脊梁
一尊雕塑，静静地耸立在涟水河畔的湖南涟源钢铁厂招待所的花坛里。
雕塑，艺术的宠儿。她能给城市，给公园，给高等学府，给一切庄重的、神圣的处所，增添一种色彩，制造一种氛围，也是一种精神的象征。
然而，这尊雕塑，从艺术的角度看，她既缺乏线条的美感，也没有艺术的神韵。她不像塔，不像柱，不雄伟，不壮观。我刚来这里的时候，与她会面，留在心里的，只有雕塑座基上那行没有任何感情色彩的字：涟源钢铁厂三十万吨电炉出钢纪念。印象十分平淡。
当我在这里呆了一个星期，拜会了许多老朋友，结识了许多新朋友，访问了许多工人、干部，从他们的口里听到了一个个动人肺腑的、令人感奋的、壮丽的有关电炉工程的故事的时候，我对这尊雕塑，油然生出一腔敬意，我觉得她有一股强烈的感情向外辐射，她溶进了一种崇高的气节。她为十里钢城平添了一种最美的东西。
她到底为十里钢城增添了一种什么样的东西呢？故事的本身最具有说服力。
今天·明天
1987年，涟钢人迎来了自己最火红的日子。
这一年，由于炼钢转炉、电炉、炼铁高炉改建扩建后的顺利投产，由于一大批中小型技改配套建设项目相继完成，企业的经济效益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全厂工业总产值达到了2亿7683万元。钢产量由1983年的30万吨提高到了45.2040万吨。产品质量更是打了一个大胜仗。20Mnsi螺纹钢，两次蝉联国家银质奖，不仅畅销国内二十多个省市，而且进入了国际市场。中空钢、挡板钢、中型六角钢、槽钢等八种产品连连获冶金部、湖南省优质产品称号。优质产品产量率达45.8%。全年实现利税1亿3605万元。
紧接着，厂里又上了一批投资少、见效快、收益大的改造项目。一些过去喊了多年的基础建设，诸如矿石中和场、煤场、集中供热系统等，因为有了钱，很快上马。与此同时，职工的收入也增加了。这些年，厂里拨出资金，新建了十几万平方米的住房，完成了民用煤气工程，建起了厂内闭路电视网。还有一大批文化体育设施和公共福利设施也相继得到改善。
世界上，没有不付出代价的胜利，没有不付出艰辛的幸福。涟钢这火红的今天，多少人为它洒下了奋斗的汗水。涟钢的工人、干部心里有数，为涟钢的今天付出代价最大的，首推自己的厂长。
厂长宋焕威，一个敦敦实实的汉子。
他在这座钢城，奋斗了整整30年。
1957年，他从东北工学院毕业，仅仅21岁。他胸怀一腔热血，踏上了涟水河畔的黄泥塘，这块荒凉而又充满诱惑的土地。他和从四面八方走到这里来的建设者一道，送走了这里的荒凉，竖起了一座座高炉，让铁流、钢花，映红了这一方天地。正当他准备为涟钢的发展施展才华的时候，那一个动乱的年月来了。这个教授的儿子，这位新中国培养的炼铁工程师，被莫须有地划入了另册，离开了他心爱的高炉，穿着自制的“我是黑五类”字样的背心，被发配去拉板车……又累又苦的劳动并没有使他难过。难过的是让他离开了他曾经发誓为之奋斗一辈子的祖国的钢铁事业。只有当高炉生了“病”的时候，他才被“押”回来为高炉“治病”。他还真有两下子，手到“病”除，炉子果然很快被治好了。这时候，他又心疼地告别自己日夜思念的高炉，走回到“黑五类”的行列，拉板车去了。
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1983年4月，改革的浪潮把这个炼铁工程师从总调度长的位置，一下推到了厂长的岗位。时代，赋予了他充分施展才华、实现抱负的条件和机会。他带着自己年轻时的追求，开始了勇敢进取的艰难跋涉。
1984年8月27日，是涟钢的工人和干部难以忘却的日子。这一天，厂七届二次职代会的32名代表向宋焕威提交了一份有120个问题的问卷，要求厂长逐一予以回答。答辩整整进行了一天。宋焕威觉得这是一个和工人群众交心的极好的机会。在答辩中，他把自己对涟钢的过去的总结，今天和未来的思考，和盘托了出来。他的讲话不断被代表们的掌声打断。他神情严肃地向大家报告着：涟钢如果不加强危机意识，滚滚而来的商品经济大潮，势必让我们难以招架！
谁都知道，涟钢是大跃进时代的产物。二十多年来，由于设备陈旧，工艺落后，严重地制约着生产的发展。职代会后，厂部的办公大楼里，党政工领导召开了一个又一个会议，研讨涟钢发展的大政方针问题。老宋以他严密的思维和现代化大工业的观念，影响着每一个到会的同志。大家深深地认识到，现代化大工业的构建和格局，迫使我们必须立即从历史的局限中走出来，从观念上来一个大转变。涟钢要发展，首先要抓好新技术改造的整体设计。
扎扎实实的技术改造，在全厂迅速铺开。针对厂里的轧钢能力大于冶炼能力的倒金字塔结构，他们首先进行了炼钢转炉、电炉和炼铁高炉的改建扩建。改造这“三炉”，总计投资达2800多万元。涟钢人第一次改变了依赖国家出钱，进行有限的技术改造的局面。拉开了大规模推进技术改造、描绘钢城美好前程的序幕。
正当宋焕威率领全厂工人、干部投入紧张的“三炉”改建扩建工程的时候，他心爱的女儿梅梅的脸色，由白里透红变成了蜡黄暗黑，失去少女的那种焕发着青春气息的光彩。细心的妈妈发现了这一变化，关切地问女儿：
“梅梅，你怎么啦？不舒服吗？”
“没、没呀！”
女儿低着头说。她明显地在说谎。她深知爸爸每天忙于工作，妈妈既要上班，又要照顾家庭，自己不能因为身子的不适给爸妈心灵里添上一丝负担呀！
梅梅的健康状况愈来愈差了。老宋的妻子，这个涟钢第一代炼铁高炉工作者，心急如焚。她是一个坚强女人。她又是一个慈祥的母亲。女儿的病，使她吃不甜、睡不香。她几次对丈夫说：带女儿去医院检查一下吧。面对妻子的要求，看着女儿日益消瘦的面容，宋焕威心里又何尝不着急呢？然而，当时正值“三炉”改造最关键的时候，他怎么能离开呢？做为父亲，女儿的病，压在他的心头。做为厂长，整个厂子的命运更是沉沉地压在他的心头呵！他有一种侥幸心理，女儿正值青春年华，总不会有什么大病吧！
这事就这样拖下来了。
不久，省里召开一个会议。这一回妻子一定要老宋带梅梅到省城检查一下身体。在路上他得知与他同行的一名职工也要到省城医院就医，他就把梅梅托付给那位职工，请他带女儿到医院检查身体，自己则参加省里的会议去了。
医院检查的结果，如同一根闷棍打了过来：梅梅患的竟是癌症，而且已是晚期。
这消息是厂党委书记转告他的。老宋顿觉眼前一阵昏黑。
他站在女儿的病床前，内疚、忏悔的感情，塞满他的心间。女儿才十七岁呀，如同一朵待放的花蕾。鲜花还未开放，为什么就这么残忍地让她凋谢呢？这太不公平了，太不公平了呀！梅梅呀梅梅，爸爸对不起你，爸爸是一个不称职的爸爸！爸爸的心，如果有十分之一，不，百分之一放在你的身上，早一点陪你去检查身体，也许现实不会如此的可怕！
