他不得不下令暂停进攻，以待后命。

吴佩孚向匆匆赶来的直军将领叙说了事情经过后，又严令各军：“暂停进攻，坚守阵地，我回去杀冯玉祥。等我回来，再全面反攻，直捣黄龙，活捉张作霖。”接下来他宣布：“我走之后，直军总司令一职，由张福来代理。”

吴佩孚带了一个旅的兵力乘车南下，准备先到天津，与驻守此处的曹锟七弟的一个旅合兵一处，杀向北京，活捉冯玉祥。吴佩孚自认为这样安排还是恰当的，他对捉冯败奉仍充满了信心。但他没有料到，自己的出走，使刚刚鼓舞起来的直军士气一落千丈，而奉军却士气倍增。奉军前线将领张学良等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绝妙时机，迅速调动大军进行全面攻击，直军的总崩溃已成无法挽回的定局了。

处在冷口一线的张宗昌部，刚刚和直军交火，直军便大举溃退，团以上的军官纷纷逃亡，士兵无路可逃，只好弃城束手就擒。张宗昌乘胜率军一路冲杀，东起昌黎，西至唐山一线的直军不下七万人，全部被张宗昌部俘获收编，枪炮器械所获不计其数。张宗昌部兵力由此一下子扩充到十几万人。被收编的直军，原二等兵当班长，班长当连长，连长当团长，团长升旅长，旅长自然升师长、军长，肩章来不及改换，就用锡箔纸染成黄色用以代替。张宗昌以一个暴发户的姿态和实力，在奉军各路将领中扶摇直上，威势倍增。与其说冯玉祥的倒戈，吴佩孚的兵败，成全了张作霖，不如说成全了张宗昌。正是这次大战，才使在奉军地位卑微的张宗昌，一跃成为后来势力庞大得连张作霖都无可奈何的直鲁联军[2]总司令。

当然，号称奉军精锐之师的一、三联军，在姜登选、张学良的指挥下，自是勇猛无比，势如破竹。在攻克山海关后，又占领了秦皇岛。直军溃兵遍野，四散奔逃。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张学良在趁机收编了五万多直军官兵后，又指挥军队向京津一线疾速推进。遗憾的是他比张宗昌晚了一步。这时的张宗昌已先于张学良接近了京津，并指挥部队将滦州、唐山一线的直军收编，然后又唆使部下趁着混乱，将沿线大户店铺的财物洗劫一空。同时，他以搜捕直军溃兵为名，亲率心腹部下进入地处遵化县[3]马兰峪镇的清东陵禁区，将陵区地面建筑和祭祀陈设等所有值钱的物品，大肆劫掠了一遍，仅劫掠的金银器物就装载了几十大车。由于战局紧张和张学良、李景林等部迅速开来，张宗昌放弃了原打算掘陵盗宝的计划，在一阵匆忙的劫掠之后，命令部队撤出东陵禁区，向天津推进。张宗昌和几个亲信部下最后离开陵区，当他骑着高大的战马踏着神道[4]走出大南门[5]后，又忍不住回过头来，对着苍茫的陵园和若隐若现的黄色琉璃大殿，轻轻说了句：“再等来日吧！”说完，带着无限的遗憾，打马飞驰而去。

自从这次匆忙地告别了清东陵，张宗昌那盗陵掘宝的梦想再也没有机会得以实现了。令他想不到的是，此时的遗憾，在四年之后竟由一个叫孙殿英的部下完成了。不过，这时的孙殿英作为直军发动叛乱的一个团长，正率部在洛阳攻城略地。吴佩孚已电令其师长憨玉琨进行捕获，他们的相识还要在一年之后。

就在张宗昌、张学良、李景林等率部逼近天津时，受冯玉祥的命令，胡景翼率部走出北京，抢先占领了天津北面的杨村，京津之间的铁路、公路均被截断。也就在这个时候，山东督军[6]郑士琦发出通电，宣布不准直军由津浦路入境山东。刚刚抵达天津还未来得及下车的吴佩孚瞬间成了瓮中之鳖。他无法进入天津，更无法进入北京了。

在这千钧一发的紧要关头，吴佩孚在部下的劝说下，只好将车开到塘沽，并于11月2日晚十点弃车登上了忠诚的部下为他准备的一条运输舰华甲号，仓皇向海上开去。

吴佩孚怎么也想不到战事会在瞬间变成了这种样子，他站在华甲号的甲板上，望着渐远的码头和码头上暗淡的灯火，不禁悲从中来。他凄然地对身边的部下说道：“我今天已成为败军之将了，虽然运穷命蹇，自念尚非可死之时，只有收拾残军，浮海南下，看形势再定行止吧！”英雄末路，禁不住潸然泪下。

