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世界主义者
邓子儒在日本的法庭上曾被对方律师追问：“日中战争已经结束六十来年了，你为什么现在才想起到本法庭提起诉讼？”他当时的回答是：“不是现在才想起，从我家的亲人被日本飞机炸死、我的房产被摧毁，我就想，这笔血债一定要找日本侵略者清算。我们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冤有头、债有主’。该你们偿还的，你们就必须偿还。天下哪里有捣毁了别人的家园，连一句道歉谢罪的话都没有的人或国家？”
像大多数人一样，步入晚年的邓子儒陷入怀旧的泥沼，在他被勾起重庆大轰炸的惨痛记忆后，他的追忆就始终弥漫着大轰炸年代经久不息的狼烟和难以飘尽的尘埃。他现在生活的这座山城如此壮美，而它的过去虽然也不乏美好，但更多的是它年复一年承受的浩劫和灾难。邓子儒便利用自己那时还担任市政协委员的身份，向有关部门提交了一份提案，希望能够重新挖掘整理出这段历史，以史为鉴，增强人们的爱国意识。西南师范大学一些研究地方史的教授们也在这个时期开始关注大轰炸的历史，并组织大学生四处寻访大轰炸幸存者，记录口述资料。这所学校的前身四川省立教育学院，战时曾多次遭受轰炸，它的校史上还记录着那一笔笔血债。邓子儒投身这一事业后才发现，这一段家国血泪史还没有被完全遗忘。
那时他们还没有想到对日索赔，只是想还原历史真相，尽到一个重庆市民的责任。有一天，一个叫钱嘉陵的年轻人找到邓子儒，说他是一家文化公司的老总，听说邓老师在搞老重庆的历史，搜集了很多老重庆的照片，他们能否一起合作，搞一个重庆老照片展？钱嘉陵说，现在中国人忽然对老照片大兴怀旧之趣了，一些文化传媒机构策划的老照片，出版的图书，火遍了大江南北。赚惨啰。
邓子儒明确地告诉这个年轻人：“你想赚钱我没有兴趣，重庆的老房子、老街道在抗战时几乎都被炸平了。但你要是真想为重庆做点事情，真要带人们回到历史，我建议你搞一个重庆大轰炸的图片展览。这才是这座城市最重要的一段历史。”
那时就连钱嘉陵这样在重庆长大的年轻人，也对重庆大轰炸一无所知。邓子儒随便跟他讲几段都让他如听天方夜谭。钱嘉陵承认他的抗战历史知识仅仅来自于《地雷战》《地道战》这些老电影，他几乎不知道抗战也与自己居住的城市有关，更不知道这座城市曾遭受到的蹂躏与践踏。如果说到重庆这座现代化大都市的沧桑巨变，人们顶多把它与改革开放前后相比较。有几个人还记得民国时期重庆的模样呢？这个在飞速长高、膨胀的城市，似乎都来不及回头多看几眼昨日的废墟了。
如果说邓子儒和高校、文史馆的先生们对重庆大轰炸历史的研究还在史学层面上的话，钱嘉陵就是那个把它推向社会的人。钱嘉陵也算是一个有理想、有情怀的年轻人，或者按重庆话说鬼板眼儿很多。他设想如果由文史馆提供重庆大轰炸的老照片，他负责找一些大轰炸受害者讲述当年的故事，以文配图，这样的展览不火才怪！那个时候他想的是如何利用这笔历史遗产挣到钱。他策划了一个向较场口大隧道惨案遗址敬献花圈致祭的活动，并且定在六月五号那天邀请多家媒体参加，同时在公司里设立电话热线，接受当年大轰炸受害者的控诉。那次活动空前成功，媒体争相报道，公司的电话几乎被打爆。一些老人甚至颤颤巍巍地亲自找到公司里，好像钱嘉陵就是那个可以为他们申冤叫屈的人。接触到这群人之后他才知道，这段历史差不多被遗忘了。这些人大多生活在社会底层，衰老、贫困、孤独、多病，在喧嚣的社会中他们是被漠视的一群。钱嘉陵就像个把他们从历史的尘埃发掘出来的发现者，却没有能力用他们的苦难历史昭示现在、警示未来。出人意料的是，大轰炸图片展览并没有取得预期的经济效益，公司资不抵债，最终关门。他同时发起成立了一个“重庆大轰炸受害者联谊会”，大家除了聚在一起发发牢骚和愤懑之情，便再无他法，钱嘉陵只剩下借酒浇愁一种活法了。