一切都晚了。
梅梅，一个十七岁的少女，带着多少对人生的美好向往，也带着多少对人生的深深遗憾，与这个美丽的世界告别了。宋焕威上了一辆面包车，跟随在梅梅的灵车后面。他坐在车厢里，用颤抖的手摇下玻璃车窗，用含着一眶热泪的眼睛，望着那缓缓开动的女儿的灵车，向心爱的女儿，送去一个父亲最后的爱和最后的忏悔！
很快，面包车又把老宋送回了施工现场。
刚刚接受过命运对他的无情的打击，又一个晴天霹雳，响开在他的头顶。从重庆工学院本科毕业走上工作岗位不久的儿子，又将被死神夺去生命。人，血肉之躯，谁都有骨肉情、父子爱。宋焕威又何尝不是一样呢？接连两次惨重的打击，使他的脸黑了，眼眶凹下去了。
他过去的一位同事、朋友，当时在娄底地区担任地委书记的王焕民同志，十分动情地问他：“老宋，顶得住吗？”
“什么？”
“这一个一个的人世间的不幸。”
老宋一时不语。泪水缓缓地润湿了他的眼眶。
“作为地委书记，作为你的朋友，我一方面希望你一天也不要离开涟钢。因为这个厂，是我们地区工业的一大支柱！而你，是这个厂的主心骨。另一面，我真担心你把身体弄垮了。那样，将是我工作的失职呵！你，还是去疗养一些日子吧。厂工会已经为你联系好疗养院了。他们让我劝劝你。”
“……”
宋焕威定定地注视着王焕民，一时无语。
这些日子以来，一些好友私下里劝他：“老宋呵，为自己多活几年，快换个轻松一点的岗位吧！”应该说，宋焕威在这个时候从厂长的位置上退下来，打下的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句号。工厂的钢产量，从他担任厂长时的30万吨，达到了50万吨。厂子赢得了好的经济效益，上交国家的利税增多了，工人的收入增多了，厂子的荣誉也增多了。自己呢，荣获了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又被评为湖南省的劳动模范。工人的心里充满喜悦，干部的心里充满喜悦。全厂上下，一片喝采声。可是，此时此刻涌动在宋焕威心里的，不是自己人生历程上的接连不断的不幸，也不是厂子这无比充实的今天，而是国家钢铁工业的未来，涟源钢铁厂的未来。
他忘不了自己刚刚出任厂长不久的那一个夜晚。
这大概是1983年的8、9月间。
一支一支的烟，在他的手里烧完了。一口一口的烟雾，从他的口里吐了出来。一时间，偌大的一间办公室，一片烟雾缭绕。
副厂长刘隆华，一直坐在宋焕威的对面。他定定地注视着陷入深思的厂长。
“老刘，我们厂每年产钢多少？实现利税多少？”
突然，宋焕威转过脸来，认真地问刘隆华。
问题多么简单！这不是在明知故问吗？
“产钢32万吨，利税4900万元。”
刘隆华还是回答了。
“全国的钢铁企业呢？”
“产钢3700万吨，利税79亿元。”
宋焕威突然给刘隆华递过来一张纸片。纸片上写着这样一行数字：100:1。
刘隆华兴奋地站了起来：
“老宋，你是想：永远保持我们厂的钢产量占全国钢产量的百分之一的地位？”
“对！”
宋焕威激动地拍了拍刘隆华的肩膀。
这个目标，牢固地树立在全厂干部、工人的心中。大家步调一致，朝这个目标奋进。1985年，全厂产钢39万吨，保持了“百分之一”的地位；1986年，钢产量突破40万吨大关，“百分之一”的地位更巩固了；1987年，又登上新台阶。就在这一年的7月，宋焕威在厂工作会议上，抛出了一个令人振奋、令人吃惊、可是也令人怀疑的设想：到1995年，实现全厂产钢100万吨的规模！
要实现这个目标，必须新建一座年产30万吨的电炉。这座电炉，原打算在国内购买。后来，厂里从一个港商那里得知，国外有停产的现成电炉购买，投资可比国内购买省数千万元。更重要的，是能提前一年时间投产！
“老宋，你还是交代一下工作去养一养身子吧！”
见宋焕威长久地不回话，王焕民再一次催问。
“不！”宋焕威突然站了起来，坚毅地说：“厂子离不开我，我也离不开厂子。我能顶住。”
“你呀，一条铁牛！”
这位地委书记很是感叹。
未来是美好的。美好的未来，要靠扎扎实实的工作，要靠酸苦甜辣的奋斗去赢得。
1988年5月31日，年轻的儿子告别人世。6月3日，宋焕威就离开厂里，乘上西行的飞机，横穿地中海，为引进30万吨电炉设备出国去考察，去奔忙了……
大洋彼岸
1988年12月11日。
北京机场。
从涟水河畔那座钢城走出来的一群人，登上了飞往巴黎的飞机。这群涟钢人，肩负着一项特殊使命：赴地中海边的一座美丽的海滨城市——土伦，将耸立在那里的一座钢城，拆开来，搬到地球的这一边，搬到涟水河畔来。
下午五点三十分，飞机飞离了地面，钻入了蓝天。
这群从高炉边走出来的汉子，多数是第一次乘坐飞机。一切都是那么的新鲜。许多人扒在机窗口，要从高空来俯瞰一番，欣赏一番祖国的大好山河。
飞机越飞越高。下面的村庄、城镇、山麓、河流、湖泊……在自己的眼里越缩越小了。
这群涟钢人，在飞机上，度过了有生以来最长的一个夜晚。北京和巴黎间的时差达六个多小时。飞机在空中飞行的一十七个多钟头，全是夜晚。到达巴黎时，是当地时间六点三十分。天刚蒙蒙亮。
巴黎，世界花都。整座城市，藏在鲜花丛中。他们大多是第一次出洋，面前的世界是多么有诱惑力。谁不想在这座世界名城多观光观光呢？然而，他们谁也没有忘记，自己肩上的担子，谁也没有忘记全厂干部、工人对自己的期望。谁也没有忘记一个中国工人的责任！
11月10日，厂里与法国拉卡尔德钢厂的厂主正式签订合同。这份合同规定：买方必须在4个月内拆卸完所有设备。在此期间，卖方将提供免费服务。超出期限，每天罚款1500美元。
4个月，要搬走一座年产30万吨的钢城。厂里共派来了多少人呢？
74人。
人少，时间紧。可以想见，这个时候的每一分钟，在这群人面前的份量。
这是一支由总厂建安公司各队负责人、班组骨干、各分厂技术骨干、总厂有关处室工程技术人员、后勤服务人员组成的精干队伍。都是一些思想过硬、技术过硬、能独当一面的角色。
他们在巴黎没有停留，紧接着登上了从巴黎开往土伦的火车。
12月13日上午，前后两批涟钢人，都到达了土伦。
土伦，地中海滨的一座美丽的小城。全城只有3万多人。城市的各种服务设施，却一应俱全。
拉卡尔德钢厂，就座落在这座城边。这家由5栋主厂房组成的全钢结构的工厂，像一只灰色的巨龟，静静地卧在美丽的海滨。这家钢厂建于1974年，因为污染了土伦这座旅游城市，而在1976年被迫停产。
