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塾记事
父亲自己虽然失学,但他在我们儿辈的教育问题上是很费了一番苦心的。我们家里自己起了一个家塾,请了一位专馆先生。
先生姓沈名叫焕章,是一位廪生。他是犍为县的人,在我未出世之前便来我们家里主教,我们的大哥、我们的二哥(三伯父的儿子)都先后进了学了。因为这样的原故,先生是很有名望的。我们家里人尊敬他,乡里人也尊敬他。
我自己是四岁半发的蒙。我的发蒙是出于自己的要求。我为甚么那样早的发生了读书的好奇心呢?这儿是有几个原故。
第一是我母亲教我念诗,这是很有趣味的一种游戏。最有挑拨性的是那首《翩翩少年郎》的诗句:
翩翩少年郎,骑马上学堂。
先生嫌我小,肚内有文章。
这对于儿童的好胜心真是一服绝好的兴奋剂。儿童的欲望并不甚奢。他要“骑马上学堂”,也不必一定要真正的马,只要有根竹竿便可以代替。骑起竹马,抱着书本上学,这是怎样得意的事情哟!要想实现这种情景,这是使我早想读书的一个重大的原因。
其次是我有能够听懂说善书的自信了。
我们乡下每每有讲“圣谕”的先生来讲些忠孝节义的善书。这些善书大抵都是我们民间的传说。叙述的体裁是由说白和唱口合成,很象弹词,但又不十分象弹词。这些东西假如有人肯把它们收集起来,加以整理和修饰,或者可以产生些现成的民间文学罢。
在街门口由三张方桌品字形搭成一座高台,台上点着香烛,供着一道“圣谕”的牌位。在下边的右手一张桌上放着一张靠椅,如果是两人合演的时候,便左右各放一张。
讲“圣谕”的先生到了宣讲的时候了,朝衣朝冠的向着“圣谕”牌磕四个响头,再立着拖长声音念出十条“圣谕”,然后再登上座位说起书来。说法是照本宣科,十分单纯的;凡是唱口的地方总要拖长声音唱,特别是悲哀的时候要带着哭声。有的参加些金钟和鱼筒、简板之类,以助腔调。
这种很单纯的说书在乡下人是很喜欢听的一种娱乐。他们立在圣谕台前要听三两个钟头。讲得好的可以把人的眼泪讲得出来。乡下人的眼泪本来是很容易出来的,只要你在悲哀的地方把声音拖得长些,多加得几个悲哀的嗝顿。
在我未发蒙以前,我已经能够听得懂这种讲“圣谕”先生的善书了。
我在未发蒙以前,记性也好象不很坏。比我长四五岁的次兄(我们依着大排行叫他是五哥),在家塾的先生回家去了的时候,每每要在灯下受父母的课读。读的当然不外是些《易经》《书经》。那种就象符咒一样莫名其妙的文句从我次兄的口中念了出来,念来念去总是不能念熟。那种带睡的、无可奈何的声音真是扰人,真是就象蚊虫一样。我睡在床上或者在灯下游戏,听着他读得几遍,我倒可以成诵了。
这或者也是使我把读书看成一件容易事的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这些原故,所以我在四岁半的时候便要求读书;我的父母也怕是看我也还聪明,便允许了我的。
那是一八九七年的春天,我父亲引我到家塾里去向沈先生拜了师,是用一对蜡、三炷香,在“大成至圣先师孔子神位”前磕了几个响头的。我从此以后便穿了牛鼻了。——我们乡下人说发蒙叫“穿牛鼻”,这是很有意义的一个譬语。我想从前的儿童教育之痼没儿童性灵,恐怕比用麻绳穿坏牛儿的鼻中膈还要厉害些罢。
发蒙读的是《三字经》,甚么“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这样很暧昧的哲学问题,撇头撇脑就搁在儿童的头上,你教他怎么能够懂?你教他怎么能够感觉趣味?我读不上三天便逃起学来,怎么也不愿意再上学。但已经是穿了鼻子,你便怎样反抗也没有办法了。这回是我父亲用强制手段把我抱进学堂里去的。别人都笑我是“逃学狗,逃学狗”,我那个时候真是无可如何了。
所谓“扑作教刑”,这是我们从古以来的教育方针,换句话说,要教育儿童就只有一个字,一个字,一个“打”字。——“不打不成人,打到做官人。”——读书是为要做官的。你要想做官,那就不能不捱打。你要想你的子弟做官,那就不能不叫人打。大约能打徒弟的先生在当年也就是很好的先生了。我们的沈先生是很有名望的,不消说他的教刑也很严。
他的刑具是一两分厚、三尺来往长的竹片。非正式的打法是隔着衣裳、隔着帽子的乱打;正式的打法是打掌心,打屁股。
这打屁股的刑罚真是再野蛮也没有了。小小的犯人要把板凳自己抬到“大成至圣先师孔老二”的神位面前,自己恭而且敬地挽起衣裳,脱下裤裆,把两爿屁股露出来,让“大成至圣先师孔老二”的化身拿起竹片来乱打。儿童的全身的皮肉是怎样地在那刑具之下战栗哟!儿童的廉耻心、自尊心,是怎样地被人蹂躏到没有丝毫的存在了哟!