直到有一天，邓子儒给他打电话，说：“小钱，别喝啦，有两个日本人来重庆了。”
钱嘉陵当时没好气地说：“要我切爪（踢）他们两脚唛？”
邓子儒说：“你们这些小崽儿，说起日本人，就晓得打打杀杀，人家是来帮我们的。”
在东京地方裁判所开庭受理重庆大轰炸索赔案之前三年，两位日本律师斋藤博士和梅泽一郎在一个春日里来到重庆，那时他们一方面不受重庆人信任，另一方面又被看作是当代的“白求恩”。哪里有免费为我们打官司的律师呢？还是状告日本政府，未必他们不是日本人嗦？首次和受害者的见面会上，斋藤博士就说自己是“老重庆”，中国一开放就来到重庆工作过，当年还曾和重庆市长一起吃过饭；而梅泽一郎则谦逊地用生硬的中国话说：“我是倭寇，我是你们的代理律师。打倒倭寇。”当时在场的无论是官员、中方援助律师还是大轰炸受害者都很纳闷，这两个日本来的律师，是不是脑壳起包哦？
但是两个日本律师的解释让大家释然了。他们说，我们不仅仅是在帮助你们，更是在帮助日本。日本政府直到今天，还在奉行不鉴史、不服罪、不理赔的“三不”政策。这让日本就很难获得亚洲各国的信任；日本的战争罪行如果不得到清算，日本的和平就不会长久。如果日本政府能够向中国的战争受害者实施可行的赔偿和救援，既可向世界表明，日本政府也像德国一样，是一个对历史负责的政府；我们司法界如果能为重庆的受害者伸张一次正义，也是为日本挽回一点颜面。
重庆大轰炸的幸存者们过去从来不知道可以向日本政府打官司索赔，也不知道自己的苦难也是见证我们国家抗战历史的一部分。日本侵略者大轰炸犯下的战争罪行浸透了他们家族的血泪记忆，而斋藤博士和梅泽一郎却是他们第一次亲眼见到的日本人，他们和人们印象中的日本鬼子差别怎么就会那么大呢？他们和蔼、谦逊，对自己国家犯下的战争罪行有深刻的反省和谢罪。斋藤博士还介绍说，这不是他们第一次志愿为中国人打官司了，从一九九五年第一起中国劳工索赔案——花岗劳工索赔案，到湖南常德细菌战索赔案、辽宁平顶山大屠杀案等，他们都曾代理中国受害者状告日本政府。
随着双方的合作慢慢深入，友谊逐渐加强，人们才明白，此“倭寇”非彼“倭寇”，他们是日本政府的“麻烦制造者”，是我们的朋友、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敌人。
八十二岁的斋藤博士个子矮小，面色冷峻，眼神忧郁。作为原告团日方代理律师团的团长，他既是战争的见证者，也是法律界的老前辈，战后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法律部。中国刚刚开放不久，斋藤博士就作为率先进入中国西南市场的几家日资企业的法律顾问来过重庆。那时他对重庆的感觉是：战争都结束了几十年，这座城市仿佛刚刚从废墟中苏醒过来。“废墟”这个词，战后才出生的梅泽一郎律师不会有太深刻的印象，而斋藤博士在少年时期，曾亲眼目睹了自己的国家成为美军无差别轰炸下的废墟，也曾在《朝日新闻》这一类的报纸中看到过废墟般的异国城市重庆。应该说他对重庆的第一印象，就来自帝国海军航空队对这座城市的无差别轰炸。战争时期令他印象深刻的是昭和十五年（一九四〇年）由帝国海军航空队的摄影记者拍摄的一张照片：在九六式陆地轰炸机的机翼下，扬子江和嘉陵江包裹的山城半岛上，覆盖满了黑郁金香开放一样的冲天烟柱和滚滚烟尘，看不到一座房舍，更看不到一个人，只看到一片开满战争邪恶之花的山城半岛。这张照片的配图文字是这样描述的——