这支队伍13日上午才到土伦，在佛尔缪旅店一撂下行李，下午就到了这座停产的钢厂的现场。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这群从涟水河畔走出来的汉子，吃惯了辣椒，吃惯了故乡的饭菜，他们决定按自己的口味动手做饭。这样做，当然还有节省几个外汇的原因。因此，他们在离开厂子的时候，许多人就带了大大的一袋干辣椒子粉。在北京时，他们还买了两把菜刀。炒菜的铁锅子却没有带，那玩艺太大了，携带起来挺麻烦。想到土伦后再买。没有想到，由于饮食习惯的不同，他们寻遍了这座美丽的旅游城市的大街小巷，根本没看到大炒锅。怎么办呢？这几十号人的菜如何弄呢？
厨师姜喜民，手握勺子急得团团转。只常听人说等米下锅，如今自己却是等锅下菜了。
“来！跟我走！”
突然，人群里站出来一条汉子。很快，三几个人跟在他身后，闯进了厂区。
不大一会儿，他们抬回来了一块废钢板。这是一群能工巧匠，有了钢板，就有了锅。他们这个割，那个敲，叮当，叮当，一只漂亮的“自造锅”，就送到了厨师姜喜民面前……
12月18日上午，暖融融的冬阳，射进了钢厂会议室。这座关闭了12年的钢厂会议室的大门，敞开了门窗，一抹温暖的阳光，斜照在银白色的铝合金办公桌上。拆卸工程指挥部的第一次会议，在这里召开了。
副厂长罗锋，一面将厂长宋焕威从厂里发来的电报，递给坐在旁边的徐守富副厂长，一面对大家说：
“我们今天开一个短会。大家都来出主意，想办法，总的目的是如何确保执行好合同条款，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拆卸任务。”
“出国前，不少人争着要来。现在到了这里，看见摆在面前31000平方米的建筑物和总重达10224吨的设备，少数人产生了畏难情绪，更多的同志担心不能如期完成任务。我们既要摆明困难，又要开动脑筋，多想办法。一定要树立必胜的信心，来一个背水一战！”
徐副厂长接过话头说。
现场指挥长李厥祥，是一个工人出身的干部。查问他的学历，只发了一年蒙。他一边做工一边自学。在一所没有校门的大学里，学到了丰富的知识，成为了一个土建行家。早几年，新疆某地要建一座钢铁厂，冶金部让涟钢派专家赴疆帮助建炉、建厂。他和另一位高工，以专家的身份，进疆了。离厂前，厂长交待他：当当顾问就行了，不要当指挥长。到那里后，对方让他出任副指挥长，他没有推辞。他说：“我来了，就不推，不当客人，要当主人。”后来，这座炉子提前建成了。当第一炉钢水炼出来以后，《新疆日报》上以“不当客人争当主人”为题发表文章，赞扬他这个勇挑重担的“湖南佬”。如今，他更是一腔豪情，亮开了他的大嗓门：
“我认为要尽快排出网络计划，并实行分班分组全面包干来加快进度。同时，要在我们这支队伍中，开展‘三争光’的活动，号召大家为祖国争光，为湖南争光，为涟钢争光！”
“对！实行分片包干，开展竞赛！”
有人立即赞成。
这时候，副总工程师余福喜撂下手头的资料，说：
“我建议所有的工程技术人员，包括一些高级工程师，都分到各个组去。这样，既便于随时解决技术上的问题，又增加了劳动力。”
“……”
散会以后，李厥祥和王华轩、傅崇凤等高级工程师一起，连夜把拉卡尔德钢厂拆除施工网络进度表排出来了，并将指挥部会议精神，传达贯彻到了六个组。
紧张的拆卸钢厂的工作开始了。
一天，午餐后休息十分钟。一位长着大胡子的法国起重司机通过翻译问李厥祥：
“你们准备折几年？”
李厥祥笑着向他伸出四个指头：
“4个月。”
这位大胡子怀疑翻译是不是把话翻译错了，又一次问李厥祥。当再次得到肯定的回答以后，他一改法国人惯有的斯文风度，叽哩哗啦地叫嚷开了。他的同伴也大多露出半信半疑的神情，重新认真地打量起这些毫不起眼的中国工人来。也难怪他们惊讶，拉卡尔德钢厂不少设备和构件超重、超长、超宽、超高，对于这支自己无机具、无设备的小小拆卸队伍来说，的确有些像蚂蚁啃骨头。
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
中国的钢铁工人，更是有为民族、为国家争气的精神，有钢铁一般的意志。他们没有从国内带来机具、设备，却带来了中国工人的骨气。每天，他们五点多钟起床，六点多钟就到达了工地，一直干到晚上七点钟，才回到他们下榻的旅馆。每天的工作时间，在十二个小时以上。
邱建新，12月23日到达土伦，28日就在工作中把腿摔断了。腿伤没有好，他每天坚持拖着伤腿来到工地，帮着大师傅切菜，大师傅劝他休息，他说：“我的腿断了，手没有断。这活，我能干。没事。”
技改处副处长王华轩，负责所有拆卸下来的机件编号、装箱工作。此事要求十分细心。稍有不慎，运回厂后就可能装不拢来。他每天睡在现场，一件一件地过细地查对，然后才依照秩序来装箱。因为他睡在现场，炊事员则睡在5公里以外的旅馆，早上赶不来，他又负责为大家煮面条，做早餐。清晨，当大家一到工地，鸡蛋熟了，稀饭熬好了，面条也端上来了……
一天，他们正在拆主厂房。三天前松了螺钉的瓦，被海风吹得遍地皆是。折皱的，卷缩的、悬挂的，横七竖八，一些撕碎的矿碴棉絮，更是随风飘舞，飞到高速公路上兜风去了。为了争取一分一秒的时间，综合组的同志们没有在风神面前退却，迎风攀上了屋顶。带着强烈的腥味儿的海风，凶猛地扑了过来，想把他们一下子卷走。邓许同等人不得不趴在结有白霜的屋面上，才稳住自己的身子。卷成堆的保温夹层中的矿碴棉，拽又拽不动，大家不得不采取蚕食的手段，一小块一小块地撕扯开。
这时，不远处传来清脆的少女们的笑声和啧啧声。人们转头望去，只见十米开外，站着一大群姑娘。一双双清亮的蓝眼睛，直盯着开升降机拆墙板的女工程师张爱华。原来，离这座钢厂不远的地方，有一座护士学校。她们看到这群黄皮肤的中国人中有一个女人，也爬上高墙作业，怀着惊讶和钦慕的心情，围观来了。她们十分仰慕这样的中国女性。
风终于停了。阳光洒落在大地。这时候，不知谁喊了一句：“痒！痒死人了！”这话像电流一样，一下子流了开来，传遍每一个接触过矿碴棉的人。不少人发现自己的手上、脖子上、脸上到处有红肿，而且越抓越痒。工地上没有水洗澡，要熬到天黑回到旅馆才能冲洗。大家拼命地干活，极力分散自己的注意力。第二天，大家不约而同地扎紧了衣袖，系紧了领扣。但矿碴棉无孔不入，飞飞扬扬直往鼻孔里钻，许多人的鼻孔奇痒，被手抠出血来了。他们硬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坚持了半个多月，如期完成了任务。
