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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MAN PROGRESS QUANTIFIED
量化人类所取得的进步

众所周知，依靠人类的直觉来解决问题相当不可靠。半个世纪以来，心理学研究证明，当人们试图评估风险或预测未来时，往往会墨守成规，头脑被某些值得纪念的事情、记忆犹新的画面或者道德教条占据。

幸运的是，随着认知缺陷逐渐成为共识，客观的数据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在生活的各个方面，人们正在用量化分析取代直觉。体育运动被畅销书《魔球》（Moneyball）(5)彻底改变；政策制定则深受助推理论的影响；我们开始从权威网站获取可靠的信息；比分预测主要基于比赛和市场预测。利他主义正在深刻地改变着慈善事业。在医疗行业当中，循证医学（evidence-based medicine）已成为主流。

这些新闻听起来都很有趣，不是吗？无论是基于认知学的诊断，还是基于数据科学的治疗，它们都属于科学新闻。最令人感兴趣的新闻是，对于生命的量化分析促使我们审视最根本的问题：人类有没有进步？对抗熵增原理以及在竞争激烈的进化过程中付出的共同努力是否让人类自身变得更好了？

启蒙运动时期的思想家认为，这是有可能发生的。在维多利亚时期（1837—1901年），进步成为当时英美学派的主流思想，但自此之后，浪漫主义和反启蒙悲观主义成为主流思想，两次世界大战等重大历史事件及20世纪60年代后期大众对环境污染和不平等现象这些关乎人类自身命运的问题的担忧也加速了这一进程。现在，我们经常会看到“信仰”这个词（虽然多数情况下都显得比较天真），它既反映了人们对美好过去的留恋、对当下不景气现状的反思，也表达了对将来反乌托邦浪潮的恐慌。

然而，认知和数据上的改变告诉我们，不应基于主观感受和片面乐观的情绪来评判任何事物。只要负面事件没有全部消亡，我们总能在新闻中反复看到，而这又会导致我们觉得世界正变得越来越糟。防止产生这种感觉的唯一方法就是，按照时间先后标记出正面事件和负面事件的发生概率。绝大部分人都同意：生好于死，健康好于疾病，繁荣好于萧条，和平好于冲突，自由好于控制。这些价值观是我们衡量人类是否有实质性进步的标尺。

令人感兴趣的是，对于“是否有实质性进步”这一问题，答案基本上是“有”。我第一次意识到这个问题是在2007年。当时，Edge网站提出了一个问题：你对什么感到乐观？量化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用数据证明，随着时间的推移，由杀戮和战争导致的死亡率将呈直线下降的趋势。从那时开始，我就意识到已经有学者以不同的方式来衡量人类的进步了。格雷戈里·克拉克（Gregory Clark）、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查尔斯·肯尼（Charles Kenny）和斯蒂芬·拉德勒（Steven Radelet）等经济历史学家和学者已经通过丰富的数据估算了社会发展的增长率，而且一些网站将这些数据进行了图像化处理，这类网站有汉斯·罗斯林（Hans Rosling）设计的在线互动图表数据平台Gapminder、马克斯·罗泽（Max Roser）设计的数据平台Our World in Data，以及马里安·图皮（Marian Tupy）设计的图表数据平台HumanProgress。

不过，也有一些事件的发生率呈直线上升的趋势，比如人们的寿命变得越来越长，身体也越来越健康。这种现象并不仅仅发生在发达国家，全世界所有国家都是如此。10多种传染病和因寄生虫引起的疾病已经或即将被消灭；儿童的入学率和拥有学习及阅读条件的比例大幅度上升；世界范围内极端贫困人群的比例从85%降至10%；虽然局部地区的民主进程出现了倒退，但从整体上来说，世界比以前变得更加民主了；女性的受教育程度得到提高，平均结婚年龄升高了，收入增加了，她们的力量和影响力也日渐增大；相比于历史数据，种族歧视与仇恨导致的犯罪率也呈下降趋势；同时，人类变得越来越聪明；在所有国家，人们的平均智商在过去20年里提高了3%。

当然，量化分析领域取得的进步都是基于一系列实验发现，而非故弄玄虚或者空想所致。我们也期待找到一些变化不大，或变得更差，甚至难以量化分析的领域，如各种臆想的启示等。人类面临的问题仍然有很多，例如，温室气体增多、水资源受到污染、物种灭绝，以及大范围存在的核武器。

即便如此，量化分析仍然可以改变我们对自身的理解。斯图尔特·布兰德、杰西·奥苏贝尔（Jesse Ausubel）和露丝·德弗里斯（Ruth DeFries）等生态现代主义者（Ecomodernist）已经证明，在过去的半个世纪，环境卫生领域的许多指标都得到了改善。他们还证明，一些长期的历史进程应当得到鼓励和支持，比如，能源的去碳化、消费的去物质化以及耕地的最小化等。对核武器的观察表明，自从日本长崎事件之后，核武器就再也没有被使用过，核试验也已基本消失。到目前为止，仅有9个国家拥有核武器（20世纪60年代的一项预测认为，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将会超过30个），17个国家已宣布放弃核计划，武器的数量减少了5/6，这意味着发生持械盗窃或砍杀事故的概率以及实现全球无核化所面临的障碍减少了5/6。

这一切为什么至关重要呢？首先，量化人类的进步可以帮助我们分析和调整现有的政策和行为。我们现在所享受的由进步带来的福利要归功于过去200多年建立的各种制度和行为准则，包括动机、科学、技术、教育、技能、民主、规范市场，以及对人权和人类繁荣的道德承诺。反启蒙评论家一直坚持认为，这些成就并不一定会让我们变得更好。而现在我们知道，这些成就已经让我们变得更好了。这意味着，即使现在我们离理想的社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制度和行为准则已经让我们走上了正确的方向。我们应当致力于改进这些制度和行为准则，而不是像某些人那样，因为深信当前人类已经无可救药，浴火重生是唯一的出路，而四处制造破坏。

此外，量化人类的进步也给了我们追求进步的勇气。激进分子普遍认为，应当打压所有乐观的事实以免让人们变得自满，人们应当始终沉浸在面对各种危机的哀号，以及对尚未觉醒者的责骂当中。我认为，这可能会导致另一种危机：宿命论。当被告知我们会永远贫穷，上天会惩罚我们的狂妄自大，大自然会报复我们的掠夺，以及核武器大毁灭和气候大灾害日渐逼近时，我们就会很自然地得出及时行乐的结论。数据可以分析出影响进步曲线走向的各种因素，这样我们就可以运用这些因素让进步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