我海军航空部队迎来夏季绝好的空袭季节，终于把“蒋介石之都”笼罩在战机的凤翼之下。号称四百余州的支那，蒋介石政权无论到何处去，只能悲叹天下已没有隐蔽的家。
他还记得父亲捧着那张报纸，向街坊高声朗诵时的情景。邻居们一边听一边大声叫好，连系着围裙站在一边的母亲也感叹道，小伙子们干得真不错，真是太棒了！那时年少的斋藤次郎也和一帮小子高兴得直跳脚，他甚至还想过要是自己也能驾驶飞机去轰炸重庆，让父母和家乡父老为自己的战功交口称赞，那才是一个男子汉应该做的大事呢。
但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要走过多少路，经历过多少磨难，读过多少书，才能从折服于一个国家与民族的光荣，到审视战争贩子以国家之名犯下的战争罪行？似乎这样的人在大和民族主义至上的日本太少太少。假如还有的话，那一定就是众口铄金的“叛国者”。斋藤博士从来不认为自己不爱大和民族，如果战争年代他正当年，也会义无反顾地走上军国主义者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战场。所幸，斋藤次郎还没到服兵役的年龄战争就结束了。重庆的上空少了一个犯罪者，斋藤次郎也不会为对一座城市犯下的战争罪行负债终生。
一座被战争摧毁过的城市正如一个遭受过重创的人，它的“内伤”也许久久都难以治愈。斋藤博士目睹了这座城市的飞速成长，就像一个正在长个子的少年，一年比一年蹿得更高、更壮。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斋藤博士仍能看到，从菜园坝到朝天门，山城的坡坡坎坎上还矗立着不少仿佛是二战时期的吊脚楼，战火的硝烟似乎都还浸透在那些歪歪斜斜的立柱、陈旧破败的木板墙上，码头上的台阶残破不全，到处是乱扔的垃圾，街道上尘土飞扬，一到雨天人行道上都是一层黑黑的稀泥，衬衣穿一天领口就黑了，至于皮鞋，被派到重庆工作的日本人被告知，最好多备几双高帮雨靴。那时的雾都山城有些像狄更斯的《雾都孤儿》里的场景，只不过人物及其故事都换成了黄皮肤的中国人。有多少大轰炸下的“重庆孤儿”呢？斋藤博士不敢想象。那时斋藤博士怀着深深的愧疚，他认为，重庆之所以还如此破败，是因为它的“废墟”太难以收拾。
梅泽一郎那次是第一次到重庆，对什么都感到新鲜好奇。头一回吃重庆火锅时，他差点被花椒麻得晕倒。梅泽一郎是个其貌不扬的中年男人，平常头发凌乱，衣着随意，小小的眼睛下两个巨大的眼袋，眼睛经常眯成一条缝，总是一副睡眠不足的样子，他的睡眠都被办公桌上那些堆积如山的法律文书和案件文稿东占一点西挪一段地偷走了。只有上法庭时，他才会西装革履，头发纹丝不乱。他在东京有自己的律师事务所，同时又兼任着“中国战争受害者对日索赔律师联盟”事务局的局长，这是一份额外的工作，向重庆大轰炸受害者的取证，与日本律师、法庭等方面的联络、接洽都要由他来负责。重庆人说他的脾气好得来像白求恩，心细得来像个女人，哪里像个日本鬼子的后代哦。