转眼就是春节了。在异国他乡，度过自己民族、自己国家的传统佳节，多少热辣的感情涌动在这群游子的心中！此时此刻，他们有多少心里的话儿要对家中的慈母爱妻，要对所有的亲人说啊！然而，不少拆卸工人却无法提笔写一封家信。当时正好开始拆厂房的钢柱。三十多个钢柱的底板，埋在30厘米厚、6米高的混凝土墙里。为了达到保护性折卸的要求，每根钢柱都只能用风钻打一个坑移出来。为了充分利用租来的设备，他们采取人歇机不歇，两个人端一台52公斤重的风钻轮流打。风钻一开起来，操钻的人像筛糠似的直抖动。一天下来，全身的骨头像散了架似的，疼痛难忍。可从来没有人偷半分钟懒，大家把一分一秒的时间都抠得紧紧的。他们深知，赢得了时间，就显示了中国工人的骨气，中国工人的气节！
春节那一天，全体拆卸人员休息了一天。紧接着，又奔赴了工地……
3月4日，机械一组遇到了拆卸以来最大的工程技术问题：在轧钢主跨与精整跨之间的D轴线上，有两根钢吊车梁，每根长50米，高3.5米，重72吨。原想用两台100吨的汽车轮吊直接吊卸，由于这钢吊车梁的下面，正好又有又宽又深的机床基础，汽车吊开进去后，离吊点距离还差12米远，根本无法接近。怎么办呢？
李厥祥和一些高工，闻讯赶到现场，参加了他们的诸葛亮会。老肖提出铺垫进车，但很快被老刘否决了。小周又谈了切割分两次起吊的意见，显然也不理想。李指挥长提醒大家说：“我们首先要考虑到运输的可能性、技术的可能性和可靠性，然后尽可能地做到拆卸构件经济合理。”
有了这四条原则，工人们你一言我一语热烈地讨论起来。李厥祥边听边随手在地上画着。二十分钟后，这位工人出身的指挥长吸取了大家的有益的建议后，提出了一个方案：“我看打两个钢支架支撑着大梁，然后把两根梁分解为六段。这样便可化整为零，各个突破。”
切割作业时，由于氧气突然回火，把正在操作的外号叫“毛胡子”谢国光的一脸美髯一把火烧光了。随队的医生赶紧为他敷上烫伤膏，并要他先在医疗室休息。但医生刚刚转过背，谢国光就捂着烧伤的下巴，飞跑着返回工地去了。
“毛胡子，你连脸都不用刮了，多省事。”
伙伴们和他开起了玩笑。
离合同规定的期限只有25天了。由各组骨干组成的突击组，打了一场漂亮的扫尾战。
30万米高压电缆，卷成了98盘，一寸也没有留下；
3500米地下管道，拆下来了，并吊上了地面；
连铸跨也突击拆卸完工了；
…………
偌大一家钢厂，偌大一座钢城，在这群黄皮肤的中国工人的手里，一天一天地变矮，一天一天地变小，最后终于消失了，化为了一片平地。有些地方，还被这群“死抠”的中国人，掘地三尺，连一个小小的地脚螺丝都拆下来，带走了。他们一边拆，一边编号，一边测绘。他们把这座钢城，不知拆卸成了多少万个部件，又把这多少万个部件，变成了1500多个包装件，搬上了海轮。
他们终于只用了112天时间，完成了全部拆卸任务。比合同规定的四个月，提前了8天。
这时候，那些法国的起重司机们，变怀疑的目光为钦慕的目光了。一个个伸出大拇指，直夸中国工人好样的！
当地的报纸——《瓦尔晨报》，为这群中国工人，做了这样的报道：“……他们每天早上五点不到起床，然后离开佛尔缪旅店，正七点太阳刚露一点尖就开始工作，随后是不停的奔波苦干，直到中午十二点，十分钟的午餐，另外十分钟闲聊‘工作’，十二点三十分又投入繁重的劳动之中，马不停蹄地忙到十八点钟，就是太阳下山，夜幕降临之前，他们仍然啃掉工厂的几根骨头……”；“每天按十二小时，每周七分之七的工作，在一种良好而热烈的气氛中展开苦干。”
风潮陡起
世上没有平坦的路。
任何事物都不可能一帆风顺。
涟钢人在进行30万吨电炉工程的决策和建设的时候，掀起过风浪，卷起过波澜，经受了各种各样的考验。
正当在大洋彼岸，徐副厂长和李厥祥指挥长带领大家把一座钢厂一个部件一个部件地拆卸下来，装进包装箱的时候，厂内的干部、工人中，突然卷过来一阵风，掀起来一层浪，使这个两万多人的大钢厂，引起了一阵强烈的躁动。
“湖南是缺电省。上电炉，具备这个条件吗？”
“如果电不能保证，还上什么电炉？”
“现在的6吨的电炉都开不满，一年间总要拉几次闸，60吨的电炉，能有电来烧？看吧。少不了有废钢吃。”
“上电炉，国内的难道不行？非得到外国去买？还不是厂里的头儿们想借机到国外去兜兜风，去开开洋荤。全不把工人用血汗换来的钱当数。”
“贷几个亿的款来建这个电炉，背这么一身债，能还得清吗？等着瞧吧，三、五年里不要想得一分钱的奖金了。”
“……”
一时间，从炉前、车间，到食堂、宿舍，人们议论纷纷，钢城舆论哗然。从工人到一般干部，从一般干部到领导干部，人心惶惶。有些本来支持上电炉的人，也受到了感染，对上电炉能否成功，能否给厂子带来效益，注入后劲，持怀疑态度了。
这一切，像一座无形的山，重重地压在工厂决策者身上，尤其是厂长宋焕威的身上。
哪知，就在厂里人心浮动，风潮迭起的时候，在购买的那家钢厂的所在国，我国一位驻外的新闻记者，不知从什么渠道获得消息，发回一篇内参，说是一家废钢厂的一套根本就不能用的电炉设备，我国几家单位去抢购，互相抬高价钱。这套设备运回国后，很可能是一堆废铁……云云。这理所当然地引起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视。党中央和国务院的一位负责同志，在这份内参上做了批示，责成冶金部进行调查……消息传到厂里，厂里更多的工人、干部，忧心忡忡，意见纷纷，有些人当面质问起宋焕威来。
省长熊清泉、副省长陈邦柱，来厂视察时，曾经热情地支持涟钢上100万吨，热情地支持厂里购买法国拉卡尔德钢厂的这座电炉设备。此时，他们看到我驻外的一名新闻记者的内参，心里一时也没底了。他们毕竟没有亲自出外考察过，他们很谨慎地把宋焕威找去询问：“你，到底有没有把握？”
宋焕威心里是有数的。
6月，他和省冶金厅厅长陈运兴，副厂长詹先礼领着厂里好几名炼钢、轧钢专家、总工程师，一行12人，到现场进行了认真的、细致的考察，做了多方面的可行性调查。能开动的设备，他都亲自开动过，试过车，许多关键性部件，他还亲自拆开来看过。他很自信地向省里的领导同志拍着胸脯说：“我负责！请相信我！”
光自信还不行，要设法让全厂的干部、工人都信。宋焕威和厂党委书记张友陵商量后，决定一方面派人向上级有关领导同志、有关领导部门说明情况，送上一套可信的资料。另一方面，立即召开全厂的中层干部会议，让大家明了情况，统一上电炉的认识。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只有思想统一了，才能拧成一股劲去拼搏。
