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岂曰无衣
“狗日的太阳，毒辣！”
邓子儒刚坐进道奇车里，就听见司机吴小石的嘀咕。他抬眼望望车窗前明晃晃的天空，心里闪过一丝担忧。今天没有雾，日本飞机会不会来轰炸呢？这时他又听见公馆里传来一声呼唤，紧跟着奶妈曹二娘从大门台阶上迈着一双小脚，碎步来到车窗前，说：“先生，太太说，晚饭她也不回家吃了，下午去川盐银行的陈太太家打牌，晚上直接去‘中苏文化协会’那边和先生碰面。”
“又是牌局。”邓子儒隔着车窗说，“晓得了。告诉太太，晚上八点，不要迟到了，今晚会有很多大作家、大诗人要来。哦，对了，让她注意空袭。”一个月前的一次空袭，夫人蔺珮瑶和几个富家太太在白理洋行陆太太家的防空洞里打牌，结果一颗炸弹正好落在洞口，把几个富家太太封在了里面。好在防空洞里有水有吃的，还有通风设备。十多个防护团的青壮小伙子挖了一个晚上才把她们救出来。淞沪抗战前从上海逃难过来的陆太太事后说，日本小赤佬，女人家的牌局也来炸，真是上不了台面的。
现在阔太太们躲进防空洞里的牌桌也不安全了，足见已经不是天上的鸟屎落在人们头上那样的概率了。连蒋介石在南山的官邸都遭到了轰炸，战时首都已无论贵贱，都被覆盖在大轰炸死亡的阴影之下，就像司机吴小石抱怨这一大早就火辣辣的太阳。天空晴朗，意味着雾都少了一层庇护，如同大雨天中没有一把伞。全面抗战已经进入第三个年头了，虽然重庆人一个日本鬼子都没有看见过，自己的城市却被炸得满目疮痍、尸横遍野。那种感觉就像你被一个影子拳手——或者一个恶鬼——一次又一次地欺负痛殴，但你却连还手的机会都没有。不是你不敢打，而是你看得到对手却够不着。
这个端午节邓子儒会非常忙碌，下午两点在长江上的龙舟赛他既是组织者之一，又是棉纱帮“过江龙”龙舟队的老板。为了打造这支龙舟队，他从自己的两家棉纱厂和一家炼铁厂里抽出那些身强力壮的工人，加上重庆码头上本帮会里的青皮后生，组建了一支像模像样的龙舟队。他为他们打造龙舟，置办行头，天天吃白米饭，隔天宰一头猪，还请来参加过往年龙舟赛的前辈做教练。邓子儒只有一句话：“端午那天，你们就是我邓某人的脸。”
不过，真正让邓子儒兴奋的还不是下午的龙舟赛，而是晚上由他襄助的一个文人雅聚，那将是会载入中国文学史的一次文学活动，看看都要来些什么人吧：于右任、郭沫若、老舍、张西曼、洪深、成舍我、应云卫、马思聪、金山等名流巨擘，还有中国电影厂、中华剧艺社、怒吼剧团的大牌演员们。他们聚在一起，正是为了庆祝中国第一个“诗人节”的诞生。这个“诗人节”由老舍先生执掌的“中华全国文艺抗战协会”首倡，得到流亡到重庆的各路文艺精英的热烈响应。文坛的大师们认为，没有比在抗战期间将纪念屈原的端午节定为“诗人节”更合适，也更有意义的了。
邓子儒那时并不知道这个端午节将会改变许多人的命运，包括接下来的“诗人节”，一些人会在这战火连天中结为患难之交，一些人的情感历程将从此迈上一条坎坷艰辛的道路，一些人将在重庆这个战时文化中心闪亮登场，成为陪都名人，就像他最近倾心推崇的青年话剧演员白羿。
想到清纯可人、洋派十足的白羿，邓子儒心中便不由得泛起一丝烦恼。早上起床时，蔺珮瑶忽然跟他说，“诗人节”晚会她想担任司仪。邓子儒当时不假思索地回了一句，你去凑什么热闹啊，司仪人选已经有了。蔺珮瑶也马上回应了一句，是那个白羿吧？邓子儒没有听出话外之音，便说，人家是北平戏专毕业的，主持这样的晚会有经验。蔺珮瑶声音一下大了起来，北平戏专毕业的就很洋派吗？不过是个戏子而已。我上教会小学时就在唱诗班唱歌了，还演过圣诞剧哩；高中时候也不是没演过话剧，当年你没来看过我的演出唛？现在又去捧别个了吧？你们这些公子哥儿就会耍这个，恨不相逢未嫁时吧？唉，重庆妹子的嘴，嘉陵江的洪水。太太连珠炮般的发问让邓子儒想发火，但毕竟心里有些虚，只得连赔不是加解释。这女人一结婚，说话就没有温度了，只有火锅里的麻辣烫。最后双方勉强达成协议，由蔺珮瑶来担当司仪，白羿朗诵一首诗歌。但是蔺珮瑶的小姐脾气也上来了，本来答应陪邓子儒去看龙舟赛的，却赖在床上不起来。这些女人啊，抗战那么大个事情，她们也只当成争风吃醋出风头的舞台。