从正式代理重庆大轰炸受害者原告团的索赔案，到东京地方裁判所第一次开庭，这两个日本律师每年都要自费重庆来调查取证。他们每一次取证，都是对这座城市重新认识的过程，也是对自己的国家曾经犯下的战争罪行的再发现。日本在刻意忘记这段有罪的历史，而中国人在现代化的进程中，许多人似乎也来不及回望和钩沉了。
首次开庭后，又接连开了几次庭，重庆的受害者分批前往日本上诉，对日索赔的声势越来越大，原告团和日本律师的合作也非常顺利。重庆大轰炸受害者成功地把日本政府告上法庭，在社会上引起了不小的震动，让平均年龄都达八十多岁的原告团成员们兴奋不已。各地的媒体纷纷报道，连北京的几家大媒体都派记者去东京采访，一个电视摄制组从重庆到北京再一直跟到东京。传回来的信息让人们相信，在日本的法庭上还是有道理可讲的，受害者们多年的冤屈现在终于有地方申诉了。那些法官看上去并不是很坏，对我们陈述的受害事实还是认真听的；即便是日本政府的代理人或者辩护律师，都还算客气。他们理亏么，晓得自己造了孽个嘛。现在我们的国家强大了，小日本也怕我们嘛。无论是原告团的成员还是支持这一壮举的重庆人，都大受鼓舞。要得哦，告他龟儿子的小日本。
另一方面，原告团那些退休多年的老人们也忽然发现，生活在同一个城市的人，原来还有那么多“同病相怜”、志同道合的大轰炸受害者，个人的苦难记忆原来只是千万条不为人瞩目的小溪，现在汇集成了长江、嘉陵江，它一路向东奔去，冲向大海，冲向那个曾经犯下了战争罪行的岛国，要向他们讨回公道。生活原来如此精彩，一个普通老百姓原来也可以站在电视摄像机前，站在外国的法庭上，在万众瞩目之下，代表一座城市发言。我们的上诉不管结果怎样，至少也是用自己多年前的苦难伸张一次社会正义，让日本社会正视自己的罪恶历史。这个道理是赵铁告诉大家的，他说我们状告日本政府，不仅仅是要获得经济赔偿，我们还要彰显社会正义。不过，在文化素质普遍低下的原告团里，只有邓子儒等少数几个人能理解这个大学教授的话。
许多人参加原告团第一个问题就是：日本政府能赔我们多少？回答是：如果胜诉，每人赔一千万日元。
又问：一千万日元折合多少人民币？
答：大约六七十万吧。
然后心里盘算一番，日你妈哟，工作到退休还没有拿过那么多钱呢。
志愿为大轰炸受害者服务的大学教授、中方律师赵铁在深入接触原告团后才发现，这个草根味十足的民间组织还真不好搞，各色人等混杂其间，钱嘉陵这样无资历无背景无资金、仅凭一腔热情的人何以服众？联谊会里管理混乱，接受的社会捐助账目不清，甚至还有人在里面沽名钓誉、争权夺利。他们大多是些退休老人和社会闲散人员，哪个又肯轻易买哪个的账呢？一些人认为，钱嘉陵的资历不足以当会长。他懂个铲铲哦，日本人来轰炸时，他老汉儿都还在穿叉叉裤（开裆裤）。好在日本律师带来了可以对日索赔的新思路，邓子儒、赵铁这样一些有知识、有文化的人加盟进来，在联谊会的基础上，又成立了“民间对日索赔原告团”，钱嘉陵退到幕后，诸事由德高望重的邓子儒和有法律专业知识的赵铁去应对，这群大轰炸的受害者才总算有了主心骨。日本法庭规定必须要有日本律师执照的律师才能出庭担任辩护，因此赵铁律师作为原告团和日本辩护律师团之间在法律方面的沟通联络者，几乎每次开庭他都得来。按他的话说，我们现在去东京的次数比去北京还多。
这年秋天，斋藤博士和梅泽一郎又来到重庆，这次他们想考察一下重庆在抗战时期的防空洞，因为它们是当年重庆抵御轰炸的最后避难所。