在中层干部会议上，张友陵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钢铁产量，历来是衡量一个国家国力的重要标志。上电炉，是发展我省钢铁工业和工农业生产的需要，也是涟钢自身发展的需要。这几年我国钢铁工业发展很快，钢产量每年以300万吨的速度递增。如果我省还停留在120万吨钢，我厂还停留在50万吨钢的水平上，这对我省我厂都是很不利的！至于建电炉的资金，绝大部份靠电炉自产的钢去偿还，基本上不影响涟钢职工的利益。这几年不上电炉，失去机会，涟钢就将失去‘百分之一’这个地位。涟钢人的日子将越来越紧巴。”
1989年5月5日，厂长宋焕威，通过厂电视台，向全厂工人、干部，发表电视讲话。他在近一个小时的长篇讲话中，进一步阐明上新电炉的意义和依据。他说：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的钢铁工业发展是快的。但按人均占有钢铁量计算，仍落后于世界许多国家。而我省钢铁工业在全国又是落后的。钢铁工业是重要的基础工业。它的发展速度对其他工业的发展起着制约的作用。同志们，我们不能忘记自己是中国的钢铁工人，自己是湖南的钢铁工人。我们要时刻掂一掂自己肩头上担子的份量，要有一种危机感、紧迫感和责任感！”
说到这里，他发出一声感叹说：“我宋焕威不是有意要给大家出难题啊！如果不上新电炉，只产50万吨钢，大家是有饭吃，我这个厂长也不要担什么风险。但是我们的后代怎么办呢？再过几年，一二千名待业青年的工作问题怎么办呢？更主要的，别人上去了，我们没有上去，就会被动挨打，就会有愧于我们这个时代，有愧于中国钢铁工人和湖南钢铁工人这个称号啊！……”
工会、宣传部门，利用报纸、广播、电视，广泛地对工人群众进行宣传。工会主席萧华峰利用各种机会，向干部、工人做细致的解释工作。很快，厂领导班子的认识，变成了全厂广大工人群众的共识。厂长的“自信”，成为了全体干部、工人的“坚信”。与此同时，他们通过明传电报，把全厂工人干部的这种信念和决心，转达给正在大洋彼岸、地中海边进行拆卸任务的李厥祥等人，鼓舞他们的斗志，期望他们尽快把大洋彼岸的这座钢厂搬回来……
他们回来了。
他们带回了用750万美元购买的年产30万吨钢的电炉设备，带回了年产20万吨材的半连轧设备及所有辅助设备和厂房。他们硬是用中国钢铁工人的一身豪气，以蚂蚁啃骨头的精神，把一座五万多平方米的钢厂——不！一座钢城，从地球的那一边，搬到了地球的这一州，搬到了涟水河畔，黄泥塘旁……
厂之基座
娄底人民，以她宽广的胸怀，接纳了这座从地中海滨搬回来的钢厂。
1988年10月5日，一块写有“娄底市建设涟钢30万吨电炉钢工程指挥部”字样的招牌，挂到了涟滨乡高溪村小学一栋楼房的大门上。
小学生们麻雀子一般扑了过来，观看这块刚刚挂上去的大木牌子。接着，一双双求知的目光投向了老师：
“老师，什么工程指挥部呀？”
“不是写着吗？电炉工程指挥部。”
“电炉是什么呀？”
“炼钢的火炉子呀！”
“涟钢又要建大炉子了呀？”
“对！听说，这炉子大得很哩！要占地八、九百亩，有九百个、上千个我们学校这么大呀！不仅要铲平几个山头，还要迁走一百多户人家呢！”
“……”
小学生们站在老师面前，眼睛越睁越大。他们高兴极了，自己的家门口，又要建大炉子，又要来好多人，将会变得更加热闹了。
他们像一只一只喜雀，飞回了村村户户。把这个消息，带给了爸爸妈妈，爷爷奶奶。
听到这个消息，大人们可不像孩子们那样高兴！要占八、九百亩土地，要迁走一百多户人家，这意味着什么呢？前些日子，就不断有人扛着花杆，带着仪器，在他们劳作的田地、在他们的屋前屋后转悠着。当时，各种各样的猜测，就在他们的心头打着转儿，各种各样的小道消息，不时进入他们的耳鼓。如今，这些猜测，这些小道消息，全被这一块木牌证实了。
难道，要我们迁出这块居住了多少辈子的土地？难道，要我们交出祖祖辈辈劳作、栖息的土地？一方山水养一方人。这片土地，养活了我们一代又一代的人呵！
自古道：故土难离。
今天，我们真的要迁离这片故土了吗？
扪心问一问：自己能愿意吗？自己答应吗？
早早晚晚，他们在自己用汗水浇灌的土里、田里转着，在自己从小就洗身、洗衣的小河边逗留。他们似乎是在问土地、问小河：你们呢？你们乐意与我们分离吗？
清澈的小河，从山那边山那边流过来，汇进了明镜般终年不断的泉水，流到了这里，在高溪、斗光地段撒下了一串珍珠，滋润着这片土地。两岸的山包上，杉、松、竹，青翠、挺拔。一片片正挂果的桔林，套种其间。两岸的田园，则如一个聚宝盆，给两个村庄的人们带来温饱，送来欢乐……
这一切，真的就要与自己告别了吗？
世代栖息在这里的村民们，心里痛呵！
一条红线，终于在一张地图上标出来了。
12月14日，市指挥部第一次将红线范围内的一百一十五户村民的户主们，请到了指挥部，召开了第一次搬迁户会议。会上，指挥长、市人大副主任李家富，甩给大家一个“炸弹”：1989年国庆节前，新电炉工程范围内的所有住户都要拆迁搬走，以保证电炉工程按期开工。
会场上一时鸦雀无声。大家的呼吸似乎都停止了。大雷雨说来就来了，把大家都弄懵了。很快，会场上骚动起来。各种各样的提问又犹如一枚枚“手榴弹”，向指挥长“回敬”过来了。
指挥长似乎早已胸有成竹。他对村民们提出的所有的具体问题，一个也不予回答。他头一扬，提高嗓门说道：
“我记不清我们哪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们的新中国，是人民群众用小推车推出来的。战争年代，为了支援前方，我们老区的群众，能够牺牲自己的一切，推着小推车支前。今天，要把来之不易的江山建设好，我们难道不能做出一点牺牲吗？钢铁产量的多少，是一个国家强盛与否的标志，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标志。铁路，没有钢轨，火车能跑吗？大桥，没有钢筋，能立得起来吗？任何一项工程、任何一座建筑物，都离不开钢铁呵！如果说，国家是一座大厦，我们要甘于做这座大厦的砂粒，也要争做这座大厦的钢筋。为了国家这栋大厦，我们要爽爽快快献出自己的土地，让她成为一座新钢厂的基座呀！再说，世界上任何事物，得与失是转化的。今天，我们手中失去了土地，失去了旧屋，变为了厂房、公路。可是在失去的同时，我们却得到了农转非，符合条件的还可以进厂当工人。失去了旧房，换回了新房。旧的不去，新的是永远得不到的……”
指挥长的一番话，使村民们心中豁然开朗。
板结的黄土地开始松动了。
指挥部趁热打铁，先从最硬的骨头啃起。高溪村太山组由于地处电炉工程中心，全组六十多户人家，这次要全部扫地出门，悉数搬迁，真可谓“上不留一片瓦，下不存半寸地”。指挥部的人员，首先来到高溪村，在村长凡益祥的配合下，最早丈量了他的土地。接着，斗光村党支部书记颜海清，又主动请指挥部来丈量自己的地。坚冰至此打破了。其后，土地的丈量势如破竹。全部丈量完土地，前后仅仅半个月。