就在吴佩孚弃车登舰，浮海南下的当天，冯玉祥的部下鹿钟麟等人来到中南海延庆楼，胁迫曹锟交出总统印玺，并让其立即迁出中南海。此时的曹锟知道吴佩孚已回不来了，不禁放声大哭。万般无奈中，他交出大小印玺十五颗，并表示即迁往东交民巷医院养病。

11月3日，曹锟正式通电全国，宣告引退。

随着吴佩孚乘舰南逃，曹锟宣布引退，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第二次直奉战争也宣告结束。其结果以直系军阀主力全军覆没，奉系军阀再度入关而终结。

注释：

[1]南苑：即南海子，又称南苑行宫。以狩猎活动为主之皇家苑囿。位于北京南郊，元代称下马飞放泊，广四十公顷，冬春之交，皇帝携侍从至此放鹰游猎。明永乐年间增广其地，周围五十余公里，设四门，绕以周垣，岁蒐猎于此。清代又将它扩为周围六十公里，辟九门，繁育禽兽于其中，为行围、讲武、阅兵之地，建有行宫、晾鹰台及庙宇多处。现建筑多不存，尚有碑亭、水泊等。

[2]直鲁联军：指以山东省督办张宗昌为首的鲁军和以直隶省督办李景林（李下台后，由褚玉璞取代）为首的直军所组成的军事联盟。1925年12月24日，冯玉祥的国民军占领天津，李景林退居租界，后又逃到济南向奉系军阀张宗昌求援。翌年，张、李合组直鲁联军，由张宗昌任总司令，李景林任副总司令，鲁军第六军军长褚玉璞为前敌总司令，分十路反攻冯玉祥，占领京津地区。1927年，该军南下支援直系军阀孙传芳，接防上海和南京时受挫，翌年又在河北泺东地区被国民政府军击溃，余部为白崇禧收编。

[3]因本书写作时间较早，部分行政区划如今已发生改变，为尊重作者原意，书中部分地名以作者写作时的行政区划为准。——编者注

[4]神道：或作神路、甬路，通向祭殿和陵寝的导引大道，沿一陵之中轴线开辟。它原是封土（坟头）前的短墓道，道旁置少数石刻，入口设阙。但是到了明清两代的皇陵神道，全长达十数里，以显示帝王的尊严。这种神道在每一座帝后陵寝之前都有，但是一个陵区内只有一条主神道，一般以首陵的神道为主神道，其余的为规模较小的次神道，主次相接，形成一个完整的道路网，但清末因国势衰微，为了节省经费，道光皇帝慕陵、同治皇帝惠陵、光绪皇帝崇陵之神道均未与主神道相接。清代皇陵的神道以三路条石和墁砖铺成，宽度大约为十一米，其下系一尺五寸厚的路基，由白灰、明矾与江米汁（糯米与生石灰以四六重量比，加水煮烂后再经过滤而成的稠浆）混合浇筑而成，异常坚固结实。中路的条石较宽，叫中心石或中心道板，两侧的条石叫牙石，质地皆为青白石。三路条石之间是由两层或三层城砖砌成的路面。神道只供帝后之灵榇和运送帝后神牌的“黄亭”、运送祝版（古代祭祀时用以书写祝文之长方形木板，诵毕焚化）或制帛（神位前陈放的一种帛状供物，祭毕焚化）的“龙亭”通行，即使是贵为帝后，谒陵时也须走神道左侧的御道，一般人则是严禁跨走其上。

[5]大南门：明代称大宫门，为陵区正门，神道的开端。大红门是顺治皇帝孝陵的正门，亦为清东陵的总门户，位于陵区之南，有三个拱券式门洞，东西侧随墙又各设一个角门。单檐庑殿顶（又称四阿顶、五脊殿，由一条正脊和四条垂脊组成四面坡，四角起翘，是中国古代最尊贵、最高级的屋顶形式），为清东陵现存唯一的一座庑殿顶建筑。黄瓦屋顶，青白石冰盘檐（古代砖檐的一种形式，向上逐层外砌，状如冰盘），朱红色墙身。其两侧连接着围括整个陵区的风水墙（又称陵墙、缭墙、外围墙），绵亘四十余里，共圈地四千八百平方米。

[6]督军：“督理军务善后事宜”的简称。民国初年，各省最高军事长官是都督，袁世凯统治时期，改为“××将军督理××省军务”，简称将军。1916年袁死后，段祺瑞出任国务总理，改将军为督军。1922年黎元洪倡议“废督裁兵”，难以实现，遂下令改督军为督理。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后，段祺瑞又改督理为“军务督办”。其后直系军阀吴佩孚勃兴，他发表的人事任命用督理之名，北洋政府发表的人事命令用督办，各行其是，直至北洋军阀统治覆灭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