“金竹宫”是个巨大的地下娱乐中心，位于朝天门码头的上方。从入口下去约一百步台阶，便是一个宽敞的大厅和众多的岔道。它就像个迷宫一样地令人晕眩，卡拉OK厅、迪厅、酒吧、商店、餐馆、冷饮店、服装铺里人群熙攘，年轻人在这里尽情挥霍他们的夜生活，不到凌晨不会安静下来。梅泽一郎和斋藤博士没有想到中国人聪明地把战争的遗址改造成了商业活动的场所。
邓子儒今天穿了件黑色呢大衣，里面一身藏青色的西装，深咖啡色衬衣，浅灰色真丝绣花领带，头戴一顶黑礼帽。在日本人面前，他总是时刻注重自己的仪容，像一个教养良好的老绅士。他也多次告诫原告团里的那些受害者，衣服都穿规整点，别让人家以为我们是要饭的。但他也无奈地发现，这两个日本律师看我们的眼光，既有怜悯同情，也有某种居高临下的文化优越感。当一个老人面对日本律师抠鼻孔、吃饭“吧唧吧唧”作响时，当他们酒到酣处张口闭口日妈打娘时，他又有什么办法呢？教养可不是一天就能养成的。
邓子儒告诉斋藤博士：“‘金竹宫’的名字来源于过去这里有个金竹寺，据说因寺庙周围有许多金竹而得名。”
梅泽一郎问：“就是你在证言里提到的被炸毁的那座寺庙吗？”
邓子儒答道：“不是，那是罗汉寺。金竹寺传说被洪水冲到长江里去了。”
“噢。”斋藤博士舒了口气，“只要不是被日本飞机炸毁了的就好。”在重庆寻访时，他最怕听到诸如这条街道被烧光了，那栋建筑被炸毁了的讲述。战争的遗址已经看不见了，但在老一辈的重庆人心里，依然沉重而充满血泪。斋藤博士那时觉得自己就像站在被告席上，整个重庆城都在控告他。
邓子儒又指着一家迪厅的门对两个日本律师说：“过去这里有个岔洞，可以通到西水门那边。那时的山洞当然没有这么大，也不会有这么高，洞壁都是些岩石，有些地方还漏水，公共防空洞嘛，两边有一排木头搭的凳子，但很少有人能坐得下来。空气不好啊，人又多，很容易窒息的。”
洞壁和顶棚早被华丽的装饰材料包裹得艳俗不堪，灯光五颜六色，幻若跌落于地的星空，迪厅里传来猛烈的音乐，像一阵阵爆炸开来的炸弹，但比音乐分贝更高的是年轻人的尖叫。
梅泽一郎问：“还能不能看到没有改造过的防空洞？”
邓子儒摇摇头说：“很难了。这些年修地铁，很多过去的洞子都被重新挖开来了，要么被填埋堵死了。有一些私人的小防空洞也被改造成了仓库、小商店，甚至住房。重庆的房子紧张嘛。”
斋藤博士心脏不好，现在还搭着三个支架，从一进到“金竹宫”他就紧蹙着眉头。“对我这样的老人家来说，这是又一轮‘重庆大轰炸’。我们还是找一个安静点的地方坐一会儿吧。”老人不无幽默地说。
钱嘉陵对这一带烂熟于心，说：“前面拐角处有一个茶吧，安静些。”在征得两个日本人同意后大家往茶吧走。钱嘉陵又悄悄对邓子儒说：“茶吧不是茶馆哈，有些敲棒棒哦。”
邓子儒一怔，稍有犹豫，旁边的律师赵铁听见了，忙说：“没关系，今晚我请。”原告团没有一分钱活动经费，赵铁清楚。他是大学里的国际法副教授，还与人合伙开着间小型的律师事务所。在这一群人中，他算是有钱人。
两个日本律师多年来义务为中国受害者打官司，几乎算得上日本人里的“中国通”了。他们熟知中国人的散漫、扯皮、推诿、窝里斗以及低效率，当然他们也不怀疑中国人的社会责任感和民族凝聚力，这个国家的人们只是缺少某种契机和平台，一旦有了道路和方向，他们会做得比任何人都好，就像他们搞改革和市场经济一样。因此斋藤博士和梅泽一郎这次来重庆，既要和大轰炸受害者原告团的成员们总结在日本法庭诉讼的得与失，也要让这些心怀希望的人们明白，跨国诉讼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不是仅仅靠哪个人的力量，就可以轻易获胜的。