世间什么事最难？拆屋当算一大难了。
指挥部的同志在丈量土地时积累了经验，困难的时候，先找党员，先找干部。村党支部书记颜海清，带头拆了自己的屋，并积极地做一些“钉子户”的工作。
7月中旬，厂长宋焕威、厂党委书记张友陵、厂工会主席萧华峰，把三十多户家住高溪、斗光的涟钢职工，请到党委办公楼三楼会议室，要他们带头，为工人阶级争光，为涟钢争气，为发展自己的工厂牺牲个人的利益。会后没几天，一轧钢分厂的职工颜林松，就带头拆了屋。
中国的老百姓是质朴、善良、顾全大局的。是可信赖，可敬佩的。他们一旦心里明白了事理，懂得了这样做对国家、对集体、对自己都有好处时，就会义无反顾，去牺牲，去做平常不敢想、不愿做的事情。高溪、斗光一百一十五户村民，仅用短短一个多月时间，就把自己在红线范围内的房屋，全部拆除了，这时，离1989年国庆节，还有六天。
如果说，一个国家是一幢大厦的话，那么，人民就是这幢大厦的基座。此时此刻，勤劳、纯朴、宽厚、无私的娄底市的人民，则是30万吨电炉工程——这座新钢厂的基座呵！
仅仅这样说，显得还不准确，不公允，不全面。
为这项工程做出牺牲，做出贡献的，又何止是娄底市的干部、群众呢？
她，是湖南省的一个宠儿。倾注了省委、省政府许多领导者的心血。从决策、立项，到建设的过程中，省委、省政府几乎所有的领导人，都到这里视察过，亲自解决一些工厂自身解决不了的问题。熊清泉、陈邦柱，经常过问这项工程。副省长董志文、俞海潮、汪啸风，多次召集省直有关部门、银行的负责人开会，及时落实资金问题。
重庆设计院、省电力设计院、北京自动化所，为这座新钢城，描绘蓝图。在许多关键设备上，做了重大的改进，使她更具现代化水平。
省建总工程公司下面几个公司，先后都开赴了这里；善于打大仗、打硬仗的中国有色三建二公司，挑起建设主厂房的重担。在葛洲坝工地展过雄风的葛洲坝工程局也赶来了，他们领下了啃掉十八万立方米花岗岩的硬骨头。各种建设队伍，从四面八方向这里走来。施工的高潮时期，这里达六、七千人。一下涌来这么多的人，住、吃、行，成了一大难题。他们克服了数不清的难以想象的困难……
这些无畏的人们以自己无私的奉献，为这座新钢城构筑着基座。他们自身，不同样是这座新钢城的基座吗？
1990年9月20日，经过数千人七个多月的奋战，小河改道了，山头削平了，18万立方米的顽石炸开了，136万立方米的土方搬走了。一块八百五十五亩宽，周长达十华里的大坪，展现在人们面前。如一张巨大的白纸，等待着建设者们去绘制气势雄伟的大画……
这是厂之基座，这是城之基座，这是国之基座呵！
钢铁群雕
从大洋彼岸拆回来的钢厂，1500多个包装件，达10970吨，通过一艘万吨巨轮，于1989年11月28日运抵了上海。
12月5日从上海装上火车，往涟钢发运，到12月底，百分之九十的包装件，便到达了涟钢。
这时，地基还没有平整出来。
当然不能等地基全部平整出来再开始建厂房，再开始安装机器设备。
1990年6月5日，不远的山头上，还在响着“轰”、“轰”的炮声，还在轰炸坚硬的顽石的时候，位于主厂房左侧的翻砂跨就开工了。这一天，从大洋彼岸运回来的一根重达20吨的钢柱，在工地上吊装就位。
这是整个建筑中的第一根钢柱。
一场艰苦的战斗从这里打响了。
从此，这块黄土地上更加沸腾起来。
眼下，正值炎炎仲夏。天气热得发狂。整个天宇像一只烧热的大锅，倒扣在大地上。工地上没一丝风，闷得连狗都吐出舌头喘着粗气。马路上升腾着一股烫人的气浪。空气燥得就像一点火就能燃烧起来。整个电炉工程的工地，如同一个刚刚烧出红砖来的砖窑，热浪腾腾，使人喘不过气来。
就在这样的时候，翻渣跨的屋架进入了紧张的拼装阶段。
拼装屋架是一个非常细致的力气活。一品屋架有几十种规格的支撑。长的、短的、粗的、细的，都要一根一根地清理，一根一根地细装。弯了的要矫正，丢了的要重做。屋架拼装到最后，竟发现少了三品半。这是怎么回事呢？班长钟元胜找遍了全厂所有堆放电炉设备的地方，结果一无所获。
只好重做。
重新制做屋架，需要一个制做场地。这是一个令人头痛的问题。必须用钢板打一个长三十五米，宽五米的钢平台。这样，不但要延长工期，而且还要花费几万元资金。钟元胜不忍心这样做呵！这个经验丰富的老工人，终于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利用工地上的一个拼装台架，搞出了一个简易的钢平台。
酷暑盛夏，最难忍受的地方要算钢平台。因为钢板传热性能好，阳光一射到平台上，热量全部被钢板接收。不大一会儿，钢板上就冒出腾腾的热浪了。一脚踩下去，隔着厚厚的鞋底都烫脚板。
钟元胜等人，头顶烈日，脚踩滚烫的钢板，在平台上赶制屋架。
突然，“咚”的一声，有人倒在钢板上了。大家抬头一看，是自己的班长钟元胜。工人们一下围了过来，七手八脚地把钟元胜抬到荫凉处，半晌才苏醒过来。老钟实在太累了。他在烈日下整整干了一个下午没有休息。也许由于体力消耗过多，实在支持不住了。
在制做屋架时，钟元胜不只昏倒过一次。后来，他终于病倒了。可是，他躺在病床上还惦念着翻砂跨。病没痊愈，他就偷偷地溜出了医院，返回了工地。
在翻渣跨的建设过程中，拼着老命干的，又何止是一个钟元胜呢？肖调维、朱永生、邓许同、李成……关键时刻总是一马当先。建安公司经理段荣建、副经理阳光明、党委副书记龚道钧等，天天和工人们一起泡在工地上。尤其是老阳，每天和工人一起踩烂泥，吃黄土尘，就是自己的女儿结婚，也没有回家吃一顿饭。
领导者自己的模范行动，是最有力的指挥。工人们劳动热情高涨。不到两个月时间，整个电炉工程的第一栋厂房，就在这块黄土地崛起来了。
涟钢建安公司，这支只有六百人的工程队伍，最能吃大苦，耐大劳。在电炉工程工地担任施工任务的三大公司，他们是按时、按量、按质完成指挥部下达的进度计划最好的公司。在安装一台台设备中，所接的5000多个线头，仅仅错了一个。200多个焊接头，无一泄漏。1991年，完成建安产值达1500多万元。
就是这样一群建设者们，在这张硕大的白纸上，抹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建设者们在人民群众铺就的这个基座上，雕造了钢城的第一尊塑像！
主厂房是整个电炉工程的主干。承担这项任务的是善于打大仗、打硬仗的中国有色总公司三建二公司。