邓子儒上午要先去市中心督邮街的渝华公司总部处理业务，道奇轿车沿嘉陵江边一条弯弯曲曲的公路蛇行，路上都是疏散去乡间的民众，有钱的坐轿子，没钱的肩挑背扛。嘉陵江上往来穿梭的木帆船，片片风帆都百孔千疮，补丁摞补丁，没有一片是完整的。这景象看上去贫穷，但硬气；脆弱，却坚韧；破败，也有序。就像刚才邓子儒看见路边一个用手挪着前行的老人，虽然没有了双腿，但他仍然要去一个没有轰炸的地方，哪怕是靠乞讨也要活下去。司机吴小石猛按喇叭要老人让路，那时除去政府和军队，整个重庆的私人轿车不到两百辆，开小轿车的司机也有人上人的感觉。邓子儒喝了一声，让人家慢慢走！要是顺路，他真想搭他一程呢。
昨天日本飞机才来轰炸过，因为有雾，在市区上空乱扔了一通炸弹，据今天早上收音机里的新闻说昨日中国空军起飞了十五架战机迎战，但没有打下一架日本飞机，只说“击伤”数架日机，自己却损失了四架苏制伊-15战机，白市驿机场一架未及起飞的飞机也被击毁。当时还在盥洗间洗漱的邓子儒深叹了一口气，不经意间咽下一口涩涩的牙膏泡沫。他还听见卧室里的蔺珮瑶也高叫一声，他们怎么就不说有没有飞行员牺牲？是啊，那些飞行员可是国家的宝贝，连蒋夫人宋美龄都把他们当自己的孩子看。在一次重庆市长吴国桢举办的聚会上，邓子儒和蔺珮瑶曾经见到过两个被请来作为嘉宾的空军飞行员，他们知书识礼、雄姿英发。这让蔺珮瑶兴奋了好几天，不断在他耳边说，他们好年轻、好英俊哦！重庆的天空就指望他们了。是的，他们都是民族精英、军中俊杰，可是我们的飞机不行啊，娘子。女人家就是只有头发长。
渝华公司是一幢临街的三层白色水泥汀小楼。一九三九年的“五四”大轰炸，日本飞机投下了重庆人还未见识过的铝镁合剂燃烧弹，那种炸弹一爆炸瞬间就烈焰冲天，释放出三千多摄氏度的高温，弹子锁都被烧成一团铁疙瘩，上下督邮街两边的那些木制房屋几乎被烧毁殆尽，渝华公司的小楼仅被炸缺一个角落。商界的朋友们都说渝华公司的地盘风水好，连日本人的炸弹也不敢落一颗，也难怪这些年人家的生意似乎一点也不受战争的影响。外人看到的都是表面现象，其实自从去年“五三”“五四”大轰炸以来，邓家在城内的产业几乎损失了一半，更不用说那些死于轰炸的亲人。邓子儒接手渝华公司以来，经营方向已经在悄悄发生转变。邓子儒接连收购了两个棉纱厂，投资了一个炼铁厂，还入股了卢作孚的民生航运公司。他深知一个国家的战争机器要正常运转，需要强大的制造业和通畅的运输能力。他的行事风格与其父不同，过去那种依仗帮会势力占地盘经商的模式已经行不通了，现在山城的码头再大也不属于重庆，而是属于国民政府。就像你生产出来的布匹、生铁，都是政府亟需的军用采购品。你要是能够制造出一架比日本人的飞机飞得更快的轰炸机，也飞去日本轰炸东京，政府更是求之不得。当然现在我们还造不出飞机来，但可以买。买飞机要外汇，我们又外汇紧缺，幸好还可以用自己出产的宝贝去换，这个宝贝就是桐油。美国人需要桐油，我们需要美国人的飞机。
邓子儒现在就准备开一家桐油加工厂，今天他约请了中央大学的一个航空动力学教授，希望他来主持这家工厂。这个叫陈可循的大学教授书生气十足，三十多岁，面带菜色，穿着破旧的长衫，脚下的圆口布鞋都裂口了。更让邓子儒惊讶的是他竟然背了一个竹篾背篼，还不是那些去赶场的本地哥老倌背的圆形背篼，而是乡村大嫂背孩子的那种中间有一小方座位的方形娃儿篼。
邓子儒帮他把沉重的背篼放下来，问：“教授这是……”
“书。在生活书店淘的书。昨天听说武库街的书店被炸了，书的碎纸片都飞过嘉陵江飘到江北了。今天店家甩卖残存的书，我就多买了一些。”陈教授说。
“这些强盗，书店也要炸。陈教授快请坐，咖啡还是茶？”
“咖啡？”陈教授的惊讶不亚于邓子儒看见一个大学教授背个女人的背篼进城，“你这儿还有咖啡？”
邓子儒从他脸上看出了一个人对久违的某种物品的渴慕，便问：“先生是喝南洋的咖啡，还是美国的麦斯威尔？”
“噢，麦斯威尔？”陈可循扶了一下眼镜，不经意间咽了一口口水，“Good to the last drop!”[12]
“先生留美的？”
“嗯，和上月刚刚罹难的孙寒冰教授同在哈佛大学念的硕士，后来在加州大学教书。中央大学迁来重庆后，我就应聘来了。我和孙教授还是乘坐同一条船回来的，只是没想到啊……”