“你们需要联合起来。”大家在茶吧里坐定后，梅泽一郎通过翻译说。担任翻译的是重庆一所大学日语专业的志愿者靳老师。“重庆大轰炸受害者索赔案开庭后，四川其他地方的受害者也都给我们来信询问，可不可以也代他们索赔。当年日军不仅仅轰炸了重庆及其周边地区，四川省作为战时大后方，成都、自贡、乐山，甚至很偏远的一个叫松潘的地方，啊，那里好像还居住着藏族人，日本飞机都去轰炸过，都有很惨重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他们也有权利向日本政府索赔，因此重庆的原告团应该把他们也吸纳进来，拜托了。”来重庆之前，两个日本律师都去那些地方调查过了。
“我们又不是政府部门，怎么喊得动他们哦？”钱嘉陵最近心里很烦，他这个“重庆大轰炸受害者联谊会”会长眼下正受到方方面面的排挤和指责。这个民间组织里的人大多来自草根阶层，有组织无纪律。一些人为一点蝇头小利都互相扯皮，如果再加上四川那边的受害者，还不知道会乱成什么样。按他的牢骚话说，遭轰炸的时候，大家还可以有难共担、同仇敌忾，要去分钱了，就有人在桌子下你踹我一脚、我绊你一腿了。哪怕这笔钱还是纸上画的一块饼呢。
“大家的诉求一致，就有可能团结起来。”斋藤博士说。他一般不多话，具体事务都由梅泽一郎和原告团的成员们商量。
梅泽一郎接着说：“大轰炸受害者联谊会成立以前，大家虽然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但都不认识。现在你们不是都成朋友了？我们发动起来的受害者越多，涉及的地区越广，就越能说明旧日本军队的战争罪行，给东京法庭施加的压力也就越大。邓先生，你如何看呢？”
“现在重庆和四川分属不同的辖区，我担心操作起来有些困难。”邓子儒说。
梅泽一郎笑了，说：“现在是互联网时代了，电话也很方便。我们打细菌战官司时，涉及中国好几个省的受害者。现在地球也只是一个村庄嘛，我们从东京来重庆，也就几个小时。邓先生，全世界的战争受害者是一家。只要有共同的目标，没有什么可以阻挡这个星球上的人们相互走近。”
邓子儒不需要梅泽一郎来讲这些大道理。他吞吞吐吐地说：“只是，这个……这个原告团的名称，是仍然叫重庆大轰炸受害者原告团呢，还是四川，或者成都？”
他们还在争这个！梅泽一郎和斋藤博士相视一笑。自从和重庆大轰炸受害者打交道以来，梅泽一郎心里最发怵也最敬重的就是邓子儒，他有知识、有教养，阅历丰富，不像原告团里那些来自社会底层的普通人。梅泽一郎在取证工作中也发现，几乎所有的轰炸惨案和战时重庆的生活状况、时间节点、文化事件，包括战时在重庆的国共双方的政治人物，没有邓子儒不清楚的。他简直就是一部重庆大轰炸的“百科全书”。但他又不像其他的中国老人，说到过去便眉飞色舞，完全沉浸在自己的回忆或虚构、想象中——这样的老人，梅泽一郎遇到的太多啦。邓子儒的家族曾经富可敌国，现在他却是个平凡普通的重庆市民。他甚至在跟梅泽一郎律师推心置腹的谈话中还说到，要是能得到这笔赔偿，他要给自己的太太蔺珮瑶买一套带电梯的大房子。现在的住房太小了，他们每天上下爬七层楼，已经力不从心啦。