1990年8月31日，主厂房开始下料了。一开工，工人们就一班接一班，一日复一日地拼命干。二十多个日日夜夜过去了，他们总计拼装结构单件达20000多块，焊接焊缝总量达20400米，烧掉的焊条就有50多吨，完成钢柱加工制作达1173吨。
9月30日下午，准备吊装主厂房的第一根钢柱了。我们的民族，是崇尚开张大吉的。为吊装好第一根钢柱，大家做好了各方面的准备，希望开一个好张。
然而，事与愿违。
下午三点多钟，正准备吊装这根柱子时，老天突然变了脸，一场瓢泼大雨泻落下来，整个电炉工程的工地变成了一个大泥潭。三台吊车在泥潭中越陷越深。
是停？还是干？
是进？还是退？
这支打惯了硬仗的工程队伍，从领导到工人，铁了心了：“就是下刀子，今天也要吊装好这根钢柱！”
然而，这三台陷在泥潭中的吊车，怎么努力也开不到位了。大家只好抬来一块一块的大钢板，把它铺在稀泥上。很快，一条钢板路，在泥潭里铺出来了。吊车“的——”地长叫一声，开到位了。它伸出长长的吊臂，将一根长达三十九米，重达几十吨的大钢柱，提了起来，慢慢地移向基座。
“不好！钢柱对不到位！”
有人一声惊呼。
钢柱与基座，相差达400毫米。
怎么办呢？
一个一个的方案提出来了。
一个一个的方案又被否决了。
看来放倒柱子重来是绝对不行的。这是第一柱。我们中华民族是崇尚开张大吉的啊！
钢柱悬在空中足有半个多小时。
吊车边，几个经验丰富的骨干，正在紧张地讨论解决这一难题的办法。经过反反复复的琢磨、比较，最后他们决定采用人工倾斜法。
这时，夜幕落下了。天空一片漆黑。一场大雨，把每一个人淋得透湿。工人们毫不畏惧，六十多个人爬在这根钢柱上，这形情真像蚂蚁啃骨头。经过一阵苦战，他们终于将钢柱倾斜对位。
然而，另一个难题又出现了。
钢柱的垂直度无法校。
所谓垂直度，就是钢柱要立正。这是第一根钢柱，如有一丝一毫的偏差，就会影响所有的钢柱，影响整个主厂房。
本来，这是一件极简单的事情。只要从钢柱的顶端放一根线下来，看看钢柱是否立正了，立直了，就行了。可是，眼下，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而且柱子还悬在吊车上，摇摇晃晃的不稳固，谁敢往这三、四十米高的柱顶上爬呢？
勇士终于站出来了。
刘三明、刘颜龙、唐扩林三条汉子，自告奋勇挑起这副重担。
他们三人各自带上四节电池的手电，套着一副保险带，在一根光秃秃的、不时还摇摇晃晃的独柱上艰难地攀登。
爬在最上面的是刘三明。他胆量过人，算得上一条汉子。然而，勇士也有胆怯的时候，当他摸黑爬到钢柱顶端的时候，这条好汉的心，仿佛也悬在空中了。这可是在没有任何依托的高空。他顿觉一身虚虚的。一颗心在胸腔里怦怦地撞击着。这时，自己紧抱着的这根吊在吊车上的钢柱，似乎也摇晃起来。他连忙使自己镇静下来，暗暗地警告自己，万万不可慌了手脚。他再一次检查自己身上的安全带是否系牢了。然后，掏出线锤，一米一米地往下放……
“好，到了！”
下面传来了喊声，也传来了信号。
此时，爬在钢柱腰部的刘颜龙和唐扩林，也推亮了四节电池的长手电。三道光柱从上到下寻找着垂直度，并不断地指挥着吊车左右着钢柱。
钢柱在空中摆动着，摆动着。
爬在钢柱上的人，也在空中摆动着，摆动着。
深夜十一点四十分，主厂房的第一根钢柱终于找到了垂直度，屹然耸立在基座上了……
几个月过去，主厂房——这栋十分气派的建筑物，竖立起来了。它高达40米，占地面积近九千平方米。光耗去的钢材，就有3800多吨！看看这栋厂房，再来窥视钢城老区的建筑物，它们显得是多么的矮小！
大批的机械设备，开始运进新建的厂房安装了。
然而，一条小河，却隔断了进入厂区的公路。前些日子，为了抢时间搞工程建设，尚未来得及修建这座桥，只运来了两根废钢梁，搭了一座临时的桥。如今，设备要运进厂安装了。有些设备一件就达六、七十吨。这座临时桥能行吗？
李厥祥是个胆大而心细的汉子。在法国，是他在现场指挥大家，把地中海边的一座钢厂，拆开来，搬回来的。回厂后，厂里决定还是让他指挥大家把拆回来的钢厂，在涟水河畔吊拢来，立起来！
厂里要求，1991年7月，30万吨电炉要出钢。全厂职工企盼着这一天，全省人民也企盼着这一天。时间，对这群建设者来说，一分一秒都沉甸甸的。早一天投产，就多产多少吨钢呵！
当然不能等永久的桥、坚固的桥建起再运设备进场。然而，这座临时搭起的桥，到底有多少承载能力呢？六、七十吨的设备，连同汽车本身，八、九十吨，它承受得起吗？
李厥祥找到了一位50年代初从湖南大学毕业，现今退休在家的桥梁专家、老工程师，请他计算一下，这座桥，能承受多少吨的压力？
老工程师经过反复的运算，很有把握地告诉李厥祥：
“行！通车吧！”
司机对老工程师的这句话，还是在心里打上了一个问号。他总是有点不放心，也难怪，弄不好，这是要丢老命的呵！
汽车拖着一件五十吨的设备，摇摇晃晃向这座临时桥边开来。当时，多日阴雨，工地上积有一尺多深的烂泥，临时公路上，也尽是稀泥浆。
离桥还有二十米，汽车停住了。
“开！开过来呀！”
一直站在这座临时桥边的现场指挥李厥祥，大喉大嗓地催促着司机。
“指挥长，这……”
“这什么？”
“我心里，总有一点不踏实。”
司机哆哆嗦嗦地说。
“你呀，算什么男子汉！”
说着，李厥祥走了过来，一把拉开车门，跳进了驾驶室。
“开！要死，我们一起死！”
有指挥长坐在身边，司机的胆子似乎大了些，汽车缓慢地向桥边开过来，开过来。不大一会，这辆载着五十吨巨型设备的汽车，终于从这座临时桥上开过来了。
做任何的第一，都是要有勇气的。而任何的第一，也是最有力量的。有了第一，就会有第二、第三……第一辆载着50吨设备的汽车从这座桥上通过了。紧接着，一辆接一辆的车都从这座桥上开过来了。最后，装着重达六十多吨的设备的车，也从这座桥上开过来了……
一座一座的厂房，立起来了。
一台一台的设备，装起来了。
一座年产30万吨钢、年轧20万吨材的钢城，在这片土地上崛起了。
这是一群钢铁的雕塑。
雕造这群钢铁雕塑的建设者的形象，又何尝不是一组钢铁的群雕呢？
出钢的钟声
1991年7月26日。
这是原定30万吨电炉建成后出钢的日子。
零点，一炼钢厂的操作工人，相继走上了各自的岗位。
宋焕威、张友陵、詹先礼、徐守富、萧华峰等厂领导，赵祥、杨增华等老领导，也一个个登上了炼钢平台。人们把期待的目光，全部集中在那粗大的电极上。
开炉的命令下达了。
强大的电流开始往炉体输入。
突然，一道强烈的弧光在人们面前溅开。“嚓”的一声，电器开关跳闸了。
“这是怎么回事？”
“完了！”
“全完了！”
“……”
人群中骚动了。人们发出一声声揪心的、焦急的、悲壮的惊叹！