邓子儒顿生感动。这些人如果留在美国，是可以悠闲地喝着咖啡，不用考虑温饱，不用担心轰炸，专心做自己的学问的。孙寒冰教授的葬礼邓子儒也赶去北碚参加了，那一天他很悲伤。北碚是重庆的远郊，就因为有许多学校迁到那里，日本人的飞机就盯着这座风景秀丽的小城炸，仿佛一个强盗专门来打劫捣毁你心爱的书房。日本人之阴毒，远非一般打上门来的西方列强所能比肩。
佣人煮麦斯威尔咖啡时，邓子儒全盘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四川各地遍布桐子树，临近的云南、贵州也有很多。过去我们不知道这种东西的宝贵，只是用来点灯、刷木头，哪晓得它现在是政府用来交换抗战物资的宝贝呢？我有资金，陈教授有技术，本地又有这么好的资源，我们一起大干一场吧！
但陈可循对邓子儒许诺的优厚酬劳不屑一顾，言明自己只希望在大学教书，桐油的压制提炼程序他可以无偿提供，这对于他来说简直小菜一碟。他说自己在实验室就可以提炼一些纯桐油，邓子儒照这个标准去做便是，有困难他会随时给予指导。
“全民抗战嘛，邓先生崇尚实业救国，我遵循科学救国。我的那些学生，穿越了大半个中国来重庆读书，我可不能轻易抛弃他们。他们将来是可以为国家造大飞机的。”陈教授说。
抗战前全中国有一百零八所大学，战争爆发后有五十二所迁来了四川，在重庆的就有十九所。那年月如果有人能够从空中作一次航拍，便可在国破山河在的大地上，看到一幅幅震撼又催泪的学子流亡图，从北向南，从东向西……
邓子儒想起在孙寒冰教授的葬礼上和一所大学的副校长谈起抗战的前途问题，他的悲观论调让邓子儒当夜难以入眠。“陈教授，我想请教一下，你认为我们的抗战有希望吗？”
陈教授沉吟良久，摘下眼镜来擦拭。“有一天，我们在实验室也讨论了这个问题，是从饿肚子谈起来的，因为一个教授才饿昏在讲台上。我们的大先生顾毓琇说了一句话：‘如果中国的知识分子认为抗战有望，则未必能胜；但如果知识分子认为抗战无胜利希望，则抗战必败。’老弟，我们是念过书的人，我们得挺住。”
这个道理邓子儒是明白的。所谓民心，乃由“士心”引导。“士心”就是一个读书人的家国情怀、报效国家之心，也就是读书人的“士气”。“士气”不倒，民心从之。“未必能胜”，但也一定要搏一把，总比束手就擒当亡国奴好。他让吴小石去扛了一袋大米送给陈可循。堂堂中央大学的教授用手抓了一把雪白的米，竟然就哽咽起来：“我都快忘记大米的颜色了。”
邓子儒叹了口气，吩咐吴小石道，再去库房扛一袋面粉来。你送教授回家，我自己去东水门。
东水门也是往昔重庆“九开八闭”的“开门”之一，历来是人们从主城区渡江到长江南岸的大码头，也是商旅云集之地。这次龙舟赛的起点就设在东水门，赛道顺长江而下。本来主办方原定的起点在东水门上游的储奇门，赛道将近四公里，经过人和门、太平门、太安门、东水门、翠微门到朝天门。顺长江划龙舟，加上人力，一般二十来分钟就可完成比赛。但重庆防空司令部担心会有空袭，将赛程砍去了一半。
抗战前，重庆的许多老城门都被拆除了，只是这些熟悉的地名人们还常挂在嘴边，如同说起一个远去的老友。东水门还有一段城墙尚存，城门洞也还在，像一个饱经沧桑的老人豁开的嘴。城墙外杂乱无序的吊脚楼傍山崖、依陡坡而建，看上去摇摇欲坠，不要说经不住日本人的炸弹，就算随便跺一跺脚都会垮塌。那些支撑吊脚楼的柱子好一些的有成人的大腿粗，寒碜些的用竹子捆绑而成。本地人称之为“捆绑房”，下江人叫它“抗战房”——他们来到重庆，能暂住进这样的房子已属幸运的了。这些捆绑房或黢黑残缺，或歪歪斜斜，就像破衣烂衫的山城底层百姓的脚，坚忍地站在坡坡坎坎上，不惧寒酸，迎风挺立。有些捆绑房被炸垮了、震倒了、烧毁了，但不出一个月，它又神奇般地站立了起来，尽管依然破旧不堪，依然不忍卒睹。但那是人们因陋就简，捡拾些没烧尽的木头、板子、竹竿等物，又去长江里打捞一些上游冲下来的大木料，东拼西凑地搭建起来的。对生活于这里的人们来说并不复杂，炸垮了房子，只要人还站在山城的坡坎上，房子也就跟着站立起来了。
邓子儒记得上个月东水门才挨了一次炸，房屋自是损毁不少，当时他来看过，还让人熬了两大缸粥赈济灾民。在江湖上这是他们邓家的地盘，从铺子里飘着山羊胡的掌柜，到茶馆里的幺师，见到年轻的邓子儒都要尊称“大爷”。自从邓玄远去世后，邓子儒自然就是邓氏祖先所开袍哥山堂“天门堂”“义”字辈的龙头老大了。