邓子儒不是没有感受到两个日本人眼光里残留的轻蔑，这让他感到羞愧。虽然他们是来帮助我们的友好人士，但日本人就是日本人，中国人就是中国人，他不会轻易在日本人面前矮起，他也不会像原告团里的其他人，轻易地就把他们当作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的“白求恩”。重庆人大多耿直，二两老白干下肚，和你喝酒的那个陌生人就可能成为换帖子的兄弟，何况人家自掏腰包为你打官司？刚才邓子儒提出这个问题，一是担心日本人插手中国人的事务太多太细，二是本来就乱成一锅粥的原告团再加上外地的受害者，恐怕连粥都会烧煳了。因此邓子儒权衡再三才说：“都是受害同胞，我们不怕多增加一些工作量。不过任何组织都得有个中心，这样才好办事情。”
梅泽一郎说：“重庆是主要受害地，从法律的角度讲，案件当然应该以主要受害人或主要受害地点来命名，我会尊重你们的选择。不过，相应的工作也要跟上，根据我们代理的其他中国战争受害者索赔案件的经验，我建议你们除了原告团，还要有中方的律师团、专家团、声援团这样一些组织作为支持。”
斋藤博士忽然插话：“这是人民战争，是毛主席说的‘抗日持久战’。”
大家都笑了，他们到底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哦？那时人们还不了解斋藤博士的背景，只觉得这个日本老头儿看上去讷言而严谨，其实却很和蔼可亲，还时不时冒出一些中国人耳熟能详的革命口号。
赵铁说：“我们已经组织了一批大学生志愿者参加采证工作，律师团自然没有问题，我负责召集；专家团我们可邀请博物馆、史志办、高校的老师参加，他们都有很高的积极性。声援团嘛，由钱嘉陵负责搞。我们还有个想法，起草一篇宣言，要结合重庆大轰炸这段史实，在大学生中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国防教育。”
没想到梅泽一郎在听完翻译后，脸色一下阴沉起来。他先介绍说自己是一个彻底的世界主义者与和平主义者，前一个身份让他超越了民族、国家、文化以及信仰，后一个身份则让他坚决反战，坚持和平理念。从中学时代他就参加过各种反战运动，从反对美国在日本驻军，到反对自卫队扩大化，一切跟军事、暴力有关的他都反对。
然后，他对赵铁说：“我不同意你的建议。爱国主义这个词容易让人想起革命、战争，而现在是和平与发展的年代，你们要转换观念。当年日本军国主义者就是用这个漂亮的词语来蛊惑日本人，导致日本最终走上了法西斯主义道路。国防教育也不应该提，难道还要搞军备竞赛吗？我们要倡导的是和平主义，是反对一切战争。”
赵铁等人一开始都愣住了，这是哪儿跟哪儿的事啊？我们爱自己的国家，跟你何相干？赵铁解释说，我们对自己国家的爱总是和历史教育分不开，以史为鉴，是为了更好地观照现实、展望未来；我们的国家过去一直很落后，落后了就要挨打，这是每个中国人的共识。我们又不会去侵略别人，搞国防教育有什么错呢？总不能像过去那样，日本飞机来轰炸了还不知道如何防空吧？
梅泽一郎仍然坚持说：“过分强调一个国家的正义，便会忘记国际间的正义；教育民众热衷于军事，社会就会很危险。我们状告日本政府，是站在全人类反战的高度来捍卫和平。你们怎么能用它来宣传自己国家的军事能力呢？”他又转向翻译问：“他们没有听明白我身份的含义吗？请再次告诉他们，我不仅仅是个律师，我还是一个世界主义者。”
赵铁、钱嘉陵这样的年轻人，从小就是军事爱好者，他们当然不会同意梅泽一郎的观点。钱嘉陵嘀咕了一句：“我们的国家军事强大了，有啥子不好呢？别个就不会来侵略我们了。”