大家不由地把自己的目光，迅速地投向厂长宋焕威。两年多前的那场风波，又飞速卷回到面前。难道真被那位驻外记者言中了？我们购回来的真是一堆废铁？
每个人的心里都沉甸甸的。一声声沉重的叹息，从一些人的口中吐了出来。
此时此刻，心理上承受压力最重的，当然是厂长宋焕威了。这座电炉，是他领着一班人马，考察了意大利、法国的好几家停产的炉子后选定的。最早，是一个港商提供的信息，他要做转手卖买，代为购买，要价900万美元。后来，厂里通过一些途径，直接与拉卡尔德钢厂厂主谈判，把买价压到600万美元。并且草签了合同。后来，由于卖方缺乏诚意，又拖了好几个月，最后以750万美元，双方正式签订了合同。宋焕威在现场考察时，工作是很细致的，凡需要开动试车的，他都亲自开动试过车。许多关键部件，还拆开来看过。难道，自己还有什么考虑得不周到的吗？难道……自己可是向省长、向省委书记拍过胸部的呵！
镇静！他知道，这时候，自己的镇静，自己的沉着，对稳定在场的所有人的情绪，对稳定全厂工人、干部的情绪的作用，对检查发现跳闸的原因的作用。
他是镇静的，沉着的。一个真正的企业家，是具有一种大将风度的！
“赶快查明原因！”
他沉着地下达了命令。
工程技术人员们迅速行动起来了。刘启源、刘志钢等人，立即奔忙起来，打开一台台电器设备，紧张而沉着地检查着。
一个小时过去了，原因没有查出。
两个小时、三个小时过去了，原因还是没有查出……
担忧、不安、焦急……扰乱着每一个在场的人的心。
好几个小时过去了，问题仍旧没有找到。看来，这一天出钢是无望了。人们沉重地低着头，慢慢地离去。
宋焕威没有走。副厂长詹先礼、徐守富也没有走。他们一直守在平台上，等候着检查的结果。
好久好久后，跳闸的原因终于查出来了。
原来，由于电器限位被一根钢绳打动，电极升降控制线装反了一根所致。一个小小的失误，影响了全局。说来，也难怪。在此之前，他们只做过几次不完全的模拟试车，而且都是空负荷的。
为了尽快排除故障，确保第二天顺利出钢，李幼军等人连续工作了二十多个小时。直至当天下午，他们才完成调试任务。
7月27日。
又是零点。
强大的电流再次送进来了。三根电极欢叫着，发出了刺目的弧光。
第一炉钢开始冶炼了。
“电器、仪表运行正常。”
“液压系统运行正常。”
“风机运转正常。”
“……正常。”
“……正常。”
“……”
令人喜悦的报告，一声接一声传到了站在平台上的厂领导者们的耳鼓。他们满意地点着头。
所有设备全部运转正常。安装、调试质量，接受了一次严峻的考验。
6点40分。
“当！当！当！”
在旭日的光照中，30万吨电炉投料试产现场总指挥朱建明，亲手敲响了第一炉钢出钢的钟声。
这时，焦急地等待了两个昼夜的厂领导、一炼钢厂职工、建安公司等施工单位人员及厂部一些处室部门的头头们，纷纷涌向炉台后面。一时间，空气好像凝固了。一双双熬红的眼睛惊喜地盯着钢包车缓缓地开往出钢口。
七点零五分，一股火红的瀑布倾泻而下。霎时，炉台上下，厂房内外，响起了喜庆的鞭炮声。
“啪啪啪……”
厂工会主席萧华峰带头鼓起掌来。接着，一双双手板起劲拍起来了。这掌声中，溶进了涟钢人激动的心声。
建安公司一位中年职工，隔着奔流的钢水，向站在“庆祝涟钢三十万吨电炉投料试产”横幅下的工友们，打着“V”的手势。在火红的钢水映照下，同行们看到了他的眼眶里闪着莹莹的泪花。
担任冶炼任务的炼钢乙班班长李立军，擦了一把额头上的汗，那张绷了整整七个小时的脸，露出了欣喜的笑容。自告奋勇前来支援的二炼钢分厂的工会主席、原炼钢技师杨新康也长长地嘘了一口气，似乎把连续两日来在炉前奔波的劳累都轻轻地吐了出来。
宋焕威站在人群中，闪闪的目光里，深含着激情。他望着面前的一个个与之同甘苦、共患难的战友们，望着面前的一个个为这项工程苦战了二年多的建设者们，他真想大声地说一声：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
悬着的心落了地，憋着的气吐出了口。人们才突然觉得累，纷纷离开炉台，真想到床上倒一倒了。是呵，宋焕威等厂领导，炼钢的工人们，连续两个昼夜没有合眼了呵。
宋焕威也离开炉台，往回走来。突然，他的脚被什么东西碰了一下。低头一看，是一个穿着汗渍渍的工作服的工人倒在灰乎乎的地下，香甜地睡过去了。老宋的心头不禁一热，眼眶湿润了。多好的工人呵！如果说，这第一炉钢，是电炼出来的，倒不如说，是涟钢人的汗水炼出来的更确切。
呵！第一炉钢！
另一种财富
一座新钢厂建成投产了。
一批新钢种炼出来了。
厂子增加了财富，国家增加了财富。
然而，涟钢人更珍视的，是物质财富以外的另一种财富。这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气节！这是钢铁工人为国家的兴旺，为民族的强盛的奋斗精神！
厂党委、厂领导班子的所有成员，利用各种机会，向广大工人群众宣传这种精神，让这种精神去教育、去鼓舞更多的人。《涟钢报》除及时报导这群建设者忘我战斗中的动人事迹外，在钢厂即将建成投产的时候，他们组织似乎是全报社的记者，到这群建设者中采访，从各个方面总结他们的奋斗精神，在报纸上接连发表了六篇长篇通讯，热情地讴歌他们的业绩！涟钢电视台，也录制了专题片，对这支为厂、为省、为国争了光的队伍，进行由衷的赞美！
第一炉钢将要开炼的时候，厂长宋焕威，和其他的厂领导研究后，决定特制一个浇铸钢锭的模子，铸一个特大的钢锭，将她竖立在涟水河畔的厂招待所的花坛里，让涟钢人永远记住这一场艰苦的战斗，永远记住这一些不平凡的日子！
这是一座塔，耸立在每个涟钢人的心里！
人们常说：钢铁般的意志，钢铁般的力量，在这个平常又不平常的钢锭里，我们对这两句常说的话，不是有更深一层的体验了吗？
这是一根脊梁！
钢铁，是一切现代化建筑、一切现代化建设的脊梁。大桥，没有钢铁这根脊梁，能经得住车水马龙的重压？大厦，没有钢铁做筋骨，能耸立高天不倒塌？铁路，没有钢铁这一双硬臂，火车能飞驰吗？
不能，不能！
为国家的现代化建设铸造脊梁的钢铁工人，他们的忘我奋斗，他们的奉献精神，他们的风范美德，不同样是一根脊梁？
这是厂之脊梁，这是国之脊梁，这是中华民族的脊梁！
我久久地伫立在这尊似铁塔、似脊梁的钢锭前，深情地投过去一个注目礼……这是一个普通的文化人，从心腔中倾泻给民族脊梁般的工人阶级的钦慕和崇敬！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匆就于娄底地委招待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