袍哥之“袍”，源自《诗经·秦风·无衣》中“岂曰无衣，与子同袍”句，可见这个民间帮会的齐心勠力及其血性。它的源头又可追溯到清朝初年东南一带“反清复明”的秘密组织洪门。两百多年来洪门就像一股股四处漫延的水流，有江湖就有它的身影。其中一股逆长江而上，在四川各地形成独具特色、自成体系的袍哥帮会，又称为哥老会。在清末民初，社会动荡，军阀混战，四川各地的袍哥帮会一度风起云涌，叱咤江湖。辛亥年间借助四川保路运动，推翻清廷，他们率先参与；民国初年军阀无义战时，他们虽然非军非民，但结帮自保，歃血为盟，其势力由乡村而城市，由民间而商界、而官场。重庆码头上五个字辈的袍哥帮会“仁、义、礼、智、信”，几乎囊括了山城重庆的整个江湖。有句俗话最能说明他们的特点：“仁字辈帽子多，义字辈银子多，礼字辈铺子多，智、信两辈刀子多。”意即在“仁”字辈的袍哥大爷多是官宦人家，“义”字辈的袍哥则是商界大佬，“礼”字辈袍哥多是做小生意的，而在“智”“信”两辈操袍哥的，则是在江湖上打打杀杀的引车卖浆者流了。在重庆码头的江湖上，一声“倥子”令你无路可走；一句“在袍兄弟”，让你吃遍天下。袍哥又看你蹚的是“清水”还是“浑水”。一般来说，前三个字辈做正经生意的和为官的多是“清水”袍哥，只不过借助帮会势力搭建自己的民间基础；后两个字辈的多蹚“浑水”，至于干拦路剪径、打家劫舍勾当的就更是在“浑水”里滚了。当然，国有国法，帮有帮规，袍哥最崇尚的就是江湖义气，“义”者江湖道义，“气”者袍哥气概也。此二字足可让任何一个“在袍兄弟”抛弃身家性命，上刀山下火海滚油锅，在所不惜。
现在是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党政军警势力大为加强。袍哥这种帮会组织只能是朝纲不举时才会得以滋生蔓延，毕竟你在江湖，人家在庙堂。这个道理受过大学教育的邓子儒再明白不过，他自己也不喜欢帮会那一套浸透了封建礼教和迷信色彩的规矩，什么“红十条”“黑十款”，看上去奖罚分明、教规严厉，其实就是封建家教的社会化。父亲的江湖已经老去了，被战争的枪炮打得千疮百孔了。邓子儒这样受过现代文明教育的人，自然更崇尚“德先生”和“赛先生”。不过喜欢话剧的邓子儒知道，人是可以扮演各种角色的。上午他和中央大学的陈可循教授谈论实业和科学救国，下午他来到自己的码头上，操的就是袍哥大爷的派头了。尽管有些无奈，内心也巴不得对这些袍哥大爷敬而远之。但今天是邓子儒第一次以大舵爷的身份在父亲的江湖上露脸，他不得不顾及自己的身份。
“天门堂”的哥子伙早就在码头上为自己的龙头老大搭了个凉棚，摆上了茶具、藤椅，那儿正对着龙舟赛的出发地。几个掌事的大爷也带着一帮小老幺在东水门码头残破不全的台阶上迎接，他们看见自己的大舵爷既不带随从，也不坐小车，更不乘轿子，一身白色洋装，甩着两手（空手）就来到了码头上，跟从前的大舵爷邓玄远操的派头大不一样，让掌事的大爷们颇有些不适应。而且，这位年轻的大舵爷一来就满脸不高兴，他用手指了指凉棚问：“这是给哪个搭的？”
七十多岁的掌事大爷秦二爷双手合十答道：“邓大爷，是为你老人家搭的。”在帮会里嗨二排的大爷相当于关公关云长的角色，被称为“圣贤二哥”，本帮会的历史、规矩、江湖恩怨，全在他的肚子里。
“给我拆掉。”邓子儒轻声说，“重新盖一个更大的。”父亲曾经告诉过他，在帮会里说话要慢声细语，但每个字落在地上都要能砸个坑，那才是大舵爷操的气势。
“太阳晒不到的，大爷。”
“你们这些老辈子啊，等会儿‘新生活运动促进委员会’的刘副会长要来，市体育协进会的张会长也要来，还有市府里的一个处长，第二区、第五区的区长、科长都要来。你们让我一个人坐在凉棚下当宝器唛？”
这群只晓得江湖贵重不懂得汉官威仪的哈脑壳。邓子儒撇开这些遗老遗少，径直下到江边。“过江龙”龙舟队的小伙子们已蓄势待发，一条崭新的龙舟还未下水，造型夸张的大红色彩绘龙头冲着江面，正等待邓子儒去为它“点睛”，旁边还有个戏班子，他们将演唱川剧《巴九寨》中的一段以壮声势。这是老传统，往年他的父亲“点睛”时，一帮人敲敲打打、又唱又跳，还要上香、祭拜，仪式差不多要搞一个多小时。邓子儒不喜欢这些老掉牙的繁文缛节，更不用说小时候父亲常常带他去看川剧，看得他磨皮擦痒，如听天书。他让人打发走了戏班子，说都啥子年代了，赛龙舟是为了强身健体，抗战建国。“点睛”就“点睛”，要啥子吼帮腔的哦。政府倡导新生活，就是要扫除你们这些旧习惯。