本来梅泽一郎很欣赏钱嘉陵和赵铁。他们都是不到四十岁的年轻人，却自愿为大轰炸受害者服务，这让两位日本律师很欣慰。热衷于六十多年前那段历史的年轻志愿者，在日本已经很少很少了。但现在梅泽一郎开始用老师的口吻说教了：“钱，你的观点是狭隘的，更是危险的。我是日本人，但我反对日本的一切军事行为，我甚至希望日本没有一兵一卒，永远‘不战’。你们要明白，我们都是人类的一分子，你们应该超越国家、民族的藩篱，站在全人类的角度去思考和平，反对战争。”
赵铁尽量压住火气反驳道：“梅泽一郎先生，和平、反战是我们共同认可的价值观。但你们有你们的方式，我们有我们的方式。你为什么要来干涉我们的方式呢？”
但梅泽一郎忽然一拍桌子：“我不允许你把对日诉讼引到一条宣扬战争和军备竞赛的路子上去！”
赵铁也火了，也一掌拍在桌子上：“我们是在为战争受害者打官司，怎么就成了宣扬战争了？”
梅泽一郎喊道：“你的观点是错误的！”
赵铁反唇相讥：“你也一样。”
梅泽一郎气得脸都白了，而斋藤博士却不说话，只是冷冷地看着大家，似乎他赞同梅泽一郎的观点。
邓子儒这时起身给梅泽一郎的茶杯里续了点水，然后不急不缓地说：“梅泽先生，国家的大政方针如果被军国主义分子操弄，它的每一句口号都会导致国家和民族走向战争之路。我们的国家没有过军国主义，因此我们不需要从反军国主义来达到反战的目的；世界主义这个概念，我也略知一点，好是好，但就现在来看，不过是个乌托邦。我们和你们的国情不同，请你们尊重；我们也会尊重梅泽先生的价值观。没有相互间的尊重，大家就无法合作下去了，对吧？”
斋藤博士看到气氛缓和下来了，便说：“年轻人，火气大，吵吵架，有助于更直截了当地了解对方，律师都是在争吵中找到解决问题的路子的。”他从自己的背包里拿出两张地图，就像刚才什么也没有发生一样，和颜悦色地对赵铁说：“赵律师，这是我从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研究室复印的两份当年日军轰炸重庆的指挥地图。那时日本的联合空袭司令部把重庆分为A、B、C、D、E五个区，你们看，A区是现在的江北嘴一带，B区是朝天门东部靠长江这一片，D区是半岛中央到嘉陵江这部分。鉴于上次开庭时被告方总是追问受害者具体地点、受害时间、经过等细节问题，因此我拜托大家在采证时，一定要逐一比对清楚，受害者是在哪个区、什么时间受到的伤害。防卫厅的战史研究室里资料太详尽了，所有的轰炸都有记录，出动了多少架次，什么机型，执行轰炸任务的时间，击落了几架中国战机，自己又损伤了多少，连投了多少枚炸弹，是燃烧弹还是爆炸弹、延时炸弹等都清清楚楚。他们不能掩盖轰炸重庆的事实，但他们会在细节上和我们较劲。”
有一次开庭时，一个受害者没有说清楚遭受轰炸的具体街巷，结果被辩方律师穷追猛打，他的证词差一点没有被法庭采信。因为他是逃难来重庆的“下江人”，所陈述的街巷又是老地名，早就不存在了。让一个老人家在尘封的岁月里找出一条小巷的具体位置与现在的繁华闹市区相对应，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这是重庆人第一次看到自己的家乡出现在他国的作战地图里，那感觉就像看到你家的客厅、卧室、厨房、书房被一群强盗谋划打劫、捣毁。虽然这是半个多世纪前的作战地图了，但它们是故国、家园曾经被蹂躏的痛，没齿难泯，永远永远。
梅泽一郎这时拿出一份材料，说：“邓先生，我看了你对一九四〇年端午节龙舟赛被炸事件的证言，但我认为还不够详细。我们需要更具体可信的细节和证言。”