削竹片的大抵是我们家里的用人,我们很不敢得罪他,差不多事事都要讨他的欢心。但是事实上我们用的刘老么他是很能体贴我们的。他为先生削竹片总是择选嫩的竹子,而且两头都是不当着节疤的。这样的竹片打起人来不大痛,又容易破。不过破了有一点不好处,就是打下去的时候,两个破片有时会挟着皮肉,特别疼痛。
还有不好处便是竹片容易破的时候,先生省得麻烦,便从学堂的篱栅上把细竹抽来打人。那可不得了!那是囫囵的,打得人非常疼痛。打一节,断一节。打在皮肉上的总是节头。
我发蒙不久便受了打掌心的刑罚。先生把我的右手打出了血来,那是被破了的竹片刺破了的。
事实上这种打掌心、打屁股的正式的打法比较起来还要好受些。因为受刑的人是有意识的,他的皮肉已经有接受竹片的准备。最难受的是那隔着帽子,隔着衣裳的乱打。隔着衣裳的打法在冬天不大适用,总是在夏天。这单薄的衣裳、单薄的便帽,怎么也抵不住那竹片的侵入,尤其是那编篱栅的细竹。
我最忘记不了的是那“铁盔”的故事。
那在发蒙以后怕已经有一两年了,先生是爱用细竹打人的时候。小小的一个头脑打得一面都是疱块,晚上睡的时候痛得不能就枕,便只好暗哭。母亲可怜起来,她寻出了一顶硬壳的旧帽子给我,里面是有四个毡耳的。
这顶帽子便是一个抵御刑具的“铁盔”了。先生打起来只是震空价的响,头皮一点也不痛。我的五哥便和我争起这顶帽子来。有一天在进学堂的途中他给我抢去了,我便号啕痛哭起来。这使先生发觉了那个秘密,他以后打我的脑壳时,要揭去帽子再打了。
就这样又打得一头都是疱块,晚上又不能就起枕来。我们母亲这回也没有办法了。
象这样的刑罚我们叫做“笋子炒肉”,先生骂我们的时候就说是“牛皮子在痒”——其实何尝是痒和搔痒的那样轻快的事体呢!
除这“笋子炒肉”的刑罚之外,我们还要受各种各样的刑罚:罚站,罚跪土地。
跪土地是跪在“大成至圣先师孔老二”的神位面前的。我们家塾里的土地是三合土,那真是硬得难受。单跪土地还不要紧,先生不高兴的时候还要把一条板凳来顶在你的头上,家里的板凳多半是楠木的,而且还有牙齿,那真是又重又痛。但这还不够的时候,先生还叫你顶水。在板凳的两端一头放一碗满满的水,这是要使你伸直大腿、伸直腰、伸直颈子,长跪着动也不准一动的。动了一下,水如昃了一珠,那可不得了,那又要惨受“笋子炒肉”的非刑了。
从前的做官的人就是这样打出来的,所以他们一做起官来便在百姓的头上报仇。他们的严刑峻法不消说是“青出于蓝”的了。当然,象我们这样超过了三十的人大都是受过这样的教育的,所以这种教育的应用我们也用不着太说远了,就在上海的所谓文明都市,就在我们自己的目前,不是还有铁锯分尸、钉板抓背、硫酸灌头、电流刺脑,各种各样新发明的花样吗?……
在家塾里所受过的非刑中,我自己觉得还有一种更残酷的便是“诗的刑罚”。这东西真把我苦够了。我在发蒙两三年之后,先生便要教我作对子。起初是两个字,渐渐做到五个字,又渐渐做到七个字以上。这已经是够受的刑罚。因为连说话都怕还不能说条畅的小孩子,那里会能了解甚么虚实平仄,更那里能够了解甚么音律对仗呢?但是做不出也还是要叫你做,做到后来,公然要做试帖诗了。甚么“赋得‘山雨欲来风满楼’得‘楼’字”、或是“赋得‘漠漠水田飞白鹭’得‘飞’字”之类的诗题。你看,这是不是就和巫师画的神符一样呢?
假使是教育得法的时候,这样不自然的工作也未尝不可以叫小孩子做出。因为在温室的栽培里,一切的草木都可以早期的开花。但我们所受的不仅不是温室教育,尽可以说是冰窖教育。就是应时也怕开不出花来,那里还能早期呢?那种痛苦,回想起来都还犹有余痛。每三天一回的诗课,早饭过后把应读的书读了,便对着课本子瞑坐。翻来复去地把前面改了的旧课拚命地观摩,想在油渣里面再榨点油出来。用陈了的老套头甚么“二月风光好”“三月风光好”“四月风光好”之类,差不多把周年十二月都用完了,就是小孩子的自己也觉得难乎为情。起初是无聊的枯坐,后来渐渐变成焦躁的熬煎了。做不出来是不准你出去玩耍的。由上午坐到下午,由下午又坐到黑,仍然做不出来,那就只好逼得流眼泪了。
这就是所谓“诗刑”。这“诗刑”怕足足受了两三年的光景,这是怎样的一个有期徒刑呢?不过在为受这“诗刑”的准备上我也算得到过一点好处。
我们家塾的规矩,白日是读经,晚来是读诗。读诗不消说就是为的是做诗的准备了。我们读的是《唐诗三百首》和《千家诗》。这些虽然是一样的不能全懂,但比较起甚么《易经》《书经》《周礼》《仪礼》等等,总要算有天渊的悬隔了。只有这一点,可以说是一日的家塾生活的安全瓣,但都还不能说是十分的安全。
关于读诗上有点奇怪的现象,比较易懂的《千家诗》给予我的铭感很浅,反而是比较高古的唐诗很给了我莫大的兴会。唐诗中我喜欢王维、孟浩然,喜欢李白、柳宗元,而不甚喜欢杜甫,更有点痛恨韩退之。韩退之的诗我不喜欢,文我也不喜欢,说到他的思想我更觉得浅薄。这或许是后来的感情也说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