邓子儒抄起朱笔为龙舟的龙头“点睛”时，江风微拂，场面寂然。几个老袍哥暗自摇头，面色恓惶，仿佛有种不祥之兆笼罩在江上。此刻码头左侧忽然传来喧嚣的锣钹鼓镲声。“那是木船帮的龙舟队在‘点睛’了，他们唱的是川剧《别宫出征》中的一段。”有人告诉邓子儒。
秦二爷又凑到邓子儒耳边说：“大爷，今年龙舟赛我们的对手些都凶（厉害）得很哦，木船帮、竹器帮、驳船帮、山货帮都有好多划龙舟的高手。你看那边锣钹敲打得天都要垮啰，呜嘘呐喊的是想在我们面前绷劲仗（示威、提气）哦。”
邓子儒白了他一眼：“到了水里才晓得。”他又对着围在龙舟四周的龙舟手们说：“兄弟伙，你们虚火没得？”
“过江龙”龙舟队的掌旗手赵五哥朗声说：“虚它龟儿些个铲铲！大爷放心，我们绝不会拉稀摆带。”赵五哥是条敦实精悍的汉子，在父亲的山堂里嗨五排，在江湖上是颇有名望的赵五爷。几年前曾经为邓玄远滚过油锅，在官府的监狱里蹲了几年。在帮会里嗨五排的袍哥行使的是大管事的职责，训练兄弟、处理纠纷、对外交涉、迎来送往都是他的事情。故袍哥里有“内事不明问当家（三爷），外事不明问管事”之说。
这时木船帮那边过来个身着短褂、包青色头帕的青皮后生，身后跟着一个小老幺。他冲邓子儒行了一个袍哥们专用的“拐子礼”，递来一张巴掌大的“公片宝扎”[13]，朗声说：“我家王大爷请邓大爷过去喝茶。王大爷还吩咐说，贵码头要是没有请戏班，我家大爷说，本码头的戏班可以代为效劳。”
“放屁！”邓子儒身边的秦二爷呵斥道，“人吵败，猪吵卖。规矩搞醒豁没得？抠鼻子屎吃的小崽儿，就你这闹山麻雀还想来闯码头嗦？”木船帮的袍哥只是“智”字辈的，按江湖规矩低字辈的掌舵大爷应该主动前来拜码头，还只能以晚辈自谦，不可轻易称大爷的。
那小子一点也不虚火，反而清了一下嗓子用戏腔唱道：“三块石头堆起，也是个码头，照旧停靠长江里的大船；风里浪里，江湖规矩，山上水上，都是好汉。贵码头好稀罕，点睛不唱戏，烧汤不放盐。各位大爷，你是你，我是我，羊子不跟狗打伙，我们长江里见。三哥我告辞了。”
邓子儒身边的几个掌事大爷早就气得吹胡子瞪眼睛了。这明摆着是来剪眉毛的嘛，我们的大舵爷年轻，字辈可是在那里摆起的。赵五哥早上前一步拽住那人的衣襟，怒道：“哪里来的小‘天棒’？敢在这里用猪尿泡打人嗦？嘴巴子再硬，还不是蚊子叮秤砣。今天你们当家的不来报盘[14]，老子们让你龟儿子的猫抓糍粑脱不了爪爪！”
两人拉扯起来，那边有几条汉子也在往这边冲，邓子儒不紧不慢地喊了一声：“手松开，搞啥子名堂？有劲仗到日本人面前去绷。”这时他看见市体育协进会的张会长陪同“新生活运动促进委员会”的刘副会长等几个官员从台阶上走下来了，便转身去迎接。秦二爷跟在他身后说：“大爷，我们可不能在那些倥子面前矮起哦！”邓子儒看他一脸江湖暮气，唾沫星子都沾在了山羊胡上。秦二爷跟随父亲几十年，忠心耿耿，名震江湖。但他是否晓得，国家都到生死存亡关头了，江湖上的快意恩仇还有多大意义？
张会长根本没时间到刚刚搭建起来的大凉棚里就座，一见邓子儒就说，刚刚接到防空司令部的通知，日本飞机已经飞过来了。龙舟赛取消，你让大家赶快就近躲进防空洞。
张会长的话音刚落，市区上空就传来凄厉的空袭警报声，那声音尖锐刺耳、响遏行云，就像有一只冰冷的手攥住了人的心，将它从心房处一把一把地往下拽；也像阎王巡行前派来开道的小鬼，打着阴森恐怖的呼哨要把人们往地狱里赶。市区的最高处枇杷山上预报空袭的红灯笼也挂出来了。“灯笼高挂，炸弹来炸”，这是娃儿都会的口头禅。
市府来的几个官员四处去召集各龙舟队的老大和领队来商议，其实警报一响大家都在往张会长站的地方靠拢了。
邓子儒问：“敌机飞到哪里了？”
张会长说：“刚才接到的通知说在湖北恩施。”
“可恶！我告诉大家撤吧。”那时重庆的上空尽管不能完全防御前来轰炸的日机，但已在美国人的帮助下建立了一个卓有成效的防空网。没有雷达，可我们有的是人力，日本飞机刚从武汉的基地起飞，宜昌、恩施、涪陵、丰都、长寿，一路上都有监视哨随时通过电话、电报报告重庆防空司令部。飞机还没有飞进四川境内，这边的空袭警报就响起来了。
