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迷途

吴承恩自幼聪颖，有一个故事说，一群孩子在一起玩耍，一位老者叫他们画一只鹅，吴承恩三下两下就画完了，老者说：“这不像鹅啊？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吴承恩笑了：“这是天鹅呢！”

吴承恩少年时代即以诗文和制义扬名，以致当时的督学使者说，吴承恩要想得个功名就像在地上拾根草一样轻而易举。此外，他还善画、善书、善弈，能够把字写到自成一体，把画涂抹到以假乱真，把棋下到国手一级，这是怎样的才情和天赋！然而，很可惜，这些才艺都是非主流的，对于科举一点帮助都没有，甚至有毒副作用。

吴承恩十七岁中秀才，二十岁第一次参加乡试，不中；二十三岁第二次参加乡试，仍不中；二十六岁（1531年）与同乡好友沈坤、李春芳、朱曰藩一起参加应天乡试，三人皆中举，唯独吴承恩落第。后来，沈坤于1541年中状元，成为淮安府历史上首位状元；朱曰藩于1544年中进士；李春芳于1547年再中状元。吴承恩从十七岁进学开始，到四十五岁宣布放弃为止，理论上有九次参加乡试的机会，他实际上参加了大约六七次，但这六七次机会，他都没有抓住。其原因恐怕只能是：受天赋所累，为文学所困。

那么，吴承恩一天到晚在想些什么呢？他把自己的天才都用到什么地方去了呢？答案是：他关心的是他的《禹鼎志》《花草新编》《二郎搜山图歌》，他的心底充满神游四海、心骛八极的文学情愫，他无时无刻不在幻想着鬼魅的世界、创造着神话的传奇。试问，这样的才情和个性能够考中科举吗？绝无可能。科举是什么？科举是政治，是意识形态，是“代圣人立言”。科举不需要形象思维，不需要讲故事，更不需要创造的天才。在《禹鼎志序》中，他这样写道，我自幼就喜欢奇闻，在私塾读书时，常常偷看稗官野史、志怪传奇，“几贮满胸中矣”。这是不打自招了。然而，没有这样长期的训练和准备，哪来《西游记》？

当然，吴承恩对于自己没有考中科举还是很内疚的，在他第三次落第后，他的父亲吴锐便含恨去世了。为此，他一违俗制，亲自为父亲撰写了墓志铭。这篇充满自责的《先府宾墓志铭》一开头便是：

呜乎！孤小子承恩不惠于天，天降严罚，乃夺予父。然又游荡不学问，不自奋庸，使予父奄然没于布衣，天乎？痛何言哉！天乎？痛何言哉！呜乎！有父生不能养，今没矣！

这不是直接跪在乃父的灵前，扇自己的耳光吗？他不能原谅自己。父亲一生的压抑、一生的期望不就是要他考取一个功名吗？如今，父亲含恨而去了，他感到一种刻骨铭心的痛，一种不可言说无法宣泄的痛，一种永难弥补的痛。这是他们父子二人的对话，是吴承恩对他父亲的道歉和忏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