张会长看到人差不多齐了，刚想站在一个高坎上宣布本次龙舟赛取消，木船帮的王大爷忽然说：“这才是空袭警报，日本飞机飞过来还早得很，我们搞得赢。”
刘副会长是北方人，没太听明白，就问：“搞得赢什么？”
“赛龙舟噻。一哈哈儿就煞郭了，再躲飞机都来得及。”王大爷又说。他身边也有几个老大附和道：“就是嘛，来都来了，怕个铲铲哦。先赛了再说。”日机轰炸都两年多了，重庆人躲空袭已经躲皮了，一般来说，从空袭警报（预备警报）拉响到紧急警报再度响起，中间会有一两个小时，一些胆子大的人听到预备警报时，还在茶馆里把泡的那壶茶喝完，有的家庭主妇都躲进公用防空洞了，忽然想起灶上还熬着稀饭，便哭着喊着地要防护团的人打开防空洞的门，让她回去把稀饭从灶台上端下来。当然，以陪都为中心的防空网也有不灵的时候，日本鬼子狡猾着哩，有时候，头道警报刚刚才响起，日本飞机就不知从哪个方向窜进来了。重庆人总是会不失幽默地说，那些盯飞机的龟儿子们都打瞌睡去了嗦。
“胡扯！不要命了。”刘副会长厉声说，“都给我回防空洞里去，我有重庆防空司令部的命令。”
刚才差点跟赵五哥打起来的那个后生粗声武气地说：“你的命令关我们㞗相干！怕他个锤子哦，赛龙舟个嘛，一年才一回，要炸就炸死算㞗。哥子伙，不虚火的走哦！我们可不能像别个那样，戏不唱，龙舟也不敢划。”他一边说一边挑衅地看着“过江龙”龙舟队。
“过江龙”龙舟队的掌旗手赵五哥哪受得了这个，他把手中的彩旗一挥，大吼一声：“我们‘过江龙’这杆旗子不是夹在屁股后头的，敲铛铛磬[15]的啷个抵得过大锣大鼓。兄弟伙，不虚！”
他这样一喊，其他龙舟队的人马几乎都举起了手里的桨，喊着叫着往江边走。不仅袍哥帮会的龙舟队下去了，湖广商会、江浙商会、兵工厂、电力厂，最后连政府部门和两所学校的年轻人也跟着走了。
张会长对身边的一个人说：“去叫宪兵来把他们赶回去。”
邓子儒说：“会长，日机过来至少还有两个小时，我们抓紧一点，也许来得及。再说了，万一这次日本飞机是去炸合川呢，炸梁山呢。昨天他们才来炸了重庆，哪有紧到（跟着、接连）来炸的哦。”
张会长脸上淌汗了，他松开领结，使劲咽下一口口水，说：“我可担当不了这么大的责任，要遭枪毙的！大家都有家有口的，轰炸一来哪个不呼爹喊娘的满世界找自己的亲人。邓先生，你难道也不顾自己的家了吗？”
蔺珮瑶那天下午并没有去打牌，早上起来心情就不是很好，倒不是和丈夫拌了几句嘴，而是她从衣橱里翻出的十几件旗袍或裙子都不能让她满意，虽然它们不是从香港定做的，就是上海鸿翔公司来的大裁缝为她量身订制的，但蔺珮瑶总觉得不适合今晚的晚会。那些莅临“诗人节”的作家诗人们可能不会有一身像样的衣裳，但与会的“下江女人”一定会不少。她们总能穿出一些引领山城时尚的服饰，哪怕是一条披肩，也会亮瞎全场人的眼，更不用说那些电影明星、话剧明星们。那个叫白羿的，清明节陪都演艺界为难民搞募捐晚会，天也不是很热，许多与会的小姐、太太大都穿一身中袖锦缎旗袍，白羿却穿一袭银色乔其纱连衣裙，且还是短袖、一字领，大胆暴露，款式新颖，还佩戴着坠至胸前的两串洁白圆润的象牙珠，彰显出她那颀长粉白的脖子，更夺人眼球的是她还戴了一顶珊瑚编制的花冠，既洋派十足又颇具新生活运动情调。人们在美国片中看到的夏威夷女郎，仿佛就是这样的打扮。她当然就成了难民募捐晚会上的女王，尽管蔺珮瑶认捐了一万法币，超过了整场晚会募捐到其他与会者的善款总和，但男人们的眼光仍然在白羿身上。
自去年结婚以来，蔺珮瑶的爱情和爱国热情一样逐日递减——她一直在努力让自己相信，嫁给邓子儒是因为爱情，正如她也一直在内心纠结，是不是因为已为人新妇了，就没有了当年的一腔爱国热情？如果不是日本飞机来重庆轰炸，战争对她这种富家太太的生活几乎不会有多大影响。日本人不来，各地军阀还不是隔三岔五地打仗。“天下未乱蜀先乱”，蔺珮瑶童年少年时期，没少听大人说打仗的事情。她和一帮太太每周都有她们自己的堂会，不是跳舞就是打麻将，纸醉金迷，通宵达旦。不能说她们不爱国，也不能说她们不爱自己的丈夫，她们只是一群被这混乱的世道搞得失去了生活方向的人。像蔺珮瑶这种爱情至上主义者，当爱情逝水东流以后，就找不到生活的意义所在了。
不过按邓子儒的说法，打仗归打仗，该做生意的还做生意，该生娃娃的照生娃娃。昨晚在床上，邓子儒旧话重提，说家里老太婆又在问，儿媳身上什么时候才有喜。蔺珮瑶没好气地回了一句，等打跑了日本人再说。邓子儒阴郁地说，要是打不赢日本人呢？那更不能生。蔺珮瑶的火气又上来了，说我可不想我们的国家多一个亡国奴。邓子儒也被惹毛了，强行爬到蔺珮瑶身上，动手解她的睡衣，说即便成了亡国奴，老子也要当男人。两人在床上撕扯翻滚，蔺珮瑶抵挡了一阵，终于罢手了。她不是不能继续，这个个子还没有她高的小男人，她完全可以把他踢下床去。她蔺珮瑶什么事情不敢做？但身为人妻，有些事情不得不妥协。不得不在男人快乐地呻吟时，自己泪湿枕巾。蔺珮瑶婚后才明白，每一桩婚姻都有面子和里子，就像人要有外套和内衣。对富贵人家来说，外套从来都很重要。
比如今天这个场合，蔺珮瑶想。他们夫妻在陪都名流云集的“诗人节”上携手登场，一个有钱有势、有爱国热情，一个风姿绰约、光彩照人，他们是重庆社交场所公认的金童玉女。一个才刚刚二十岁的女子不能拒绝这样的虚荣，就像不能拒绝人家廉价或真诚的赞美，还要面带迷人的微笑。蔺珮瑶最后还是听从了奶妈曹二娘的建议，挑选了一件水滴领、圆襟、短袖、高开衩的旗袍，浅蓝色的乔其立绒面料上点缀着几朵大写意的织锦梅花图案。这是上月才在香港定做的，今晚显然更适合中式风格的打扮。但蔺珮瑶觉得腰收得不够，一身优美的曲线都打折扣了。曹二娘说，太太既然要进城，何不去民权路上找鸿翔公司的那个大师傅帮忙收一下？曹二娘是把蔺珮瑶从小带大的奶妈，和她相处的时间比她的亲妈还多，蔺珮瑶嫁到邓家后自然也把曹二娘带过来了。无论是生活起居还是个人问题，曹二娘总能给蔺珮瑶提出合理的规劝或建议，就像她今天为太太挑的这件浅蓝色旗袍，让蔺珮瑶在多年以后都相信：蓝色，代表着爱情。
就在挑旗袍的时候，蔺珮瑶接到一个不寻常的电话，让她改变了下午的安排。电话里的声音很低很直接，说又回到重庆了，想约蔺珮瑶见个面。蔺珮瑶脱口而出：“回来了！你不要命了唛？”
“干革命的人，都不要命。”电话那头传来淡淡的一笑。
这个神秘的电话激起了蔺珮瑶心中埋藏许久的激情，这种激情曾经是因为年轻、好奇、刺激，以及对某种公平正义的寻求。就像在嘉陵江里畅游过的人，现在又想跃入其中了。她磨蹭到十一点才坐车出门，先去民权路上把旗袍交给上海大师傅，约定下午五点钟去取，然后再去不远的民生路，那里有一家苏州人开的“陆稿荐”。这家随着“下江人”一起在重庆落户的老字号饭店，开始还让重庆人觉得拗口，不晓得店名是啥意义。后来像蔺珮瑶这样的“好吃狗”发现它的酱鸭和酱汁猪头肉相当入味，她让高玉华来“陆稿荐”和她见面，是因为她了解高玉华的行事风格，越是上流人士爱去的地方，越安全。
蔺珮瑶找了包间刚坐下，高玉华就到了。还是那身朴素得像一个劳动家庭妇女般的打扮，短发，阴丹士林布旗袍，而且看上去很疲惫，似乎几天都没睡个好觉，那感觉就像又要去逃亡了。简单寒暄后，高玉华就说：“我们的书店昨天被炸了，死了三个员工。”
“书店？”蔺珮瑶有些吃惊。上次逃出重庆时，她说要去成都做事，怎么又回重庆开书店了？这些共产党人真是浪漫，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过什么样的生活就过什么样的生活。在蔺珮瑶的眼里，共产党就意味着自由平等和妇女的解放。因此她佩服高玉华这样的共产党人。
“我现在在武库街的生活书店工作。”蔺珮瑶对面的这个女人略带狡黠地一笑，“对了，以后叫我魏蓝吧。魏征的魏，蓝天的蓝。”
“你们改名换姓要经过父母同意吗？”蔺珮瑶忽然有了新的好奇。
魏蓝沉吟片刻，才说：“我父母还在沦陷区，怎么去征得他们同意呢？”
“你们的组织让你们叫什么就是什么了？组织又不是你们的父母。”
“组织比父母还亲。”魏蓝说。然后她岔开了话题，问起蔺珮瑶这一年多的近况。她对他们婚后的情况盘问得很仔细。因为她也知道蔺珮瑶在南开时那场轰轰烈烈的初恋，蔺珮瑶称他为L君。L君是世界上最帅气英武的男子，他上前线去了，他战死了。每当这段少男少女的浪漫初恋说到后来，蔺珮瑶就有些闪烁其词、言不由衷。不过，那时魏蓝不认为这些高门大户人家的子女懂得什么爱情，他们充其量只有小布尔乔亚式的情感，到谈婚论嫁时还不是突不破父母之命、门当户对这一套封建传统，就像思想激进的蔺珮瑶最终还是嫁了个重庆的大富商一样。魏蓝那时也绝对想不到，爱情这个东西，并不因为你是革命者还是非革命者，它的本质就有多么不一样。它其实就是空气中的氧气，永远都存在并且不可或缺。人不能片刻没有氧气，人也不能一天没有爱。当然，现在魏蓝关注蔺珮瑶的家庭情况，既从安全考虑，也因为她的书店需要帮助。
“是这样，妹妹。”魏蓝平常不苟言笑，实际上有一张很伶俐的嘴，“昨天被炸后，我们书店的经理一夜之间头发都白了一半了。今天上午我们还在倒腾库房，处理没有烧毁的图书。我们不想离开重庆，我们要把书店继续开下去，开给日本人看看，他们毁灭不了我们的文化！员工们都说要和书店共存亡，房子炸垮了，我们再盖；书炸没了，我们再进货。瑶妹，我知道再次向你寻求帮助，我很为难、很为难……”
蔺珮瑶并不想告诉她自己被军统抓过的事情，她是那种有侠义情怀的女子。“说啥子嘛玉华姐，哦对了，魏蓝姐，哎呀，我以后叫你蓝姐吧，怪不习惯的。你们需要钱，是吧？”
“是。我们经理让我来问问，你……你们或许可以来入一股。开书店也是为了坚持抗战嘛。刚才瑶妹说，你先生很热心抗战的，也是个爱国商人，是吧？”
蔺珮瑶心里肯定是愿意帮助她的，没有魏蓝这样的革命者，重庆的生活多么无聊啊！生活书店那点营生，按邓子儒的实力，拔一根毫毛都可以开它十家八家的。但在家里蔺珮瑶并不管钱，她只管如何花钱。当然只是花在她的穿着打扮和吃喝玩乐上。入股去经营一家书店，她还得去求丈夫同意。看来昨晚在床上的妥协也是必需的。
魏蓝这次是受党组织的派遣回到重庆文艺界工作的，没有比开一家书店更好的掩护了。她向自己的上级汇报了蔺珮瑶的情况，组织指示说蔺珮瑶是一个可以争取团结的对象，将来或许能够派上用场，日本人的轰炸让这个关系很快就用上了。尽管她是多么不愿意为钱来找蔺珮瑶。
午饭才吃到一半，空袭警报就尖锐地响起来了。蔺珮瑶把手中的一块鸭翅膀往盘子里一扔，说：“龟儿子的催命鬼，人家吃个饭也来捣乱，婆烦得很。”
魏蓝说：“还是赶紧走吧，我们去较场口那个防空洞。”
“那里人多，空气又不好。走，我带你去川盐银行的防空洞。经理的太太是我的朋友，有空袭的时候我常去那里打牌呢。”
那时重庆的防空洞分三种类型：一是政府部门的，一是有实力的商家或私人自家掏钱挖的，再有就是公共防空洞了。前两者设施条件较好，有水有电有通风设备，但需要凭证件或洞主允许才能进去，你在里面开会、办公、打麻将、跳舞都可以。而对普通百姓开放的公共防空洞条件就差得多，狭小、阴暗、潮湿，且人多拥挤、嘈杂不堪、空气污浊，常有人宁愿待在外面随便躲一躲碰运气，和死神赌一把，也不愿进公共防空洞。在死亡面前，人也是分了三六九等的，即便是战争时期。
川盐银行的董事经理曹万君的太太何嫦娥和蔺珮瑶都是重庆社交场所的“七姊妹花”中颇有脸面的人物，有她们扎起的场合，那才叫重庆上流社会的圈子。当然，还有一个更高端的圈子需要这些富家太太去扎起，那就是孙中山夫人宋庆龄、蒋介石夫人宋美龄、冯玉祥夫人李德全、周恩来夫人邓颖超等，当她们去战时儿童保育会第一保育院、陆军医院、难民所看望孤儿、伤兵、难民时，“七姊妹花”也会侧身其间，蔺珮瑶是里面年龄最小的，有一次蒋夫人还拉着她的手说：“好伶俐可爱的小美人啊！”
早有佣人通报给了何嫦娥，她站在防空洞门口迎接蔺珮瑶和魏蓝。“你不是说不来打牌了吗？还是手痒嗦。”
蔺珮瑶没好气地说：“被砍脑壳的日本人赶来的。”她又指了指身后的魏蓝，继续说：“我的高中同学，我亲爱的蓝姐。”蔺珮瑶怕何太太看麻衣相，故意亲热地挽起魏蓝的胳膊。
何太太上下打量了一下魏蓝，感觉到她不是她们一路的，但还是满脸堆笑地说：“欢迎、欢迎，来、来，请进。”
魏蓝还没有进过这样宽敞舒适、空气清新的防空洞，一只大石缸里竟然还养着金鱼。多少人在公共防空洞里连喘口气都难啊。
佣人送来茶水、甜点，女士们叽叽喳喳地凑在一起看一本香港的电影画报，不一会儿外面就传来地动山摇的轰响和震动。洞顶的泥沙簌簌往下掉，根据以往的经验，炸弹好像落在下半城一带。
何太太忽然说：“好像是炸在东水门。糟糕，那里在举办龙舟赛！”
“我的妈呀……”蔺珮瑶捂住了自己的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